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山东省反省院概况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其反动政权对付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罪恶手段主要是：残酷的屠杀镇压。其口号是：“宁错杀一千不错放一个”。这虽给党和革命人民造成很大破坏和牺牲，但它并没有把革命镇压下去。相反，愈镇压愈发展，革命斗争此伏彼起。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感到光这样蛮干下去对其本身并不完全有利，又妄图以政治征服，以补充其屠杀政策，因此，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反省院。反省院是一种着重从思想精神上摧残革命者的反动政治训练班，是变相的监狱。
  山东省反省院产生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设在济南市原山东第一模范监狱内（现在的人民商场地址），它自成系统。政治犯住的是天、地、人三个监号的丁字形监房，还另有两个教室。其编制机构是，院长以下设三个处：管理处、训育处和总务处。各处设主任一人（大多系兼职人员），平时只有专职训育主任王育民兼管理主任，他主持日常事务，是包揽全面的“总管。”训育员是叛徒谭克平（第六期出院的“反省人”），他还兼任甲、乙班音乐课和丙班三民主义课的教员。其他大多数教员是兼职人员，如甲班三民主义教员姓陆，是国民党省党部的，语文教员姓赵，是法官推事，再就是几名事务人员和狱卒。
  反省院的目的是：强制灌输“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动思想，并谩骂诽谤共产党。也就是企图从政治上瓦解和俘虏共产党人，促使其“悔过自新”。以期达到他们在刑讯、监禁中达不到的目的。按规定一般政治犯经监狱服刑三分之二的时间后送反省院，但判刑三年以下者可直接入院。每期期限为三个月至六个月（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三个月一期，到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改为半年一期）。每期人数约在七十名左右。每期集训开始时，每人都要办理登记手续，按文化程度编班，分甲、乙、丙三个班级。高中、大学程度者编为甲级班，高小、初中程度者编为乙级班，初小和文盲编入丙级班。
  课程项目有：三民主义（周佛海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史、地理、音乐等，还有专门诬蔑共产主义谩骂共产党的“总理纪念周”。纪念周是每星期一早晨举行一次，内容有六七项，如行鞠躬礼，唱党歌，静默三分钟，恭读总理遗嘱，训话（是纪念周的中心内容），礼成等。甲、乙班每天三节课，丙班两节课。甲、乙班课程内容相同，只是甲班多上唯生论和古文两节课，并每两月写论文一篇（实际上有写的有不写的，不写的居多数），丙班只讲三民主义和一节大仿课（练习写字）。除这些课程之外，还设有每人每日都要填写的日志。日志的内容有四项：生活情况；学习情况；感想（篇幅不限，有时还指定题目要你填答）；院训，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为内容。每天填写，于八点前写完后放在规定的地方，然后集中收去，由训育主任阅批后再发下来。一般都是训育主任王育民阅批，有时训育员谭克平代阅。还有时按他们认定的对象找去谈话。还办了一个《生路》半月刊（其中稿件是从论文中选登的）。衣、食、住等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和监狱基本上相同。
  国民党反省院对“共产党政治犯”如果达不到从精神上消磨其革命斗志，以及从政治上加以俘虏的目的，是不会释放的。所以反省条例中最基本的一条是：到反省院的政治犯如果在第一期“感化”不过来，就继续留级到下一期、下两期甚至一直到下十期（等于无期徒刑，实际没有留到十期的，连超过三期的也没有），反正不能无条件释放。
  出反省院的条件，形式上是考试及格者，实际上是靠反省院监视人写“小报告”，和日常的思想行动观察而决定的。具体做法是：每一期期终，将被认为及格者宣布为出院人，再召集出院人讲话，随后同其他政治犯隔离，集合到另外监号，以防受鼓动中途反悔变卦。出院前必须办理如下几种“手续”：（一）在报纸上发表反共宣言，目的是扩大其反共宣传。其主要内容是什么误入歧途，经过学习觉悟了，认识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通人性，不尊重道德等等。这篇宣言，是经过反动当局从出院人中选择的人物执笔起草的，草稿送院方修改定稿后，再召集出院人宣读通过，签字打手印。起草人一般都是签发反共宣言的领衔人（第六期领衔的是谭克平，第九期张君羊，第十期窦瑜等，第十一期李玉培）。（二）悔过切结。实际上是出院人向国民党递交事先印好的悔过书。其内容要点是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今后绝不再上当受骗等，和反共宣言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内容较简单而已。（三）启事。就是反共叛党的声明，刊登在当时的《国民日报》上。（四）通讯切结。就是要你保证在出院后三年之内，每一个季度，向院方汇报一次你的思想、生活等情况，以示长期监督。（五）保结。要找一定的保人或铺保，保证在出院后遵纪守法，出了问题以保人或铺保是问。
  山东省反省院共办了十三期，于一九三七年的十至十一月份结束。
  二、反对反省政策的巨大胜利
  山东反省院第一到十各期出院的政治犯，不管自愿不自愿都是办理了前述“手续”出院的（没有无条件出院的，也没有因拒绝“反省”或拒绝办理“悔过”手续而被押回监狱的）。只有到了第十一期才出现了大突破，二十多名政治犯经过反对反省院政策（简称反“反省”）的斗争，以宁肯坐穿牢底等待时机的精神，重新打回监狱，最后争取了无条件的恢复自由。
  第十一期的组成和以前各期基本相同，一部分是前一两期留级的“反省人”，一部分是新拨来的。原有的“反省人”中有留级一期的，如邵德孚、刘玉荣（刘泽如）、刘庆珊等。有留级两期的，如刘特夫（卢冠洲）、彭瑞林、董琰等。新拨来的当中有青州第四模范监狱来的金明、李世光、郁肇基、侯星五和我（当时叫唐玉清）共五人。我们第四监狱的同志，有些人对国民党反省院的性质，以及我们应持的态度等方面，事前是经过一番讨论的，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被送反省院，绝不办理悔过自新手续，从狗洞里爬出去。如不能无条件释放，就宁可回监狱重新坐牢，并尽量争取带一批人一同回监狱，争取无条件出狱。我初到反省院时，对各方面情况都不具体了解，好似对付蛇蝎一样的警惕着。刚入反省院一登记，又一听课，就产生了反感。当看到刘玉荣同志借肺病不上课，在庭院里晒太阳时，我也决定借肺病不上课，和刘一起每天在院子里晒太阳，不听他们那一套摆布（一直坚持到离开反省院）。当从留级的相熟的同志中，了解到有些同志在出院时签署悔过切结和反共宣言问题上存有混乱思想，认为反共宣言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影响太大太坏，悔过切结是印就的一张纸，只签上个名字影响不大。同时对只签署悔过切结，不签发反共宣言出院是否可行的问题正在犹豫不定时，我们就抓住这个核心问题，谈了我们的认识，和他们进行交谈，顺利的统一了思想。认识到：国民党的反省院是对政治犯施行政治俘虏的阴谋机关，它设立的那一套手续，都是为了达到使我们“悔过自新”这个罪恶目的的。悔过切结与反共宣言是那些反动手续中的主要部分，这二者之间虽有文字繁简之分，有公开发表与不公开发表之分，但它的内容实质是一致的，都不应签署（当时简称“拒签”，下同）。如果想从反省院出去，认为悔过切结的文字反动性较轻就签署了，之后势必被逼得一步一步走下去，到最后还得走签发反共宣言之路。我们应站稳立场，不能上当。不能在办理这种卖身契约的条件下出反省院，否则就是丧失政治立场，自我毁灭政治生命。
  当这些意见传到一些积极同志之间时，很快被接受，增强了大家的斗争信心，形成了一支尖刀式的反“反省”和“拒签”的组织力量，并迅速有对象的在“反省人”中展开了秘密串连活动，促使反省院的形势顺利地向着反“反省”、“拒签”的方向发展。几个叛徒分子也不再象往常那样嚣张了。
  在第十一期，一部分积极分子曾带头发起过改善伙食的斗争，很快取得胜利。这在客观上对反“反省”运动也起到一种练兵作用。相继绥远抗战爆发，有人向院方提出捐款援绥（以节食一日的伙食费作为捐款）而院方却向政治犯提出了代办“援绥”捐献的通知，我们识破了院方的欺骗伎俩，便将计就计理直气壮地提出释放政治犯到绥远前线参加抗战的要求。他们对这种要求当然不会答应，但他们宛不过舌头，说不出道理来，只是气恨地表示说“你们不配”来拒绝而已。在这种形势下，政治犯的反“反省”斗争情绪更高涨了。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群情更加振奋，无形中显现出一种无条件获释的希望，但同时我们也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这一期的期终阶段来临了，往常正是反动当局忙着办理出院手续，恩威兼施，品评成绩的得意时刻，而这次他们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反“反省”和“拒签”的冲击，表现出慌了阵脚的丑态。反动狡猾的“总管”王育民却故作镇静地说：“你们能胜利，我就佩服你们共产党”。我们暗想，他这话算说对了。果不其然，未多久，“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共产党在山东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组织领导了武装抗日保卫祖国的斗争。这时王育民跑到他家乡一带，拉起了一部分队伍，也打出抗日的旗号，并曾寻找八路军取联系，但他不久即因其队伍内讧被打死了。
  反动当局眼瞧着这期不能照常顺利结束的形势，就驱使叛徒走狗献计献策，以期收拾败局。随之有叛徒张复生（薛培元）写了秘密报告，提出对反“反省”的积极分子要采取打击镇压的建议，其中列举了十几个名单，并分类提出了评论和对策。首先提出的是：“二唐（唐玉清）是最顽固的家伙，非用斩钉截铁的办法处置不可。还有几个也是不易改造的分子，都应严惩”。他这个报告是夹在日志中随同一起上交的，上交前被一“反省人”偷偷抽出来交给了我们，在传阅过程中险些儿被搜去。但反动当局第二天早饭后就动了手，气势汹汹的武装狱卒们，一声不吭，袭击式的首先把我从监号拉到天井里，狠狠地按倒在地，砸上脚镣，带上手铐。随后接着拉出彭瑞林、侯星五、韩维密、李美庆、董琰、金明、李世光、赵传博、刘开浚等十人，都砸上了镣铐。正在怀疑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干什么时，刚被拉出来的董琰同志说，这是把我们押回监狱去的。闻听之下，怀疑顿失，并满意地感到我们所希望的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被镣铐完毕后，随即被带到高等法院的“便庭”，法官简单问了问姓名、籍贯等，并说了一些什么不老实遵守院规，就不能早日恢复自由等谰言，随即宣布了分押到各个监狱去的名字。我于当日上午即被法警押送到德州第七模范监狱。在上述十人之后，刘特夫、唐昆山二同志于第二天下午被以同样办法押送到第一监狱。就这样，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兴地重新打回了监狱。
  反省院把“反省人”重新押送回监狱，是其反省政策遭到打击和失败的结果，同时他们还想借此威慑一下其他反省人，企图阻止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但他们的企图很快失败了。在我们第一批押回监狱后，相继有另些同志也要求回监狱去了。最后一批邭肇基、周崇德、刘考文、王堂、岳拙园、刘庆珊、邵德孚等七人，因要求回监狱不答应，干脆进行了绝食斗争，终于争取回到了监狱。
  第十一期因反“反省”、“拒签”斗争而重新回到监狱和军法处释放的计有金明、侯星五、李世光、董琰、彭瑞林、刘庆珊、李美庆、赵传博、刘开俊（潘复生）、刘特夫、唐昆山（李文）、刘玉荣、邵德孚、邭肇基、韩维密、刘考文、周崇德、王堂、田中睿（田欣农）、李瑞芝（褚芳塘）、孟金山、李应介（李介人）、孔繁阁、王登明和我，共二十五名，占了以往每期出院率的一半以上。
  但在这以前的十期当中，就多数反省人的思想情况来说，对履行出院手续是无所谓的状态，只要能出院就行。因此，凡是从反省院出去的都办理了“悔过自新”手续，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因反“反省”或“拒签”而重新回到监狱去的，都在政治上沾染了污点。这并不是说以前各期没有任何人进行过反抗和斗争的表现（第十期是有过斗争表现的）。但是，就是一些开头有“拒签”表现的分子，终因经不起考验而办了悔过手续，如九期的朱×，第十期的阎×就是例证。到十一期的形势则大不相同了，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斗争方向，并且是有领导的组织了这期的斗争，最后形成了反“反省”、“拒签”而大批返回监狱去的气势，这一胜利在山东反“反省”斗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影响是很大的。反动当局因迫于形势和害怕遗留下“祸根”，就对其余“反省人”的大部或全部（约四十人左右），都给办手续出了院，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打回监狱的胜利者，不仅本身经受了考验，而对以后的反“反省”斗争也起了开路先锋作用。此后，十二、十三两期都进行过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十二期期末，王育民召集“反省人”出题目要大家解答，其目的是勾引动摇分子上钩。张晔同志在回答中当众揭发了他们的阴谋。随后，敌人气势汹汹地把张晔、刘仲益、岳拙园、于世瑞四人绑押回监狱，相继让叛变分子和动摇分子签发反共宣言出了院。
  十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开班时正赶上“七七”事变，反“反省”活动更加活跃了，加以未到期终日寇就入侵到黄河北岸，虽然院方仍企图要大家办理悔过手续，但遭到坚决反抗后，转而提出“你们出院总得有个表示吧？”在这种情况下，以张北华、王云生为首的几位同志商定写了个抗日声明，院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期除几个叛变分子依旧办理反共悔过手续外，其他都光明正大地恢复了自由。到此，国民党反省院也寿终正寝了。重返监狱的同志，汇合了仍蹲在监狱的同志，乘“七·七”事变后的大好形势，又进一步开展了斗争。在中共中央代表的交涉和爱国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不得不释放政治犯，于是我们光荣地获得了自由。这部分在敌人囹圄中经过严峻考验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一旦恢复自由，就立即投入了民族战争的革命洪流，有的被输送到党中央学习培养，大部留地方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发挥了先锋作用。其中有的同志已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有的积劳成疾病故，后来又有的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后记：在这个材料的写作过程中，曾向住过山东反省院第十一期的一些难友作过反复查对，刘特夫同志在一些重要情节上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同时也蒙他对稿件做了审阅和校正，于此特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