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二九年夏，韩复榘叛冯投蒋的时候，我正在驻防汉中的西北军冯玉祥先生所属第二十七师（师长张维玺）当团长。韩复榘叛冯投蒋后，冯先生为了安定军心，曾派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徐惟烈专程到汉中对张维玺部进行抚慰。徐惟烈曾对营长以上各级军官讲述韩复榘叛冯投蒋的经过。徐惟烈经常参与冯先生的戎幕机要，对韩之行为十分熟悉。当韩复榘拉着队伍叛离冯先生的时候，徐惟烈曾一度被韩复榘扣押在洛阳，后来徐惟烈乘隙溜走。故徐惟烈对韩复榘叛冯投蒋的前因后果知之甚稔，他所谈的情况，当属真实。一九三八年春，蒋介石乘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拿办韩复榘的时候，我正在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当旅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亲自听了蒋介石关于拿办韩复榘的讲话。爱将以上两事的见闻记录下来，以供参考。
  韩复榘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先生部下的一员高级将领。他在清末宣统年间投入北洋陆军，充任司书生，曾随冯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以是为冯先生所赏识。因其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经冯先生一手栽培提拔，二十年间洊升至方面军总指挥和省政府主席。冯、韩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啻父兄之与子弟。但是韩复榘却忘恩负义地叛离了冯先生，投靠了蒋介石。
  韩复榘之所以叛冯投蒋，原因甚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冯先生之统驭部下，完全是封建家长作风，实行所谓“打是亲、骂是爱”的手法。他的部下不论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一有过失，动辄遭到训斥、罚跪以至棍责。例如老将张之江当旅长时就被罚过跪；宋哲元当旅长时就用鞋底打过屁股，当省政府主席时挨过痛骂；张维玺当旅长时就被打过耳光，并挨过军棍。至于挨训挨骂者，那就多不可胜数、胜记了。对于放荡不羁的韩复榘来说，他受斥责，可以说是成了家常便饭。韩复榘在地位低的时候，对于冯先生的家长作风，虽然感到不快，还能以勉强忍受，随着地位的逐渐升高，就对紧箍咒式的束缚，越来越感觉头痛，对穿着小鞋子就越来越感觉不舒服，于是脱离冯先生的樊笼、羁绊，独树一帜的思想，日益滋长。
  （二）西北军所据有的豫、陕、甘、青、宁等省地盘，是相当苦寒的地方，而冯先生又是一贯采取低薪制，韩复榘在地位低的时候，为了向上爬，不得不忍受艰苦生活，及至地位高了，渐渐地骄奢淫逸起来，就不愿再过那穷苦的日子了。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在一次朝会上对文武官员讲话时，曾以骂街的口吻挑拨对冯先生的不满说：“我当个省政府主席，每月只有六十块钱的薪水，还不够我个人的生活费！”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一九二九年四月，蒋介石对桂系作战，蒋曾电请冯先生出兵援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亦曾电请冯先生抄蒋后路。冯先生对此，采取了两面手法，命韩复榘指挥五个整编师，由郑州南下，向武汉推进，名义上是进兵助蒋，而实际里冯先生却命韩复榘以蜗牛式的速度行军，迟滞不前，意在审机观变，以俟蒋桂双方胜败将要判明时，蒋胜则助蒋，桂系胜则袭蒋之后。不料，韩复榘所指挥的部队尚在信阳一带时，而桂系由于李明瑞的倒戈叛变，致使全军迅速瓦解，只有十来天，战争即告结束，蒋介石到了武汉。韩复榘闻讯，即命部队向武汉急进，刚抵孝感，蒋介石就电请停止前进，而约韩复榘本人赴武汉相会。韩乘火车抵汉口时，蒋介石亲到车站迎接，一口一个“向方兄”（韩的别号叫向方），一口一个“常胜将军”，把韩复榘比作赵子龙，极尽笼络之能事，把韩复榘弄得飘飘然，昏昏然，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晚上，蒋介石特设家宴为韩复榘洗尘慰劳，只由宋美龄和宋子文作陪，以表示极为亲近。席间，蒋介石向韩复榘挑逗说：“听说西北军很艰苦，不知向方兄的生活怎么样？”韩复榘“哼”了一声说：“我当个省政府主席，每月只有六十元钱的薪水！”蒋介石一面把早就预备好的一张一百万块银元的银行支票递给韩复榘，一面说：“久知向方兄缺钱用，小意思，请收下。”韩复榘假意地再三辞谢，终于把支票装到衣袋里了。韩复榘回到开封后，曾对庞炳勋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宋美龄用的是什么香水，她和我握手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手上的那种香味还没消失。”韩又说：“蒋介石待我真好，以后如果冯先生要对蒋作战，我是不打的。”就这样，韩复榘被蒋介石利诱、收买，把魂给勾引过去了。
  （三）北伐战争结束后，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编遣会议”，全国军队进行所谓编遣，全国军队采用统一番号。冯玉祥先生所领导的西北军共缩编为十二个师（师辖三个步兵旅，旅辖两个步兵团，师直辖骑兵团、炮兵团、工程兵营、辎重兵营、通信兵营等），韩复榘部编为第二十师，韩任师长。韩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之后，冯先生即以西北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兼代第二十师师长（过后不久由石交与李兴中实任师长）。韩复榘对冯先生拿掉他的兵权，异常不满，极为愤慨，认为是冯先生对他的不信任，是对他的排斥。韩与石敬亭素有嫌隙，常闹意见。韩之失去师长位置和石之接任师长位置，韩认为都是由于石敬亭在冯先生那里挑拨、进谗之所致。使韩更加气愤的是，石接任第二十师师长后，认为该师训练不严，军纪不整，军官腐化，他就借口整顿，把韩的几个亲信旅长、团长给撤换了。第二十师是韩复榘一手训练、一手扶植、惨淡经营多年的基本队伍，韩对那些部下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被撤换下来的旅、团长们一齐跑到韩复榘那里痛哭诉冤。韩闻讯后恼怒万分，对石敬亭痛恨至极，盖此时韩复榘已经下了叛冯的决心。韩复榘当即密令那些被撤换下来的旅、团长们都呆在部队的附近，不要远离，以便随时听候召唤。后来，韩复榘曾对人言：“我之所以离冯投蒋，完全是石敬亭逼出来的，因为他在冯先生面前拨弄是非，使冯对我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信任。在华阴会议时，冯提出对蒋作战计划，当时我曾提出异议，几乎被冯枪毙，这都是石敬亭捣的鬼，我惹不起他，只好躲开。”
  （四）一九二九年五月上旬，冯先生准备对蒋作战，他的军事哲学是，“退一步，进两步”，“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跼”。把拳头缩回，然后再伸出打人，才有力量。于是，他下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所指挥的部队撤到潼关一带；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指挥的部队，撤到陕州一带。韩复榘早就不愿对蒋作战，更不愿放弃河南的地盘，只是当时格于冯先生的威势，不得不遵命西撤。在山东的孙良诚部西撤路经开封时，孙请韩检阅他的部队，韩复榘看到孙部的武器装备远比自己的部队为优，当时气得脸色蜡黄，怨恨冯先生厚孙薄己。
  有此种种原因，于是就促成了韩复榘叛冯投蒋。
  一九二九年五月中旬，冯玉祥先生在华阴召集西北军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对蒋介石作战问题，韩复榘坚不主战，被冯先生严厉斥责。五月下旬会议结束，韩复榘到了陕州，秘密召集第二十师那些被撤换下来的旅、团长，命令他们各回原部，带着队伍立即乘火车东开；同时，韩复榘发出了脱离西北军的通电。韩复榘叛变的消息传到华阴后，冯先生气得顿足捶胸，部将们一致主张派兵追赶，而冯先生却痛哭流涕并自打嘴巴说：“这不怪韩复榘见异思迁，只怪我昏瞆糊涂，驭下无方，不要追赶，人各有志，由他去吧！”可是，孙良诚却断然行事，立率所部出发猛追。韩部东开到达黑石关时，被扼守黑石关的庞炳勋部迎头截击，韩部损失惨重而过不了关，同时孙良诚部的追兵亦将至，韩部不敢恋战，遂即绕道东窜，第二十师被韩复榘在陕州带走的本来就不到一半，而沿途死伤者、溃散者和被追回者比比皆是，原有近两万人的第二十师，到头来只有两三千人跟着韩复榘逃到了郑州开封。
  韩复榘投蒋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分化西北军，不但保持了韩复榘原有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地位，而且在“中原大战”后的一九三〇年九月，把韩复榘调任远比河南地盘富庶得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并给他大宗款项和大批武器，使之扩充兵力。韩复榘除原有的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以外，先后扩充了第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第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第七十四师（师长乔立志、继任李汉章）和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共五个师；此外，还有一个直属手枪旅（旅长雷太平、继任吴化文），统称为“第三路军”，韩复榘任总指挥。这时候的韩复榘，既是统兵大员，又是封疆大吏，有职有权，独霸一方，踌躇满志，得其所哉了。但是，韩复榘投蒋以后，并不是死心蹋地地听从蒋介石的摆布。他自从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扩充了五个师以后，既有了粮饷来源的地盘，手里又攥着几万大军，就不愿再受一个老娘婆的管制，而想搞一个“独立王国”，以便为所欲为了。第三路军的人事调动、粮饷领发和山东全省行政官吏的安排以及财政的收支，都由韩复榘一手把持，不让蒋介石过问。然而阴险毒辣、惯于整人的蒋介石，岂能容忍韩复榘坐大？蒋介石为了防止韩复榘尾大不掉，一面暗中授意在胶东的原为张宗昌的旧部而被蒋介石收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撇开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山东省政府，直接听命于蒋介石，霸占山东最富庶的胶东十余县，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之中的“小独立王国”，来掣韩复榘的肘，分韩复榘的势；一面派了一个党棍张苇村作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把持山东省的党务工作。除此之外，蒋介石对韩复榘还不放心，又派一个政客蒋伯诚作为韩复榘的总参议，专门监视韩复榘的一言一语和一行一动。如此种种，都是蒋、韩之间的矛盾表现。韩复榘的气度本来就很狭小，性情又很毛躁，对于蒋介石的这些措施越来越忍受不了。于是先暗杀了张苇村，接着就以武力攻打刘珍年，蒋、韩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白热化了。蒋介石命刘峙集中五个师，陈兵徐州，摆出威胁山东的架势。韩复榘也不示弱，即命孙桐萱指挥三个师布防兖州，摆出抗拒的姿态。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过后不久，日寇侵占了东北，又将入侵华北，国难当头，怎能再闹阅墙之争？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和平，由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把刘珍年部调离山东，蒋、韩之间的一场战祸，幸未爆发起来。可是，蒋介石已于此时产生了除掉韩复榘之阴谋矣。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爆发，韩复榘曾发电报并派代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事后韩的这一举动为蒋介石所知，非常痛恨韩复榘，遂下了除韩的决心。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全民奋起抗战，韩复榘受命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日寇入侵山东时，韩复榘曾经一度赤膊上阵，亲临小清河前线作了一次激烈搏斗，予日寇以重创。但是，从那以后再也鼓不起劲了，蒋介石命他固守济南，未经接触，他就把济南放弃了；蒋介石命他守泰安，也是未经接火就弃守了；蒋介石严令他据守兖州，同时在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经严申军令，命他死守兖州不能再退，如果战至实在支持不住时，应逐步向徐州靠拢，切不可向其他方向转移。这是因为此时韩部的伤病人员、非战斗人员和笨重行李，正向济宁、曹县以及商丘方向撤退，如果韩部战斗部队也向这个方向撤退，则日寇跟踪追击，而商丘一带空虚无兵，陇海铁路将被日寇卡断，徐州隔在敌后，战局混乱，不堪设想。可是，韩复榘仍置军令、军法于不顾，既不守兖州，也不向徐州靠拢，整个第三集团军全部退到曹县一带，并有继续向商丘移动的趋势。韩部退到曹县后，韩复榘曾集合部队讲话说：“这次抗战，是有打头的，我们打完了怎么办？我们不能真打，傻小子才真打呢！我们要保存实力，我们不守济南，不守泰安，不守兖州，就是为了保存力量……”。韩部退到曹县后，蒋介石一面严令韩部即在曹县一带停止待命，不许再作任何移动；一面召集第一、五两战区（山东、河南、河北）团以上各级部队长和幕僚长到开封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捕拿了韩复榘，后押解武汉（当时大本营在武汉）军法会审，判处死刑。其经过概况，简述如次：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一、五两战区团以上各级部队长、幕僚长和大本营的部分首长纷纷齐集开封，蒋介石同他的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钱大钧带着一营宪兵，乘着专列火车也从武汉来到开封。十一日下午二时会议开始，会议的场所是开封南关“中国中学”礼堂（这所中学，据说是孔祥熙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场面很大，建筑很好）。下午一点半钟，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进入会场，只见学校内外和会场周围，统由蒋介石带来的宪兵把守，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会场内由钱大钧指挥，以集团军或军团为单位，一列一列地入座，最前面的两排是集团军以上的高级将领和大本营首长们的座位。那些高级将领和大本营首长到场的有程潜、李宗仁、鹿锺麟、宋哲元、徐永昌、刘峙、邓锡候、孙震、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张自忠、于学忠、万福麟、汤恩伯、关麟征、刘茂恩、俞飞鹏、蒋作突、蒋伯诚、王仲廉、陈大庆、孙桐萱、曹福林、郜子举等。韩复榘入场最迟。他穿着一身灰色斜纹布军服，打着灰布绑腿，脚穿黑色布鞋，头戴棉布军帽，扎着武装带，鼻子上架着墨晶眼镜，进入会场后显得很活跃，他和那些高级将领一一握手、寒暄之后，在第一排就座。会前，侍从室曾通知各单位造报出席会议人员花名册，此时都放在会场的讲坛桌上。下午两点整，蒋介石身着黄色甲种呢军服，头戴德式军帽，足穿军皮鞋，扎着武装带，挂着佩剑，手戴白手套，从讲坛后面左侧小门缓步进入会场，由钱大钧发出“立正”口令，全场为之肃立，蒋介石登上讲坛，脱帽鞠躬向大众还礼后，大众坐下。蒋介石脱下了手套，面带微笑地说：“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有些同志还没见过面，所以今天先点点名，互相认识一下。”他左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花名册，右手拿起一支红蓝铅笔，一面点着、一面叫着职衔姓名，按着第一、五两战区所属各集团军、各军团、各军、师、旅、团的番号顺序，一一点起。惟对战区正、副司令长官和集团军总、副司令则只点不叫，以示尊崇。军团长以下每点叫一人，应点者即起立答应：“有”。这时蒋介石装模作样地对应点者凝视端详几秒钟并微点几下头，意在表示“关切、注意”，在点叫第二人时，前头应点者随即坐下。那天参加会议的共约六、七百人，经过一个多钟头，才把名点完。点完了名，蒋介石先从他的上衣小口袋里掏出一本国民党《党员守则》，高举起来，然后向大众询问：“你们谁带着这个的，谁就站起来拿出让我看。”全场六、七百人中站起来的不到二十人。蒋介石遂对钱大钧说：“把这些带着《党员守则》的姓名记下来。”随后，蒋介石又从上衣大口袋里掏出一本《步兵操典》举起来，又说谁带着的谁站起来，这次站起来的更少了，只有十来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蒋介石仍命钱大钧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可是，在前头一、二排就座的高级将领中，连一个站起来的也没有，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带这两本东西。之后，蒋介石要开始训话了。这时，钱大钧高声宣布说：“委员长因腰疼不能久站（是在西安事变时摔伤的），需要坐下讲话，请大家原谅。”侍卫官把一个蓝缎绣花椅垫子铺到座位上，于是，蒋介石开始讲话了。他面带怒容很严肃地说：“《党员守则》和兵科操典，是多么重要的两个文献，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两件法宝！我讲过多少次，要你们随时随地都要随身带着，因为我们一旦遇着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它就可以指示我们怎样克服困难和排除危险。例如我们被敌人包围久困、弹尽援绝的时候怎么办？在操典的总纲中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你们大家、特别是高级将领，都不听我的话，都没带《党员守则》和《步兵操典》，可见你们是不读书、不学习、不钻研战术，你们怎么能以战胜敌人？你们怎么不打败仗？你们在与敌人对战中，如果是真正的尽到最大努力，真正的和敌人打，和敌人拚，即使是打了败仗，损兵折将，我也不怪罪你们，因为胜败是兵家之常事嘛！可是你们高级将领之中，有些人就不是真和敌人打，不是真和敌人拚，甚至风声鹤唳，闻声而逃，这样怎么不打败仗？更有甚焉者，是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保存实力，拥兵自卫（这显然主要是针对韩复榘而言），这叫什么抗战？这样怎么不亡国？试问国家亡了，你们的实力还能保得住吗？国家亡了，你们拥兵还有什么用？敌人能让你拥兵、能让你自卫吗？如果你们大家都是不听命令，擅自撤退，都是保存实力，拥兵自卫，这个仗谁来打呢？这个战谁来抗呢？如果大家都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国家非亡不可！国家亡了，我们何以对总理（指孙中山）在天之灵，何以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蒋介石讲到这里时，神情显得很激动，很气愤，频频以拳击桌，同时又显得很紧张，精神不大集中，有点恍恍惚惚，讲话时有点语无伦次，甚至有时下句不接上句。蒋介石讲话时有个惯常毛病，即讲了上句，在下句想不起来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是”（是音四）三个字来拖腔，有时连说三、四个，有时连说七、八、十来个。他在这次讲话中间，我曾在笔记本上记着数，看他一连能说多少“这个是”，最多的一次是一连说了二十四个“这个是”之后，才算想起了下一句话。他在每说一次“这个是”的同时，要用手背捶一下桌子。当蒋介石讲到上述这一段话的时候，会场空气顿觉紧张严肃，听众正襟危坐，鸦雀无声，尤其是前边坐的那些高级将领，个个垂头伏案，呆若木鸡，而韩复榘则更是丧魂失魄，无地自容。蒋介石的这次讲话，一气讲了三个小时，到下午六点钟方散会。在散会前，蒋介石的侍从人员发给每人一张很精致的宣纸请柬，上面印着“一月十一日下午七时在开封基督教青年会菲酌候光，蒋中正谨订。”在分发请柬时，钱大钧宣布：十二日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在大众陆续走出会场时，只见钱大钧附在韩复榘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据说是要韩晚走一会，蒋介石要会见他。大众按时到青年会赴宴，可是，作为东道主的蒋介石却并未出席。那天的宴会，吃的是西餐，开筵不久，电灯忽然熄灭，并且听到远处有些枪声。但是，没有多久，枪声停止，电灯复明。散席后，刚回到旅馆住处，我们第二十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邓锡候、副总司令孙震召集所属与会人员下令，立即到车站上火车，连夜回部队。那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四十五军刚由第二战区调到徐州，第四十一军调到砀山，次日就北上，开到邹县、滕县一带，布置防线，拒敌南下。
  关于拿办韩复榘的情形，据说是这样：
  十一日会议散会后，韩复榘被钱大钧领到一间会客室，呆了一、二十分钟，不见蒋介石出来，韩问是怎么回事，钱答，蒋介石和另外一位客人谈话未完。又等了一、二十分钟，钱对韩说：“委员长到火车站去了，请你到火车站相会。”韩上汽车时，一看不是自己的汽车，车旁的卫兵也不是自己的，而是蒋介石的宪兵，就说：“这不是我的车呀！”此时，钱大钧已经离开了，宪兵们对韩说：“你的车已经开到车站去了，请你上这辆车吧！”韩不上车，宪兵们不由分说，硬把他拉进车内，在韩复榘的大喊大叫、大骂大闹声中，汽车风驰电掣地开往火车站。宪兵们把韩复榘从汽车上架到火车上——这列火车，是蒋介石乘坐的专车，有一营宪兵押车，汽笛一声，立即开动，沿途其他列车，概让道，以最大速度连夜经郑州开到武汉，韩复榘被扣押在军法执行总监部。
  一月十二日下午，蒋介石在开封南关中国中学继续主持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韩复榘四大罪状：一是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二是保存实力拥兵自卫；三是收揽民枪，扩充势力；四是贩卖鸦片，营利肥己。当天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遄赴洛阳，召开另一军事会议。会议完毕，蒋介石遄返武汉，遂即组织军法会审，审判韩复榘。何应钦任审判长，何成浚、鹿锺麟任审判官。在审判过程中，韩复榘对他的四大罪状，一一加以辩护反驳，例如何应钦问：“命你固守济南，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济南放弃了呢？”韩反问：“你们怎么不固守上海，随随便便就把上海放弃了呢？”何说：“上海是打了啊，打了一个多月的呀！”韩说：“我何尝没打，小清河战役，我抹着光膀子亲临前线督战，七十四师伤亡几千人，怎么说没打？”何问：“命你守泰安、兖州，你为什么不守而一个劲儿撤退呢？”韩反问：“你们为什么不守苏州、常州、镇江、南京呢？”何问：“命你不得已时可向徐州靠拢，你为什么自由行动地退到曹县呢？”韩答：“退到哪里不都一样嘛！”何问：“你对你的队伍讲话时，说什么要保存力量，是什么意思？”韩答：“那还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嘛。”何说：“这样的话，能是随便对部队说着玩的？”韩无言可对。至此，审问终止，不再审问了，因为实质上韩复榘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已经是不招认的招认了，已经足够定案的了。就这样，蒋介石利用韩复榘在对日作战上的罪过，“合法地”达到了除韩的目的。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在武汉被枪决。
  蒋介石在拿办韩复榘之前，生怕韩所部第三集团军的将领们发生叛乱，故于会议之前曾召见韩复榘手下大将第十二军军长兼二十师师长孙桐萱，告以韩复榘罪行严重，民愤甚大，为了继续抗战，不得不加惩处的苦衷，并以韩复榘所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相许，嘱其安抚部众，立功为韩赎罪。孙桐萱既能摆脱韩复榘的“家长控制，又能求之不得地升了官，也就无话可说地俯首听命。可是，蒋介石仍怕在拿办韩复榘的时候保不住不出乱子，所以他在会上讲话时，神情恍惚，思想混乱，因而连连说出许多“这个是”而不自知。
  在十一日会议散会时，韩复榘等候蒋介石的召见达三、四十分钟之久，原因是：一则须俟与会人员远离会场，以便为押送韩复榘赴火车站的汽车扫清道路，因为与会人员所乘汽车多达近二百辆；二则解除韩复榘的卫士和卫队的武装，也需要相当的时间。随韩到会场外的几名卫士，很不费手脚地就被宪兵解除了武装，惟其中之一因当时不在场，而事后闻风，于是就跑到韩复榘所下榻的住处，那里留有韩的卫队手枪排，该队立即跑步奔赴火车站，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预先布置在要道口上的警备部队，遂向该排射击拦截。同时，停在火车站上的韩复榘的一列专车，上面还有一个卫队手枪营，刘峙也曾派兵包围，准备解除他们的武装，但是那个营大部分突围而出，奔赴曹县。那天晚上，电灯一度熄灭和响了一阵枪声，就是这个原因。
  当宪兵押着韩复榘要赴火车站时，韩复榘曾坚持要坐他自己的汽车，因为他的车上放着一只非常重要的手提小皮箱，宪兵既不让他坐自己的汽车，也不把小皮箱给他，于是韩复榘的脸色顿时变得白纸一样，几乎晕倒。原因是那只小皮箱内尽是一些机密文电，据说其中就有韩复榘和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准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所谓西南“独立王国”脱离蒋介石，而与日寇妥协的来来往往的文电。韩复榘部的撤退目标，不只是曹县、商丘一带，而是远在陕南、汉中、安康一带，因为那里可与四川、云南联成一片。当韩被捕的时候，他们部队的伤病、留守人员和家属，已经到了河南舞阳，正准备经南阳、襄樊向陕南进发。
  韩复榘之死，除经蒋介石公布的四大罪状之外，那只小皮箱内的文电，也是罪证之一。据说，韩复榘押到武汉的时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因病住在汉口万国医院就医，一天白崇禧到医院去探视他的病，刘湘问白：“听说韩向方被捕拿了，是吗？”白答：“不错，有这个事。”刘问：“委员长打算怎么办他？”白答：“当然要执法以绳！”刘又问：“别的还有什么问题？”白答：“牵扯甚多，问题复杂而严重。”至此，白出示：刘给蒋电请病假回川治疗的批示：“有病则治，回川则死。”刘湘哼了一声，不再言语。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被枪决，而刘湘于此后不久也就一命呜呼了。
  韩复榘被蒋介石拿办后，第三集团军的部队虽未发生什么动乱，但是，原来韩复榘一手造成的那个封建团体却已分崩离析被分而治之了。孙桐萱当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以第五十五军军长兼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为副司令，但是，早年在西北军中，曹的资历比孙为老，曹当副营长时，孙当连长，此时，曹不甘居孙下，因此，蒋介石就把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调归第二集团军建制，曹任孙连仲的副总司令仍兼五十五军军长。此外，韩复榘的手枪旅旅长吴化文，也不愿跟随孙桐萱，于是拉着队伍投靠了沈鸿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