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博山地方有“一官二井三商”之说，就是说创井的不及做官的，经商的不及办矿的，老百姓不及买卖人。买卖人虽无势力但有钱，老百姓是既无势力又无钱，考究起来，盖有来由。旧社会有钱有势才能吃得开，特别是采矿，涉及问题较多，更需有钱有势，实际上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成为矿业家。旧社会干煤矿要想站住脚就需要找上个靠头，或者捐上个官衔。如取得矿照、租买地皮、应付敲诈勒索、吞并、拉债、抗债、打官司、地面上扳裂了房屋甚至人命事故等等，既要有钱，又要有势，否则很难应付。华东煤矿朱曜如、吉成煤矿赵仲如都是不惜重金捐上了省议员的头衔。有些矿则是引进势力合股经营。如大成煤矿张子佩发财后引进地方势力石金声（进士、当过道台），加入了“好汉”股份。同时对与石金声齐名的张焕宸（进士、任过昌黎县长）则送了福泉酒店住的一所街房。之后又引进王来青、曲荔斋。复丰兴煤号经理王雨村，通过卖炭关系引进上海大买办虞洽卿成为周家台矿区的矿权人，合资经营了复丰兴煤矿。恒通煤矿原以周舜卿为主与郭子绂合办，后来引进旧军阀吴锡九任董事长，上海“三番”小头目吴作钧任总经理，借仗这两人联络股份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两吴只挂名不到职，周舜卿（我舅父）为了钱和势找上了管首。同丰煤矿公司矿权人赵仲如，当初为了办矿照，经王来青引进山东大军阀马良、旧官僚余则达、唐柯三等合办。一九三二年马良要独占同丰，余等与马良打官司，余方胜，其子余心航来博主持复工，从会金银号贷款排水，该号资本六万元，被同丰贷去七万多。马良不甘失败，同时看到同丰煤矿已排出水来即将获利，于一九三五年带着刘卓三等一、二十个打手强行接收了同丰煤矿，但只接资产不接负债，会金银号全部摊了瞎账而停业。后来赵仲如由吉成煤矿付与马良一笔款收回了同丰矿，但会金银号债务无人承担终究落了空。会金三百股股票的持有人也同时成了受害者。
  博山县工商界也有地方势力与外来势力的明争暗斗。日照人李又溪等办了一条从博山火车站到八陡的轻便铁路，承揽八陡一带煤矿的煤炭运输。开始小火车头过不去神头七孔桥，与地方交涉拟将第七孔石洞的〓顶加高，不动桥面，但地方势力从中阻梗，由李守中（举人、财政局长）出面，坚决不答应。轻便路当局只得把小车头运回青岛截去一段烟筒，并接受教训，聘请地方上吃得开的人张连溪（商会会长张焕宸之子）、王退之、李家干等任闲职，光拿钱不上班，以防沿路出事行不通。此类问题还表现于商会与矿业公会的关系上。“七七”事变前，博山矿业公会会长为莒县人庄树庭（日本留学生、同兴煤矿矿主）。矿业公会不同其他窑业、炉业、炭业、钱业等公会一样加入商会，而是独立于商会之外。商会属地方势力，矿业公会与轻便铁路属外来势力。商会方面找理由要矿业公会、轻便铁路多负担地方上的摊派，经长期争议，定出一个“商三民四矿二特别一”的分担比数（特别一即轻便铁路），直到“七七”事变。那时矿业公会除共同负担地方摊派（包括给官府送礼）外，每年三节还向县长、大队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等再送厚礼以打通关节。送县长王荫桂的一份礼最重，每次送六千元。此礼款不是现大洋，而是按各矿分担数开出“凭条即付××元”的兑现条子装在信封内由矿业公会的亲信人员送交本人。矿界如此慷慨，县官哪能不另眼看待。如煤矿出了人命事故，县府即派出武装到现场护矿。在旧社会，穷人的性命没有保障，出了人命，官府压着给几个钱就算了事，哪有公理！当时矿业公会并聘有日照人赵瑜堂担任矿业公会律师，在矿业公会门外挂着律师大牌子，扯着架子打官司。人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地头蛇终究被买通官府的强龙制住，各自相安无事。
  在旧社会，兄弟之间也有你死我活的权势之争。如一九二八年西河第六区区长翟筱南与族弟翟如鉴争夺采矿权益，翟筱南依仗区长势力欺压翟如鉴，翟如鉴便纠合“黄沙会”数百人乘翟筱南母丧之际攻入翟筱南家，区公所武装寡不敌众，与翟筱南及家人等退到一座楼上。翟如鉴下令放火烧了两座大厅，翟筱南母遗体及棺材被焚。围攻数日，楼上楼下互相打枪，最后被翟筱南的亲戚梁锡三带着博山县保卫团去解了围。从此，翟筱南一家不敢在西河庄住了，遂迁于城内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