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前言
  济南的茶商业主要分两类：一为茶庄，一为茶行。茶庄以章丘帮为代表，经营方式以门市零售为主，兼营零整批发业务。其中历史悠久，资金雄厚，经营稳健的大型企业有：泉祥、鸿祥、春和祥等；中型企业，经营活跃，业务发达的如：植灵、广益垣等；小型企业如：义泰、义隆祥、庆泰祥等。茶行以山西帮为代表，以推销六安篓茶收取佣金为主。历史悠久，规模大，业务发达的有：同春懋、晋丰、协兴隆等。济南市大、中、小型茶商业共计二十五、六家。
  济南的茶商业，同旧中国其它工商业一样，也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压榨和攫夺下，惨淡经营，谋求生存和发展。
  在军阀混战时代，茶商业受尽了军阀兵痞的欺压掠夺，特别是张宗昌时代，苛捐、杂税、军用票带给茶商业的灾难极大。一九二七年后到“七七”事变前，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物价相对稳定，茶商业属于正常发展时期。日寇侵占济南后，为了达到其经济掠夺的目的，首先冻结了银行存款，随后成立茶叶组合，一面限制南茶北调，一面倾销日
  本进口茶，茶商业普遍受到日寇掠夺的祸害。由于货币膨胀，物价飞涨，虚盈实亏，逐渐消耗。特别是殷实户如：泉祥、鸿祥等，经营业务顾虑重重，小心翼翼，开始走下坡路。但同时社会游资受物价上涨的刺激，投入经营茶叶的业户骤增，济南茶商业空前发展。这时期新兴茶商经营特点是：大力吸收社会游资，着重依靠银行、银号的贷款，有的直接以银号为靠山或与银号为联号，带有囤积居奇和投机性的经营方法。其中殷实发达的户有：福祥、瑞华、恒祥、裕大等，以门市零售和批发为主；瑞华、吼振吾等，以批发为主兼营代客买卖；还有经营代理的茶行如：六山、聚隆、馥春等新兴的大、中型茶商共有二十余户。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型业户，他们不办工商业登记，其经营方式主要是投机倒把转手求利，什么利大干什么，有利就干，无利就散。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举国欢腾，工商业者梦想从此可以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寄以幻想和希望，但不久这种幻想和希望就破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透顶，上下争利，贪污自肥，除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外，随意滥发纸币，改银本位为金本位，将法币改为金元券，一比三百万，结果造成货币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一日数变。又用高压手段，限制出售，严查囤积，并设经济班及便衣特务，以查囤积为名，任意绑架勒索。济南的茶商业受害极大，特别是殷实户如泉祥老号，“七七”事变前每年库存茶叶百万斤，至解放前夕仅有两万余斤；更甚者如鸿祥，最早资本为白银六万两，经过十一年的消耗，解放时库存茶叶只有三斤半。但是中型商号如植灵茶庄，大量利用期购和贷款，不仅保住了资本，而且大有纯益可图。资本小而投机性强的茶商，它们用掺假
  茶对抗限价，立假账逃避税收，所以受害较轻。济南茶商业在分担摊派和税收方面，也存在资本雄厚的泉祥派和经营繁荣的植灵派的两派斗争，最后是资本大、经营差的泉祥派吃亏。
  现将济南茶商业在解放前不同时期的主要情况分述如下：
  济南茶商业主要情况
  济南茶商业大型殷实商店计有以下几家：
  泉祥茶叶商店，四柜（即四处）：
  泉祥老号，座落西关估衣市街（今共青团路）路南，投资定额银币十万元（但其实际活动资金高于定额十倍以上）；泉祥东号，座落城里院东大街路北，投资定额五万元；泉祥西号，座落经二路纬三路路北，投资定额五万元；鸿记茶栈，座落城里院西大街路南，投资定额五万元。
  以上泉祥四柜，其流动资金共同使用，投资人为章丘孟洛川。
  鸿祥两号：
  鸿祥茶庄总店，座落西门里大街路南，投资定额白银六万两，以○.六八六两折合银元；鸿祥西号，座落西关焦家隅首，投资定额银币三万元。投资人为章丘旧军镇孟养轩。
  春和祥致记：座落西关筐市街路西，投资人章丘旧军镇孟德明（该店在“七七”事变前已处于衰落状态）。
  中型茶商店计有以下几家：
  植灵茶庄：座落西关估衣市街路北，投资定额银币七千
  元，投资人位炯堂、郭绍仙、召令逸、李勉之、王信斋。
  广益垣茶庄：座落西关普利街路北，后迁路南。
  垣丰泰茶庄：座落经二路纬五路路南，投资人王升三。
  小型茶商店计有以下几家：
  义太、义隆祥、森茂、广兴义、益兴、广丰祥、太和祥、同昌盛、庆太等。
  茶行计有以下几家：
  同春懋、晋丰、协兴隆等。
  茶商业原有大、中、小业户及茶行，约计二十五、六家。日伪时期新开业的茶商业计有：
  福祥茶庄：设普利大街路北，投资定额黄金一百两，投资人兼经理李焕章、张和平等。
  瑞华茶庄：设在凤翔街，投资定额两万元，投资人高伯熙、朱潜之（朱系华东煤矿公司大股东之一），经理孙郁文。
  恒祥茶庄：设在青年会路东，投资人张慎修，系恒祥银号经理。
  玉成茶庄：设在普利大街路南，投资人彭玉山。
  裕大茶庄：设在估衣市街路北，投资额七、八千元，投资人兼经理杜麟轩、张子铭。
  永兴茶庄：设在经二路纬十路路北，投资人石和轩等。
  义合茶庄：设在城里院西大街路北，投资定额一万元，投资人苗兰亭、张冠三、张梯云，经理张梯云。
  聚盛茶庄：设在城顶街路东，投资人朱雨村（汉奸马良之婿），经理马兴南（济南输出入组合理事，亲日派、经济汉奸）。
  其他门市零售店，如三益祥茶庄，设在经二路纬八路；公和祥茶庄，设在西门月城街路南；中原茶庄，设在普利大街路南；鸿昌茶庄，设在经一路纬一路路北；裕华茶庄，设在馆驿街。
  茶叶代理店计有以下几家：
  六山茶行、吼振吾茶庄、馥春茶庄、聚隆茶庄、同丰茶庄等大、中型商号约二十余家。
  一九二七年前，军阀混战时期
  一九二七年前，军阀混战时期，主要是山东军阀张宗昌督鲁时，由于他的军队无数，军饷开支无穷，兼之他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不仅给山东人民增加了严重经济负担，也给济南市工商业带来了骚扰和灾难。
  济南茶商业的经营，多数是以门市零售为主，这样就和张宗昌的士兵接触广泛，不仅经济上蒙受他们的摧残，而且商业人员的人格亦倍受欺凌和侮辱！
  张宗昌督鲁时，同其他军阀混战，其开支来源，主要是靠搜括民财。当时农村有句谚语：“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①（一两银子指田赋，不过二元；八块钱说明附捐太多，超过田赋四倍。）来形容农民赋税日重。城市商号在经济上除受其巨额摊派的负担外，更受其发行的“军用票”的盘剥。当其滥发军用票时，其币值只折合当时正式货币的百分之十至十三，各商号都不敢拒绝使用。他的士兵不仅用军用票强行购物，而且用一元票面的军用票买一角钱的东西，就得找给他。
  九角钱的十足货币。他们抓住这个缺口，整天到茶店买茶叶换零钱，搞的茶商业门市部日不聊生！当时茶叶店人员有这样一句话：“张宗昌的兵买茶叶是进门认亲戚，出门骂祖宗”，即一进门提着皮带，张口就是“小舅子给二两茶叶”，出门再骂祖宗。这一时期门市部的经营结果，等于拿着货物换废纸。近一年的时间，济南的茶商业损失很大。
  “七七”事变前国民党统治时期
  自一九二七年旧军阀张宗昌被赶走后，由于货币物价趋于相对稳定，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茶商业销路日广，且有利可图。
  济南泉祥茶庄开业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资金雄厚，经营稳健，分支店林立。除济南泉祥四号以外，外埠尚有天津泉祥总号、泉祥鸿记茶庄分号；青岛、烟台、周村都有泉祥，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北京东鸿记、西鸿记，归北京瑞蚨祥核算。泉祥茶庄的货源，系远赴国内各主要产茶区采购加工窨制。各类花茶在福建省福州市南台，设有加工窨制茶厂，规模宏大，为茶界之冠。浙江省杭州市设有常驻机构。杭州市是茶叶集散主要地区之一，安徽省歙县一带所产茶叶，如大方、黄山、烘青等，是我国茶叶质量最好的，俗称“正路货色”。这种货色主要在杭州收购，再运往福州加工窨制，龙井茶亦出在杭州，泉祥在杭州为收购茶叶之权威。安徽琳村，设有收购点，并加工珠兰茶。苏州市设庄窨制茉莉、玉兰花茶。
  上海市设有机构，负责货款调拨转汇，收购、加工。泉
  祥在收购加工窨制实践中，长期以来培养了些专门技术人材和评审鉴别人材。在北方门市部，通过了多年的实践，训练了些系统的经营管理人材。
  泉祥茶庄，在当时济南茶商行业中，应当说是资金雄厚，本固枝荣，人材济济和经营管理有方，可谓全市之冠。
  济南鸿祥茶庄，不仅资金雄厚，且有隆祥、谦祥益联号支持作后盾，是华北商号的“祥字号”之一。因此开幕伊始即成为泉祥之劲敌。
  鸿祥茶庄在城内开业之后，显然夺了泉祥城里一带的买卖。鸿祥茶庄为了招徕顾客，采取好茶低价出售，一时生意兴隆。泉祥茶庄城里的主顾，均被鸿祥夺去。泉祥茶庄随即采取在城内设立鸿记茶栈门市部，也以好茶低价的办法，与鸿祥进行竞争。在竞争中两家茶叶质量都不敢降低，价格也都不敢提高。因此鸿祥开张以后，始终处于赔钱境地，而泉祥茶庄的鸿记茶栈虽赔钱，但在估衣市街老号仍然是赚钱的。
  鸿祥茶庄鉴于泉祥茶庄采取设立分号竞争的办法，致使鸿祥茶庄继续以好茶低价出售而不能赚钱，于是也采取同样办法，在距泉祥老号较近的地方，于普利门里开设了鸿祥西号（由西关焦家隅首迁此）。泉祥闻讯，随立即粉刷门面，装设彩灯，刊登广告，进行竞争。因而鸿祥西号开张之后，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双方竞争的手段，都采取暗中增加份量的办法。泉祥每斤茶叶（十六两一斤）增加十两，并以货色凌驾于鸿祥之上而获胜。后经同业负责人出面讲和，双方才堰旗息鼓。短短二十余天的竞争，泉祥核算即损失三、四万
  元，鸿祥损失尤重。
  济南植灵茶庄，设在西关估衣市街路北，位于泉祥之侧，本小力薄无竞争实力，因此泉祥对植灵的开业并不重视。用植灵经理自己的话说：“我们是处在老虎的口边，一不小心就有被吃掉的危险！”
  植灵的发展，不是依赖资金庞大，而是采取银行贷款，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办法。植灵茶庄经理王渐三，由广益垣茶庄转到植灵之后，多方观察茶商业市场情况，和泉祥的经营动态。他看到泉祥资金雄厚，历史悠久，并以“祥字号”闻名于世，为济南茶商业的权威。如果也采取泉祥的办法，是不能战胜泉祥的，势必为泉祥所挤倒。他以灵活的手段，运用天津期款购货，在本市银行贷款等方式吸收社会资金，以期款、贷款相辅相用，补充自己资金的不足。当时它与中国银行有抵押贷款（仓库即在镇武街，银行驻有仓库员），而这种办法在泉祥、鸿祥等号则不取。
  天津茶商业市场辽阔，供求关系变化灵敏，当时有一批优质味浓的茉莉花茶末，一时供过于求，价格偏低，而且逐渐下跌，由每担售价一百二、三十元，跌至每担五十余元。王渐三抓住这一有利机会购进三百余担，运回济南创销，美其名曰：“植灵百叶香”，并采取送货上门的办法。在报纸上登广告，包装上印商标，大肆宣传，使消费者在较短时间认识到植灵的茶叶好，打开了销路。
  泉祥是每年春夏大量进货，数量可达一年的销售量。而植灵所采取的措施，为期款购货，观察市场变化，伺机选购等。这些都为泉祥所不取。植灵借助于银行贷款和在市场选购进货的潜力，与泉祥进行竞争，这是植灵认识到自己资金
  不足的弱点，而采取的同泉祥竞争的战术；泉祥则以自己之大，藐视植灵之小。但在植灵“百叶香”畅销之后，泉祥才感受到威胁，因此也配制“三角王”与之竞争。“百叶香”、“三角王”，这两项出色的货，争奇夺胜，用实物宣传，以广招徕，引起茶商业的你争我夺。霓虹灯、广播喇叭吸引消费者的重视，使茶商业的发展迅猛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时期茶商业的中型商店，如恒丰太、广益垣等家，以小批发和门市零售并重，维持经营，不参与竞争行列。小型商店，如广兴义、庆太、广丰祥、益太、义隆祥、森茂、天太祥、同盛昌、太和祥等，主要以供应小贩，来维持经营。
  上述中、小型商店，虽不参与竞争活动，但均有利可图，处于稳定状态。
  同春懋、晋丰、协兴隆三家茶行，采取代客推销六安篓茶，收取佣金的经营方式。这类商户的资金不多，主要是依靠银行抵押贷款，所经营的品种，基本上是安徽的霍山、金家寨、舒城、岳西等县的黄大茶、绿大茶，大都销售于济南。这三家篓茶待销存量，经常达三、四十万篓，为直产直销的重要渠道，丰富着济南茶商的吞吐数量。
  总之，“七七”事变前，济南茶商业有利可图，业务稳步上升。
  茶商业在日伪时期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济南以后，是济南茶商业殷实商店走下坡路的开始。
  日伪统治时期，为了加紧其经济掠夺，一九四三年在济
  南成立“输出入组合”，统治华北、华中、华南的物资交流。“输出入组合”，由日华两方出任理事组成理事会，进行指导、统治。日方理事由三菱、三井两大洋行出名担任；华方理事由济南聚盛茶庄经理马兴南（亲日汉奸，后被镇压）、义合茶庄经理、济南茶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梯云担任。组合理事长由日方派任。
  组合成立后，限制南北物资交流，如从华中、华南产地运来茶叶，必须有华北的物资输出，如红枣、黑枣等，输出入的物资必须等价交流，持出入的物资证交换。否则就要遭到货物被没收、货主被扣押的迫害，这样使南北物资交流受到了极大限制。
  在日伪成立“输出入组合”，限制南茶北销的同时，日商三菱、三井两大洋行，大批调入日本静岗、川柳茶和台湾色种茶（茉莉秀英花茶），限制华茶，推销日茶；并以配给方式为茶商货源。同时并有日本其他洋行自己运来日茶倾销于市，这样，使得我国茶叶在产区被积压，而市场却脱销，华茶经营失去了自由。我国茶叶名享全世界的声誉，为日茶所劫夺。
  “茶叶组合”成立以后，对茶叶的进、销、存也给以限制，规定茶叶进货之后，必须在三个月内销出，否则即以囤积论罪，并指令茶商业户进行旬报、月报。因此，茶商在经营中顾虑重重，一怕不按期销出，被查封充公；二怕物价上涨受进、销损失。特别是殷实商店，如泉祥、鸿祥等更怕违章惹事，因此陷于物价上涨，周转消耗之中。
  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经济管理，是社会生产科学地反映经济效果的尺度。但是在货币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仍以货币为计算单位，势必呈现虚盈实亏的状态。济南工商业户在日伪
  时期，仍沿袭以货币计算盈亏，就自然饱尝虚盈实亏的毒害，且倍受日寇经济掠夺的灾难。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济南社会的游资受虚盈的刺激，感到在银行存款吃息，吃亏甚大，纷纷投向囤积经营。济南茶商业在“七·七”事变前，有竞争发展的社会声誉，社会游资投入经营茶叶的业户急剧增加。
  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原在茶庄的人员亦感到单靠工资吃亏，因此，纷纷投亲告友集资搞茶叶的囤积经营以图利。
  日寇窜往农村“扫荡”，农村的有产者逃来济南避难，坐吃山空，赁房子投机经营茶叶者亦大有人在，因此茶叶商的户数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向。
  日伪时期开业的茶商业户，不仅自己有一定的资金，并多系向银行、银号贷款或浮存社会游资。当时中国银行对茶商业户除抵押借款外，尚有信用贷款。除植灵外，新兴的茶业户，如福祥、吼振吾等多者信贷达五万元；少者也达一两万元，如义合、瑞华等。他们既经营门市零售，又做零整批发，进可攻，退可守，视茶叶行情变化而定。有的转手获利，有的囤积居奇，也有的兼干其它货物行业，如买卖黄金、颜料等，其经营方式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因此，这些商店，一般都有利可图，是日伪时期茶商业的暴发户。
  日伪时期茶商业的小户情况：
  日伪时期茶商业小户的增加犹如雨后春笋，林立丛生，其原因是物价上涨转手得利，借以糊口。日伪时期进城要检查，农村的茶商小贩进城不便，多在馆驿街、北坦、十二马路等地购货回乡贩卖，因此茶商业小户在这些地带应运而生，他们以贩卖篓茶为主，兼营简单的品种茶叶，购销省
  事，外行都能经营。一九四○年以后，小户增加更为突出，这时茶商业由“七·七”事变前的二十余户，发展到一百四十余户，其中小户约占三分之二。
  茶商业的畸形发展，也给历史上经营茶叶的大户带来极度的困扰，小户投机倒把争夺市场，有利就干，没利就散，他们不办登记手续，今日开市，明日倒闭，变化无常。大户受限制严，虚盈实亏，经理分红利，东家（投资的资本家）干倒霉，坐吃山空。较大的茶商业在日伪时期，从整个行业来看，在表面上好象发展了，繁荣了，实际是不正常的浮肿状态。
  经营茶业的殷实户，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资本在恶性消耗，欲罢不能。其资本损耗情况，可分两个方面：
  1.是本店资本的损耗。例如，泉祥茶庄在经营上只是用自己的资金周转，不向银行贷款，不浮存社会游资，因此自身的资金损耗甚大。事变前，泉祥资金的雄厚，货源的丰富，是首屈一指的。当时济南泉祥四号，长期库存的数量约万余担，合一百余万斤。红绿花茶应有尽有，而其年销量仅占库存的半数左右，即每年销量约五十余万斤。当时泉祥在经营上素有积压陈货为忧之感，但如遇交通不便，一年不来货亦不致脱销。其剩余资金（即周转之外备存资金）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百余万元，在济南中国、交通、东莱银行长期存款六、七十万元，在济南三益太、福益合、广茂垣等银号，流动存款经常有二十余万元，总共剩余资金二百余万元。
  可是就这样一个资本雄厚，历史悠久的殷实商店，在日本侵略时期，竞在货币膨胀，经济封锁和限制经营的情况
  下，资本消耗殆尽。
  济南泉祥在中国、交通、东莱三家银行的存款六、七十万元，日寇侵占济南以后均予冻结，即限制向银行提款，每星期向每家银行提取最多五百元，总计三家每年最多可提取六、七万元。可是在这时期货币日渐膨胀，物价持续上升，茶叶在一九四一年，一年中上涨了三倍至五倍。泉祥在银行的存款，无形中处在急剧贬值之中。其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一百余万元，也遭到同样命运。其济南银号的存款二十余万元，随货币的膨胀逐步补充了资金的损失。
  其存货量亦由事变前，存货一百多万斤，到一九四五年减少为二十余万斤。
  2.社会资金的消耗，即大量运用银行贷款和期款购货，加强本店的活动能力，从中获利并使本店资金免受货币膨胀的损失。以植灵为例，它在创销“植灵百叶香”有了社会声誉的基础上，便开展大量购进薄利推销的经营活动。它在天津购货，现购一万元，就要期购两万元（一月期付款），又如它向山东鲁兴银行信用贷款，每户限额三千元，它用多设假户头自己作保的手段，户头达二十余个，扩大贷款七、八万元。以期购扩大货源，以贷款备付期款，期购、贷款相辅相用，扩大了资金利用率，显示了突出的经济效果。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它平均每天有二十吨到三十吨的整车进货，因此它不仅保住了本金免受损失，且大有纯利可图。该店库存量经常在四、五千担，即四、五十万斤。但其资金的损耗，使社会资金为之负担。
  日伪期间，济南茶商业户，有的亏损，有的赚钱，其表现形式不外以上两种。但不管是本店资金的损耗，还是社会
  资金的损耗，都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对经济掠夺的结果。
  伪警特务的敲诈勒索
  日本统治时期，宪兵队、便衣特务、伪警、腿子，招摇过市，敲诈勒索，搞得茶商门市部的经营不得安宁。例如，泉祥分号—鸿记茶栈因卖茶得罪了特务腿子的家属张某某，他借检查为名到店内搜索，把事先预备好的假信塞进店内信袋里，恐吓诈财二百元，显示他们的“权势”，实际是表明他们喝茶就不应该花钱。
  纬十二路瑞华茶庄西号的职工焦玉启，因抗拒特务买茶不给钱，被特务打了，忿而辞职不干。伪警头目到该店内召集打牌，阴谋诈财，因经理未允，他们借查户口为名，将其殴打。
  日本翻译官经常召集茶商经理（如植灵、瑞华等）以打牌名义为之凑钱，稍有违拒就遭其陷害。伪警、特务、翻译也经常以办喜事为名，出帖要钱。用定报的名义先收钱不送报，敲诈勒索的办法五花八门，不胜枚举。零售店开门营业，终日受其骚扰者比比皆是。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在其侵略战争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实行“第四次强化治安”，加紧其政治高压手段，疯狂地对茶商业进行经济掠夺。济南植灵茶庄货物素来充实，被视为抢夺对象，于一九四四年某月，用“囤积”罪名，查封其镇武街仓库，拉走茶叶万余斤，配给出售。
  日寇为了镇压茶商业户，使其驯服，以利经济搜刮，茶商业公会理事长瑞华茶庄经理孙郁文，被强加以工作不力的罪名，抓到日寇宪兵队，进行拷打和灌辣椒水，受尽法西斯酷刑，关押十余天，经同业公会会员联名具保方释放。
  之后，日寇指令济南茶商业户向“皇军”献铜、献铁以作“赎罪”，使当时茶商业户的负责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大有“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之感！
  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济南茶商业在日寇统治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在政治上受到法西斯的镇压和宪兵队、特务、伪警、汉奸的敲诈勒索；在经济上受到他们的冻结、限制和抢夺。特别是货币恶性膨胀，物价持续上涨的侵蚀，殷实商号身上的血液，被他们吸取殆尽，大有元气损伤，一不振，再无复苏余地之慨。
  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游资，受虚盈之刺激，纷纷投入茶商经营，但实亏的惨景人人心中有数，有较大数量的小型业户，借不登记可以开业之便，朝干夕改，衬托了茶商业的浮肿繁荣，但他们不过是转手求利，借以糊口而已。有的业户投物价上涨之机，利用社会资金的活动，也的确赚了些钱，那只能是将经济之损耗转嫁于人。总之，在日寇统治的日子里，社会经济特别是茶商业的被抢掠是很严重的。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举国上下万众欢腾，渴望已久的祖国胜利，终于到来了。济南市工商业遭受了八年的涂炭，总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得以恢复。
  生产发展，货畅其流，是工商界对祖国胜利的期望，当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幻想。因此，对国民党法币寄予很大的信任，囤积的货物纷纷出脱，物价猛烈下跌。
  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与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接收日伪财产，公开贪污，将大批商品物资据为己有，转手投机，囤积居奇，市场畅流物资又受到了刺激，因之一九四六年春节以后，物价转跌回升。
  继之，国民党政府坚决与人民为敌，靠美帝国主义军火物资扩军备战，开支庞大，增发货币，哪里还谈得到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生产呆滞，货币增发，是使物价上涨的必然规律。当人民对物价稳定失掉了信心的时候，市场波动更为敏感。
  国民党官僚资本操纵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垄断独占，囤积居奇，使社会经济物资流通失调，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当国民党反动政府无力摆脱其官僚资本的羁绊时，只靠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维持其财政开支；但仍远远不敷应用，只有饮鸠止渴滥发货币，如关金、法币，大额钞票已出现五百万一张。
  滥发货币，必然引起物价极度暴涨。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其反动政府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更是兴风作浪，抢购重要物资，其结果促使物价更加上涨，犹如脱缰之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挽救其经济危机，进一步剥削民脂民膏，将货币价值，形式上由银本位改为金本位，发行的“金元券”与法币比值为一比三百万，用极度贬低旧货币，提高新货币手法以昭信用。但是基金空虚无力准备，人民仍受其害。他们作贼心虚，惟恐“金元券”再告失败，遂以高压手段强制推行，公告“限制物价，违者刑罚”。
  当时茶商业规定零售价，最高每斤售金元券一元零六
  分。限价、镇压哪能得到人民的信任？茶商业门市部因为限价赔钱，家家把上等货藏起来，将次茶掺假茶应付门市，假茶也叫平山茶，即平地的野菜芽。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出“经济班”出动巡查，社会殷实商店更是他们的搜查对象，一时茶商门市店的殷实商号开门营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处于紧张的恐怖气氛中。
  泉祥鸿记第一支店，曾利用国民党银行—中央信托局质押贷款，从南方购货经营获利较厚，当时社会声誉是泉祥的殷实柜。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经济班”视为打击对象，一九四八年七月，他们以囤积罪名，将该店营业负责人穆子珍抓去入狱。
  特别是济南接近解放前夕，国民党便衣犹如疯狗似地见人就咬，社会上有声誉的商店都被其视为抓捕对象。馆驿街东首瑞华茶庄东号（原在凤翔街茶局转为门市部），它利用社会游资经营有方，亦是当时茶商业殷实商号，国民党特务以查囤积为名，将该店伙友徐彩臣绑架。诸如此类在济南工商业户中屡闻不鲜。茶商业被抓人员，直至济南解放时，始被解放军破狱放出。
  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济南三年，茶商业受其货币恶性膨胀之攫夺和苛捐杂税之搜刮，以前素称殷实商店之资金又告严重损耗。例如，泉祥老号由日本投降时库存茶叶二十来万斤，至解放前夕仅余两万余斤（包括外地存货），泉祥西号的存货已消耗到不能周转。
  更突出的是，济南鸿祥茶庄以事变前六万两白银的资本（向不用贷款经营），经过日伪及国民党的搜刮、封锁、限制，经营失去自由，加之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侵蚀以及苛
  捐杂税的沉重负担，该店资金在十一年里消耗已尽，解放时库存货量只剩下茶叶三斤半。茶商业所受残酷蹂躏的惨景，可以想见。
  同行业之间的矛盾
  茶商业各大商号，除了业务竞争之外，在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负担着沉重的苛捐杂税。日寇和国民党政府下达苛捐杂税，都是把总数下到行业里，行业委员会再开会研究，提出分摊办法，限期缴纳。但在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例如捐税的总数下到行业之后，各大商店的负责人都以税重而“谈虎色变”；在讨论以何种方式来分摊，则是行业之间的难题。因而产生了资本雄厚的商店和经营繁荣商店之间的斗争。在分摊办法上，有的主张按营业额比例分摊；有的主张按资本额比例分摊，各执一词，均有道理，但都是围绕着自己如何减轻负担为前提。主张按营业额分摊捐税的理由是：经营就有利润，营业额大，利润就多，因此按营业额分配负担最为合理，主张这种办法的商号主要是资本大而营业又差的，如泉祥四号、鸿祥两家及广益垣等家；主张按资本额分摊捐税的理由是：营业额虽大，但资本太小，经不起沉重的苛捐杂税，还是资本大的商店有实际负担能力，主张这种办法的商店主要有植灵茶庄、福祥茶庄等。各商店之间利害关系的冲突，形成对立，产生派别，以致上升到选举同业公会理事长（即同业公会会长）之间的斗争。每届选举，泉祥派拥护支持张梯云；植灵派拥护支持孙郁文，各派之间勾心斗角，拉票竞选。
  在日寇统治八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统治三年的过程中，两派都占过上风。利益冲突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交织着度过了十一年，但真正吃亏的还是资本大的泉祥派，因为植灵派大都设立假账，减轻营业额逃避税收，而泉祥派则是小心翼翼坐吃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