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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王恒如到司令部来见我说：“乃兴，范司令叫你查办姜鸿元，没叫你打死他呀，你们应当赶快走。”我把奉范司令去曹县帮助徐建立三十五支队的事向他说了。王恒如又说：“那么你们就赶快走，我派彭怀宣（彭清臣的胞弟）送你们到彭楼你彭老师（彭清臣，鄄城县人，为曹州一带最大的地方势力派）那里去，叫他送过你们去，越快越好！”当时为什么不走呢？因为青云同志总认为青年团是我们已收编好的部队，必须带着他们走。张丕芳同志则认为当天队伍集合不起来，必须等到明天。我在当时也没从军事形势上说明利害，也没有坚持非迅速离开不可，这样部队就在鄄城停顿下来了。
  午后两点，王恒如又来对我说：“王金祥带了好几个支队来打你们了，你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由于我们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恒如这次对我们始终保持中立。这时濮县大队的几个中队长来见我说：“他们已接到了命令，叫进攻十三支队，最好你快撤出城去。”接着城内到处响起了枪声。当时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撤退呢？因为白天目标显著，再则四门均是县大队把守，阻止了我们出城的通路。我部按原计划入城后，参谋长李荟宾率队占领北门，以便必要时掩护我们向张店庄撤退。但李麻痹大意，被县大队骗去了北门的门岗，这样，我们只有坚持到黄昏。
  黄昏来临，我准备等候秘书主任刘子昌等归队再走，但形势紧迫，卫队营的同志就架着我同王副司令出了司令部，从东北城角跳出城墙，向张店庄退去。约有一个小时就到达张店庄。同时李参谋长也带部队撤到张店庄附近村庄。
  这时我们召集各团营的领导干部开会，分析了当前部队的处境，认为突围南下的时机已错过了，与王金祥硬拚，他带来了几个支队，我们拚不过。于是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别隐避和突围，以保存有生力量，待形势好转再集中。
  以上决定宣布后，当晚立即行动。王羹尧第二团由地下党员郭文斋同志（曾任西北军张维玺的卫队营长）带领，从濮、范边境渡过黄河，经范、观县境去冠县投奔张维翰同志的第十支队。巩丕忠的卫队营，向范县边境活动，佯言脱离十三支队。一团、四团多是濮县本地人，就地疏散隐避。剩下司令部的一些单位人员，凡不能在本地隐避者，可集中起来一块随我去清丰直南特委。但青云同志不愿随司令部的同志行动，要和齐河带来的十几个干部去南宫一二九师，然后带八路军来接我们。半夜的时候，青云同志带领齐河来的十几个同志和我们分别了。
  青云同志走后，郭文斋率领二团、巩丕忠率领卫队营都离开了张店庄。一团和四团的同志也都各自找关系隐避。最后只剩下我和张丕芳、南偕池等十八个同志。我们换上便衣，由张丕芳的排长李世文引路离开了张店庄。
  为了绕过王金祥的封锁线，我们一行十八人装扮成农民，李世文引路，夜行昼停，数次机智的绕过敌人的岗哨，并通过朋友关系，经历许多的艰辛，到达清丰刘村，终于脱险。
  那时直南特委住在清丰梁村，王从吾、刘宴春同志等正派交通员刘呜九同志到处找十三支队的干部。我和张丕芳、南偕池等见了从吾、宴春同志，汇报了鄄城事变的经过。大家见了党的领导同志，真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母亲一样，内心有说不出的酸楚。
  从吾、宴春同志对我们慰勉有加，说：“干革命遭受挫折是难免的，人保存下来就好，我们还要成立新的十三支队。”这时卫队营也和我们联络上了，从吾、宴春同志立刻派刘呜九同志去濮县将卫队营连夜拉到梁村。卫队营因战斗力量强，部队尚完整，遂整编为一个大队，支援黄河支队，后改为八路军漳南支队。接着党即派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两个连为骨干，以十三支队为基础，成立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二支队。委我为司令员，常玉清同志为政治委员，张赤民（池明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南偕池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张芳（即张丕芳）同志为参谋长，李一非、沈东平、程世清、刘振国等同志均为二支队的主要干部。一个月后，我们即在谭健司令员的指挥下，从观城县西辛庄集、地排刘家进入濮县的古云集、杨集、后陈等地活动，原十三支队疏散回家的干部战士纷纷归队。不久又渡过了黄河到鲁西南，很快即扩充为二千多人的一支抗日部队。一九三九年初，我们又在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的指挥下，帮助菏泽和曹县地下党建立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即以前的三十五支队）和陇海支队，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开辟了鲁西南的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秋，二支队改编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特务团。以后与第五支队编为一二九师吴信泉新二旅的两个团。一九四○年冬南下苏北支援新四军，编入黄克城的新四军第三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