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平、津，全国人心沸腾，抗日的怒火不可阻挡。这时彭雪枫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太原，给我和赵伊坪来信，叫我们去太原。我因事未去成，伊坪去了。彭雪枫对他分析了芦沟桥事变后的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发动全国抗战的方针和党对临近战区的人民开展游击战争，阻止敌人进攻的指示。伊坪回来向我们作了传达，并带回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这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更加明确了。不久，伊坪就离开了聊城，调到省委去工作。接着中共中央为了联络各地方实力派抗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又派张经武、张震等同志来到山东。在彭雪枫同志的工作基础上，通过余心清、刘熙众、王致远等介绍，见到了韩复榘。张等向韩表达我党中央联络各地实力派一致抗日方针后，韩向张等询问抗日胜利的办法。张等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向韩提出建立抗战动员机构，改造部队，动员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韩采纳了张经武等人的建议，为了抵制蒋介石派“复兴社”分子到他的部队设政训处，由韩自己遴选人员组织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高级幕僚，曾任北平育德学校的校长，住在泰山冯玉祥处，思想比较进步，韩就遴选他为政训处长，由韩复榘的亲信、财政厅长王向荣的胞弟王致远为副处长。路庭训、吴清海等北平育德学生也到政训处工作。
  平、津失守后，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渡海来山东，余心清、刘熙众派人接到济南。当时山东抗日形势虽然大大发展了，但干部极其缺乏。为了培养抗日干部，第三集团军政训处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在济南辛庄王致远办的乡农建设人员养成所旧址，办了一所“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以韩复榘第三集团军名义开办的，但领导权完全在共产党手中。当时余心清任班主任，担任政治教员的是平津流亡来济南的大学教授黄松龄、张友渔、许德瑗等，主持教务处工作的是左派北平文化人齐燕铭、陈北鸥等。为了推动山东的抗日工作，由中共平津党组织和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等组织负责人陆平、刘星、吕世隆、高元贵、武衡等先后动员了平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五百余人考入了这个训练班。山东地方党也动员了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五百人考入，原王致远主办的山东乡农学校军事人员养成所，还剩下学员三百余人也并入这个训练班。当时教授的课程是“国际形势”、“中国问题”、“动员群众”、“游击战术”等。还有，从北平来的学生组成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济南大演抗日救亡戏剧，大唱救亡歌曲，组织抗日游行示威等。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得死气沉沉的济南，立刻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八月初，冯玉祥担任津浦线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有几个曾追随冯在津浦前线抗战的西北军高级将领住在济南宾馆。有一天，我和王化云同志去看他们，他们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我们基本上一致。当时我和赵伊坪、牛连文、王化云等同志研究，为了促进范筑先抗战，约他到济南来共同研究今后的方针。我打电话给范说：“西北军的一些老朋友住在济南津浦宾馆，想请你来见见面。”他应约来济。
  一天晚上，我和王化云、范筑先还有西北军的两个高级将领在津浦宾馆座谈抗战形势，谈了半夜，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是投降主义，靠国民党抗日根本不可能。中国的几十万正规部队纷纷南退，抵抗不住日寇的进攻，华北眼看沦入敌手。要想抗日救国，战胜日本，必须动员群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才能打退敌人，挽救祖国的危亡。我们都是鲁西北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随国民党部队南逃。我们一定坚决留在自己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大家一致认为要取得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要坚持华北抗战，要保卫自己的家乡，只有依靠共产党，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如随军南退，只有死路一条。最后范筑先说：“我们和共产党没有联系怎么办？”我和王化云说：“由我们负责联系，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协同抗战。”第二天我找到从聊城调到省委工作的赵伊坪和第六专区驻济办事处主任牛连文，共同商量如何聘请共产党人到鲁西北领导抗战问题。赵伊坪表示由他负责联系。赵请示省委，首先派共产党员姚第鸿去聊城。姚是韩复榘高等顾问姚以价的儿子，和范筑先有旧交，利用私人关系介绍到第六专区，范委任他为专署的秘书。
  十月初，日寇已占领了德州、临清等县，侵入了鲁西北。这时范筑先急忙派我去济南聘请共产党人到六区协同抗战。我到济南之后，赵伊坪同志早已和山东省委联系好了，我很快就和共产党员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汇川、巩固等十二位同志接上头，于十月十二日到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学员。根据思想进步，抗战坚决，能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等条件，我们与赵伊坪、齐燕铭同志，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二百四十名。这是训练班派赴战区的最后一批学生，他们听到齐燕铭念到自己的名字，都非常高兴。有一百多名女生因为领导上不同意去黄河北战区，有的都急哭了。齐将派赴第六专区的学生编队集合后，请我去讲话。我给同学们介绍了鲁西北一般情况，坚持抗战的有利条件，和范专员欢迎大家去鲁西北动员民众发动抗战的意见后，大家情绪非常激昂。讲话完毕，同学们高唱“大刀进行曲”，杀敌精神感人极深。我当时目睹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也受到了很大鼓舞，更坚定了自己抗日胜利的信心。认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青年人决不会亡国。决心和同学们并肩战斗，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去。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起，二百四十名学生分批由干事率领离开济南。第一批八十人，领队是姚第鸿、刁子言等，由牛连文同志用三辆汽车运送。第二批六十人，由于汇川、徐茂里领队，是徒步行军。第三批九十人，由冯基民、解彭年领队。于十月十五日下午由济南出发，我是随第三批走的，当晚宿营于齐河。次日沿济聊路向聊城进发，沿途看见了由津浦线桑园一带溃退下来的东北军刘多荃的部队，狼狈不堪及军纪败坏的景象，令人寒心。而奔赴聊城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知识青年，高唱救亡歌曲，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十六日下午五时，我随第三批学员到了聊城，把学生们安置在第二中学。我即去专员公署向范司令汇报情况，到专员公署后见大家正整理行装，有人说：“今天晚上就撤退了。”我急忙到上屋见范专员，问这是怎么回事，范说：“高唐已被敌人占了，前天已接到韩主席电话，命令我急速率全体军政人员向黄河南撤退。”接着又说：“昨天临清赵专员已通过聊城从东阿过黄河了，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看咱们先退到齐河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命令我赶快叫派来的政训服务员吃饭休息，准备今天半夜随他一同撤退。我听了范的话很感突然，随之答了一句“我不走！”范反问我一句：“你不走怎么办呢？”这时我脑子稍微镇静下来，心想，我在济南刚和服务员们讲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一套大道理，现在未见敌人就跑了，怎么和青年们说呢？况且我们在聊城天天喊要打日本，而今未见敌人影子就丢下老百姓撤退了，我总感觉对不起家乡父老。所以我沉默了一会儿又坚定地回答说：“你走吧，我坚决不走！我在济南领来了二百四十名服务员，这里边有不少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一定有不少人愿留下来和我一道抗战。我有这部分力量，敌人来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出去打游击。”范筑先沉默了一会儿也说：“这也好，我给你留下聊城县印，委派你代理县长以维持地方治安，还给你留下二十七条步枪和二千元现款，你去组织人吧！”
  我辞别了范筑先很快回到二中，将范专员已经奉命撤退的计划告诉了几位干事。并说：“我已向范要下了聊城县印，委我为代理县长，还拨了几十条步枪。愿留下的和我一块儿打游击，请干事们在同学中进行动员。”由于先到聊城的两批服务员遵范筑先命令，于当天中午已向齐河撤退了。冯基民、解彭年在第三批同学中进行了动员。有人说：“范筑先未见敌人就跑了，我们决不能跑。”还有人说：“他不做专员了，咱们就做专员。”但也有平日受党的教育少，抗日思想不够坚决的人说：“范专员撤走了，不用说日本兵杀我们，就是土匪来了我们也抵抗不住。”为了争取同学们留下来抗日，冯基民大声疾呼，号召同学们留下来打游击。解彭年也向同学们讲了很多留下抗战的道理，他说：“聊城坚持不住，可退堂邑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再不能坚持，可退张维翰处长的家乡馆陶。鲁西北地方很大，到处可以和日寇打游击。”但仍有很多同学信心不足，最后表示愿意留下抗战者四十二人。
  吃过晚饭后，已经七、八点钟了，冯基民、解彭年、高元贵几个干事在专员公署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范专员撤退后我们留下的人怎么办。当时确定了三个方案：第一是坚守聊城。主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如何组织力量守城，决定天明以我这个代理县长的身份出安民布告。第二个方案，如果敌人南犯，聊城守不住了，即撤到农村打游击。解彭年是堂邑人，有些社会关系，可以先拉到堂邑。第三个方案是在堂邑再站不住，就退到馆陶去。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地跨冀鲁接合部，又有卫河做屏障，东可以出击津浦线，西可以驰骋于冀南大平原。方案确定后，于当晚九时将四十二名服务员带到了专署。向大家宣布了我们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的计划，大家都表示赞成。讲完后，给同学们发枪。由冯基民负责布置如何接受四门的防务，确定每班二人轮流站岗，准备范筑先率队撤走后，即由我们服务员接防。
  这一天晚上专员公署院内紧张极了，随范筑先往齐河撤退的人都赶快整行李，清理文件，修理交通工具。留下守城的服务员擦拭新领到的枪械。有的同学从来未摸过枪，就请有战斗经验的人传授射击技术。还有同学高唱充满战斗精神的救亡歌曲。朱香庭等看到日寇要到了，共产党人都扛起枪要接受城防，吓得魂不附体，未随范筑先行动，私自沿着运河向黄河南岸逃跑了。
  十六日晚十二时左右，范筑先率领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八、九百人离开了聊城。范在临行前又把我找来一再嘱咐说：“你们青年这股热情是很好的，但得有冷静的头脑，你们没有战斗经验，敌人来了千万不能硬拚。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又指示我说：“你要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在齐河不渡河，看看敌人的动静。”
  范筑先撤走后，我代理聊城县长，当天晚上布告即贴在专署门前，十二点以后我又检查了一次岗哨，深夜两点回到专署。天明后突然有个服务员叫醒我，报告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已经进城了，缴了我们服务员的枪，接了北门的岗哨。我急忙走出来，而齐子修率领的十几个叛兵正在专署和我相遇。我们彼此介绍职务姓名后，才知道他们是二十九军的一个连，从前方退到聊城来休息的。我就把齐子修让到客厅里坐，互相之间还讲了一些抗日的大道理，外表上还很客气，但他的部下和土匪一样到处翻箱倒柜，我个人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抗日的军队，而是一股溃军。
  齐子修是土匪出身，在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混了个连长，几个排长如邵吉胜、齐润泽、薄光三等都是他在冀北拉杆子时的结拜弟兄。“七七”事变后，齐率部队随二十九军溃退下来，有八十多人，装备很好，士兵用的都是崭新的捷克式步枪，还有四挺机枪。由于仓惶南逃长途跋涉，服装已经很破烂了。他们退到聊城附近，听说范专员已在半夜撤走了，为了发笔洋财就冒充二十九军，骗开了聊城的城门。
  当时担任北门岗哨的是李福尧等同志，听到二十九军从前线杀敌回来要进城休息，当然表示欢迎。不料齐子修部骗开城门，收了我们服务员的枪，四门的岗哨也都叫他们接了，把我们的四十多名服务员都集中在专署东院北屋里。已经发给服务员的枪全部被齐的士兵搜去了，还威胁服务员不许随便出入，并架着两挺机枪在大门口，警戒森严，对我也派了两个兵暗地里监视着。
  我和齐子修寒暄之后，抽空到专署前院看了看，他们把监狱的犯人全部释放了。有七、八十名囚犯都在西墙根下晒太阳，齐子修的士兵正在将收缴的枪发给犯人，将犯人编成他们的部队。我又转到东院后，看到我们的服务员都集中在北屋里，因为都是来抗日的穷学生，也无财物可抢，只是叫他们不许随便出入，也没有人管他们。我进屋安慰他们说：“我们都是来抗日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不会迫害我们的，倘若他叫你们随他的部队走就更好了。我们可以借机在他们内部做工作，争取他们抗日。对于齐子修本人我来应付，保证大家的安全……”我看服务员们的情绪都很好，没有一个人表示畏怯的，也就放心了。
  到吃午饭时，我从饭馆要了一桌酒席，为齐子修洗尘，还邀了几位地方士绅做陪客。在宴席间，大家都以抗日救国相鼓励。当时我考虑，自己既无兵又无将，只身一人对他无可奈何，他很可能假借我代理县长的名义，向地方勒索钱财，这样对老百姓是不利的，斟酌再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使齐子修的奸计无法得逞。在酒行三巡以后，齐子修已经有点醉意了，我就借小解为名离开了宴席。出了专署，顺着东街绕到南门里，在民众教育馆躲藏起来。我走后，齐子修惊慌失措，他很怕我出城调民团来打他。因而到了傍晚大约九点多钟，齐子修就以找县长为名，敲门砸户抢劫民财，我隐藏的民众教育馆也去了两名溃兵，我掏给他们几块钱也就应付过去了。齐子修部在抢掠聊城“裕鲁当铺”和富裕商号后，深恐被民团歼灭，所以十一点钟后，就逃出城去了。
  次日晨，我到大街上看了看，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回到专员公署内，也未找到一个人。我们的服务员到底往哪里去了呢？是被齐子修裹胁了呢？还是自己走散了呢？我的勤务兵徐德元也不见了，这样大的聊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想起了范筑先临别嘱咐的那些话：“我到齐河暂不过河，你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们的服务员都被齐子修裹胁走了，只有找范筑先请救兵，来营救这些抗日的青年。这样，我就在民众教育馆借了一辆自行车，出东门沿公路向齐河方向奔去。大约走了三、四小时，在半路遇见了姚第鸿同志，他是奉范司令的命令和我联系的。见面后，我大略地说了一下聊城的情况，就一同骑自行车去齐河。
  见到范筑先之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守聊城的经过。最后我建议：“高唐的日寇并未南下，聊城是座空城，我们应当回师重占聊城，追剿齐子修，营救服务员。”范仔细听了我的汇报，但脸色抑郁，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辛苦了，你们下去休息休息，今天晚上开个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晚七时，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姚第鸿以及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主要官员赵玉坡、王金祥、崔芳德、张孟龙、刘佩芝、郑佐衡等。首先由范筑先对鲁西北的敌情和聊城退出后的情况，向到会的人做了介绍，问大家今后怎么办？在讨论时有的主张：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抵抗不住，纷纷向南溃败，咱们专署的这几个人怎能抵抗得住呢？不如马上过黄河，随军南逃。有的认为敌人进占高唐还未南下，聊城是空城，现在就过黄河过早，不如就在黄河北岸渡口暂住，以观形势。我和姚第鸿同志在会上慷慨激烈地驳斥过黄河南逃的错误意见，反复地说：“我们有合法的政权，有一个保安营的武装，还有二百多个抗日爱国青年政工人员，班师回聊城后可派到各县发动民众起来抗战。如渡河南逃，在国民党政府又没靠山，到那里哪会有我们的地位？况且我们是山东第六专区的政府，如离开六区做流亡政府，连管饭的也找不到。广大的鲁西北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只要我们回去抗战，老百姓是会拥护的，如做可耻的逃兵，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是可以收拾你的。因之，我们坚决主张班师回聊，发动鲁西北抗战。”接着我们又反复陈述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但他人少兵力小，我们虽然是弱国，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他们占领了聊城，我们就退到乡村打游击，聊城地区站不住脚了，就退到冠、馆、邱等地区和卫河两岸同敌人回旋，鬼子兵力有限，不会把每个村庄都占了吧！我们到处都可以和他们打游击，日本鬼子一定会被我们战胜。”但赵玉波等还是思想不通，强调撤过河南是省主席的命令，只有依靠韩复榘才有出路等等谬论。最后范筑先作结论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守土有责，未做抵抗就抛弃老百姓撤退是错误的，我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者就留下，不愿回去者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并决定由我率保安营主力追剿齐子修，营救服务员。王金祥、姚第鸿率领政训服务员和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官员先回聊城安定民心。指示秘书和省政府联系，表达我们回聊城的决心。当时范筑先在官庄和韩复榘通电话。范在电话上说：“我不过黄河了，请求主席允许我留在黄河以北。现在鲁西北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希望政府领导他们抗战。希望主席源源不断地接济弹药……。”范和韩通话后非常高兴地对我说：“韩主席已批准我们留在黄河北抗战了。韩在电话上说当前鲁西北日军的攻势有些缓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奉命侧击平汉线，以支援山西国军作战，你们可以留下帮助他们筹划给养。以后你们支持不住了，再随二十九军撤退。”第二天范筑先对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宣布班师回聊抗日。为了澄清聊城撤退造成的思想混乱，刁子言还在黄河大堤乘当天晚上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机会，举行返回聊城抗战还是向黄河南撤退的辩论会，刚由济南来官庄的省委交通夏秋水等几个同志在会上激昂慷慨的发言，驳斥了主张向黄河南撤退的谬论，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全体都表示愿返回聊城抗战。接着姚第鸿同志又对服务员讲话，说明范筑先已决定留在黄河北抗战，马上就回聊城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番动员后，聊城一度撤退造成的思想混乱一扫而光。服务员们又个个精神抖擞，唱着“到前线去”的歌曲重新奔向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