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十一月十一或十二日晨，范回到聊城，有人报告说昨天晚上东阿艾山方面，有汉奸在黄河上搭浮桥，鬼子有渡河模样。接着又有各方情报，鬼子增兵，显然有对聊城地区进行扫荡的企图。当时范命令王金祥的二支队速赴东阿去伏击敌人。但王金祥本人未去，是由副司令赵振华（此人日后也当了汉奸）带队去的。由于领发子弹等事由，部队晚九点钟还未动身，到午夜时才走。这天上午，范筑先将军把我们党的负责人张霖之、姚第鸿、袁仲贤，张郁光等同志，都请到司令部，征求了他们对形势的意见。谈话后，范告诉我，决定的大意是：坚壁清野，迎接鬼子的扫荡。他本人准备退出聊城，在城外指挥战斗。上午，范召集有关人员开了正式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王金祥、赵玉坡（秘书主任）、姚第鸿、袁仲贤、刘佩芝（军法处长）、郑佐衡等人。在会上范宣布了坚壁清野的方针，决定十三日政治部、机关、学校等非战斗人员和一切不是留下守城的部队及司令部连夜撤出聊城；并动员群众撤出，藏粮、坚壁清野；守城部队留一小部分，刘佩芝担任城防司令，郑佐衡任副司令。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范又召集军事人员开了会。由王金祥把一些调来聊城准备集训的支队司令叫来，范向他们讲了话。事后，范告诉我说：要求远路的先回去保护地方，路近的待命参战。纪念抗战一周年的会，暂时延期几天，待击溃鬼子“扫荡”后再开。
  第二天上午，政干校、军事教育团、报社等单位都已撤出聊城。但是已随政干校出城的张郁光同志，下午又回到司令部。我说：“你怎么又回来啦！”他说：“我见总司令还未出去，觉着先出去不好。”我说：“总司令准备最后一批走。”
  这天整日都在搬家，晚饭后，派人敲锣，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各机关都应连夜出城。
  范的家属，是十一月十四日早四时左右才乘卡车离开司令部，撤到十支队的后方馆陶一带。他家属走后，范问政治部撤走了没有？姚第鸿同志说，他是最后一个。这时范就率领司令部的人准备动身。不知什么事耽搁了一会，天就明了。约九时左右，传令员报告，敌人十八辆汽车已到距聊城十八里的李海坞。这时范司令起身走出门去。范的勤务员肖守俭同志向我说：“你的马备好了，总司令在外等你，快走！”我走出司令部，范还未出大门，迎面来了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和省政府参议沙名扬。当时范问他们那里敌情怎样，李说他们是昨天晚上撤出的，今天早晨敌人就可能占了。当时李树椿打扮得很朴素，穿着蓝裤、扎着黑色腿带，像个卖土布的商人。姓沙的手里拿着棍，说话张牙舞爪，完全象个“二鬼子”。这时范的司令部办公室已经搬完了，范把他们让到司令部东边的房子里去谈话。约十一时，范的传令员和肖守俭同志都在嘟嘟哝哝地骂李树椿，嫌他们老是不走。此时急得姚第鸿同志屋里屋外的转圈子。姚向我说：“总司令是喜欢戴高帽子的人，李树椿不知又灌什么米汤哩！”后来传令员要他进去催促总司令起身。姚真的气呼呼地冲进去，要总司令快走。我在门口看到范已经站起来，王金祥、李树椿等人也站起来欲走。后来他们又说吃点东西再走，便又坐下。接近十二点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绕城侦察，这时姚第鸿又去催了两次，气得姚也乱骂李树椿和姓沙的。
  范筑先将军陪他们吃了饭，喝了水，又罗嗦了一阵，送他们走时已近下午四时了。当时我记得范还要秘书主任赵玉坡等几个人随李树椿等人从西门一块出城。送他走后，范刚回到司令部门口，西南方面的护城堤一带已开始战斗。不一会，有人报告：在城外防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王来贤民军第一路的两千多人，没有抵抗就全部向城北逃跑了。这时枪响得很密，范欲上马出走（当时北门和东门都还可以走），恰逢王金祥惊惊慌慌地跑来说：“总司令，我是不是出去把队伍截回来（指王来贤的人）接司令走？”范说：“可以。”接着副官长赵文魁也说：“司令，我是不是也跟参谋长一块去？”范也说：“可以。”赵文魁便和王金祥一起带着几匹马从司令部门口朝东走了。他们走后，枪响得更紧，四面已被敌人围了三面。我们回到司令部时，护城堤已全部失守了。我们便立刻向堂邑去电话，要牟西山的八支队火速来援。接着还向阳谷等地打了电话。这时候我们发现赵玉坡也回到司令部。范问他为什么未跟李主任（指李树椿）他们一起走，赵说他们未让他坐车，他们坐上汽车就走了。他个人走了三里多路，碰上敌人打枪又回来了。
  范筑先将军当时所以迟迟未出城，同意王金祥出城调部队，是因为他估计护城堤外有我们很多队伍。王来贤的第一路军约有四、五千人，到东阿堵击敌人的二支队二千多人，此时也该回来了，另外附近还有几个待命的支队，约计有一万多人。况且几个县的队伍也可以调。当时城内只有游击营、执法队，聊城县政府还有点队伍，连司令部的传令队算上，总共不过七百人，枪支不过五百条，真正能用的，不过三到四百条。当时攻城的鬼子精锐有三百多人，并且还有飞机。
  约四点钟，敌人在南面攻城，范筑先将军及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到南门督战，我守在司令部调救兵。距聊城最近的只有堂邑牟西山的八支队，约四十里路，其次为阳谷县的部队约九十里路，其余都在百里以上。所以我就一直催八支队，他们回话说，队伍已进到“程关寺”，估计五点钟可以赶到。
  范督战回来后，说已有两挺机枪打坏，弹药也感到缺乏。便命令清理仓库，后又找出来一部分弹药。我向范报告了八支队的情况后，范又亲自挂电话，还是回话说队伍已到“程关寺”。
  黄昏时东关失守，守东关的队伍大部分未退进城来，守城部队就更少了。这时城防副司令郑佐衡一直在城上督战。
  天黑时，敌人攻东城，范及姚第鸿等同志又去东城督战。回来时已近九点钟，八支队的救兵仍无消息。但此时范筑先一点也不着急，他好像有充分信心，认为救兵一定会来。他仍关心着各县的敌情，好像聊城并没有危险。我曾亲自听到他给驻冠县的十支队司令张维翰打电话，要他注意大名方面的敌人，要防止敌人渡卫河，要在渡口小滩或金滩附近布防等等。接着又向高唐齐子修打电话。我听齐子修在电话说：正打得激烈，敌人已攻进了一条街。范要他从西门冲出来，不要死守等等。然后又向各县打电话，好像各县都发生了敌情。只有堂邑没有敌情，且离聊城最近（约四十里），四点半钟就到“程关寺”的救兵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时候传令员带来了一个战士向范报告情况。他是守东关的，队伍退走时，他没有逃跑，他退到城墙根，喊城上的守兵，用篮子把他提上来的。范很夸奖这个战士，要把名字记下来，记他一功。还打算抗日一周年时，当众表扬这个战士。
  各县的电话通到十一点半，大约十二点左右，通各县的电话全部断绝。这时范才开始有点紧张。当时大家议定，分班轮流巡城，让范到屋里休息一会。不到五分钟范又出来，说睡不着，大家相视而坐，这时张郁光同志向我说：“与其城破后的悲惨下场，还不如冲出去。”姚第鸿同志同意这个意见，大家也都同意，范未开口。我向范说：“司令！四点多钟的时候，八支队就说到了‘程关寺’，就是爬也该来到了吧！这里边定有问题。”范向我说：“你不知道，八支队是民团组成的，没有战斗力，拿不上来。”
  沉默了一会，范像是含着泪向我们解释说：“我老了，死没有什么，你们都是年轻有为的，救国得靠青年，如果硬往外冲，我怕你们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西门可通，敌人用重机枪封住路口，能冲得出去吗？我想，他们（指王金祥、赵文魁和第一路军）退到一个相当的地点，一想起老头子（指自己）还在城里，能不来救吗？只要救兵一到，我们就可安全的冲出去。”
  敌人的炮弹不时地落在院子里，震得屋内橱柜发响。这时东城门又吃紧，范和姚第鸿、张郁光等，又到东门督战。临走时，姚第鸿嘱咐我，要刘佩芝派执法队的武术队去探路，并说如能冲出时，赶快派人通知他。他们走后，我按姚第鸿的意见，在执法队挑了几十个会武术的组成敢死队，出西门探路。结果牺牲了两个，并有四人负伤。
  这时炮弹在院子里不停地落，有人惊慌。范鼓励说：“不要怕，我是炮兵出身，炮没什么可怕的。”然后，范决定把司令部撤到鼓楼底下，并说再不行时，第二步搬到万寿观上去。于是大家来到鼓楼底下。稍停，从西门的游击营来了两个人，背着没有子弹的手提机枪，告知城防副司令郑佐衡正在西门率队激烈战斗，城防司令刘佩芝不知去向。
  不久范司令和姚第鸿等同志又到东门督战，我和张郁光、路子恒等同志守在鼓楼底下。
  约十一时，东门吃紧，听说范左臂负伤。我想去看他，但这时西门已起哄，成百的人乱跑，有些没有枪的新战士，已跑到鼓楼跟前，东西大街时落炮弹，已不能走人。我便顺着北大街走，想绕着东北隅到东门。这时张郁光、路子恒等同志，也和我一道往北走。走不多远，见姚第鸿同志从东北隅往西走，并告诉我总司令还在东门，要我去看看。我顺着姚第鸿同志的来路往东走，朝前走了一段，身旁几个没有枪的新战士，忽然倒下了。抬头看时，东城墙上已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城门北面约一百来米的一段城墙上，已站了几十个戴钢盔的鬼子，一部分继续朝北扩展，一部分正在朝着我走的这条路上射击。我便迅速从牺牲的新战士身上抽了一口大刀，急忙向屋根隐避时，帽角已穿了个洞。这时东门枪响不停，显然已开始巷战。我沿着墙根又朝前走了一段，鬼子兵还在城墙上扩展，但没有下来，只是密集的射击，已迫使我不能再前进了。我忽然在想，范司令这时可能已冲出去了，也可能向着西南偶方向撤退了。万万没有料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早晨，和范老将军离开鼓楼去东门督战时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后来，我在东北偶一位卖花生的席常临家，化装为他的弟弟（他弟已逃乡下去）隐藏下来。席还嘱咐我，有人盘查时，就说是二年前在澡堂工作，后来失业，帮哥哥卖花生，并要我记住他弟弟的名字，年龄和他祖宗三代的名字。太阳已偏西，约为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又有一阵激烈的枪声，像是在鼓楼偏东南的方向。约下午四时许，又是一阵极其猛烈的枪声，像是在万寿观的附近，然后枪声逐渐停止下来。至此，这个有名的敌后抗日堡垒——山东聊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完全陷落了。
  席常临只有两间低矮的草屋，周围全是晒的大粪团，臭气四溢，鬼子始终未去搜查。晚上席让我睡觉，他在霍霍地磨刀，我说：“大哥，磨刀做什么？”他说：“鬼子来了，咱好杀呀！”他磨了我带的刀，又磨了切西瓜的长刀。
  十六日黎明，席常临同志看好了路，说离北门很近，要我快走。我化装成叫化子模样，披着麻袋，准备有人问时就说到乡下背粮食的。大街上静无一人，自行车、刀鞘、包袱等物散了一地，间或有死尸和血迹。远远听见鬼子兵在我们大操场里唱歌。北门被大炮打得尽是洞，铁门挂已打断，我掀了个门缝钻出去，走过北门桥，听得城楼上“唔”的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三、四个鬼子站在城楼上，正向护城堤外远方的什么目标瞄准。有一个鬼子向我摆手，我撒腿就跑，听得背后响了一枪，我已跑过可以遮住人的护城堤。至此，便完全脱险了。
  走了一天一夜，十一月十七日在馆陶县找到了十支队和总政治部（鲁西区党委）。向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和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汇报了聊城战斗的经过。
  当证实范筑先将军已经殉国后，我们党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并发了告人民书。赵伊坪同志和范的家属，根据我的汇报，以范夫人的名义向鲁西人民发了给王金祥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了王金祥如何拥兵不救，致使范老将军殉国的内幕。
  范老将军究竟是阵亡或是城破自刎，我没有看到。我出来的当天晚上（十六日），遇到了范的随从副官王锦堂，他说城破时，范到东门里路南一家馒头铺里暂避，要他出来送信，他已经把这情况告诉了王金祥，王金祥说准备攻城营救。据吕恭甫写的《山东省志聊城军事篇》说，从西门跑出来的范的另一个随从副官凌作善说：范在光岳楼时腿被打断，抬着他送北门内天主堂医院时遇敌军自杀。据一九六四年聊城政协向聊城老人的调查材料说，发现范的尸体是在槐花庙东南城根。
  总之，聊城守城战的历史错误，是由于范筑先将军中了敌人的奸计，造成了千古遗恨。李树椿、王金祥等人拥兵不救，不仅害了范筑先将军一人，而且害了守聊城的七百健儿。另外还有几百市民殉难。优秀的共产党员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就是在聊城守城战中光荣殉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