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不久，国民党方面又提出将谈判地点迁至青岛。由于高密谈判我们受了骗，这次真不想再去同他们打交道。但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本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计民生为重的精神，力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解救全国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最后决定还是去青岛谈判。当时，青岛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特别市，但美方代表雷克上校一再表白，保证我们的安全。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们在高密乘去青岛的专车赴青岛谈判。当天下午，举行了首次会谈。国民党方面参加会谈的军方代表是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此人系国民党内滇系军人，他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半美械装备，战斗力比较强。从济南来青岛视察的三人小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谈判。谈判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胶东停战问题，二是胶济铁路通车问题。第一天的谈判，仅就第一项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以双方各自占领的地段为基础，大致划分停战线；双方武装部队保持距离，脱离接触，互不侵犯。当夜，绘制了地图，决定第二天先就停战协议签字，接着再谈交通问题。晚上，我和邝任农同志住在国民党方面指定的一个旅馆里。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还没起床，旅馆就被大约一千多人包围了。这是国民党特务鼓动的一批地主还乡团分子来破坏捣乱。这些人大部分是由解放区逃到青岛的，声称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妄图依靠国民党反动派，杀回解放区，重新欺压人民。他们打着“质问共方代表”的旗子，喊着“打回老家去”、“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要我下楼回答问题。我当时真想趁机下楼去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事实驳斥反动派的谣言。但是，身边的同志们认为，下去可能正中敌人的圈套，劝我不要下去。事后据有关材料说明：如果我下去跟这些亡命之徒见面，他们很可能要下毒手。当时，在青岛的还有我解放区烟台市市长姚仲明同志。他是作为国际救济总署的代表住在大和旅馆的。当天，国民党当局曾企图把姚仲明同志也骗到我们住的旅馆，使他和我们一起遭受围攻。但走到半路上，姚仲明同志发现情况不对头，便返回大和旅馆，并设法通知了我们：今天上午，敌人要有计划地闹事。
  怎么办呢？我和邝任农、黄远、吴可久等同志商量，决定先由黄远同志出面，下楼与他们周旋。黄远同志下楼之后，宣传八路军的主张和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家伙吵吵嚷嚷非要我下楼不可。他们蜂拥而上，已经进到二楼。邝任农同志便下到二楼，当即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强烈抗议，并指出：你们组织暴徒围困旅馆，围攻中共代表的无理行径，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破坏谈判和三人小组视察的阴谋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充分估计了事态的严重性，当时，有的同志出于关心，曾劝我从楼后面逃走。我说：“不行，不能走。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如果出了问题，国民党应负完全责任；再说，即使我逃出楼去，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坚守三楼。时隔不久，美方代表来了。我想，拉住美方代表，对付国民党还乡团，就比较容易，也是巧解围的一个办法。这时一部分同志对付楼下的流氓，我向美方代表郑重声明：不再签字，也不谈判了。
  我们的翻译王越同志以我的名义与美军驻青岛海军陆战队司令豪威尔中将在电话中取得了联系，告诉他：“王彬将军现在青岛参加国共谈判，如果想见面的话，请约个时间。”豪威尔说：“现在来就欢迎。”其实，对我们遭受围困的情况，豪威尔中将也许是清楚的。因为国民党在谈判中的重大行动往往要经过他美国主子的默许。豪威尔中将为什么又这么爽快地欢迎我们去会见他呢？原来，在我去青岛之前，豪威尔曾多次派他的副司令，去胶东军区找我谈判过遣送日本战俘的问题，但都没有谈妥。美国一架飞机在大泽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他也曾派人来找我们联系运送尸体等问题。在这些接触中，我与豪威尔虽未见过面，但也曾几次通过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少将邀请我去青岛，当时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这次我登门拜访，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大约在午后一点半钟，豪威尔中将派来一辆美制黑色轿车，接我去美军司令部。同时开来的还有一辆敞篷警卫吉普车。吉普车上站着几个美国兵，有的端着卡宾枪，挥着刺刀，在前边开路，来到旅馆，代表豪威尔中将和克利门少将的两名副官客气地向我敬礼，并把名片交给我，请我上车，围困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和还乡团分子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来接我的。这时，这帮家伙已经躲得老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