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聊城政训处——中共鲁西北特委，特委军事部
  我原是红一方面军干部，长征结束后，受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派遣到白区活动。一九三六年初夏，我从瓦窑堡出发，经宁夏、绥远转到山东，暂在济南《平民日报》社工作为掩护。“七七”事变后，我派人给周恩来同志送报告并请示今后行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领导人叶剑英同志经送报告人向我转达如下指示：要我就在山东创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部队要遵照红军的建军路线；要注意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避免同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在我尚未与山东党接上关系前，巧遇红军战友洪裕良，他是刚从陕北派来山东工作的，改名洪涛。洪是江西弋阳人，曾在红十军方志敏部当团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苏区学习，我们在瑞金相识。洪涛向山东省委汇报了我的情况，我到聊城专署驻济南办事处同山东省委代表赵伊坪联系，赵希望我在组织关系未从中央转到之前，能先同山东党发生工作关系。我表示同意后，即被派去聊城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工作。在一九三七年初冬，我同洪涛一起到聊城。第六区保安司令由我党的好朋友聊城专员范筑先先生兼任（一九三八年初，山东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改称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政训处即改为政治部）。政训处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党员、党组织不公开，政训处实际上是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公开机关，主要领导人有张维翰、姚第鸿、赵伊坪、张霖之等。政训处领导下的干部有政训干事约三十人（少校军衔）、政训服务员（上尉军衔）约三百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津流亡学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山东省委代表张霖之通知我，说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上级组织决定我为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特委书记是徐运北（前任是赵健民）。军事部的工作着重点，是在特委领导下，创建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力量，同时要大力对鲁西北各支队进行改造工作。指导思想是遵循红军的建军原则，从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着手，为我党创造武装奠定基础。
  鲁西北抗日武装的发展统一战线中的尖锐斗争
  一九三八年春秋之间，鲁西北抗日武装发展到高峰，也是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范筑先司令建制下的抗日游击支队发展到三十五个，有的约万人，有些小支队仅数百人，总数近十万人。鲁西北抗日武装控制的地区，东跨黄河、西跨卫河、北临津浦路、南界大名至鄄城一线。曾在濮（县）鄄（城）地区和高（唐）、齐（河）、长（清）地区打过多次战斗。在大峰山的部队曾活动到济南西郊。作为鲁西北敌后根据地中心的聊城也是最盛时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开办了军事教导团和政治干部学校，分别由高级参谋袁仲贤、高级参议张郁光主持；创办了由齐燕铭主编的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出版了几种刊物；成立了“抗战移动剧团”等等。聊城总部与冀南的八路军东进纵队、泰西的山东西区人民自卫团联系也很密切。范筑先曾亲到威县、南宫会见过徐向前、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等领导人。
  在全民抗日高潮时期，整个鲁西北地区涌现了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散兵游勇、绿林部队各地流窜，不少地方为民团、会道门盘踞。范筑先大义凛然，在社会上和各武装力量中威信很高，具备收拾局面的条件。特别是范对收编、改编溃散部队和绿林部队饶有传奇性，往往经过关系疏通或亲临劝说，即能使之就范。鲁西北的抗日游击支队大体分以下几类：由国民党地方政府保安部队改编的，如第二支队；由从平、津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零散部队所编成的，如第三支队、第二十一支队等；改编的地方民团，如第七支队等；收编的绿林部队，如民军一路、第五、六、十六、十九、二十五支队等；有在我党领导下创建的第十支队和在我党影响与协助下组成的第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五支队等。
  在鲁西北抗战大好形势的同时，也是国民党顽固势力和以我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摩擦最厉害、斗争很尖锐的时期。顽固势力是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二支队司令王金祥为头子，以保安司令部为中心、以第二、第三等支队为支柱、以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后台的。这帮人对特委领导的政训处（政治部）与进步力量十分仇恨，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甚至对政工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还千方百计教唆一些支队司令抵制政治部的领导，限制政工人员在支队中的政治活动。双方关系很紧张。他们的嚣张、反动，可举“卫队营事件”为例：范筑先的卫队营里有十几个共产党员，因不甘受军官的压迫，违反组织纪律，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底，从聊城拉了一个连到冠县投奔第十支队，支队领导根据范的命令将这批人送归建制，王金祥之流利用这一事件鼓噪一时，大肆攻击聊城政治部和第十支队，说什么“共产党背信弃义，不够朋友，挖墙角竟挖了范司令的卫队营”等等，挑拨范筑先同我党的关系。最严重的事例莫过于“第十三支队事件”：第十三支队是我党同友人在濮、鄄地区发展的一支队伍，司令员冀镇国（冀炳南）。一九三八年十月，该支队无缘无故地突遭第二支队、第二十一支队的袭击，损失很重，副司令王青云、政治部主任汪毅同时牺牲，王副司令和汪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这伙不顾民族利益、破坏抗战大业的顽固分子当时就受到鲁西北人民的鄙视和唾弃。
  鲁西北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是全国政治斗争在这一局部地区的具体反映。国共合作实现不久，将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只要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到哪里，国民党的破坏阴谋也就施展到哪里。《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毛选二卷）就是针对着这种情况而颁发的。
  殉国烈士永垂不朽！聊城保卫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寇自津浦线泰安段西犯，十四日凌晨在东阿附近渡过黄河向聊城行进。特委当即决定政治部及其所属各单位和教导团、政干校作转移的准备。傍晚侦报在李海坞一带发现敌踪。晚饭后，张郁光、姚第鸿等请见范司令，劝他撤出城外迎战。范态度镇定，正在拈须批阅文件，表示要坚守聊城。张、姚等再三力陈当前形势、力量对比，强调应发动游击战保卫鲁西北。范说决心已定，同时他说已派王金祥出城调集部队在敌侧、敌后发动攻击作为策应。并已下令将城内的非战斗单位，包括政治部都要撤出城外。在此情况下，所有已按政治部通知作好转移准备的各单位在午夜先后撤出聊城，取道堂邑城南，集结在桑阿镇西南、冠县东南靠近沙区一带村庄。
  十五日晨，我们少数几位负责同志出东门（其他城门已堵塞）绕城南到城西大堤。此时日已东升，隐约听到东南方向阵阵机枪声。因范司令尚在城内，大家放心不下，决定让郁光、第鸿返回再作奉劝，并请他们二位同范先生一起行动。同张、姚分手后，我们即经堂邑穿城而过继续西进，沿途逃难群众很多。我们抵达桑阿镇时，惊闻聊城失守，范将军和张、姚二同志殉难的噩耗！无不万分悲痛！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一城一地的失陷并不足奇，作为历史经验来探讨，应以两条为训：第一是缺乏远见。对敌人长驱前进，直取广州、武汉（均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应该考虑在敌人得手之后，敌后形势特别是鲁西北形势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应变措施才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怎么想过，结果敌情威胁临头，鲁西北立即呈现了溃乱局面。第二是对范先生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我们对范先生很好，范也受了我党的进步影响，但更进一步地给予政治上和军事思想上帮助不够，而且这时毛主席的一些政治、军事名著已经问世，如有针对性的对他进行一些宣传和启发，对开阔他的局限性或可能起些作用。惜范先生满怀精忠报国之志，但在政治上对王金祥等姑息养奸，终遗后患（王在聊城失陷前夕衔命出城之后，即缩在聊西南，拥兵观望）。在军事方面，由于他的局限性，接受不了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自然是抱定丹心与城共存亡。
  范筑先将军的殉国，对鲁西北震动很大，在全国范围影响也很大。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蒋介石为抢抓这面旗，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其实范对蒋家王朝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久怀不满，“七七”事变后更甚。他认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对共产党极端热忱，他管辖的各县大都委任了我党同志当县长。他下达的重要政令，常常嘱咐秘书：“先让他们（指我鲁西北党的领导同志）看看，征求下意见”。把自己的儿女送去延安学习。我党也很尊重范先生，聊城失守前不久范曾收到毛主席的亲笔慰问信。范殉国后，延安除举行追悼会外，党的机关刊物同时发表了高度评价的社论。郁光、第鸿都是很有学问的人，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对工作极端负责任，都是我党新吸收的优秀党员。当聊城陷落之时，鲁西北地区家家户户，男女老幼莫不痛悼范老将军和殉难烈士。聊城长在！聊城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将士永垂不朽！
  鲁西北“筑先纵队”八路军“先遣纵队”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鲁西北发展的武装，大部分在一九四○年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成为抗日战争中期和后期坚持冀南邯（郸）、大（名）、临（清）根据地斗争的主力。在黄河两岸成长的一些部队于一九三九年分别编入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这里着重简介“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
  “筑先纵队”是鲁西北人民的一支子弟兵，它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建设中起了一定的榜样作用。一九三七年底，我党在堂邑成立了一个小游击队，开始只有十余人，洪涛为队长。不久，山东省委调洪涛到祖徕山工作，该队队长由廖云山（红军干部）继任。一九三八年初，以洪——廖队为基础成立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支队司令由聊城政训处处长（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兼任，我以特委军事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支队司、政机关设在冠县。当时青年人参军踊跃，又编入临（清）、馆（陶）地区一些民团，部队发展迅速，到一九三八年七月，第十支队已到八千人，辖一、二、三团，另有三个远遣队，即大峰山独立营、东平地区的东进梯队、内黄地区的西进梯队。第十支队从成立起即注意基层政治工作建设，逐步做到支部建在连上，在内部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聊城失守后，为纪念范筑先，第十支队的番号改为鲁西北筑先纵队（简称筑纵）。筑纵肩负了继续发展鲁西北党在执行统一战线中开创的抗日救国事业。
  八路军“先遣纵队”（简称先纵）是与筑先纵队命名的同时在鲁西北成立的。八路军先纵成立的背景基于以下意义：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我党和范筑先的统战关系堪称典范，我党在范的辖区内，没有组建过八路军，八路军部队基本上也没有活动到这个地区。聊城失守后，鲁西北局面暂时呈现混乱，人心惶惶，因此有必要及时举出八路军军旗，稳定局面，安定人心。先纵司令员李聚奎由一二九师委派，我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鲁西北第五支队编为先纵第二团。归先纵指挥的部队有：津浦支队，它成立在冀鲁边区，归山东纵队建制；青年纵队第三团，属冀南军区；一二九师骑兵团。这三支部队在一九三八年底到三九年初活动在禹（城）、高（唐）、茌（平）、齐（河）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先纵在茌平北琉璃寺一带同日寇打过一次激烈战斗（赵伊坪同志牺牲在此次战斗）。在此次战斗之后，先纵所指挥的部队先后归还原建制。先纵所属部队则转进太行山整军，“五一”节受到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的检阅。同年九月，回到鲁西北，部队得到扩大（并入卫河支队，成立了第五大队），在卫河两岸坚持斗争。
  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是兄弟队伍，在名义上筑纵不是八路军，两纵是友军关系；在内部关系上，筑纵受先纵领导。两军之间十分团结，军民关系都搞得很好。太行总部和山东军区都很关心两纵的建设。特别是在一九三九年冬，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在南馆陶附近的程沟湾召集两纵干部会，作了“坚持抗日斗争和整顿军纪”的报告，对部队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在反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两纵并肩参加了讨石（友三）战役，从一九四○年春节奔袭金滩镇敌军桥头堡起（敌军在大名、馆陶间强渡卫河），一直截击、追击到清丰、南乐地区，树立了战功。
  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在一九四○年六月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奉命开进卫河以西，归冀南军区指挥。它从此离别了鲁西北。时光虽已飞逝四十余年，我作为八旅的老战士，每当回忆往昔，对鲁西北大地、鲁西北人民、鲁西北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油然而生，对曾并肩战斗而献身的烈士们寄崇敬的哀思，对还在征途上的战友们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