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迫于人民的反对，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的姿态，电邀毛泽东同志赴渝“共商国事”；另一方面则妄图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积极策划反革命内战，指使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即《会谈纪要》）。不久，便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我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美驻华使馆代办罗伯特组成了三人小组。此后，三人小组陆续向全国各地派出代表，监督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的落实。一九四六年初，我在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期间，曾经接待过三人小组成员，并代表驻胶东的八路军部队去青岛与国民党驻军将领举行过谈判。现将有关情况回忆如下。
  谈判前夕
  重庆谈判前后，在胶东的我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经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袭击。大打虽然没有，但小打一直没断。当时，胶济铁路南北两侧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由我军控制；胶济线上的青岛、胶县、高密、潍县、坊子等地驻守着国民党军队。这样，胶济线便成了国民党蓄谋进攻解放区的重点地带。国民党在胶东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实现胶济铁路通车，把它孤守的城镇连在一起，以运送兵员和武器装备，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做准备。
  一九四六年初，为了贯彻停战协定，军调部三人小组派代表来到胶东。当时，我方驻济南的三人小组代表是邝任农，副代表为黄远；国民党代表是涂叙伍；美方代表为雷克上校。在济南三人小组之下，还有泰安、高密等地一些地区性的三人小组。为了在胶济线上实行停战，三方决定在高密举行谈判。当时，我作为胶东地区八路军的代表，按预先约定的时间去高密与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我们信守诺言，按时到达高密。参加这次谈判的我方成员还有吴可久、王越等同志，当时他们在高密三人小组工作。因为是首次接触，双方在阵地上都布置了机枪，做好战斗准备。但是，第一次谈判国民党就搞了一场骗局。我们在高密车站一等再等，不见他们的人影。结果，他们却编造理由，说不能来了。高密谈判就此告吹。国民党为什么不来高密谈判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前一次谈判中，我五师师长聂风智怒斥了国民党汉奸师长赵保元。指出他“没有资格”参加和谈，使他狼狈不堪；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密靠近我解放区，一旦谈判中拍了桌子，他们担心会吃亏、挨打，于是便搞了这场骗局。
  青岛受困
  不久，国民党方面又提出将谈判地点迁至青岛。由于高密谈判我们受了骗，这次真不想再去同他们打交道。但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本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计民生为重的精神，力求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解救全国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最后决定还是去青岛谈判。当时，青岛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特别市，但美方代表雷克上校一再表白，保证我们的安全。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们在高密乘去青岛的专车赴青岛谈判。当天下午，举行了首次会谈。国民党方面参加会谈的军方代表是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此人系国民党内滇系军人，他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半美械装备，战斗力比较强。从济南来青岛视察的三人小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谈判。谈判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胶东停战问题，二是胶济铁路通车问题。第一天的谈判，仅就第一项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以双方各自占领的地段为基础，大致划分停战线；双方武装部队保持距离，脱离接触，互不侵犯。当夜，绘制了地图，决定第二天先就停战协议签字，接着再谈交通问题。晚上，我和邝任农同志住在国民党方面指定的一个旅馆里。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还没起床，旅馆就被大约一千多人包围了。这是国民党特务鼓动的一批地主还乡团分子来破坏捣乱。这些人大部分是由解放区逃到青岛的，声称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妄图依靠国民党反动派，杀回解放区，重新欺压人民。他们打着“质问共方代表”的旗子，喊着“打回老家去”、“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要我下楼回答问题。我当时真想趁机下楼去宣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事实驳斥反动派的谣言。但是，身边的同志们认为，下去可能正中敌人的圈套，劝我不要下去。事后据有关材料说明：如果我下去跟这些亡命之徒见面，他们很可能要下毒手。当时，在青岛的还有我解放区烟台市市长姚仲明同志。他是作为国际救济总署的代表住在大和旅馆的。当天，国民党当局曾企图把姚仲明同志也骗到我们住的旅馆，使他和我们一起遭受围攻。但走到半路上，姚仲明同志发现情况不对头，便返回大和旅馆，并设法通知了我们：今天上午，敌人要有计划地闹事。
  怎么办呢？我和邝任农、黄远、吴可久等同志商量，决定先由黄远同志出面，下楼与他们周旋。黄远同志下楼之后，宣传八路军的主张和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家伙吵吵嚷嚷非要我下楼不可。他们蜂拥而上，已经进到二楼。邝任农同志便下到二楼，当即向国民党代表提出强烈抗议，并指出：你们组织暴徒围困旅馆，围攻中共代表的无理行径，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破坏谈判和三人小组视察的阴谋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充分估计了事态的严重性，当时，有的同志出于关心，曾劝我从楼后面逃走。我说：“不行，不能走。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国民党谈判的，如果出了问题，国民党应负完全责任；再说，即使我逃出楼去，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坚守三楼。时隔不久，美方代表来了。我想，拉住美方代表，对付国民党还乡团，就比较容易，也是巧解围的一个办法。这时一部分同志对付楼下的流氓，我向美方代表郑重声明：不再签字，也不谈判了。
  我们的翻译王越同志以我的名义与美军驻青岛海军陆战队司令豪威尔中将在电话中取得了联系，告诉他：“王彬将军现在青岛参加国共谈判，如果想见面的话，请约个时间。”豪威尔说：“现在来就欢迎。”其实，对我们遭受围困的情况，豪威尔中将也许是清楚的。因为国民党在谈判中的重大行动往往要经过他美国主子的默许。豪威尔中将为什么又这么爽快地欢迎我们去会见他呢？原来，在我去青岛之前，豪威尔曾多次派他的副司令，去胶东军区找我谈判过遣送日本战俘的问题，但都没有谈妥。美国一架飞机在大泽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他也曾派人来找我们联系运送尸体等问题。在这些接触中，我与豪威尔虽未见过面，但也曾几次通过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少将邀请我去青岛，当时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这次我登门拜访，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大约在午后一点半钟，豪威尔中将派来一辆美制黑色轿车，接我去美军司令部。同时开来的还有一辆敞篷警卫吉普车。吉普车上站着几个美国兵，有的端着卡宾枪，挥着刺刀，在前边开路，来到旅馆，代表豪威尔中将和克利门少将的两名副官客气地向我敬礼，并把名片交给我，请我上车，围困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和还乡团分子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来接我的。这时，这帮家伙已经躲得老远了。
  解围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美国汽车。一路上警笛刺耳，所到路口老远就开了绿灯，人行道上看不到一个行人。路上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殖民地”三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美军驻青岛司令部设在栈桥附近的风景区。豪威尔中将和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少将热情地接待了我，豪威尔说：“不久前我会见了陈毅司令员，请代我向陈将军问好，陈将军对我们非常友好，他那潇洒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紧接着便谈到遣送日俘问题。豪威尔说：“王将军来得正好，不然，我要去登门拜访了。遣返日俘问题，我们已谈过几次了，现在远东盟军司令部催我们很紧，还请贵军大力协助，以期早日完成任务。”我说：“俘虏分散在胶东各地，有些日军被缴械后，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有的不愿回去，因此还要花点时间做工作。”豪威尔又讲了一些上级给他的指示和期限，表示出非常迫切的样子。于是，我说：“如果豪威尔将军希望尽早落实遣俘工作，可让你的副手同我一起回胶东。”豪威尔听后，立即高兴地说：“那好，那好，我马上派飞机将王将军送回。”他的副司令克利门却提醒豪威尔说：“司令，王将军这次来青岛是作为共方代表参加国共停战谈判的，如果我们派飞机把王将军送走了，是否会破坏国共谈判？”豪威尔听了这话，改口说：“既然这样，就等王将军谈判完毕返回贵军之后，我再派克利门少将前去磋商遣俘问题如何？”我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要求。我说：“愿协助你完成遣俘工作，这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任务。”豪威尔表示满意，随后便告辞了。
  当我乘车返回旅馆时，时间已是午后两点多钟。这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所谓“群众”也早已散去。据当时留在旅馆的同志讲，我被美军的汽车接走后，这些还乡团分子慑于美国主子的压力，也就没敢再闹。
  赴宴
  按原来的日程安排，当天中午国民党军方以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中将的名义设午宴招待我方和美方代表。由于国民党特务鼓动还乡团分子破坏捣乱。我憋了一肚子气，预感到这次来青岛谈判，很可能又是国民党的一场骗局，哪里还有心思赴宴。从美军司令部回到旅馆后，国民党军方一连三次派人来催请，都被我们严辞拒绝了。第一次来，我说不去，他们就回去了。第二次来，我严正地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八路军一片诚意派我来青岛谈判停战问题，本来今天要签订停战协议，你们却纠集这么多地痞、流氓来破坏、捣乱。破坏和谈的责任应该完全由你们承担。”我一方面重申拒绝签字，一方面又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第三次国民党代表拉着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又来请。雷克上校一再说好话，他说：“王将军，尽管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还是希望你出席他们的宴会。”我说：“雷克上校，上午发生的事情你是清楚的。既然他们毫无诚意，我也决定不再见他们。我们现在身处国民党占领区的青岛，连居住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还谈得上什么和谈！要杀、要放，随他们的便好了！”雷克一时也无言以对，气氛已相当紧张。
  这样又僵持了很长时间。国民党方面已经很狼狈。他们一再推卸责任，说今天发生的闹事，军方完全不知道。雷克上校也帮腔说上午的事情，不是军方搞的，是地方搞的。我说：“这里是国民党占领区，无论是军方，或不是军方，反正都是国民党当局指使干的。”为了解除僵局，最后我们决定把“面子”留给美方代表，但赴宴可以，绝不在协议上签字。于是，我对雷克上校说：“要不是阁下一再劝解，我是决不赴这个宴的。为了我们中美的友谊，我同意与你一起走一趟。”
  说是午宴，已经快成晚宴了。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在雷克上校陪同下，与邝任农及翻译王越等同志一起去赴宴。国民党讲阔气，宴会的规模很大，场面搞得相当豪华。宴会由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主持。我们到场后，国民党军官约二、三十人，有些是少将军衔的，由警备司令一个一个地向我们作了介绍。宴会即将开始，国民党方面又搞名堂，把我和美方代表安排到不同的地方。陪我就座的是国民党谈判代表、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美国代表很快就不见了。三方变成了两方。为了不再上当，在祝酒后不久，我们便托词中途退场了。
  家访李弥
  当天夜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第八军军长李弥中将派人来看我，请我到李弥家里作客，并说完全是私人性质。他还说了许多好话，对当天上午发生的事表示道歉，说是特务机关搞的。为了做工作和了解情况，我决定对他进行家访。于是，我带了一个助手便随车去李弥家。
  李对我很客气。陪同他接待我们的有他的两个师长。这次家访谈了两个多小时。
  首先是李弥谈他的苦衷。他一再申明，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蒋军内受歧视和排挤。还讲，抗战初期，蒋介石不信任他，派了一个中将住在他的司令部里，监视他达两年之久。李弥说：“我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在军界吃不开。人家的军队夏有单，冬有棉，武器装备供应也好，我们第八军经常是夏天到了，单衣发不下来，还得穿棉衣；冬天来了，往往又没有棉衣穿。”我也慷慨地说：“原来，待遇不一样啊！不过好歹你们还有棉衣、单衣之类的供给，每月总有薪饷。我们八路军抗战八年怎样呢？开头，委员长还给一点，尽管是九牛一毛，总算有个户头；后来，干脆一点不给了。我们靠什么呀？还不是一靠解放区的人民，二靠自己动手，搞生产自给，才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至于薪饷是没有的，八路军不分官兵，每月每人只发一点零用钱。”
  谈话中，李弥还向我说：“王将军，你大概并不太了解我李某的为人。当年北伐时，你们朱总司令任团长，我就是总司令部下的一个排长啊！”他既然这样说，我也就顺水推舟，作了点自我介绍，我说我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当年在黄埔高级班二期毕业。说到这里，李弥的情绪有点激动，一再说：“好了！好了！无论如何我是不打了，我被你们打怕了。不管国共两党怎么样，咱们反正不打了，这可以吧？”
  我想，李弥讲这些话，虽然未必出于真心，但与他的身份和处境是相符合的。因而我便借机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八年抗战、重庆谈判，我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又把这次国民党破坏高密谈判和青岛谈判的经过讲了一遍。在我谈话过程中，他们听得很认真，时而惊讶，时而点头。在我谈了我们共产党对时局的根本方针，并申明如果有人再挑动内战，那就是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以后，李弥说，在胶东，他开始对我们很轻视，认为我们是八路军的土游击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后来，在即墨以北地区打了一仗，被我们消灭了他一个营，他很恼火，扬言要吃掉我们，为他那个营报仇。于是，他带兵向我们即墨以北地区的主力进攻。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在他扑空后，正打算兵分两路寻找我主力作战，没想到一瞬间又被我军干掉他一个团。这时，他才有点清醒，从此他再也不敢轻视我们了。当他们听我讲了一些解放区建设和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情况，并表示现在抗日胜利了，不能再打内战了，如果谁再挑动内战，他就是自取灭亡。两个师长说了一些表示佩服的话，李弥也好象有些感慨地说：“将来建国时，你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干部，都会成为不得了的国家良才。”我看出了李弥对国民党的未来充满疑虑。天很晚了，我准备起身辞行，李弥又提出：“我是不想打了，不管国共两党以后怎样，反正我是不打了。”他提议：我们互派一个秘书到对方，作为双方的联络员，沟通关系，各守驻地，和平共处。我当即表示同意，并说：“你派个联络员来，我们保证他的安全。但是，我们派一个同志到你司令部去，你怎样让他执行任务呢？安全是否能有保证呢？”李弥说：“我考虑过，你们的人，可以作为我的副官，以免被人发现。”我见他态度还算诚恳，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又立即向我保证说：“我保你的险，明晨，我派警卫部队送你上车站。”
  我告辞时，已经深夜十二点了，李弥把我送出家门，还说：“明天我到车站送你。”
  归来
  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方派了一个专列，停在青岛车站第一站台待命，还有一个警卫班，准备护送我回解放区。我从旅馆乘车来到青岛火车站，没去候车室便直接上了火车。
  接着，雷克上校来了，李弥中将也来了。寒暄一阵之后，列车启动了。雷克上校陪我一起去解放区，李弥中将和我挥手告别。不到两个小时，火车开到了高密车站。胶东军区派人派车来接我。雷克上校又乘原火车返回了青岛。至此，我的青岛之行便宣告结束。
  后来，李弥坚持与人民为敌，互派联络员成了一句空话，在淮海战役中落了个全军覆灭只身逃走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