山东省图书馆

一、报国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和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在我国神圣的土地上，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蒋介石借口“遏制日军西犯”，派他的军队用炸药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汹涌的洪水没能阻止日军西犯，却使我豫皖苏600万同胞失去了家园，悲惨景象难忍目睹。
  我是个怀有治水之技的中国知识分子，眼望着苦难同胞在洪水中啼饥号寒，却是有技无处使，有力无法出，心里简直如油煎刀剜，只能对天长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不料，曾被日本侵略者吓破胆的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飞机大炮的支持下，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命令他的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和平环境，又布满了战争的乌云，到处响起了内战的枪声。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了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同意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保证人民享有各项民主权利”。
  战火连绵不断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就要到来了。我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是一个从事水利工程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都想着用我的治水之技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使我们的祖国不再落后，使我们的人民不再受穷。过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新旧军阀的统治，使我中华民族一直处在苦难的深渊。我虽有报国心，却无报国路。《双十协定》的签订，使我看到了祖国强盛的希望和前途，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敢于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落后，人民贫穷。我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为祖国的富强，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1946年3月，东北的行政长官张家鳌给我发来了邀请书，邀我出任长春市的工务局长。祖居东北的一些同事闻讯后，纷纷跑来向我祝贺。他们说：“长春是东北的大城市，建设的很好，也很繁华。工务局长这个职务，也是一个十分舒服的位置，应该去。”并且表示，愿意和我一同前往，协助我做好此项工作。他们哪里知道，我并不是图舒服安逸，而是要到一个有用武之地，为祖国贡献出我的一技之长。对工务局长这个职务，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时隔不久，湖北省大冶源华煤矿公司又给我发来了邀请书，邀我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或者总矿长。我的老家是湖北省新义州，我在外奔波半生，何尝不想举家团聚，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再说大冶源华煤矿公司薪水高，对于发家致富来说，也是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可是国不强家难富，我吃够了受外人欺侮的苦头，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又放弃了大冶源华煤矿公司的工作。
  1946年4月初，河南大学的水利教授，我的老同学、好朋友瞿绂章给我打来了电报。我拆开电报一看，顿时欢喜异常。电报上说，他现在出任了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材料处处长，并把我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局长赵守钰作了推荐，经赵守钰同意，让我担任了工程局的总工程师。这真是我理想的去处，我当即向瞿绂章回了电报，同意出任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总工程师。
  对于我的这个举动，有很多人大为不解。几个挚友劝我说：“堵复花园口口门这个工作，比起去长春要苦得多；比起去大冶源华公司，薪水又低得多，你何苦去那里拚命？再说花园口黄河大堤已决口8年，是个难度相当大的工程，一旦堵复失败，不管哪一级长官，也不会替你承担责任，到时候，罪过可要加在你一个人身上，你还是三思而后行为好。”
  我回答说：“对于你们的一片诚心，我是深表感谢。不过，你们要知道，现今，在豫皖苏三省，还有我600万同胞流落异乡，无家可归，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是个吃水利饭的人，不能为苦难同胞尽心出力，于心难忍啊！我志已决，去向已定，请勿多言。”我的话，使劝说我的人，有的点头称是，有的摇头费解，众说纷纭，各有见地。
  1946年4月7日，我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便登上了从重庆飞往开封的飞机。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我的一颗报国心总算有了实现的地方。
  二、心中疑云
  1946年4月7日傍晚，飞机在开封着陆，经过一天的奔波，身上感到十分疲劳。但是，我没顾去旅馆下榻，便直奔瞿绂章家。瞿绂章一见到我，大感惊讶：“我昨天刚接到你要来开封的电报，怎么今天就到了？”我说：“不知怎么的，一见到你的电报，我在重庆就再也呆不住了。”
  瞿绂章是我在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我们一块参加过“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又同时被校方开除学籍，后来，又同在河南大学任水利教授。因此，我们相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很深，见面后，也用不着多少客套话。
  我开门见山地说：“老同学，你知道，我这次就是为堵复花园口口门而来的。有关堵复工程局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对于黄河虽是熟地，却无熟人。在当今，要想成就一件事情，若无三五知己相助，难啊！”
  瞿绂章说：“据我所知，堵复工程局的现有人员，大部分都是端技术饭碗的人。你知道，想当官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吃苦拚命的。靠堵口子，也堵不出乌纱帽来，尤其是现任局长赵守钰，是一个性情十分豪爽，为人十分正直的人，在当今这个年代，象他这样的人，可为数不多啊！”
  对于赵守钰这个传奇式的人物，我是早有所闻，却不知详情。以后，要在此人的领导下工作，我的报国心能否实现，他可是个事关成败的关键人物。因此，很想知道一下他的底细，便问：“绂章，你能不能把赵守钰的详细情况讲给我听听？我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瞿绂章说：“对于他的情况，我也知道得不多，只不过和他认识而已。赵守钰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部下的一个中将骑兵师长，自幼练就一身武林功夫，枪法能够百步穿杨，他能征善战，带兵有方，冯玉祥将军十分器重他。他年过半百，膝下只有一个儿子，视若掌上明珠，头几年，这老先生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却把他这个独生儿子送给了红军，不幸，死在了长征路上。消息传来，他悲痛欲绝，但是，却说儿子死得其所。”
  说到这里，瞿绂章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他儿子死后不久，蒋介石命令他带领500人的手枪队护送老班禅回西藏，不料，被日军阻止于青海省玉树县，也不知什么原因，老班禅悲愤而卒。回来后，蒋介石便解除了他的兵权，让他出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不过，他没有计较这些，尤其是对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决心很大。他经常说，为了解除黄泛区600万同胞的苦难，不论困难多大，也要把花园口口门堵复。为此，他到处挖掘有堵口专长的人才。当我把你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以后，他喜出望外，只夸我向他推荐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他说，哪怕用三请诸葛亮的办法，也要把你请来。这不，一请也没用请，一封电报，就把你给召来了。”
  听了瞿绂章的介绍，我心里暗自庆幸。在一个新的地方，能遇上如此一位领导人，真是难得呀。看来，我心里想的和赵守钰想的是不谋而合了。我高兴地对瞿绂章说：“看来堵复工程局的一班人，还是能够通力协作的。”我知道，事成与否，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瞿绂章摇摇头说：“政府当局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现在你我都不清楚，恐怕连赵守钰也不一定真正清楚，我只觉得象有重大军事背景。按理说，堵复工程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由局长赵守钰亲手配备，尤其是总工程师这个职务，更应是局长理想的人选。可是，正当赵守钰为总工程师这一人选犯愁之际，政府当局却派来一个美国水利工程师塔德当顾问。塔德这个人是个中国通，对于水利工程也很有一套，曾在中国参加过汉江和黄河的堵口工程。他在美国就发表了文章，说是象花园口这样的工程，他两个月就能把口门合龙。因此，他说话十分气粗，态度十分傲慢，根本没把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放在眼里。堵复工程局刚一筹建，他便自作主张于3月1日开始施工堵口，并扬言，6月份一定将口门合龙。
  经瞿绂章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犯起了猜疑，我这个总工程师还没有到任，塔德这个外国人，怎么能对中国这样大的事情独作主张呢？我急忙问：“工程局对黄河下游的堤防、河床情况勘察了没有？”
  瞿绂章愤愤地说：“根本不了解情况。”
  一时间，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第一，我这总工程师还没到任；第二，对黄河下游的情况还没有勘察，政府当局就批准塔德开工堵口，难道塔德不懂得在如此情况下开工堵口，可能会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灾难吗！
  瞿绂章一看我的脸色不对，便劝解说：“老同学，你初来乍到，对塔德这个举动的真实意图还一无所知，我劝你还是先不要激动为好。”“明天，赵守钰要带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到黄河下游勘察，你愿意不愿意也跟着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呢？”
  我果断地回答说：“我当然要去！”
  三、我见到赵守钰
  1946年4月8日，天刚蒙蒙亮，我在瞿绂章的陪同下，便去堵复黄河花园口口门工程局报到。这时，工程局的4辆吉普车已经发动起来，响着低沉的呜叫声。工程局的10几个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正在整装待发。
  在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位身穿将军服装的人，他个头高大，膀阔腰圆，显得威风凛凛，十分魁梧。瞿绂章用手指了指那个人，对我说：“述曾，看见了吗？那位将军打扮的人，就是赵守钰局长。”
  我俩走到赵守钰跟前，瞿绂章说：“赵局长，你要我给你请的诸葛亮——陶述曾先生，我给你请来了。”我赶忙向前走上一步，自我介绍说：“总工程师陶述曾向你报到，请你多多指示。”
  赵守钰一见到我，分外热情。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哈哈大笑着说：“陶述曾先生，我可把你给盼来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工程技术人员问题，我是心急如焚，你来的正是时候，这不，我们正要到黄河下游勘察堤防情况，你也陪着辛苦一趟吧。”
  我连忙说：“多谢赵局长关照。”
  赵守钰把手一摆说：“不用客气。堵口子，你是我的总工程师，打起仗来，你就是我的参谋长，不论是堵口子，还是打仗，必须要知己知彼，情况明了，心中有数，才能百战百胜。走吧，有话路上说去，快上车出发。”他真象战场上的将军一样，下达了命令。
  就在这时，一个黄头发，绿眼睛，肚子凸起很高的外国人，走到我的跟前，说：“你就是总工程师陶述曾先生吧？本人早慕大名，只恨见面太晚。听说你很有治水的本领，可与你们的祖先大禹媲美，我是无限地佩服。”
  我知道，此人就是美国工程师塔德。他果然是个中国通，中国话说得相当流利。但我对他的那副傲慢样子，很反感。我说：“你就是美国工程师塔德先生吧？我也曾听人说过，你对我们中国的水利问题早有研究，并且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文。不过，叫人费解的是，你为什么对你们美国的水利问题不去研究。”说罢，我不卑不亢地站在了塔德跟前。
  我的举动，使得塔德尴尬极了。堵复工程局副局长文福宴走过来打圆场。他一见到我，故作惊讶的姿态。“哎呀！这不是述曾嘛？我知道你要来，可不知道你来得这样快。你看你来时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也没法到机场去接你。多有得罪，请你原谅。”
  我笑着说：“几年不见，你老兄已高升到局长的位置上了，我这个小小百姓，哪敢惊动你局座的大驾？”
  按说，我和文福宴是老熟人了。1936年5月，江汉钟祥县遥堤决口。那时，我正在河南大学和河南水利专科学校任教。遥堤善后工程委会员的工程处长陈汝，邀我带领学生去堵口。我经过两校的同意，便带领水利专科毕业班的10几名学生，赶往遥堤堵口工地。当时文福宴是工程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我们共事1年多。可是，我对此人的印象一直很不好，只感到他办事爱搞小动作，不光明磊落。一位朋友曾对我说：“对文福宴的为人，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心狠口辣’。”所以我对他是敬而远之，有所防范。
  赵守钰听到我们这些貌合神离的谈话，赶忙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让我再说下去了。他走到我的跟前，说：“陶述曾先生，你是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塔德先生是工程顾问，文福宴先生是副局长，我们走在一块共事，都是为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将花园口口门堵合，让黄泛区600万难胞早回家园，望大家能够携手并肩，同舟共济。走吧，天不早了，赶快出发。”
  塔德耸了耸肩膀，很不友好地瞥了我一眼，钻进了吉普车内。文福宴倒是没有什么表示，但是，脸色难看得象阴了天。
  4辆吉普车，插着4面写有黄委会字样的小黄旗，驶出了黄委会的大门，直奔黄河下游而去。
  四、初到解放区
  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我的心也在七上八下地跳动着。不知为什么，那阵子，我想得很多，也想得很乱。
  我问赵守钰：“委员长，黄河下游堤防的情况还没勘察，花园口口门为什么就急着堵复呢？”
  赵守钰苦笑了一下，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身子往后一仰，长叹一声说：“堵复计划是塔德制定的，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我一个吃黄河饭的小小委员长，能有何办法？现在的局势，你还不明白？政府当局不论任何事情，对美国大老板的话，无不言听计从，我们不听之任之，能行吗？”
  对赵守钰这样的回答，我有点不满意。便说：“象花园口如此浩大的堵口工程，早就应该去下游勘察。在已堵复月余的今日才进行勘察，实在是太迟了。”
  赵守钰说：“总工程师先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黄河下游的堤防情况，我何尝不想早做勘察。谁知，我的几次下游勘察报告，都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有的人还威胁我说，黄河下游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到了那里，会危及我的安全。”
  赵守钰的话，正好触及到我的那点心病，便问：“委员长，我们这次勘察的路上，共产党会不会把我们扣押起来做人质呀？我心里还真有点胆怯哩。”
  赵守钰一听，仰面长笑起来。说：“我看，你常住重庆，听政府当局的宣传听得太多，有点神经过敏了。你看，前面就是铜瓦厢了，过了铜瓦厢，就到了共产党管辖的解放区了。老弟，请你把心放肚里吧。等到了此地，你就知道此情了。”
  他的一番话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对政府当局的那些宣传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吉普车沿着破烂不堪的黄河大堤继续逶迤前进。过铜瓦厢不远，吉普车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我们已来到一个村头。这时，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赵明甫，走到我们的吉普车跟前，说：“赵守钰先生，半天的黄河勘察，把你们累坏了吧？在这个村子里，住着我们一个师部，请诸位先生们到里面休息待茶。”
  我走下吉普车，对着这个村子仔细观察起来，越观察越觉得可疑。这哪里象师部住的地方呀？据我所知，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不要说一个师部住的村子，就是一个团部，甚至一个营部住的村子，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唯恐村民们危及长官的安全。他们砍倒树木扎鹿栅，扒了房子建炮楼。兵士们杀老百姓的鸡鸭，宰老百姓的猪羊，只吓得男人躲，女人藏，连孩子哭都不敢哭出声来。可是，这个村子里却显得是那样的安定清静。
  我们已走进村子半截了，还没看到有多少部队，只是有几个身着灰色军装的战士在扫地、挑水，帮助老百姓干农活。更让我不可理解的是，在不远的一棵大柳树底下，几个青年妇女正在和几个青年战士聊天。他们又是说，又是笑，显得十分亲近。有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竟对着一个青年战士的耳根，说起了悄悄话。不一会，大柳树下就响起一片欢乐的笑声。
  面对此情此景，我心里不由得大发感慨。自古以来，兵是兵、民是民，水火不容。我年过半百，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兵民关系，他们不是一家人，又象一家人。共产党领导着如此一支军队，这大概就是中国的希望吧！
  这时，一个年纪不过20岁的小战士，很有礼貌地走了过来。他笑嘻嘻地朝我们一一敬礼，嘴里还不住地说着：“先生辛苦了，请到里面用茶。”他那彬彬有礼的姿态，一副十分英俊的模样和那甜脆的声音，至今还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一座打扫得十分干净的泥土屋里，我手捧着小战士给我倒上的那碗茶水，心里只觉得热乎乎的。看一看眼前的解放区，想一想国民党的占领区，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何止千万。
  我压低声音，悄悄地问赵守钰：“委员长，你看这里怎么样？”
  赵守钰回答得十分干脆。“没什么可稀奇的，整个解放区，到处都是如此。”
  我不由地脱口而出，“要是全中国都是如此那就好了。”
  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各种腔调的笑声。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不大一会儿，又继续上路了。那位脸上
  挂笑的小战士，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招手而别。
  五、愤怒的集会
  吉普车摇摇摆摆地往前行驶着。我从车窗内探出头来，举目一看，不由人愁上眉梢。黄河，是我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勤劳人民的象征。可是，蒋介石派他的军队对花园口黄河大堤一阵炮击，现在，已使它到了面貌全非的地步了。过去坚如长城似的大堤，现在沟濠纵横，百孔千疮；险工砖石，不见了踪影；日寇用这些砖石，建立的枪杀中国人民的碉堡残痕，却遍地皆是；两岸的排排绿树无存一棵，使人觉得异常萧条和凄凉；故道已成干河，只见黄烟滚滚，遍布沙丘；河坡被饥饿的难民种上了庄稼，黄弱的麦苗，被风沙摧残得干枯了半截。
  眼前的景象，使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抗战前，完整的黄河大堤，尚不能抵御洪水的冲击而经常决口泛滥，经过8年风雨侵蚀的大堤，还能起什么作用？一旦6月份将花园口口门堵复成功，黄河下游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我越想越觉得心中恐惧。
  突然，一阵愤怒的口号声，把我从恐怖的幻境中惊醒。我抬头一看，吉普车已停在了码头集村头。
  这个村子的景象和上一个村子的景象，可大不相同了。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村子内外的树木上，到处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有一幅标语写得最为醒目：“坚决反对蒋介石先堵口后复堤，妄图分割解放区，水淹沿黄人民的罪恶阴谋！”我不由得向自己发问，难道说蒋介石真是这样的祸心吗？他真的不顾千百万人民的死活吗？那可要成为千古的罪人呀！
  在不远处的一个打谷场上，搭起了一个高大的戏台子，戏台子上站着一位头扎白毛巾，腰束武装带的中年汉子。看样子，这个中年汉子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他把握紧的拳头，高举在半空，不停地上下挥舞着，把面前的一张小条桌，砸击得咚咚作响。
  戏台子下面，端坐着二、三千名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黑压压一片。可是，会场却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全都盯在了那个中年汉子身上。
  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向我们走来。要说他是干部，其实和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头上戴了一顶灰色的八路军帽子（不象我们这些人，衣帽整齐，讲究穿着），这是我区别共产党干部和老百姓的唯一标志。他走到我们跟前，客气中带着强硬地口气说：“你们是黄委会的人吧？请你们参加我们的大会，听一听老百姓对蒋介石先堵口后复堤的呼声！”这简直是给我们下达了参加会议的命令。
  赵守钰毫不犹豫，扭头对我们说：“先生们，走，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去！”
  我们一行人，对赵守钰这个似乎有点“冒险”的行动，大都不甚理解。可是，也正符合我的心意。我正想找解放区的老百姓做一做调查，看一看解放区里老百姓对堵复花园口口门是怎样想的，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便对其他的人说：“别愣着了，快跟委员长参加会议去吧。”就这样，我们在赵守钰的带领下，跟着那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了会场。我亲眼看到，参加会议的老年人脸上，挂满了愁苦，不断地唉声叹气；青年人脸上，挂满人愤怒，不停地磨拳擦掌；孩子们的脸上，挂满了惊恐，依偎在大人怀里，不敢吭声，就象有什么天大的灾难，将要降落到他们头上。面对如此的场面，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戏台上，那个中年汉子的声音更高了，一声声、一句句，震动着我的耳膜。“乡亲们，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赶走了日本强盗，刚刚过上了几天安生日子，可是，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再把我们推进战争的深渊，却要在大汛之前，把花园口口门堵上，使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也象黄泛区的灾民一样，逃荒要饭，流落异乡，这是何等的心狠手毒啊！我们对蒋介石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叫他晚堵一年花园口口门，让我们把黄河大堤修好，把险工整理好，把滩区的人民迁移出来，再进行堵口。谁料，蒋介石对我们这点最低的要求都不答应，非要在6月份把花园口口门堵复不可。在3月1日，已开始了堵口，大家说，我们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不答应！我们坚决不答应！”这愤怒的呼声，简直如春雷滚滚，惊天动地，震撼着人心。
  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领着一个年不过10岁的孩童，从人群中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满面是泪地哭诉着说：“俺娘俩是从黄泛区逃出来的。8年前，这孩子的爹娘，还有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叫黄水淹死了，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收留了俺。谁知道，蒋介石又要堵口放水，叫俺再遭二次水灾，这个该死的蒋介石，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说罢，老妈妈掩面痛哭，泣不成声，会场上的人无不为之流下泪来。
  我抽了抽酸溜溜的鼻子，擦了擦湿漉漉的眼睛，在心里也划了一个长长的问号，蒋介石急于堵口的意图到底何在呀？
  突然，那位讲话的中年汉子出现在我们面前，问：“你们谁是管黄河的大官？”
  赵守钰走上前去，微笑着说：“我就是”。
  看样子，那位中年汉子还余怒未息，眼瞪着赵守钰说：“解放区的老百姓都想听你讲几句话，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赵守钰双眉紧锁，态度严肃，只说了一个“行”字，便晃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迈着咚咚有声的步伐，登上了戏台。他对着台下的群众把手一挥，大声说：“我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名字叫赵守钰，是专管黄河的事情的。乡亲们，我也是中国人，我不能叫黄河为你们造福，也绝不会让黄河给你们带来灾难。今天，我向乡亲们保证，黄河下游的堤防修不好，滩区的人民搬不出，花园口口门决不合龙，不放水过来！”他的话音刚落，一个青年汉子忽地站起来，问：“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
  赵守钰大声地回答说：“我的话如果不算数，你就到黄委会提着赵守yu的名字骂。”
  赵守钰在台上讲的那些话，也正好讲出了积郁在我肺腑中的心声。
  六、秉灯夜读
  当日（1946年4月8日）傍晚，吉普车驶进了古称曹州的菏泽城。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唐朝末年，黄巢曾在这里聚众10万，举旗造反，严重动摇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清朝末年，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僧格林沁，也是在这里被捻军击毙，大长了民众的志气；现在这里是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冀鲁豫行署驻地。
  行署的长官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安排在最好的住处——行署招待所。晚饭后，赵守钰他们被行署长官请走做客去了。其他的人，有的上街玩耍，有的喝酒寻乐，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端坐沉思。一路上，我看到的黄河堤防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不时地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尤其是在我心中留下的那个长长的问号：“蒋介石急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意图到底何在呀？”更是叫人百思不解，心中积满了忧郁。
  这时，招待所的李经理走进了我的房间，说：“你就是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陶述曾先生吧？”
  我向他点了点头。
  他接着说：“你知道你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吧？在这事关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可得拿出主张，不能袖手旁观呀！”
  我回答说：“李经理，请你放心，在堵口问题上，我和你都一样，怀里揣着的是一颗中国人的心。”
  李经理微微地笑了。接着，他拿出四本书往我跟前一放，说：“陶总工程师，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特送你这几本书，留作个纪念。”说罢，便走了出去。
  我把李经理送到门外，回到屋里一看，只见桌子上闪现出五个苍劲有力的字迹《论联合政府》。哎呀！是毛泽东写的书，我如获至宝，赶忙捧了起来。在重庆的时候，就听说毛泽东写下了这本名著，我是四处寻找，始终未能得到，没想到在这里，却见到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招待所里十分安静。我拨亮了油灯，一字一句地阅读起来。《论联合政府》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开头第一节，就打动了我的心弦。书中写道：“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讲得多么恳切呀！他不但说出了解放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说出了蒋管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现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已不存在了，按说，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能实现了，可是，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却要无端挑起内战，制造分裂，妄图把即将实现的一个新国家，再次引向苦难的深渊。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我曾听人议论过，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专制的美梦，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他调动了三个战区的20多个师的兵力，在美帝国主义飞机大炮的支持下，向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大举进犯，当时，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这篇著作中，列举了铁的事实，揭露了蒋介石这个要在中国搞专制的独裁者，使我对其在抗战胜利后又调兵遣将制造内战的阴谋置信无疑了。
  读完《论联合政府》这篇著作，已是深夜两点了。但是，我毫无倦意，便掩卷沉思起来。难道说蒋介石急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意图，真的和军事问题有联系吗？真的是为他搞内战又耍的一个阴谋吗？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发问起来。要不，黄河下游的堤防已失修8年，可他为什么偏偏要在下游堤防修不好的大汛之前，将花园口口门堵复呢？这个疑团在我的头脑中绕来转去，实在难找答案。
  最后，我终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我是一个中国水利技术人员，应该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不管他什么军事不军事，我要凭我的良心，尽到我应尽的职责，不能在大汛之前，将花园口口门合龙，要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贡献出我的才能。想到这里，我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
  夜读《论联合政府》，收效甚大，它使我明确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也使我明确了中国的前途，从心里，实在是感谢那位招待所的李经理。
  七、群众的呼声
  第二天（1946年4月9日），我们在冀鲁豫行署派驻堵复工程局的代表赵明甫先生的陪同下，沿黄河旧堤，继续东进。这里的黄河堤防破坏得更厉害。有的地段，连大堤的影子也不见了，险工更没有了痕迹。在故道河槽里，群众还修建了村庄，开辟了道路，垦出了良田，种上庄稼，到处是一片安居乐业的新景象。
  解放区的人民和蒋管区的人民就是不一样，他们有说有笑，在田间耕耘撒种，放牧牛羊。干着活的小伙子，还亮开嗓门，唱起了山东梆子。我心里想：还是解放区好啊！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你是不会看到这样的场面的。如果全中国都象这里一样，那该多好啊！
  赵明甫先生走过来，告诉我说：“在解放区政府的领导下，这里已建立了互助组。今年，旱象十分严重，一冬春没见雪雨，要是在往常，麦苗早干枯了。但是，这里的人民响应解放区政府的号召，挑水浇小麦，抗旱保丰收。你看，这里的小麦不是照样长得很好吗？还是组织起来力量大呀。”
  我连连地点头，不住地称赞着说：“是呀，是呀，组织起来就是力量大。”
  正当我兴奋不已之际，突然，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那几个人不是管黄河的大官吗？走，找他们算账去，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放水淹我们老百姓？”说话间，几十个怒气冲冲的庄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看那阵势，简直要和我们拚命。
  人们那副欢乐的笑脸不见了，个个都是怒目圆睁，如临大敌。我已经见到过码头集那次大会的场面，再加上对解放区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我不那么胆怯了，反而笑嘻嘻地问他们：“你们都忙着了？”
  对我的问话，那群庄稼人没有理会，照样是怒挂脸上。刚才在唱戏的一个小伙子，把胸脯一挺凑到我的跟前，说：“你们这些管黄河事的大官们，心眼也太狠毒了！你们说，为啥要把花园口口门堵上，引黄河水过来淹我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受黄河的害，受得有多大？俺爹俺娘都是叫黄河水淹死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被黄水冲走，至今没有音讯，全家只剩了我一个人。现在，我刚娶了媳妇，有了家，你们又要放黄水过来，你说，你们安的是什么心？”说着，小伙子双手把脸一捂，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为啥要把花园口口门堵上？为啥要放黄水过来？我也说不清楚，那是蒋介石的主意，我没法给小伙子讲。对小伙子的声声控诉，我只能进行一番劝慰：“小伙子，甭害怕，现在我们是不会放黄水过来的。等你们把大堤修好了，我们再把花园口口门堵上，放黄水过来。你们这里不是常遭旱灾吗？我们在黄河上修一个大水闸，你们什么时候需要用水，就什么时候提闸放水。以后，再遇到旱灾，就不用挑水浇地了，叫黄河替你们浇就行了。你说，这样不好吗？”
  小伙子摇了摇头，不相信地说：“你说的怪好听，蒋介石会听你的？”
  是啊，蒋介石让不让这样办呢？我对那群庄稼人说：“乡亲们，我是水利工程师，蒋石介如果不让我们那样干，我就捆行李走。乡亲们放心吧，我绝不会用我的手，将花园口口门堵上，放黄水来淹你们。”
  这时，一位陪同我们的解放区干部走过来，对他们说：“让黄水回归故道，是党中央、毛主席同意的。大家知道，自从蒋介石用炸药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之后，时至今日，在黄泛区还有600多万同胞过着有家不能归的生活。为了使他们早回家园，安居乐业，党中央、毛主席才同意将花园口口门堵上，让黄水回归故道。但是，我们必须得把黄河大堤修好，才能堵复花园口口门。我们反对的是蒋介石先堵口后复堤的做法。”
  “毛主席同意，我们也同意。”
  “毛主席叫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对，我们听毛主席的。”
  人们纷纷地议论着。
  看来，毛主席在解放区人民的心目中，威望非常高。
  八、民意难违
  一路上，我们所到之处，不论是解放区的干部，还是解放区的老百姓，一提起“先堵口，后复堤”的做法，无不义愤填膺，恨入骨髓。有些大地主、大绅士也反对这种做法，就连国
  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在济南也曾发表过讲话，表示对“先堵口，后复堤”的做法，不够理解。
  通过几天对黄河下游堤防情况的勘察，也不知是赵守钰劳累过度，还是有什么心事。在回来的路上，他很少说话，不停地长吁短叹，脸上密布着愁云，显得疲惫不堪，大减了他那将军的风彩。
  我问赵守钰：“委员长，你真的不知政府当局急于要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意图吗？”
  赵守钰愤愤地回答说：“鬼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我象是自言自语，实际上，是专门把话说给赵守钰听的。“如果按照塔德的计划，在6月份将花园口口门合龙，正值黄河大汛将至。眼下，黄河堤防又破烂成这个样子，一旦黄水过来，黄河两岸1，200万同胞的生命财产，眨眼之间，就要付之东流，冀鲁豫三省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成为第二个黄泛区，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蒋介石要成为千古罪人，我们这些治水的人，也会被万世唾弃。”
  赵守钰连着向我摇了摇手说：“陶总工程师，你不要再说下去了，现在我心里正难受得厉害。”他有气无力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我们这些治水人，在当今这个时代里，要想象大禹那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治水才能，造福于子孙万代，的确是难啊！但是，也不能奸民心，违民意，给人家造成祸害，我已考虑再三，你回到花园口以后，要赶快对工程情况详细考察一下，作出一个新的施工方案，叫塔德的施工方案立即下马！”他把大手一挥，又象跃马于战场上的将军。
  我一听，异常兴奋地说：“委员长，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们这样做，政府当局会不会同意？”
  赵守钰坚定地说：“谁不同意谁来干！只要他们还让我当这个堵复工程局的局长，我就这样干，并且干到底！陶总工程师，我给你说句掏心的话吧，现在，我这人也十分满足了。带兵的将军我当过，眼下又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我都尝到了滋味，虽然没给人民建树功勋，但是，也没做有愧于人民的事情。这一次，大不了，他们把我的黄委会委员长给撤掉，那更好，无官一身轻嘛，我回家当我的老百姓去。想叫我先堵口后复堤，我是坚决不干！”
  赵守钰这种推心置腹的表白，使我大为感动。我向他表示说：“委员长，请你放心，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保证跟你干到底！要辞职，咱俩一块辞，要撤职，叫他们把咱俩一块撤！”
  赵守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陶总工程师，我感谢你对我的相信。”
  4月15日，我们勘察黄河后，返回了菏泽城。下午7时，在菏泽交际处，赵守钰、左起彭、孔令榕等与冀鲁豫行署的长官段君毅、贾心斋、王笑一、成润、赵明甫等人，举行了关于黄河回归故道的谈判。在谈判中，冀鲁豫行署的代表提出了“复堤、浚河、裁湾取直、整理险工等工程完竣后，再行合龙放水”的合理要求，并且达成了黄河回归故道问题的《菏泽协议》，双方代表，都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认为，这个协议是公正的、合理的。它既符合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又符合沿黄人民的利益。只要双方都能按协议办事，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九、新施工计划
  1946年4月16日，我回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二天，中央通讯社却发出了这样一则消息；“黄河堵口复堤决定两个月内同时完成。”我听到后，感到十分气愤。政府当局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啊？《菏泽协议》的墨迹还未干，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自己亲手签定的协议，又亲手撕毁，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嘛？
  我气呼呼地走进赵守钰的办公室，问：“委员长，中央通讯社发的消息，你听到了吗？”
  赵守钰也很生气，说：“我听到了，甭管他那一套！你赶快到花园口堵复工地去，把新的施工方案拿出来。我们堵复工程局坚决按《菏泽协议》执行！”
  按照赵守钰嘱咐，4月18日一早，我乘车驶向了花园口。来到堵复工地一看，使我大感震惊，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施工。以塔德为首的外籍工程技术人员，态度十分蛮横。他们一不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协商，二不经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意，便自作主张，把堵口用的桥梁材料、木船、汽船、推土机、开山机、钢轨、斗车、汽油、修理机械等大量器材，运到了工地，投入了施工；河南省政府组成的招工、购料委员会，正在招收民工，购运秸料；从广武车站通往花园口的运石铁路，已做好路基，正在铺轨，整个工地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忙乱不堪。怪不得下游人民感到如此的惊恐，如此的愤怒。在这里，大有两个月内将花园口口门堵复合龙之势。
  在花园口口门工地上，施工更为紧张。塔德亲自督战，外国工头手挥皮鞭，似凶神一般，中国的民工抬石扛木，拚死拚活地卖着命。眼前的情景，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中国老百姓，怎么又在美国人的皮鞭下受人欺凌呢？
  花园口口门的宽度原是1，460米，河泓靠东坝，西部为浅滩。现在，西坝的捆厢进占已做了1，060米，口门只剩下了400米，河流流向东南，水深处是6.5米，深泓在中间，水流并不急。东部口门准备用栈桥抛石，平堵合龙，已经立好了打栈桥木桩的打桩架，堵口合龙的气氛十分高涨。
  我正看得入神，塔德走了过来，用手拍了拍肚皮，神气地说；“陶先生，你们中国人，有的说我在两个月内难以把花园口口门堵复合拢。这回，我非得做出个样子来不可，叫你们中国人看一看我的能耐。”说罢，他张开大嘴，哈哈地笑个不停。
  面对这个不可一世的洋人，我回敬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愿办的事情，谁也甭想办成！”我扭头走了。
  通过两天的仔细观察和调查了解，我基本上掌握了花园口口门现在的堵复情况。同时，也看出了塔德在6月份将花园口口门堵复合龙的不利因素。因此，我那颗惴惴不安的心，才稍觉平静了一点。
  4月20日，我在东坝头附近一个农民家的破土屋里，经过反复推敲，认真琢磨，终于制定了一个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新施工计划。方法如下：
  第一，复堤工程和河槽的裁湾取直工程本年11月底完成；加培堤工程明年4月完成。
  第二，堵口工程，大汛前仅做成西部浅水捆厢进占800米，留下东部深水工程，于本年10月初复工，12月底完成，黄水于12月间回归故道。
  第三，利用已回归故道的黄水，运输沿河险工所需要的石料，整理险工工程及修防备料，明年6月底以前办完。
  第四，本年大汛期前，加强防泛新堤，开通涡河通泛区水道，分浅洪水，减轻泛区灾情。
  新的施工计划制定好了，尽管我身体十分疲劳，但是，浑身却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我作为一个治理黄河的总工程师，总算为沿黄人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即，我带着新的施工计划，找到了赵守。赵守钰一看，连声说好，拍手叫绝，“哎呀，真没想到，你办事如此神速！”
  十、敢与洋人争高低
  1946年4月21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局长赵守钰的主持下，讨论了我的新施工计划，并确定了我的新施工计划。
  早8点，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个走进了赵守钰的办公室。塔德，脸儿拉得很长很长，一声不吭地端坐在会议桌前。赵守钰和往常一样坐在会议主持人的位置上，心平气和地说：“各位先生们，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陶述曾总工程师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工程问题，又制定了一个新的施工计划。这个计划事关着沿黄千百万同胞的安危，十分重大，希望各位先生，各抒高见，然后，再报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审批。下面，就请陶述曾总工程师将新的施工计划，向各位先生宣读。”
  这时，我的心脏跳动得异常厉害，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我强抑制住激动的心情，不慌不忙地翻开了新施工计划。说：“各位先生，我跟随赵守钰委员长，通过对黄河下游8天的勘察，对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的实地调查，我认为，塔德先生的施工计划，必须得马上停下来！”
  我刚讲到这里，塔德忽地站起来，大声嚷着说：“我抗议！我抗议！”
  赵守钰微笑着向他招了招手说：“塔德先生，急什么？你听陶总工程师把话说完嘛！”
  我对塔德的蛮横态度，连眼皮也没翻一下，又继续说：“我认为，停止塔德先生施工计划的理由有四条：第一，下游700多公里长的复堤工程，包括改善、化除险工，恢复护岸工程，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对于这一情况，凡是参加勘察黄河下游的先生们都亲眼看到了。塔德先生也不会看不到吧？第二，在堵口工地上，虽然施工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稍有堵口知识的人都能看得出，堵口的物料差得太多了，尤其是堵口的主要材料——石块，至今还一块没有。石块要从黄河北岸的潞王坟石场开采，可是，通向花园口的运石支线，连铁轨还没有铺好，就是最近能把铁轨铺好，运石的车辆在哪里？机车又在哪里？当前，正值抗战刚刚结束，平汉铁路的运输相当紧张。根据黄河铁桥的通车能力，一天，也只能增加两列运石列车的来往，最多能运500方石块。大家都知道，堵口所需要的石块是6万方啊！就算4月底铁路能正常运石，6月底也运不够所需石块的一半。先生们，堵口进行中，要是出现了停工待料的现象，将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家都会知道的。所以，6月份的合龙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第三，就算6月底能够完成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和黄河下游的复堤工程，现在的施工计划也得停下来。在座的先生们都知道，堵口合龙之时，正是大汛将到之日，凶猛的洪水，一旦注进新的河槽，700多公里长的新修堤防，随时随地都有被冲决的可能，黄河还会出现新的‘花园口’泛滥，这将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再说，我们的国家久经战乱，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还能够花这么多的人力、财力来冒如此大的危险吗？第四，现在，我们的堵口复堤工程局，连一张堵口复堤示意图都没有。堵口到底怎样堵？复堤到底怎样复？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竣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完工？在座的各位先生们，恐怕谁也不知道，起码我这个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是不知道的。根据上述的四条理由，我建议堵复工程局和赵守钰局长，现在的施工计划必须要马上停下来，打桩机要马上卸下来，对西坝的捆厢进占1，060米，要马上拆除200米，以防口门被洪水刷涤，给今后的复堤堵口带来困难。”
  我的四条停工理由，得到在座的人频频点头称是。接着，我便当众宣读了我的新施工计划。大家都说我的新施工计划制定的好，表示坚决按我的新施工计划堵口。
  突然，塔德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对我威胁说：“陶述曾先生，你要知道，我的施工计划是联总同意的，你们的蒋介石委员长和宋子文行政院长支持的，如果你们胆敢停止我的施工计划，联总就不参加你们的堵口，也不提供你们堵口用的器材，我看你们怎样使花园口口门合龙！”
  对于这个洋人的公开挑衅，我怒发冲冠，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塔德先生，请你对中国人尊重一点！从古到今，上下几千年，我们中国人在黄河上堵口上千次，堵口都是堵得很好的。如果你真要撤走的话，我们绝不强留。要是没有你们插手，会办得更好！”
  塔德暴跳如雷，大声吼叫着说：“你们如此对待我们美国人，我要到南京找蒋介石、找宋子文告你们去！我要到联总控诉你们去！”
  赵守钰把大手一挥，高声说道：“塔德先生，那就随你的便吧！
  塔德把门哐〓一甩，冲出了办公室。
  对于塔德的这个举动，大多数人都感到气愤，但是，也有少数人感到惊慌。
  赵守钰说：“陶总工程师，你带着新施工计划，赶快去南京，当面向薛笃弼委员长报告，争取早得到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支持，以防塔德告状，使我们被动。”
  我坚定地点了下头说：“是，我明天就到南京去。”
  十一、周副主席的关怀
  1946年4月22日，我怀揣着新的施工计划，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我心里犹如灌满了铅水，只觉沉甸甸的。在当今这个时代，想办一件对中国人民有益的事情，简直如逆水行舟，实在难得很呀！我心里不住地暗暗思忖着：新的施工计划水利委员会要是批不准怎么办？经过再三考虑，我横下了一条心，批不准我就辞职，那怕是回家当老百姓，也不能执行塔德的那个祸害人民的施工计划。
  到南京之后，我很快见到了薛笃弼委员长。薛笃弼对我的施工计划连着看了好几遍，并和塔德的施工计划作了认真的比较，不住地说：“好，你这个施工计划做得好，想得周到，有见地。”
  他的话，使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接着，在薛笃弼的亲自主持下，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专门召开了新施工计划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含英、沈伯先及其他高级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须恺、杨乃俊等。通过认真地讨论，反复地研究，新施工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最后薛笃弼表示说：“陶总工程师，你先回花园口去，不久我也要到那里去，对如何执行新施工计划问题，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天，我正准备启程返回花园口，万万没有想到，我北大时期的老同学齐燕铭走进了我的房间，久别重逢，更有一番衷情。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亲切地摇晃着说：“老同学，多年不见，一向可好？”
  我知道，齐燕铭已是加入共产党多年的党员了，现在跟随周恩来副主席作秘书，是个办事既大胆、又谨慎的人物，在北大读书时，我对他都非常佩服，谁能想到，我们却在这个时候，相会在南京。
  我说：“老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甭看我是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人，如果用着我的地方，本人是甘效犬马之劳的。”
  他走到我的跟前，压低声音说：“老同学，我这次来，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专门来看望你的。并且，还要我代表他，请你在南园饭店吃饭，表示他对你的感谢。”
  我连连摇着手说：“哎呀，我的老同学，你甭说玩笑话了，我有何功何德，能担当起周副主席对我的问候？”
  齐燕铭一本正经地说：“老同学，我给你说的不是玩笑话，完全是真的。周副主席说，你的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新施工计划，是为沿黄千百万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他表示对你十分感谢。”
  顿时，我只感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想：当今的中国是千孔百疮，伤痕斑斑，他为了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没白没黑地操劳费神，没想到他还关心着我的施工计划。我对齐燕铭说：“我是一个中国水利技术人员，凭着我的一颗中国心，也不能执行一个祸国殃民的施工计划。我的施工新计划，只不过是对我苦难同胞应尽的一点义务。老同学，请你转告周恩来副主席，我衷心地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齐燕铭说：“周副主席本来要亲自来看望你的，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美蒋特务对他的一举一动都监视得非常严密。他怕危及到你的安全，才让我代表他来的，並请你谅解这一点，以后的日子长着哩。”说着，他拉起我的手，就要往外走，“老同学，闲话少说，咱们到南园饭店去，边吃边说。”
  我急急慌忙地摆着手说：“周副主席的盛情我领了，这吃饭的事，就免了吧。”
  齐燕铭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说：“这是周副主席的嘱托，我可没权力更改。”他把我拉出门去，推进轿车，便直奔南园。
  饭菜虽不丰盛，但是，我吃得非常香甜。尤其是齐燕铭对我的谈话，更觉得倍受教益，使我深深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希望，有前途。
  4月22日，我从南京返回到花园口，对此次之行，向赵守钰作了全面汇报。堵复工程局当即作出决定，停止塔德的施工计划，按照我的新施工计划执行。在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闻界纷纷派记者登门采访。赵守钰毫不含糊，当众宣布了改变合龙日期的决定，并很快见了报。尽管如此，我那颗紧张的心，始终没能安定下来，因为塔德还在南京，不知他又耍什么花招，所以，我必须得时时等待着新的斗争。
  十二、宋子文的来电
  1946年4月30日，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带领着张含英、须恺、杨乃俊等一批高级水利专家，从南京来到了花园口。当天，在赵守和我的陪同下，对花园口口门的堵复工程，进行了全面的视察，对施工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他当场对大家表示说：“按照现在的施工计划进行，花园口口门想在6月份合龙，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又一次肯定了我的施工新计划。
  5月1日，在郑州堵复工程局材料厂，在薛笃弼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一次有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辩论会。在这个辩论会上，把我的新施工计划和塔德的施工计划全都摆了出来，让专家们充分发表意见，反复酝酿论证，究竟执行那一个施工计划好。经过辩论，不论是南京来的专家，还是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专家，大多数人都认为，还是我的新施工计划好，今后的堵口工程，应该按照新施工计划执行。尽管有少数人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最后，薛笃弼和在南京的态度一样，又一次发表了讲话，支持我的新施工计划。他说：“陶述曾总工程师，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对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工程问题，大胆地推翻了原来的施工计划，这个施工计划还是美国工程师制定的，经联总同意的，并且，又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施工计划。在当今，象他这样的工程师，真是难能可贵。所以，我代表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坚决支持新施工计划的执行。”说罢，他站起身来，面带笑容，走到我的跟前向我握手祝贺，会场内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说实在的，那阵子，我心里也感到热乎乎的。在那种年代，一个正义的举动，能得到如此一级官员的支持和肯定，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薛笃弼向大家笑嘻嘻地摆摆手，又接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把原来的施工计划停下来，按新施工计划执行。各位先生们，实在对不起，南京还有许多公务，等待我处理，所以，难以久留，须马上回去，请各位多多包涵。”他走到大家跟前，一一握手告别。我们也都向他招手送行。
  薛笃弼拉开屋门，两只脚刚刚迈出门槛，突然，他的秘书双手拿着一份电报，慌里慌张地跑过来，说：“薛委员长，行政院长宋子文给你来的特急电报，是关于堵复花园口口门的指示，请你火速传达。”
  宋子文的电报指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吉凶如何。我那颗稍觉轻松的心，又一下剧烈地跳动起来。这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来，塔德去南京至今还没回来，难道说，他告状真的告成功了？但，转念又一想，薛笃弼刚刚表示了如此坚决的态度，就是情况有所变化，他也绝不会将自己说的话推翻的。我把目光紧紧地盯在他的身上，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薛笃弼拆开电报一看，只见那副笑眯眯的脸上，霎时布满了乌云。他略一沉思，又转身走进屋内，不笑强笑地向大家说：
  “请各位先生坐好，我向大家传达一下宋子文院长，关于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电报指示。”
  他的手在颤抖，他说话的声音也在颤抖。接着，薛笃弼就象口吃了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宣读起宋子文的电报。“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前经决定，于本年枯水时期修复。兹闻黄河水利委员会据鲁豫两省河工局报告，以下游工程未能赶筑，已定堵口工程缓至秋后举办，此事关系重要，未宜遽定缓修，且国际视听所系，仍应积极兴修。已电饬交通部，迅速修筑未完工之铁路，准备列车，赶运潞王坟之石方前至工地，希速饬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此时未宜决定从缓也。”宣读完毕，他又接着说：“请各位注意，刚才我说的话全部推翻，一字不算，坚决执行宋子文院长的指示，按原施工计划堵复花园口口门。”
  果然是塔德告的状。我一怒之下，拍案而起，大声呼叫着说：“我真不理解，我们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的首脑，为什么这样惧伯一个外国人！难道说沿黄千百万同胞的生命，国家千百万资财，还没有一个塔德的失败计划重要？他们这样做，该怎样向人民交代啊！”
  薛笃弼慢条斯理地说：“陶总工程师，你不要这样说话嘛！一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对一个问题的决定，总有他的全面考虑的。宋子文院长之所以发来如此重要的指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你们只有坚决地执行！”
  我怒气未息，正想再说些什么，赵守钰忽地站了起来，板着面孔说：“这样的指示，我没办法执行！我作为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不能做出尔反尔的事情，让人民耻笑。”
  薛笃弼笑吟吟地说：“赵委员长，请你不要发火，对于宋子文院长的指示，传达不传达是我的事，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那你就看着办好了。”说罢，他连招呼也没打，便带着他的一班人马，走出了会场。
  在为薛笃弼一行人送行的路上，我对我的老朋友张含英说：“你原来也是水利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因堵口失败，上司把责任推在了你的身上，撤掉了你的职务，虽没遭大灾大难，也窝囊了好一阵子。你知道，塔德的堵口计划是不尊重科学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到时候，他们把失败的责任，会不会也推到我身上？我一直在担心着这个问题。”
  张含英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人心可畏，事情难料啊！”
  我说：“真没想到，薛笃弼这个人，说话也如此不负责任。”
  张含英说：“按说，薛笃弼也是个好人。不过，在当今的现实面前，他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怕担责任了。不过，有一点，请你尽管放心，一旦花园口堵口失败，只要上司不追究，他是绝不会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的。”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可疑的问题，急忙问张含英：“你说，政府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真的会有别的意图吗？你是身在南京的人物，有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
  张含英苦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个谜。很难说清楚。只愿政府只为堵口而堵口，千万别再生出有损于国民的意图。”
  就这样，我把他一直送上火车，两颗忧愁的心，才惜惜相别。
  十三、将军们到工地
  宋子文“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的电报指示，很快传遍了黄河两岸，引起了沿黄同胞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这种不顾下游人民的死活，强行堵口合龙的做法。中共延安《解放日报》连着发表了《国民党固执花园口堵口合龙，冀鲁豫人民群起抗议》，《制止国民党水淹五省》，《政府既有堵口放水自由、人民自有拚死自卫办法》等文章多篇，揭露国民党政府加紧花园口堵口工程，限期合龙放水，配合其以军事行动进攻解放区、毁灭人民的阴谋。这正义的呼声，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许多人的同情。
  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这个历来不问政治的水利技术人员，真是不敢相信，整天高唱“仁政”、“爱民”、“爱国”调子的国民党政府，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从古至今，用自己国土上的洪水，淹自己国土上的人民，恐怕也是前无此事的。这个罪恶的当局啊，真是让人痛恨得发指。我暗暗地横下了一条心，就是钢刀压在脖颈上，也绝不执行那个罪恶的施工计划。
  薛笃弼走后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又给赵守钰来了一份电令，说是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将军们，要来花园口工地“视察”、“参观”，要他必须做好迎接的准备。此事就更叫人迷惑不解了。我问赵守钰：“赵委员长，花园口堵口工地，既不是战场，又不是军事重地，这些将军们来‘视察’什么？‘参观’什么呀？”
  赵守钰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也是想不通的。
  我说：“政府当局和中共签定的堵口协议上，不是明明写着堵口‘不受任何军事政治影响’吗？难道说政府当局真的是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把自己亲手签定的协议，又亲手撕毁吗？”
  赵守钰说：“这是他们善玩的伎俩。如此的政府不垮台，那才真叫怪哩！”
  1946年5月5日，天空阴沉沉的，还下着蒙蒙细雨。真没想到，在这样的天气里，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一帮大将军们，在前呼后拥中，果然来到了花园口堵口工地。真可谓不辞劳苦啊！
  赵守钰和我及其他工程局的负责人，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组织起“欢迎”的人群，陪同着他们对花园口堵口工地进行“视察”、“参观”。
  这些将军们来到工地后，一不问黄河下游复堤工程情况，二不问堵口进展的怎样，只是大谈历代的将军们，如何以水代兵，战胜敌人的壮举。
  胡宗南抖了抖披风，来到赵守钰跟前，说：“赵委员长，我听说你在冯玉祥老将军部下，曾任过骑兵师长，也是将军之列。作为军人，我想你是懂得的，如果在6月份能将花园口口门堵合，从当前的局势看，可胜过十万雄兵啊！”
  赵守钰冷冷地回答说：“胡将军，你知道，我现在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不是带兵的将军，只知道堵合花园口口门，是为了解除黄泛区600万同胞的灾难，同时，也不让黄河下游1，200万同胞再遭洪水蹂躏，不懂得这十万雄兵，从何说起，请胡将军多多原谅。”这时，白崇禧走了过来，用命令地口气说：“赵委员长，为了党国的利益，你在6月份，必须要把花园口口门堵合成功，让黄水回归故道。”
  赵守钰说：“白将军，你知道，现在，我执行的是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命令，就是执行你白将军的命令，也必须得经过水利委员会的同意。”
  真相终于大白了。他们和赵守钰的谈话，一字一句，我都听得十分清楚。政府当局要堵复花园口口门的目的，是为了分割解放区，水淹黄河下游1，200万同胞！我不由地仰天长叹，政府当局啊！你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十四、又一个难执行的计划
  我的新施工计划被否决，的确使人更加感到心灰意冷了。我好象隐隐觉得，中国人民还要遭受一场更大的灾难，更大的浩劫。
  赵守钰一天到晚阴沉着骇人的面孔，就象有满腹的牢骚无处发泄一样，说出话来冲的十分厉害。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啊！
  1946年5月15日，水利委员会给赵守钰来了一封电报。他烦得连电报也不愿拆了，便对我说：“他们那些老爷们放不出什么好屁来，你替我拆开看看吧。”
  我打开电报一看，顿时，我那颗冰冷的心，多少又增添了一点活力。电报上说，要赵守钰马上去南京开会，重新讨论堵口计划的问题。我心里暗想，看来我的新施工计划，说不定还有实现的希望。接着我便对赵守钰读了电报的全文，并向他谈了我那个侥幸的想法。
  赵守钰向我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陶总工程师，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幻想，根本没什么希望。这次会议，你能替我辛苦一趟吧？说实在的，象这种嚼舌头、磨嘴皮的会议，我是再没有气力参加了。不过，对于花园口堵口的问题，我们执行新施工计划的决心，不能动摇！不能更改！那怕是撤职查办，也得坚持到底！”
  我当即表示说：“赵委员长，请你放心，在这次会议上，我一定据理力争。”
  5月16日，我到达了南京，住在了旅馆里，真没想到，竟和中共代表团的赵明甫碰在了一块。我们是在勘察黄河下游堤防情况时认识的，当时，由于对花园口堵口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很深很好，所以，这次见面，更感亲热。
  赵明甫对我说：“周恩来副主席听说你的新施工计划被国民党当局否决以后，非常气愤，对你也非常同情。5月3日，他在南京，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召开演讲会，揭露国良党当局否决你新施工计划的错误做法，并向行政院提出建议，重新召开有黄河水利委员会、联总、中共三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再次讨论花园口堵口问题。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时至今日，象周恩来副主席这样的大人物，还在关心着我的新施工计划，并且还如此地劳心费神，真使我从心底深处感激不尽。是啊，对于新的施工计划，两个政府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究竟哪个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就是傻瓜也会清清楚楚。我激动地对赵明甫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一定大胆地与他们争斗，争取重新实现新施工计划的执行。”
  5月17日，在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内，开始了三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各方代表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会议整整进行了一天，以无任何结果而暂时休会。
  5月18日，三方会议继续进行。事经一夜，那帮老爷们也不知搞了一些什么名堂，参加会议的人员刚一到场，塔德的助手张季春，对于花园口堵口问题，突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说：“各位先生们，考虑到黄泛区同胞和黄河下游同胞的双方利益，本人草拟了一个堵口的折衷方案，望各位代表，多多发表高见。”接着他便向大家宣读起来。
  折衷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打桩继续进行；限制石坝的高度，使洪水一半流入故道，一半流入泛区；至于抛石与否，须待6月15日前，视下游工程进行的情况，然后经双方协议决定；如决定抛石，亦以不超过两米为限。
  同时，张季春还为这个折衷方案提出了许多数据，讲了许多道理。
  他的话音刚落，塔德马上表态，支持这个折衷方案。
  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塔德虽是个外国人，可他的话就是代表国民党政府的。所以，对这个折衷方案谁也没有吭声，谁也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有中共代表持保留意见。会议至此，又二次暂时休会。
  回到旅馆以后，赵明甫对我说：“陶总工程师，你看出来了没有，张季春提出的这个折衷方案，完全是个骗局。你想想，只要我们同意6月份抛石，他们一鼓作气，将石头抛出水面，洪水就会完全流入故道，到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控制？还不是对下游人民造成灾难吗？”
  我说：“我也知道张季春提出的这个折衷方案是骗局，他们的目的，还是在6月份合龙上。但是不宜反对，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折衷方案既照顾了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又兼顾了黄河下游人民的利益，并且，他说得好象还很有道理。如果反对这个方案，一定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不过，有一点请你放心，他的这个折衷方案，我敢断定，也是一定要失败的。你想，在那飞沙滚滚的河床上，散抛一座石坝，会能成功吗？看来张季春讲得头头是道，好象也很有科学道理，实际上，他是个不懂科学的人，起码是个缺乏在黄河上堵口知识的人。我看，明天的会议上，你不要反对这个折衷方案。”
  5月1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除塔德、张季春等少数几个人，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以外，其他的人依旧一言没发。中共方面也原则上同意了折衷方案。但是，他们又提出，什么时候抛石，必须要由中共、黄河水利委员会、联总三方，各派两名代表，组成6人小组，到工地视察后决定。就这样，张季春提出的折衷方案，被草草地通过了。
  我对这个折衷方案，虽然也投了赞成票，但是，心里却象塞了一团乱麻，有说不出的窝囊。一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眼看着成功的堵口计划不能执行，却去执行一个失败的计划，心里能不难受嘛？可是，社会现实就是如此，你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呀？
  十五、辞职
  我从南京返回花园口，到工地一看，真叫人火冒三丈，塔德连折衷方案也没执行，执行的还是他那个6月份合龙的原施工计划。
  我闲着没事，便又重新考虑我的新施工计划。我知道，不论6月份合拢的原施工计划也好，还是张季春的折衷方案也好，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不尊重科学的，除耗费国家大量资财外，结局是一定要失败的。归根结底，必须还得走我新施工计划的路子。因之，为了使新施工计划更加臻于完善，我又做了一番研究，进行了修改。
  我估计，在执行新施工计划过程中，堵口用的主要材料——石方，单靠一个潞王坟石料场是难以承担的。我想在黄河南岸新郑县境内的和尚桥车站，再开辟一个新石料场。经过赵守钰的同意，5月23日，我和材料处长瞿绂章，乘吉普车赶往现场勘查，不料，在回来的路上，吉普车翻进了沟里，使我的右肩关节受了重伤。
  赵守钰听说我负伤的消息后，对我十分关心。他亲自把我送进郑州医院，并让工程局副局长李钟鸣赴洛阳乐平镇，请来了有名的骨科医生郭神仙，为我治疗。就在治疗期间，当我再一次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内战的需要，确要堵合花园口口门，妄图用洪水残害百万受苦人民的时候，我觉得到了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我决定：辞职！
  在病床上，我用左手，向赵守钰写了辞职信，并对堵复花园口口门的问题，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对6月份合龙成败的看法。这次合龙如果成功，下游就会造成新的泛区，那损失就太大了。如果堵口失败，只不过损失一些工料，比较起来微不足道。
  第二，合龙危机时，必须尽力保护好东坝头。东坝头是阻止口门向东扩大的最后据点，千万大意不得。
  第三，抛石抢护桥桩时，应从东坝头起向西抛，这样，对东坝头就起到了保护作用。如果从西坝头抛起，无异于做挑水坝，挑溜冲击东坝头。
  第四，请促成整修开封防泛新堤和涡河分流计划的实现，以减轻泛区灾情。
  赵守钰看了我的信件之后，大为悲伤。他痛苦地对我说：“陶总工程师，你跟着我没少吃了苦，没少出了力，也没少受了窝囊气，但是，我对你的新施工计划，却爱莫能助，心里实在感到有愧，请你多多原谅。你愿意走，你就走吧，我不强留你。这里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等你走了以后，我也要”他的话没有说完，又咽了回去。
  我急忙说：“赵委员长，你可不能走我这条路啊！这里不能没有你。”
  他忽地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不，你走了以后，我也要辞职。我不忍心眼看着我们的同胞在洪水中受苦受难。”
  就这样，我们的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说：“赵委员长，我们共事一场，志同道合，情如手足，我明天就要启程，请你多保重吧。”说罢，洒泪而别。
  1946年5月30日，我眼含着热泪，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又重新回到了重庆。
  十六、身居山城望黄河
  重庆，是座美丽的城市。它上有青山，下有绿水，青山绿水相互辉映，真如一幅缤纷多彩的图画。可是，在这座图画般的山城里，我却食而无味，寐而不甜，天天都要北望黄河一
  番，牵挂着花园口的堵口工程。我虽然知道，塔德6月份合龙的堵口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总恐怕一万中出现万一，塔德真的将花园口口门堵合成功，那将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第二个更大的黄泛区。因之，凡是从北边来的人，只要是我认识的，便亲去打听消息。
  7月间，河南灾民请愿代表团团长张鸿烈先生来到了山城。闻讯后，我赶忙找到了他，询问花园口的堵口情况。
  张鸿烈先生告诉我，自从我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以后，塔德对工程抓得很紧。因为大多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都支持过我的新施工计划，塔德对他们非常不放心，不论是施工，还是监工，凡是重要的位置，全都换上了美国人和白俄技术员。他夸下海口，一定要让花园口口门在6月份合龙。谁知，正当造桥工程完成，桥面铁路通车，并开始运石抛护之际，黄河水位剧然上涨。
  6月26日这天，北风骤起，波浪滔天，大溜顶正冲桥桩，桥身发生了剧烈的摇动。第二天，大溜更加凶猛，连着冲走了四排桥桩，桥身也从中间折断。塔德6月份合龙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了。
  谁能想到，塔德对于堵口失败的责任，不但不承认一点，反而推在了堵复工程局的身上，说堵复工程局领导无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能。赵守钰一怒之下，辞去了局长的职务，也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就连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也自请处分，这怎能不叫人义愤填膺啊！
  花园口口门6月份合龙的计划彻底破产了，黄河下游人民可以免受黄患之苦了。这是一个令人值得高兴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善于混淆视听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却偏偏发出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消息：“关于黄河堵口工程，近日花园口通讯说是‘进行顺利’。”这荒谬的宣传，达到了何种厚颜无耻的地步。
  为了澄清事实，让全国同胞明白花园口堵口的真相，我愤笔疾书，写了《谈黄河堵口工程》一文，于1946年8月12日发表在重庆的《大公报》上。我以花园口口门堵复工程局总工程师的身份，说明花园口堵口不是“进行顺利”而是彻底的失败，阐明了其失败的原因和经过，同时阐明了我新施工计划的观点和方法。在文章的最后，我告诫国民党政府说：“象这样顾头不顾脚的堵口失败了，不过糟蹋了价值10几亿元的工料，无关大局，假如侥幸成功，洪水冲入还没有修好堤防的故道那才是全盘的失败政府应当为今后黄河工程进行顺利之计，坦白地要求联总，不再让塔德先生乱出主意。假如联总必须派一名美籍工程师驻工，就应当派一位真正认识黄河的‘工程师’，至少是有“科学头脑的工程师’。”
  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在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人还给我说：“在当今这种社会里，你敢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政府，真是胆量不小啊！”听后，我只是一笑了之。
  不久，传来了花园口口门要在9月份重新堵复的消息。并且还传说，这次堵口要按我的新施工计划执行。闻听此信，我是喜不自胜，整日坐待我受聘的消息。
  十七、重返花园口
  1946年9月中旬，我果然接到了堵复花园口口门工程局的聘请书。我打开聘请书一看，原来是朱光彩来的。对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是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后来留学西德，专攻水利。回国后，在农民银行搞了几年农贷。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广州、贵州一带搞农田水利。抗战后期，调到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任技正。他很有学识，知识相当渊博，但是，没有在黄河上工作的经验，更没有在黄河上堵口的经验。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道：赵守钰辞职以后，水利委员会任命他为堵复工程局的局长。他知道，堵口如赌命，难得好下场。但是，为了黄泛区600万同胞，他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他在信中还说道，我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水利专家，他对我的新施工计划分析研究了好多遍，认为是一个很有独到见解的施工计划，要我一定不辞劳苦，再回花园口，为给后代子孙造福，共图黄河大业，早日堵复花园口口门。
  我看了聘书之后，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并当即决定，重返花园口堵复工地。
  我到堵复工程局了解到，这个堵口班子的技术力量是相当雄厚的。副局长潘镒芬，是20年代工专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在山东河务局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干到河务局长的职务，是一个有丰富堵口经验的指挥员，并且为人忠厚诚恳，被人们誉为“河工圣人”。另一个副局长是齐寿安，也是一个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善用透水柳坝堵口。工务处长阎振兴，曾留学美国，攻读水利，并且获得了水力博士的学位。工程局的其他负责人及工地负责人，大都是由河南大学的水利教授和河南大学水利系的毕业生担任。
  有这样一个技术实力如此雄厚的班子，按道理说，进行施工应该是比较顺利的。可是，领导班子内部十分不团结，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打算。尤其是文福宴，虽然身居工程局的
  要职，却善于玩弄小动作，挑拨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民工之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自己是来堵口、造福人民的，不论任何是非，绝不介入。可是，你身处是非的漩涡之中，有时候你不想介入，也难以自我作主。
  我到堵口工地第一件事，就是去口门实地勘察，完善我的施工计划。由于塔德堵口的失败，现在的深泓已移靠东坝，水深达17米，深泓宽度达70米，看来，用栈桥抛石的方法是不行了。经过朱光彩局长的同意，我采取了用木驳船搭浮桥的办法抛石。开始进展得十分顺利，不料，第二天，打桩船便翻进了水里，船和桩架也被泥沙埋没。
  浮桥抛石的计划失败了，工程局向水利委员会发电请示。
  第三天，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伯先带领着高级工程师来到了工地。他们略作勘察，便贸然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放弃原堵口线，在口门下游800米处，再做一道1公里多长的大堤，再进行堵口。
  我想：此方案等于堵口工程从头做起，原来的施工等于白费，工程量也显然过大。对于执行这个施工方案，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文福宴走过来说：“陶总工程师，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堵口经验的人，就按沈副委员长说的办吧，我来给你做助手，全用透水柳坝。沈副委员长定的这个方案太好了，我敢担保，一作就成。”他向沈伯先献媚地笑了笑，又接着说：“对潘镒芬这个人呀，我算是把他看透了。你说，除了捆厢进占外，他还会什么？真是叫他白坐了副局长这个位置。”
  我对文福宴当着上一级领导的面，公开溜须拍马和诽谤好人，很不满意。说：“沈副委员长的方案，也不一定一作就成，潘镒芬副局长也不是只会捆厢进占。他和黄河打交道多年，对堵口还是很有经验的。你我都是工程局的负责人，应该和其他人通力协作，搞好团结，争取早日将口门堵合。你这样在沈副委员长面前，公开说潘镒芬的不是，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
  文福宴一听，脸一红，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事过之后，我心里窝了很大一个疙瘩。暗想：要使口门早日合龙，不管采取哪种施工计划，工地上没有一批得心应手的技术骨干队伍是不行的。当时，我有一班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现在，都在铁路上做运石工作。我经过朱光彩和潘镒芬的同意，全部把他们调进了堵口工地，连东西坝头的正副主任，也都由他们担任。潘镒芬也把他的老部下——山东河工队，调进了工地。这样，堵口的主要骨干力量，全都掌握在我和潘镒芬的手里，文福宴的花招再多，也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了。
  十八、南京的电报
  沈伯先离开花园口之后，我专门找到了文福宴，和他商量说：“我经过反复地考虑，慎重地计算，认为沈副委员长的那个施工方案工程量太大，工期也太长，不可能实现我们冬季合龙的计划。我看，还是回到原来的口门上想办法比较好，文福宴先生你看呢？”
  文福宴对我的想法，表示极力赞成。说：“你是总工程师，有权决定堵口方案。我看，就按你说的方案办吧，我保证大力支持。”
  1946年11月初，正当我们的施工进展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堵复工程局接到从南京拍来的水利委员会的电报。电文说：听说你们不遵照沈副委员长的指示，又回到了原口门施工。你们这样做，以后之成败，概由你局负责。堵复工程局又将此电报，以公文的形式转交给我。
  我一见此文，大感恼火。心想：这些官老爷们是知道的，堵口之成败，事关着他们的前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因堵口失败，有被革职者，有被斩首者，也有跳河自杀者。所以，他们必须得先在公文上站住脚跟。堵口成功了，他们可以升官晋职；失败了，可以以公文为证，推卸责任，不用担心自己的首级搬家，最多有一纸检讨，便可不了了之了。
  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伯先，就是这样打算的。因为他不论对老施工计划，还是他提出的新施工计划，均无成功的把握，所以，便打来了如此一封电报，以备事后有据可查。工程局透了他这个不可告人的意图，又以公文的形式把电报转给了我。实际上，他们是想把堵口的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看上。看来，现在的当官人，比我们的古人，真是“聪明”得多了。可是，我又一想，沈伯先身在南京，远隔千里之遥，我们回到原口门施工，工程局又没向水利委员会报告，他怎么会得到工地上的消息呢？看来，电报上的“听说”二字很有文章。头几天，文福宴曾去过南京一次，大概是他在沈伯先跟前告了我的状。我知道，他是一个很会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
  我越想越觉恼恨，拿起电报，便去找朱光彩理论。我对他愤愤地说：“朱局长，工程局把这个不负责任的电报，用公文的形式，从局办公室转到我的办公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把堵口的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今天，我当着你的面，把话讲明白，我如果没有把握，是不敢更改沈副委员长的计划，再回到原口门上施工的。因为我要向泛区的600万同胞负责，要向黄河两岸的1，200万同胞负责，而不是向那些不负责任的上级负责！对于这样的公文，我不愿做任何答复，随他们怎样处理都行！朱局长，你知道嘛？这是有人故意从中作梗，制造我们工程局一班人的分裂！”说罢，我气哼哼地走了。
  我走到半路上，正好碰见了文福宴，这真是冤家路窄啊。他一见到我，十分诡谲地说：“陶总工程师，你知道吧？王晋聪那个小青年是共产党。往后，你少和他接近吧。”
  我冷冷地说：“你咋知道王晋聪是共产党呀？说话可得有凭证啊！”
  文福宴说：“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就象共产党。年轻轻的，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整天挂满泥花，干起活来不要命，说起话来笑嘻嘻，凡是这样的人，都象共产党。”
  我说：“要是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咱俩都应该去参加。这比那种光会耍嘴皮，不干实在事的人，强多了。”
  我的话，使文福宴很下不了台，他气狠狠地说：“你知道，在当今，对沾上红气的人，政府是怎样对待的？请你不要把我的一片好心肠当成驴肝肺！”
  我说：“我不怕，你到南京告去吧，我甘愿受处治。”
  文福宴无话可答了。他对我拧了拧脖子，悻悻地走开了。
  看来，文福宴真地要和我较量一下了。我思想上，不由地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政府对沾上红气的人是怎样对待的，我心里当然十分清楚。文福宴不离开工地，我的处境会越来越困难，堵口工程也难以顺利进行。
  在工地上，我见到了王晋聪，他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的细眉大眼，脸蛋十分好看。正象文福宴说的那样，浑身挂满了泥水，脸上挂满了汗水，周围的人干起活来谁也没有他肯下力气。
  我走到王晋聪跟前，双手抚摸着他的两个肩膀，问：“孩子，你这样下力气干活，不觉苦吗？”
  他对我笑了笑说：“陶总工程师，你知道，黄泛区的同胞比我们更苦啊！他们天天都在盼望着，把花园口口门堵上。”
  小伙子的话说得多好啊。我猜想着，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不是共产党，也准是从解放区来的人。我问：“孩子，你对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你要真是共产党，我设法保护你。现在，已有人怀疑你是共产党了。”
  王晋聪说：“陶总工程师，我谢谢你的一片好意。不过，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愿意听共产党的话。”
  “愿意听共产党的话”，王晋聪这句发自心底深处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十九、驱逐文福宴
  文福宴对我的成见越来越大了。他不光在工程局一班人中挑拨是非，在民工中，他也挑拨是非。有一天，他当着许多民工的面，阴阳怪气地说：“看来，河工这碗饭好吃得很呀，要不，铁路上干事的人，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
  我听到此话后，只气得混身打颤。我知道他说这话的目的，又是冲着我来的。我真想马上找文福宴，与他当面辩理。可是，又一想，为了维护工程局一班人的团结，齐心协力赶快把
  花园口口门堵上，我还是把这口恶气强咽进了肚里。不过，我也暗暗地下了决心，在堵口工地上，不是他走，就是我走，我们关系已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说实在的，要不是凭着中国人的这点良心，趁目前是枯水季节，赶快让黄水回归故道，叫黄泛区同胞早回家园，我是绝不会在这个是非之地纠缠的。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休息，突然，我的学生，现任东坝头主任的史华樟，气呼呼地闯进了我的宿舍，高喉咙大嗓地说：“陶老师，你说说，你对堵口成功的把握到底有多大？”
  我一见史华樟那副火冒三丈的样子，大感吃惊，急忙问：“华樟，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他说：“陶老师，你如果对堵口有把握，就赶快把它拿下来，你如果对堵口没把握，就赶快捆行李走，到哪里你不能混碗饭吃？非在这里受窝囊气干啥？这口气，你能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你知道吧，有的人公开在民工中说，我们是托你的福，来工地混饭吃的，你说说，这叫人起火不起火？象这样的恶气，我们能咽得下去吗？”
  我知道，史华樟这肚子火气，是朝文福宴发泄的。我赶忙向他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隔壁，意思是不让他再说下去了，怕文福宴下不了台。因为我的宿舍和文福宴的宿舍，只是一席之隔。那时候，我们住的都是大窝棚，宿舍和宿舍之间，只用一席隔开，如一屋有声，全都能听见。
  史华樟没理这个茬，继续大声说：“我是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把话说给他听的。陶老师你不知道，他的心有多狠，口有多辣。他还在民工中说，你和共产党有联系，硬要把这顶红帽子戴到你的头上，你看看，这还得了吗？他是把你往那条路上推哩？”
  我按了按心中的火气，说：“华樟啊，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你就甭往下说了。”
  忽然，我隔壁的桌子咚咚地连响几下，只听文福宴说：“这是谁在那里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呀？我对这样的人是不会客气的。”
  史华樟毫不示弱地说：“是我，我叫史华樟，东坝头主任，陶老师的学生。可是，挑拨领导之间关系的不是我，挑拨领导和民工关系的也不是我，而是你，文福宴先生。”
  “放肆！放肆！”文福宴叭叭地拍着桌子，说：“你敢顶撞领导，明天，我就撤掉你的职务，叫你滚蛋！”
  史华樟冷冷地说：“好，那我就等着你，看你文福宴先生叫我怎样滚蛋！”说罢，他铁青着脸，跑出了我的宿舍。
  这场风波，使我既感痛快，又感担心。痛快的是，史华樟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担心的是，不知道事情该如何了结。这一夜，我思前想后，眼皮没合。在我的隔壁，文福宴也是翻来复去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工地一看，只吓得我目瞪口呆。史华樟这个不知轻重的年轻人，果然把祸事惹出来了。他竟敢领着东西坝头的民工，举行了罢工示威。并且提出，文福宴不走，他们就不上工，还要求堵复工程局当即表态，马上决定。
  我一见如此场面，马上找到了史华樟，以老师的身份，训斥他说：“华樟，你看你惹得这场祸！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其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不知道。
  史华樟把胸膛一拍，说：“陶老师，你不用管，有天大的祸事，我一个人担当，没有你的事！”
  堵复工程局的领导人都明白，史华樟领导的这次罢工，是针对文福宴一个人来的。因为文福宴的所作所为，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谁也不同情他。同时，文福宴心里也明白，这次罢工的意图是什么，再加上堵复工程局没有表示出挽留他的意思，也只好打起行李，灰溜溜地离开了花园口堵口工地。
  事后，阎振兴乐呵呵地对我说：“吃黄河饭的文福宴，怎么半路里走了？”
  我风趣地说：“那是他吃饱了撑的，不愿再吃了。”
  说罢，我们二人同时开怀大笑起来。
  二十、堵口告成
  文福宴走了，工地上的是非少多了。这样，工程局一班人，就可以集中精力，集中智慧，研究堵口合龙的问题了。
  几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平堵的方法是难以让口门合龙的。因之，工程局马上做出决定，放弃平堵，采取中国传统的堵口方法——立堵。但是，这种放弃，不是完全的放弃，而是在平堵基础上的立堵。平堵时期所做的工程，该保留的保留，该废弃的废弃，该改造的改造。这样，就可以使立堵安全可靠，成功的把握较大。
  为了加快口门合龙的进程，我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制定了五项施工措施，并报请工程局批准。这五项措施是：
  第一，增挖引河，在原定南北引河之间，再挖三道引河。这样，就能分泄全河流量1/2左右。
  第二，接长及增修挑水坝，并添修柳石坦坡。在修筑挑水坝时，先打排桩，然后，再用柳石镶成，以防洪水冲刷。
  第三，加强大坝。首先用柳石等料层层加高大坝，至计划高程作为堵口正坝。并在正坝前，抛大柳石枕。其次，用埽头进占，在正坝下首先赶修边坝，在正坝和边坝之间，由东坝头向西，西坝头向东，每隔20米或40米处，添修横格坝一道。各格坝之间，以土浇填，作为土柜，并于边坝下游浇筑土戗，以加强防御洪水的能力。
  第四，盘固坝头，以免出事。
  第五，抛填合龙。以上四项工程完成后，即由正坝金门两旁东西坝头起，用平堵方法相向分抛大铁丝石笼和柳石枕，先将正坝堵塞合龙。然后，再用立堵的方法，在边坝合龙。
  一个完整的施工方案制定好了，37.000余名民工开进了堵口工地。整个工地上车水马龙，机器轰轰，水声、号子声响成一片，工程进展得十分神速。
  1947年3月14日开始口门合龙。口门上，三对钢筋笼和柳石枕同时对抛，上游的水位急剧上涨，下游的水位急剧降落。半夜时刻，黄河主溜回归了故道。3月15日拂晓，截断了最后的流水。至此黄河归故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