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是赵镈同志英勇就义三十八周年。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又值党中央、华主席为遭“四人帮”诬陷的赵镈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时候，大家不禁更加怀念他，想起他那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接受党组织的委托，对他生前事迹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和搜集。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对赵镈同志无不称颂和赞扬，并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现在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让我们共同学习赵镈同志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积极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革命洗礼
  赵镈同志一九○六年生于陕西省府谷县一个农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是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度过的，两次革命运动对他影响很大。在县立小学毕业后，进入汾阳一所教会学校—铭义中学读书。在这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还利用假期返回县立小学，协助高克亭等同志，领导了驱逐腐败校长的学潮。一九二六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决定派他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他背着行李步行四百里到太原，乘车去北平后，因路费不足，就去拉黄包车，终于挣足路费，五月到达黄埔军官学校。
  赵镈同志进“军校”第六期学习，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从事党的活动。这期学员成分很复杂，有些反动分子秘密的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政学系”等组织，专门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学员，他们口头上拥护三民主义，实质上反对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赵镈同志曾任连党支部书记，他和其他同志在校部与团部党组织领导下，以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整顿壮大党的队伍，起初连队中党员很少，他们通过加强党的知识和政治形势教育，秘密地发展新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依靠这批骨干，公开揭露“孙文主义学会”等派别的假三民主义。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是：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宣传和拥护三大政策。并且提倡党员交朋友，要求每个党员交三、五个进步同志，把绝大多数学员团结起来，便于斗争。支部利用各种文艺活动，如编小剧、歌曲，组织晚会等，宣传“三大政策”、“革命离不开农工”，揭露驳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各种谬论。最后发展到召开群众大会、讲演大会，展开辩论。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说：“三大政策不是国民党的，是共产党的”，赵镈同志马上起来驳斥。还有一次，有人在会上公开造谣诬蔑共产党，我们的同志挺身而出，揭发他们破坏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的反动言行，最后论述到反对“三大政策”就是反对三民主义，反对三民主义即反对民主革命。这次辩论，使他们无言以对，我们同志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赵镈同志在“军校”学习期间，以饱满的热情，学习了政治、军事，并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当时与他同学并一起参加党的活动的周仲英同志说：“赵镈同志在这期间，显示了很好的组织才能和坚定灵活的斗争艺术，善于维护党的利益，当时的斗争经验对许多连队起了推动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事变”后，黄埔军校大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被逮捕，赵镈同志机智地脱了险。他奉党的指示到了武汉，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在等待着他。
  狱中斗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赵镈同志从武汉被党组织先后派到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不久，被捕入狱。这时，他在敌人严刑威胁和金钱地位利诱下，毫不动摇。敌人施展诡计，企图分化利用同时被捕的另一位同志，赵镈同志一面忍受严刑审讯，一面积极替那位同志开脱说：他不会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后来赵镈同志与那位同志密切合作，打赢了“官司”。他俩团结一致进行狱中斗争，两年后被释出狱。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赵镈同志再次被捕。开始押在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被审讯四十天。敌人利用叛徒发表“十一人宣言”（即变节书），逼迫利诱政治犯签字。赵镈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拒绝。随后转押到“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又经多次审讯，两个月后判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敌人通过“反省”手段，对政治犯施行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以消磨革命同志的斗争意志。监狱党的支部为粉碎敌人的反动阴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赵镈同志担任党支部组织干事。为学习马列主义，在支部领导下组织了学习委员会，赵镈同志是委员之一。通过被争取的看守，从狱外购进进步书刊。赵镈同志住南监东排一号，看守送来书籍时，他容易发现，也便于接近。支部宣传干事杨献珍同志在“病号监”照顾病号，来往打水、倒马桶，进行联系。开始他们把进步书刊拆开，夹在《红楼梦》里传着看；后来被敌人发觉，他们就直接传阅，敌人来了就敲墙发警号。这时赵镈同志不仅自己认真读书，还积极参予组织领导工作。通过学习，使大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后来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派人讲“四书”、“五经”，派天主教“修女”给治病，派教徒讲“上帝创造世界”，又派佛教徒讲佛教等，在党支部领导下一一被粉碎。赵镈同志总是站在斗争前列，讲究斗争艺术，善于提出问题，把敌人问得张口结舌。敌人还逼着每人每周写一篇学习感想文章，加以诱骗。赵镈同志同许多政治犯一起坚持不写，并表明态度，政治犯有自由，不能强迫写。一九三三年后，国民党配合第四次“围剿”，派何应钦任北平行营主任，带来宪兵第三团插手监狱，改变了对政治犯的进攻方式。规定半年审查一次，不管刑期长短，只要在其预先拟好的《反共启事》按手印，即可释放，三次审查不悔改，就枪毙或加刑。支部提出：“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动员党、团员坚持斗争，把牢底坐穿。赵镈同志表示决心，要杀就杀，决不悔过。敌人三次审查都告失败。当时支部领导下的另一组织是生活委员会（亦叫“生活公社”），赵镈同志是主要负责人，按监房编组，经常领导反剥削、反尅扣、反虐待，要求改善生活，增加放风时间等斗争。譬如生活费按规定每人每月三元八角，实际只吃两元，其余被尅扣；有时饭里掺沙子，菜里浇明油等。他们利用到饭堂吃饭时提出条件，叫敌人答复。赵镈同志还负责按“公社”原则，统一管理政治犯的生活费用。当时一百多人，凡收到监外送来的钱或物品都交给他，由他精心计划，统一按照需要分配，使没有经济来源和体弱、生病的难友，都能得到照顾，对于保证健康、坚持长期斗争起了重要作用。监狱斗争的最重要的方式是绝食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支部研究开展绝食斗争，赵镈同志虽有病也参加了。十九日早晨宣布绝食，各牢房选出代表，赵镈同志带病做代表，由人架着去谈判。第三天，敌人在院内架上机枪威胁复食，无效，只得撤出。后来敌人被迫答复：病号去脚镣，体弱的换小镣，看书报自由，每“号筒”增加两个火炉等，斗争取得了胜利。绝食斗争进行了七天，赵镈同志带病坚持绝食，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一九三六年春，全国掀起抗日高潮。支部决定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出去抗日，并派出代表交涉。牢方答复：要想出去，必须登报声明。登报是制度，不登不行。支部研究决定不写“反共”字眼，只写一般启事，说出去抗日或教书、务农等。决定由杨献珍同志起草，送到军法处。第二天，敌人把张云朴（即薄一波同志，支部书记）叫去，换上他们写的带有“反共”二字的启事，叫张捺手印。张坚决拒绝，并声明“你们要我捺这个反共的手印永远办不到，你们的把戏骗不了真正革命的人”。张云朴同志大声斥敌，有意让大家听到。敌人便把他带到另一处关押，又假造了有张捺手印的启事，企图骗人捺手印。赵镈同志知是骗局，坚决拒绝。一九三六年秋，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进一步高涨，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党急需大批干部，党中央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出决定，营救了这批久经锻炼的骨干力量出狱。这时赵镈同志任支部书记，具体安排分批出狱，他是最后一批出来的。出狱后，他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详细汇报了狱中斗争情况，表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
  组织“抗日联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赵镈同志出狱后，先在冀东工作，不久，调任津南特委（亦称“工委”）书记，化名王元，住景县城东北的大刘庄，以小学教员做掩护，活动于天津以南，津浦铁路两侧各县，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形势突变。党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面抗战。党组织要求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武装起义。这时国难当头，群众抗日热情很高，纷纷成立各种抗日自卫团体。赵镈同志看到这种大好形势极为高兴，认为必须抓住时机掌握枪杆子。为了组织抗日武装，他找到了刘建章同志。
  刘建章同志的家就在赵镈同志工作的大刘庄，当时赵镈同志就住在他的族侄家。建章同志早年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景县县委书记，对当地情况很熟，群众威信高。一九三五年他离开景县，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东方印书馆”任编辑做掩护，在党的“特科”负责人陈雷同志领导下，搞情报工作。一九三八年初，赵镈同志通过组织了解到刘建章同志的住处和工作情况，化装去北平找到他，他俩便同去天津，找到河北省地下省委。经省委研究决定，刘建章同志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及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在津南特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赵镈同志斗争经验丰富，且有在黄埔军官学校学得的军事知识。他们回到景县，便高举抗日救亡大旗，以景县为中心，由刘建章同志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发动、组织各地零散的群众武装，很快发展到数千人，编为三个支队。在大刘庄东三里有个孙镇，驻有一股三四百人的武装，自称“民众自卫团”，实际受国民党指挥，又和日伪勾结，头目叫徐子和。孙镇离日寇据点不到二十里，赵镈同志考虑到这股武装一旦公开投降日寇，对我开展抗日工作威胁很大，因此便由刘建章同志去动员他们参加我“抗日联军”，拟委徐子和为营长，但徐子和不干，企图参加伪“忠义救国军”。赵镈同志说：“看来非打不行”。于是采取先礼而后兵的办法，先派部队将其包围，由刘建章同志再去说服。但徐子和仍不转变，最后以武力解决了这股武装，除了一大隐患。在武邑一带还有被国民党改编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号称万人，上将司令叫赵云祥，盘踞四、五个县，也和日伪有勾结。赵镈、刘建章曾设法争取让其参加“抗日联军”，他们也不干，还想吃掉“抗日联军”。这时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领导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一部已进驻南宫一带，我“抗日联军”借八路军主力的威势将赵云祥部击溃，开辟了冀南北部大片根据地。
  在泰（安）肥（城）山区
  一九三八年秋，赵镈同志调任冀鲁豫省委党校校长。一
  九三九年初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所属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党校校长、妇委会书记。大家知道赵镈同志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他很崇敬。但他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善做思想工作。在泰（安）肥（城）山区河西县（即长清县）有位妇女干部，出身于这一带的上层人物家庭。她自己从学校接受进步思想，“七·七”事变后回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一带影响很大。有一次赵镈同志来这一带帮助工作，了解到她的情况，秘密会见了她，听取了她的汇报，对她在复杂的环境下积极工作，予以表扬，鼓励她要继续艰苦奋斗，并做好家庭的工作。这位同志受教育很大，后来斗争很坚决，她的家庭也为抗战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一部来到鲁西泰（安）肥（城）山区，和鲁西区党委一起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赵铸等同志很重视和主力部队搞好关系。五月十一日，日寇扫荡这个地区，从泰安、肥城等九路分进合击，力量数倍于我。这时区党委机关和党校由赵镈同志协助张霖之书记具体负责组织，并在一一五师指挥下，开展反扫荡。连续转战一星期，敌人数次扑空。一天夜里，队伍住在陆房一带，拂晓被敌人突然包围，赵镈同志非常沉着，积极组织后勤工作。战斗打了一整天，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我军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师部决定组织夜间突围。晚上，区党委机关、党校的人员集合以后，赵镈同志首先召集党员骨干进行动员，要求轻装，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团结群众，保证突围胜利；并具体编班、排，确定干部；党校学员没有武器，分到各战斗单位。深夜，在师部统一指挥下，队伍有秩序地急速行军，在敌人跟前穿过。第二天拂晓，敌人以猛烈炮火轰击陆房一带，结果又扑了个空，我安全转移到预定地点。
  一九三九年九月，上级布置审查干部，派来一位社会部长，这时区党委书记出发，按照组织原则，他应当和组织部长联系，赵镈同志便主动去接待；但这位部长不理睬，赵镈同志说：“那你就住下等着吧”。直到书记出发回来，这位部长才交介绍信，他还强调社会部实行所谓“垂直领导”，可以“监督”同级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的警卫员要由社会部长管理，以便随时了解部长的情况等。赵镈同志对这种违犯党的原则，“神秘”化的审干方法很不满意，便提出意见。后来社会部长不经党委同意，随便以“托派”罪名把人抓走，并且用刑逼供，任意处决，搞得人心惶惶。对于这种做法赵镈等同志都是坚决反对和抵制的。
  任鲁南区党委书记
  一九四○年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鲁南区党委，赵镈同志任书记。鲁南区北自蒙山，南至陇海铁路，东自沂河，西至运河，地域广阔，是联系华中、华北和西北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群山连绵，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这个地区为日伪重重包围，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也很多，土匪猖獗，且经济贫困，生活艰苦；党的基础和武装力量薄弱。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初步打开了局面。赵镈同志深知以上情况，但他却以长期被敌折磨而瘦弱多病的身体，迎着困难也来到鲁南。他来以后，首先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区党委组成后，又相继组成三个地委，统一领导开展各地区工作。他提出创办党刊《先进》，并亲自写“发刊词”。他积极筹办党校，并兼任校长，亲自讲课，大力培养党的骨干。他还抓紧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六月中旬以后，鲁南区各地、县相继召开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按“三三制”原则，选举成立了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各项政策法令，统一领导民政、司法、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了人民生活。他积极抓武装建设，鲁南军区建立后，他兼任政委，又相继建立各军分区，统一领导各级地方武装。这年一一五师经过一系列战斗，减员较多，年底各县开展动员参军活动，两个半月达数千人，补充了主力部队。他重视群众工作，亲自驻村，积极支持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在分别召开的各群众团体代表大会上，亲自到会讲话。会议选出领导机构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鲁南群众运动。
  赵镈同志到鲁南后，发现审干、“肃托”有扩大化现象，而临沂、郯城地区又较突出。他就和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亲自去检查处理，及时纠正了乱捕、乱关、乱杀错误。发现郯城县长翟兴亚贪污腐化，道德败坏，便宣布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的职务。同时，赵镈同志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通过开办训练班，学习政策，培养骨干，使减租减息工作收到成效。临、郯地区的经验，对推动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转变作风起了重要作用。接着区党委和一一五师联合组成临沭、费南两个工作团，分别开辟沐河两岸和天宝山区的工作。天宝山区经过白彦战斗，拔掉了敌人的据点，但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赵镈同志和一一五师首长分别找工作团同志谈话，指出这个山区很重要，除了依靠武装，关键是发动群众，进行党的建设，否则我们就站不住脚。工作团的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发展党员，充实和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所以后来这个地区封建头子廉德三勾结日寇反抗我军时，广大群众依然站在我们方面。一一五师把廉部解决后，群众更加觉悟，根据地更加巩固。
  三角斗争
  赵镈同志到鲁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紧密团结干部，依靠广大群众，忘我工作，半年多的时间，各项工作全面发展，根据地空前扩大，并为今后坚持长期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日伪顽受到威胁，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争夺。日寇加紧扫荡蚕食，妄图扩大其占领区；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极力争夺这个地区。这年冬天，又调坚决反共反人民的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三七旅到鲁南，其最反动的六八三团张本枝部驻鲁南中心区—“临郯费峄四县边区”（简称边联县，即今苍山县）北部九女山一带，专门对付我四县边区。因此，复杂而又残酷的三角斗争展开了。
  一九四一年初春荒严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多靠黑豆、糠、菜、草籽充饥，乃至吃酒糟、树叶、树皮。人们面黄饥瘦，疾病流行。这年春节是一月二十七日，区党委机关住在东庄。节前部队正攻打一个据点，准备搞点粮食过节，可是到除夕据点还没打开，没有搞到粮食，每人分了一点点猪肉吃了。赵镈等领导同志除夕亲自慰问鼓励大家。拂晓时，日寇突然袭击我驻地，枪声大作，赵镈同志带领大家冲上山头，迎着刺骨的寒风，吃着干粮袋中仅有的大枣等食物，和大家一起谈笑、说唱，有的同志打趣说：“这个春节过得不错，五更吃大肉，天明放鞭炮。”这样坚持了一整天，黄昏时，敌人撤退，大家才进村。春耕开始了，群众更困难，赵镈同志要求部队机关大力帮助群众春耕。
  赵镈同志鉴于春荒严重，为避免与民争食，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领导研究决定，机关和部队分散到收成较好的地区就食，借以开辟新区，区党委东去临沭地区，只留边联县机关及少数地方武装，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竟趁火打劫。四月二十五日，原东北军三三七旅、三三四旅各一部及土匪王洪九等部向边联县发动突然袭击，六八三团为急先锋，他们大肆逮捕、屠杀我各级干部、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和抗属，建立伪政权，一片白色恐怖。我们成了所谓“一枪打透的根据地”。原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同志曾回忆当时鲁南根据地的处境是：“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后来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领导坚决予以反击，由赵镈同志任政治委员、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同志任总指挥，以两团主力配合地方武装组成“讨逆”大军。六月十五日全面出击，激战一星期，恢复了边区根据地。接着赵镈同志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肯定成绩，表彰了坚持斗争的有功干部，批评了动摇退却逃跑的行为；分析了鲁南三角斗争的形势，要求干部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经受考验，踏踏实实工作，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第四地委，领导临沐地区工作。这时赵镈同志还审批了两起重要案件：边联县三区区中队长沈文佃自首叛变交枪投降，判处枪决；六区公安特派员李之秀被诬告逮捕，查明后释放，对诬陷者严肃处理。从而打击了歪风，申张了正气。
  银厂惨案
  一九四一年九月，青纱帐落以后，日寇实行分进合击的拉网战术进行扫荡，先扫荡临郯三地委，十月上旬扫荡边联县，大肆抢掠烧杀。日寇合击时，区党委机关和党校转移，十月二十日驻进银厂村。该村位于边联县中部，距西北九女山五十一军六八三团驻地二十里。这天国民党保山乡逃亡乡公所从银厂村“坐探”得到区党委机关进驻的情报，马上报告了六八三团政训处主任、特务于大川。于大川立即专派秘密便衣特务、叛徒侯德俊去打探。侯便担着柿子，以赶集卖柿子为掩护，到银厂村侦探。赵镈同志住宅位于村中十字路口，南靠东西街，西靠南北街，院门朝西，门外设岗；对面街西院内安着电台，街口西南角是水井，井后有破石墙。侯德俊看了赵镈同志住处的地形，又到村西看了松树林中党校学员听赵镈同志讲课的情况，马上回去详细报告了于大川，领奖金十元，他又报告团长张本枝，又领奖金五十元。
  于大川、张本枝将此情况立即报告敌旅部，决定马上袭击。二十六日晚五时张本枝召集各营长部署：一营主攻，二营村北打增援，三营预备队，当夜行动，拂晓攻击。同时又在银厂村内布置内应，“坐探”闾长刘清桂扮做去坡里挑秫秸，引敌进村埋伏，枪弹捆在秫秸里，每趟三挑进三人，两趟进六人，藏在街南大柴园内。夜里又将各围门关闭上锁。
  敌一营主攻，其三连为尖兵，二连攻击，一连自左翼包围村外，还有“逃亡乡公所”人员带路。二十七日丑时（三时左右）敌尖兵来到村西约三里路时，村东场上燃起火光，刘清桂将西围门打开，敌尖兵来到村西，我岗哨发现人影蠕动，放了一枪，敌把我哨兵打死，不久，敌各连相继赶到，三连自右翼包围，二连自西门攻进村内。
  区党委机关和党校学员被枪声惊醒，分别集合或自动向村外冲，但围门关闭，大家只得越墙，有的推倒石砌围墙冲出村外。赵镈同志这夜睡得很晚，因党校学员要毕业，有人找他谈工作，睡下不到三小时，听到外面枪响马上起来，先向东边白山村驻军打电话，刚说一句“敌人可能扫荡”，电话中断。这时宣传部吕志先副部长来问他“是否向东突围”？他说“可以”，吕便出去。赵镈同志的大门卫兵已被敌人的伏兵打倒，西院电台同志也被敌人用木棍打死。赵镈同志带两个警卫员、一个通讯员冲出，警卫员击退敌兵向东突，没走多远，赵镈同志忽然想起还有一个机密文件包没有带出，里面全是绝密文件。他意识到这些文件万万不能落入敌手；他令通讯员快向前去，自己迅速返回屋内，他当机立断，将文件点燃焚烧，然后又向外走，知道前门已不能出，便去翻后墙，但刚爬过墙，就被墙下敌人抱住了。通讯员迅速返回屋内，只见烧过的文件余火尚红，已不见赵镈同志，遂寻机冲出去了。
  二十七日早晨八点钟左右，敌人烧毁部分民房，抓走我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共二十五人，还抢走部分马匹、枪枝等财物窜回驻地。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震惊山东解放区的“银厂惨案”。
  严峻考验
  赵镈等同志被关押在敌团部，六八三团国民党总干事于大川是个罪恶昭著的特务分子，他分别审讯。被抓的银厂村群众，每人罚枪药（土炮用）十斤，找保释放，唯对赵镈等同志看管甚严。赵镈同志开始没有暴露自己的身分，他说：我叫王德忠，江苏人，在营部当文书（区党委对外番号“青年营”）。于大川很狡猾，他没有轻信。这时在押的有个叫蔡明的，原是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在银厂负伤被俘，自首叛变，出卖了赵镈同志。还有党校的两个小通讯员被俘，被留在敌团部当勤务兵，也供出赵镈同志。他们还搜到一张照片，上面六个人，于大川便叫两个小通讯员认，他俩指出“当中是赵政委”。第二次审讯，他们就对赵镈同志说：“你的身分清楚啦，你们的人都说啦”，接着叫两个小通讯员来当面认。赵铸同志见此情形，泰然自若地说：“我是赵镈，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也告诉你，我抗战无罪”。
  于大川、张本枝见抓到鲁南共产党首领，欣喜若狂，马上向其上司报告。上司命令他们通过审讯，弄清鲁南共产党的全部情况，并劝诱投降。他们进一步策划，把赵镈同志单关一个房间，门外双岗看守。一天大摆宴席，邀请鲁南国民党高级长官作陪，他们借机鼓吹什么“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党”，什么“共军违反军令政令”、“实行封建割据，破坏团结统一”等谬论，诱赵镈同志投降。赵镈同志拒不喝酒，他以我党谈判代表的姿态，端坐首席，镇静自若，借机针锋相对地闸述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痛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破坏统一战线，实行“防共、限共、溶共”、“曲线救国”等反动政策，揭露国民党军政人员投降日寇，认贼作父的罪行。敌人被驳得目瞪口呆，但又强词夺理地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赵镈同志说，我们是自觉的革命者，决不盲从受骗，我们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党的最低纲领，是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驱逐日寇，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我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此基础上，建设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顺乎国情合乎民意，是一定能够实现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背叛孙总理遗教，剿共十年，招来日寇侵略，半壁河山沦于敌手。你们还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放下屠刀，团结抗战实为上策。这时敌人又厚颜无耻地说，素闻先生才学出众，如能悬崖勒马，可不咎既往，给予军部秘书长职务。赵镈同志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一心只为民族解放和人类幸福，别无他求。你们是原东北军，奉劝你们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将军，与我党团结合作，打回老家去，驱逐日寇出中国！至此，他们理屈词穷，不欢而散。
  赵镈同志在宴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使敌人丑态百出。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又耍新的花招。一天，他们选一名年轻妇女，来到赵镈同志房间，委婉诱降。赵镈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对她进行教育，讲述妇女翻身解放的道理，劝她别做反动派的工具。敌人看到此计不成，恼羞成怒，妄图以严刑逼赵镈同志就范。团长张本枝是个兵痞加恶棍的亡命之徒，说不上几句话就拳打脚踢，破口大骂。赵镈同志以政治家的风度对他说，你有话说话，有理讲理，象你这样岂不有失“国军”团长身分？斥责了张本枝。于大川问赵镈同志，你们既然也实行三民主义，我们信仰一致，何不归顺国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赵镈同志反驳道，你读过《中山全书》吗？三民主义宗旨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你们干了些什么？……于大川说：“这些可暂不谈，依你的身分可谈些别的。”“别的谈什么？”“譬如你们在本地区的组织情况，驻军情况。”“这是党的秘密，军事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谈。”“你知道你已是俘虏，由不得你。”“那好，就由着你，我代表鲁南共产党，鲁南共产党员，就是我，怎么处置都可以”。于是，敌人凶象毕露，把赵镈同志绑在板凳上，极其残忍地灌辣椒水，敌军医处主任迟天民参与刑讯。后来，不仅灌辣椒水，还吊打、压铁杠、灌煤油。关押二十天，审讯十多次，每次审讯都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赵镈同志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但自始至终除了和他们辩论，再就是一句话：“鲁南共产党员就是我”。至此，敌人的企图彻底失败。于大川不得不承认从赵镈口中没有吐露一句共产党的秘密。
  英勇就义
  银厂被袭击当天，突围的同志未见赵镈同志，心情十分沉重，经过多方查询，方知赵镈同志确实被俘，大家更加难过。赵镈同志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消息传出以后，干部群众无不深为感动。大家希望他能转危为安，逃出虎口，继续领导鲁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为此，中共山东分局专派李竹如同志来区党委帮助研究营救赵镈等同志。许多群众和爱国人士举行集会，选出代表请愿，一致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赵镈等同志。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对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充耳不闻，更不顾我党我军义正词严的劝告和抗议。当他们经过反复较量，知道赵镈同志如同泰山不可动摇时，便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十一月十九日零点左右，赵镈同志被敌运输连押出村外，带到村西河西岸、沟北崖的小土台上。这时土台中间已挖好坑，赵镈同志完全明白，这是秘密处决。他要把刑场当讲堂，要求讲话，敌连长开始不同意，后来勉强答应。赵镈同志站立坑旁，从容不迫地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已大感人力、物力不足，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但是，那些反共顽固派，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绝没有好下场。我知道国民党的下层官兵，多数是爱国的，是不愿做亡国奴的，现在你们还受人欺骗，不去抗日，反而枪口对内，屠杀自己的同胞！弟兄们，想一想，你们是替谁卖命？应当赶快觉悟，调转枪口，与八路军合作抗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人总是要死的，我从参加共产党那天起，就随时准备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自己。但没有想到大敌当前，我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中国人手中，真是十分痛心！请记住：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抗战一定要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弟兄们，现在我把大衣、怀表、钢笔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认清时局，抗战到底！
  赵镈同志感人肺腑的讲话，士兵们听着，有的热泪盈眶，有的抽泣出声。
  于大川领受“秘密处决”赵镈同志的意旨后，开始没有直接出面；但他不放心，带着喽罗赶到刑场，见赵镈同志还在讲话，便暴跳如雷，责问士兵：“为什么不快埋”。赵镈同志毅然跳下坑去，士兵们不忍心向他身上扔土，于大川吆喝着“快埋快埋！”赵镈同志继续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五岁。
  在这同时，还有一位张同志也英勇不屈，被埋在同一坑内，光荣就义。
  国民党反动派害怕阳光，以为秘密杀害赵镈同志，便可以掩天下人之耳目。但是他们想错了，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赵镈同志就义时，沟南崖的小屋里，住着一位大爷叫李安起，他是因村内房子被霸占而来到这里的。这天夜里他被惊醒，起身贴窗口一看，原来是一群国民党士兵。一会又听到有人在说话，仔细听去，正是赵镈同志那慷慨激昂的讲演，他越听越感动，直到最后声绝。老人彻夜未眠，天明就悄悄告诉别人，并要他们永远记住共产党的这位好干部。接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开了。
  赵镈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我党政机关、部队和当地群众，悲愤之情难以形容。有位侦察员白天接到群众报告，夜里亲自去察看赵镈同志牺牲的现场，第二天夜里就带人把尸体抢回妥善安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等领导机关和党校学员听到噩耗，无不痛惜，罗荣桓政委惋惜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一一五师政治部肖华主任亲自主持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赵镈同志。边联县在银厂村召开追悼大会，当众枪决了内奸刘清桂、刘清环。鲁南区党委等机关在白山召开追悼大会，李竹如同志代表山东分局、张雨帆同志代表鲁南区党委先后讲话；赵镈同志的爱人李岩同志抱着八个月的小凯英讲话，她抑制着悲痛的感情，追述了赵镈同志的业绩，并鼓励大家要把悲痛化为力量，完成赵镈同志未竟的事业。为纪念赵镈同志，经上级批准，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将边联县命名为“赵镈县”（全国解放后改为苍山县）。
  鲁南广大军民以烈士为榜样，英勇奋斗，度过艰苦的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春，在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王麓水同志领导下，展开全面反击。制造“银厂惨案”祸首之一的荣子恒公开投降日寇，官职由少将晋升中将，任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军长。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军发起“讨荣”战役，将其彻底歼灭。一九四四年十月“银厂惨案”三周年，赵镈烈士遗骨被移到风景幽美的文峰山之阳，砌墓安葬，群众纷纷自动捐献铜钱，熔化后铸了铜像，嵌在墓前，并在墓旁竖立“银厂惨案烈士纪念碑”。这天，万余军民抬着祭品、花圈、挽联齐集烈士碑前，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张雨帆同志代表鲁南区党委历述“银厂惨案”经过，表彰了赵镈等烈士的光辉业绩，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惩凶昭烈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进攻鲁南时，用大炮轰击烈士碑和墓，还把赵镈烈士的铜像弄到马庄广场上，当靶射击。一九四七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全歼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活捉了师长马励武。赵镈烈士的铜像已被敌人装上汽车准备拉走，又被我武工队夺回来，请精工巧匠修复，接着七区军民召开庆祝大会，鸣礼炮，吹喇叭，铜像上披上红绸，人们抬着送上文峰山，重新嵌在赵镈烈士的墓前。
  人们怀念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们。解放后，政府拨款修复了被蒋匪破坏的烈士碑和墓，特别大力进行破案工作。当年参予制造“银厂惨案”的叛徒、特务侯德俊，混入革命阵营，伪装进步并混进党内，以至当了县农业局副局长。当年主持杀害赵镈烈士的特务于大川，因杀害赵镈同志有“功”，由少校升为中校，并获国民党国防部“忠贞”奖章，全国解放后，他逃回吉林省怀德县老家，混入合作饭店当了会计。当年参予杀害赵镈烈士的军医迟天民，以后潜回辽宁省盘山县，混进农场当了医生。当年带兵袭击银厂村逮捕赵镈等同志的营副李世祥，以后潜回天津混进蔬菜公司工作。苍山县有关部门在党委大力支持下，经过五年，跑遍全国十三个省、市，终于彻底查清，一九五九年，以上各犯全部归案。在临沂地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于大川判处死刑当场枪决；其他各犯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刽子手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象赵镈同志这样对党忠心耿耿，人们无限热爱的老党员、老干部，林彪、“四人帮”一伙竟给扣上“叛徒”罪名，企图扒坟、砸碑，广大干部群众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九女山有位大爷气愤地说：“赵镈要是叛徒，还有革命的吗？”许多人自动齐集在烈士碑和墓前展开大辩论，阻挡其破坏行为，才使纪念碑和墓依然巍峨挺立在文峰山，每年逢年过节，都有人去祭扫悼念。
  “四人帮”粉碎了。党中央为赵镈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烈士的功绩传万代。人们怀念革命先辈，决心以实现四化建设告慰先烈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