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我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曾在省府民政厅任职员，与沈有过几次单独接触。那时，他年约六十岁左右，人们称他“沈老头子”。他对人说话有点老气横秋，不过精力还很充沛。
  一、沈鸿烈的省政府組织人事情况
  一九三八年初，沈鸿烈由青岛撤退（日军未在青岛登陆，他是奉命自动撤退的），在鲁西组织省政府。省府民政厅厅长李树椿，财政厅厅长王向荣，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都是韩复榘主鲁时的原省府成员。他们随韩退往后方，又返回山东。建设厅厅长秦启荣是复兴社在山东的头子，此时已拥有不少武装，是游击队的司令，并担任省党部委员、三青团山东支团主任、十二区专员，是山东有力的实力派。秘书长雷法章是湖北汉川人。据说他本为天津南开中学英文教员，有一年率学生赴青岛游览，沈一见即许为难得的人才，一手把他提拔起来，做了青岛市的教育局长，是沈最得力的助手。李树椿被免职后，雷兼任民政厅厅长。省府委员有王仲裕等。
  省府驻地定在鲁南沂蒙山区，鲁东、鲁西、鲁北分设三个行署，作为省府代表机关，领导辖区军政事务。鲁西行署初设在阿城，后移至濮县，以民政厅长李树椿兼任行署主任；鲁北行署设在沾化、利津的黄河口一带（今垦利县），以教育厅长何思源兼任行署主任；鲁东行署设在莱阳，以卢斌为行署主任，卢被杀后以李先良为行署主任（日本投降后李任青岛市长）。一九四〇年李树椿被免职，据说欲去平津投敌，在途中被群众杀死。鲁西行署主任曾一度由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兼任。因教育厅长何思源在鲁北，建设厅长秦启荣主要搞军事，财政厅长王向荣后病死，所以这三个厅都由秘书主任代行厅长职务。教育厅的秘书主任为刘道元（后任教育厅长、民政厅长，王耀武任主席时任省府秘书长，后去台湾），财政厅的秘书主任为孟石符，建设厅的秘书主任为赵公鲁。
  军事方面，设全省保安司令部，沈兼任全省保安司令，以廖安邦为参谋长。廖留在鲁西兼任鲁西行署副主任，由参谋处长宁春霖代理参谋长（宁东北人，于一九四三年与吴化文一起投敌），以邓继禹为政治部主任（邓湖北沔阳人，日本投降后任山东省政府委员，何思源任北平市长时，邓任北平市府秘书长），邓后调任鲁北行署副主任，由刘幼亭（郯城人）继任政治部主任。保安司令部副官长靳某（人称“靳麻子”）是沈的姨太太之兄。保安司令部还有经理、军法等处，人事情况不详。
  一九三八年沈鸿烈由鲁西去鲁北，又由鲁北到鲁南，省府初设在沂水东里店，在山坡上盖了不少房屋，作为机关住址。一九三九年夏日寇对鲁南进行“大扫荡”，房屋均被日本飞机炸毁。“大扫荡”后移至蒙阴鲁村一带，后又迁至临朐县吕匣店子一带，均利用民房办公，仅省党政军干部学校盖了点临时性房屋。沂水、蒙阴、临朐三县交界处的三个县辖区，当时称为“省会区”，省级党政军各机关都驻在这一带。
  沈鸿烈由青岛撤退时，所带武装力量只有海军陆战队和一部分武装警察，任省主席后收编了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为吴化文。该旅原为韩的亲兵，不在国民党国军统一编制之内，军费向由山东财政以协饷名义支给。韩在开封被扣时，随带的一部分手枪旅部队被缴械。该旅经沈收编为二十八旅，有了正式番号，成为省政府的主力部队。后改编为新四师，又将一部分地方部队扩编为暂一师，吴化文任两个师的师长。海军陆战队行经鲁北时留给何思源，作为鲁北行署的基本部队。武装警察编为省府警卫大队，负责省府的保卫工作，大队长肖鸿逵（？），大队附韩新周（日本投降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内六分局局长）。此外，成立了一个省府教导团，由沈的侄子沈尹任团长；一九四〇年又在鲁西招募新兵，成立教导二团，团长刘冠雄，湖南人。
  沈还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和省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党部书记长为牟尚斋（胶东人，何思源任山东省府主席时牟任省府秘书长，后去台湾）。省动员委员会书记长刘旭初，安丘人。
  二、省党政军干部学校
  沈鸿烈到鲁南不久，建立了一所山东省党政军干部学校，请蒋介石担任名义校长，他自任副校长。干校内分党务、军事、民政、教育、民运等班，分别由各主管部门领导人员任班主任，如民政厅长雷法章任民政班主任，参谋处长宁春霖任军事班班主任等。学员主要是分期分批调训各区、县党政军工作干部，也招收一部分知识青年，训毕后分配工作。沈对干校工作非常重视，常常亲自上大课（各班共同学习的课程称为“大课”，各班分别由主管部门讲授的课程称为业务课），并在训练过程中，接见一部分学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沟通上下关系。通过干校训练工作，使地方干部增强了对省府的向心力，提高了沈的威信，这对于维持他在山东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十专区（章丘一带）有个青年保安团长王家驹，在于校军事班受训时，为讨好沈鸿烈，发动全班同学用指血签名，表示“坚决拥护沈主席”，得到沈的极大欣赏。但这位团长却遭到该区专员薛儒华的疑忌，回到专区后就被薛儒华杀害了。
  沈离任后，省干校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统一规定，改称“山东省训练团”。因局势变化，不久就停办了。
  三、从国共合作到反共
  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全国呈现生气蓬勃的全民抗战局面，在敌后的山东也保持着国共合作的关系。早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工作，如余心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长；齐燕铭也在韩部工作过。其他山东地方游击队如范筑先、张里元等部，也多有共产党人和民先队员帮助做宣传、动员等工作。沈鸿烈根据国民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了八条施政方针，当时称为“八大政策”，其中有建设廉洁政府、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动员民众等内容，受到各方欢迎。沈与八路军关系尚好，八路军推荐孙瑞夫、曹漫之等四人，经省府加委，分任胶东的蓬莱、黄县、栖霞、招远四县县长，胶东即成为八路军在山东较早的发展地区。一九三八年我由后方初回山东时（当时我在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工作），所到鲁中、鲁西、鲁南各地，经过八路军防地，均可通行无阻，并曾见到“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拥护沈主席八大政策”的标语。一九三九年春秦启荣首先对八路军挑起磨擦，制造了“太河惨案”。我在东里店见八路军所发行的《大众日报》，对此作了充分揭露。听说那时沈鸿烈居于调停地位，有些左右为难。我曾亲见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联络部长姚仲明带卫兵一行数骑到省府去接洽工作，可见那时沈与八路军还是保持联系的。
  一九三九年夏，日军大举“扫荡”鲁南山区，主要目标是初入山东不久的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部队和沈鸿烈的省政府。于学忠的部队和省政府都受到不少损失，而八路军由于有群众工作基础，作战灵活机动，没有重大损失。日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却有所减缩，沈就指责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游而不击”，逐渐转向反共，各地方部队与八路军的冲突也不断增加。随着国民党中央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强反共政策，沈鸿烈也就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共了。
  四、沈鸿烈与各方势力的矛盾
  抗战开始后，韩复榘西撤，大部分专员、县长随同撤退或弃职潜逃，许多地方处于混乱状态。山东民风强悍，民间枪枝较多，各地纷纷成立游击队，一时山头林立，如雨后春笋。其中有的是没有撤退的专员、县长用行政力量组织的，如三区专员张里元，六区专员范筑先，八区专员厉文礼、滕县县长周同，平度县县长张金铭等，有的是复兴社势力领导的，如新泰、莱芜一带的秦启荣，昌邑的王尚志，昌乐的张天佐（原警察局长）等等；有的是地方人士发起的，如章丘的翟毓蔚，寿光的张景月，临沂的王洪九等；也有的是利用土匪关系拉起来的，如诸城的张步云，曹县的朱世勤（他们原是土匪头子，韩复榘收为特务队长），鲁西的冯寿彭（冯二皮脸）、齐子修，鲁北的刘景良，费县的刘桂棠（刘黑七）等。这些游击队的纷纷兴起，总的说是全民抗战、保乡卫国的积极表现，但也不免流品混杂，缺乏纪律，存在着强征滥派等扰民现象，为扩充势力而互相火并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九三八年我在鲁西听人说：有名的范筑先部队的宣传人员有一次在开会时带领喊口号：“打倒汉奸托匪！”一些由土匪改编的部队有意见，说：“汉奸当然应该打倒，土匪现在抗日了，就是好样的，为什么还要打倒？”宣传人员解释托匪是托洛茨基，但还是不懂。
  沈鸿烈手中没有韩复榘那样强大的军队，地方情况又比战前复杂得多，他要以省主席的地位对这些游击队进行整顿控制，让他们服服帖帖地听从指挥是不容易的，一些力量较强的游击队对他不甚理睬。沈鸿烈性情刚愎，排斥异己，不善与人合作共事，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他就与许多地方实力派发生矛盾，有的甚至发展到决裂地步。如以复兴社势力为背景的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公然派部下夜袭鲁东行署，杀害了鲁东行署主任卢斌。沈与第三区专员张里元关系也很紧张。厉文礼、张里元都被撤职，但他们手中有武力，沈也无可如何。沈与范筑先也有矛盾。一九三九年秋范筑先死守聊城，壮烈牺牲后，部下发生分化，沈支持范的参谋长王金祥，打击进步力量。我在鲁西曾见沈讨伐范部下支队司令张维翰的布告，该布告居然是一篇骈体檄文，记得最后的两句是：“披毫草檄、怒发冲冠”。
  沈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撤换那些不听话的专员、县长，扶持那些对他表示忠顺的地方实力派，或提拔对手的部下取而代之。如士匪出身的刘景良、冯寿彭、朱世勤、齐子修等都当了专员；伪军反正的赵保元也当了专员，后来发展成为鲁东最大的实力派。
  一九三八年冬（或一九三九年初）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五十一、五十七两军到达山东，整编山东游击队，张里元部编为游击第一纵队，厉文礼部编为第二纵队，秦启荣部编为第三纵队，王尚志部编为第四纵队，吴化文部编为新四师，赵保元部编为十二师，刘桂棠部编为新三十六师，等等。另外一些地方部队编为省属保安师、保安旅、保安团，如张步云部编为保安二师，专区多有保安旅，县都有保安团或保安大队。经战区改编的那些原来反沈的实力派，始终对沈的省政府抱着敌视的态度，如王尚志部占据昌邑县，自设“县军政办事处”，省政府任命的县长不能入境。在沈看来，也是“破坏行政系统”的。厉文礼的防区大致也是这样。一九四一年我在民政厅工作时赴鲁东各县视察，为旅途安全起见，随同由战区受训完毕回防的赵保元部参谋长同行，经过厉文礼驻地，那位参谋长受到殷勤招待，我却备遭冷遇，据说因为碍于那位参谋长的面子，对我还算客气，否则省府人员进入该地是要遭毒手的。
  沈与于学忠本有东北军旧关系，但因互争领导权，对处理地方部队意见不同，关系也很不协调。据说于学忠有一次行军中被流弹打伤，怀疑是沈鸿烈派人行刺，沈则批评于学忠反共不力，部队被共产党分化（五十七军有部分人投入八路军）。二人都向“中央”告状，而山东局势在日寇进攻、封锁，又加连年荒旱的情况下，日益困难。一九四一年秋，沈调后方。一九四二年初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部下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将沈鸿烈调任农林部长。沈的秘书长兼民政厅长雷法章代表沈办完交代后也去后方，任农林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等职，外蒙独立时，曾去外蒙监督公民投票，解放前任南京考试院秘书长，后去台湾。
  一九四三年春吴化文率部投敌，省政府受到很大威胁，处境愈加困难，牟中珩就随同五十一军撤往安徽，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就成为流亡的省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