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范筑先是个抗日坚决、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同志很器重他，曾带给他亲笔信，对他进行鼓励和指示。为此，国民党反动派说“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当时驻在冀南南宫的徐向前、朱瑞等同志曾请范筑先开会，共商国事。在范部任高级参议的共产党员张郁光同志曾告诉我，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和范筑先、沈鸿烈一块到南宫，范表现很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鲁西北是孤军抗战，现在来了朋友八路军，使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加了我们的抗日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当时南宫军民欢迎范筑先的热情很高，到处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的标语，对沈鸿烈就只说“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当时沈鸿烈很吃味，曾无耻地说：“你们欢迎范司令的热情那么高，却不知道我比他还大两岁呢？”从南宫回来后，范对共产党更加亲密，沈鸿烈对范手下人的收买也就更加疯狂。范筑先曾高兴地对我说：“六月间我在濮县打退日寇土肥原师团，光复县城后，到河北威县会晤徐师长（徐向前）商议国事，徐师长喊我大哥，使我很惭愧。当今之世，要救中国，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我把长子、长女、三女都送到延安抗大，就是向毛主席表决心。蒋介石给我密令，要我阻止八路军进山东，可是我偏要帮助八路军入山东。为此，派来光杆司令沈鸿烈当主席，这是拆我的台，沈是监视我的。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共产党坚决抗战，所以我要给共产党合作。我是旧军人，可我从小是农民，推车的出身，吃红薯长大的，就是你们八路军说的无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说我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沈鸿烈千方百计的收买我的人，无非是想破坏抗战”。
  “七七”事变后，范筑先曾根据国民党的撤退命令，一度退到黄河边上，是撤退逃走，还是守土抗日？正在犹豫之间。他接受了我党的意见，回到聊城，同我党合作，坚持抗战。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建立和收编了三十六个支队（每队一千到三千人），另外还有三路民军（每路军三千到五千人），号称十万铁军。转战于柳林、濮县、东阿、济南之间。收复了三十二个县的大块国土，使之不受日寇蹂躏。当抗日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范筑先二子）和挺进队许多青年同志战死在齐河坡赵庄时，消息传到聊城，范老太太痛哭不止。范筑先将军说：“不要哭啊！为了我们民族的存亡，打击日寇战死疆场，是光荣的。大丈夫应死得其所！”他立刻又令二女儿范树坤继任挺进大队长，向日寇讨还血债。范树坤当时只是二十岁的女孩子，可是她思想上完全信仰共产党。
  我个人，并非是最初参加聊城抗战工作的，严格的说，我到聊城不久，范筑先将军就殉国了。一九三八年初，我还在延安陕北公学读书，春天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月二十日，才随张经武和黎玉同志，从延安来山东。当时山东纵队，实际上只是一个干部队，由陕北公学、抗大、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三部分山东的同学组成。行军至鲁西北聊城，范筑先率队欢迎我们，并同我们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范筑先和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都讲了话。记得范还请我们吃饭。大家在聊城休息了几天。聊城到处充满着抗日的气氛，市民对八路军亲如兄弟，使我有“小延安”的感觉。就在我将要动身继续东进的前一天，张经武、黎玉同志突然通知我留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邵乳群，高景鲁、温殿卿、史太林（赵明）等同志。他们都不在司令部工作，有的在政治干校，有的在军事教育团，也有的在支队作政治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介绍到六区政治部，由王幼平负责领导。当时鲁西党的区党委正副书记张霖之、徐运北和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同志，他们给我谈了话，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同志（正主任是十支队司令张维翰）和副秘书长兼党的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也给我谈了话。都是介绍聊城当时的政治情况。大意是：范筑先本人很好，真心为国，对共产党亲密无间，打仗身先士卒，非常英勇。但对C、C派王金祥这样的坏人，他却容忍着。范虽已觉察，但由于过去的旧关系，还没有处理的决心。王金祥为首的参谋处，曾假借“兵变”之名枪杀了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汪毅同志。范虽然十分气愤，要撤王的职，但后来屈从于旧势力的压力，未达目的。
  因为范筑先曾做过临沂县长，我的家是临沂（范很重视这类关系），是从延安来的，又是山东纵队司令员介绍的，于是他就把我当做知己。范的生活很朴素，除和大家吃一样的粗粮窝窝头和一盘蔬菜外，另外有两块红薯和两个小馒头。他本是旧政府的专员，每月有二百余元的薪俸，可是抗战后，他每月只要十五元养家小，其他和大家一样待遇。范的随从（副官传令员或通信员）大都是临沂人，个别的是他的家乡人。临沂人跟他的大多有些来历，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凌作善的，是双手能打匣枪剽悍的青年“响马”，当时范抓了他的父亲要杀，他提着匣枪投案，要求替死。范把他留下当了通讯员。当范的部队扩大时，曾想把这些人送出去当营长，他们都不干，宁愿跟范当保镖。聊城失守时，这些人大都英勇战死。
  我初到范的司令部时，范筑先将军几乎给我谈了三个通宵的话。除去上面说的蒋介石不信任他，沈鸿烈暗地收买他的人，他要听毛主席的话，徐师长如何好之外，还说了沈鸿烈暗地里挑拨会道门反对他，密令县长不支持八路军等。另外，还谈了军队的情况。他说他的部队虽多，但缺乏主力，能打的是齐子修的三支队和王金祥兼司令的二支队。有生气的是十支队，他说这个支队的领导全是共产党员。其它三个路民军，他有两个路军还不熟悉。他打算要袁仲贤利用军事教育团，把连、营、团的军事干部都训练一遍，一方面加强战斗力，一方面像黄埔军校那样，使袁仲贤逐渐掌握军队。还说把所有的支队编成四个纵队（路军除外），要袁仲贤担任一个纵队司令，并代王金祥兼任他的参谋长。范还说，听毛主席的话，就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的两个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姚第鸿）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党员张郁光是他的少将高级参议兼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准备把热血抗战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训练一遍，派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像八路军一样，连有指导员，营有教导员，团有政治处，支队以上有政治部。并说齐燕铭也是他的秘书，又是《抗战日报》的主编，会写文章，有学问。说到此处时，他还高兴的表示，他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在军队里作好政治工作，有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鲁西北定能坚持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记得最后他还说，准备在聊城抗日一周年纪念的时候，调一些纪律不好的支队来聊城集训，整顿纪律。
  我到司令部很短的时间，范就外出巡视。本来我是他的秘书，也应该随他一同外出的，可是他说我刚来不久，一方面要多休息；另一方面也要熟悉司令部的情况，并说家里也需要个帮他了解情况的人，因此把我留在聊城司令部。他临走时嘱咐我：多和参谋处的人接近，了解他们对他有什么意见。这时范可能觉察了王金祥怀有异心，想听听我这个新来的人对王金祥的看法。
  范外出巡视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除和一些临沂地区的同乡如郑佐衡等人接触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接触参谋处的人。王金祥同我接触时，只是嘻嘻哈哈，光说好听的，并且也骂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他最喜欢谈的是他和范筑先一起，如何改编土匪，如何创建抗日的部队，如何打开抗日局面的过程。参谋处长蒋殿杰，是西北军庞炳勋的旧部，他喜欢和我天上地下的闲谈。慢慢地熟了，他就给我谈出了心里的话。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说：“咱不知总司令（指范）是怎么想的，政治部一个小青年去他那里，又让坐又端茶，谈笑风生，亲如一家。我们参谋处的，或者是什么司令，大都是少将、上校的，到他那里连坐的都没有，参谋长都是站着和他谈话。”又说：“参谋长总觉得总司令把八路军的一个小孩子都待若上宾，对老部下都渐渐疏远了，总司令变了！”流露出对范筑先的不满情绪。当时范筑先将军和王金祥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和沈鸿烈、李树椿的矛盾，也就是抗战派和投降派的矛盾。
  范筑先将军是十一月十一或十二日早晨回来的。当天他给我谈了下去视察的情况，我也把蒋处长的意见原盘告诉了他。我记得范当时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再接近他们时，问问他们为什么老是想‘权’？为什么不想国家的大事！”最后又说：“他们都是些老腐败，是想升官发财的，不是真正抗日的。抗日还要靠青年人呀！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从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以共产党和范筑先为一边的抗日派，和以沈鸿烈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但是对于投降派要暗害范筑先的阴谋，大家都是没有料想到的。范筑先本人一向主张良心抗战，认为在抗日的总目标下，坏人是可以用良心感化成好人的。
  以上便是我所知道的在聊城失守前范筑先部队内部的政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