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与日寇签定了《何梅协定》，华北紧急，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拥护，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北平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接着全国人民救亡运动蓬勃展开，在这种形势下，富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范筑先由县长升任山东省第六专署专员。
  六区专署辖聊城、茌平、博平、堂邑、冠县、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阳谷、莘县等十二个县。地跨黄河两岸，在历史上这一带经常泛滥成灾。范县、朝城、莘县、堂邑、清平一片沙碛，还夹杂着许多盐碱地，是鲁西北较贫瘠的地区。它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战略地位重要，在我国历史上，经常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策源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专署刚建立，在内部就形成了左、中、右三种力量。一部分是范的旧属，如军法处长刘佩芝，副官处长赵文魁，第三科长（建设科）郑佐衡，视察处主任牟西山。因当时韩复榘在山东推行梁漱溟那套乡建派办法来维持他的统治，扩大兵源，六专区也无例外。成立专署时聘请一些乡建派的干部，如秘书主任赵玉坡，秘书张孟龙，第一科长高颜泉，视察处主任边庄和（牟西山调任堂邑县长）。还有一部分国民党C、C分子，披着乡建派的外衣，钻进了六区，如教育科长朱香庭，视察员王见行，民众教育馆馆长乔鸣九等。由于二科是管财政的，在旧政权时是一部分专业人员把持，有一套管理财政的知识，所以范就聘请了崔芳德任第二科长，他是无党派，中间偏左。保安司令部参谋王金祥，是山东省民政厅长李树椿的嫡系，和李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李为安插他的亲信，把王安插为范的参谋长。他开始还属于中间偏右，到一九三八年李树椿随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到了鲁西北之后，就成了国民党在六区的反动透顶的大坏蛋了。
  我当时是筹备专署的成员之一，曾邀请了原北平育德学校的同学牛连文任庶务主任，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张廉芳任民政科科员，北平民国大学学生冉光远为视察员，又团结了范的亲信科员周建国，会计李兆凯，三科科员贾晦亭，技术员张清濯，以及范的女儿范晔清等，这是当时专署的进步力量。
  当时专署教育科科长C、C派分子朱香庭，串连了社会上的国民党党棍田谊民、阴耀武、梁醒黄等一伙反动分子，他们经常叫喊“攘外必先安内”、“拥护三民主义”、“服从领袖”等滥调，把持教育界，排斥进步势力。配合乡建派“教养合一”的反动政策，在鲁西北大办乡农学校，扩大乡建派的势力。当时六区专署内的阶级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主要是我们党和国民党C、C派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夏天《何梅协定》后，聊城地区国民党的县党部都把牌子摘掉了，但党部取消，并不等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搞反革命活动了。他们还把持着中、小学，借以宣传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在专署的进步势力，为了把群众从国民党的欺骗之下解放出来，积蓄抗日力量，在与国民党争夺第三师范这块教育阵地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是鲁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长期以来由国民党所把持。一九三七年，在我地方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展开了驱逐冯谦光（外号冯狗子）的风潮。冯是山东国民党教育厅长何思源的嫡系，C、C派的骨干分子，反共打手，根本不懂教育。一九三七年一月，何思源撤了原校长孙芳时的职务，委任冯为该校校长，借以扩大国民党的势力，控制聊城第三师范。
  第三师范在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胥子君和耿毅的领导下，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团结教育爱国青年，在校内是很活跃的。而三师校长孙芳时是聊城沙镇人，虽系国民党员，但当时他对该校的共产党活动并不干涉。因此，校内的党组织认为可以利用他继续担任第三师范校长。C、C派分子朱香庭想争夺这个阵地，发展国民党势力，阴谋策划撤换孙芳时，设法让“冯狗子”接替第三师范校长。这样该校共产党支部负责人——校事务员耿毅同志和训育员胥子君等，就领导了三百多名师生掀起了驱逐“冯狗子”和拒绝冯进校的风潮。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冯持着教育厅的委任状到了聊城，他知道校内有共产党的活动，不敢冒然进校，就先住在东门里旅馆。首先和朱香庭见了面，在朱的鼓动下，冯壮着胆子，到三师去接任。三师内党组织听说“冯狗子”来了，就纷纷走到校门，等他到校门时，进步学生把校门关了。冯在门外大声说：“我是奉政府命令来接任校长的，你们快开门！”有一位姓龚的老师和历史教员汪伯岩，代替学生在校门内答话说：“我们不欢迎你，你快滚！”冯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旅馆和朱香庭商量对策。
  历史教员汪伯岩和专署视察员冉光远是同乡，在济南由冉光远介绍和我相识。他到专署找冉光远和我，谈国民党冯谦光要接替孙芳时的职，请我们支持驱冯运动。当时，我和牛连文、冉光远、张廉芳等同志研究，认为国民党要抢第三师范这个教育阵地，我们当然要反对，坚决支持三师的驱冯斗争，不允许“冯狗子”接任。在这种情况下，朱香庭背着范筑先，私自勾结公安局警察想镇压学生运动。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给济南的王致远打了个紧急电报，请他在省里活动。王致远和聊城驻军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有私人关系，王接到电报后，就请荣出面调停。荣派了部队出面干涉，随使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和国民党C、C派朱香庭斗争的紧张之际，北平育德同学赵伊坪从西安来了一封信说：“西安不能存身，要来聊城找工作”。我和牛连文同志商量：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赵伊坪在开封上学时就是共产党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如他来聊城，又增加了斗争力量。所以，我们俩给他回信，叫他马上来聊城。他到后，我把他介绍给范筑先，范说：“编制已满，无处安置。”我说：“人已来了，怎么办呢？”最后范说：“叫他做一篇文章，考一考他，看他文化程度怎样？”范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他拟一个“六区抗战实施计划”。赵伊坪同志把苏区的一些经验如组织妇女队、青年队以及如何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自卫队等都写得很具体，范看了这个计划很满意，认为他是一个人才。但是专署人员配备已满，只有给他一个办事员的职务（国民党政权职务最低的）。赵伊坪同志职务虽低，由于他是一九二七年的老党员，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很有素养，经常和我们谈一些革命理论，对我们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赵到聊城不久，北平大学学生王化云从北平来信说：“北平精业中学领导权被国民党C、C分子傅庆隆夺走了，他在北平住闲。”王化云大学毕业后和傅庆隆共同创办了精业中学，王任校长。精业中学共产党活动十分活跃，傅庆隆没有当上校长心中不满，就勾结北平市教育局以王化云掩护共产党为名，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傅庆隆篡夺了精业中学校长职务，王化云就离开了精业中学。我给王化云回信，请他到聊城助战。他来后，住在聊城东关旅馆内，作为我们的活动中心，这样我们在和国民党C、C派斗争中又增加了力量。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鲁西北的教育应由鲁西北人来办，外人不能插手！”在这个口号下，团结了师范学校教员汪伯岩、许禹范、李子俊和专署内的冉光远等二十多人。这些人政治态度各有不同，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扬跋扈，夺取鲁西北教育阵地这个问题上，思想是一致的。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我们就团结他们，争取他们作为我们今后抗战的力量。这个风潮一直闹了几个月，最后闹到韩复榘那里，韩给范打电话问：“聊城第三师范的学生风潮已经几个月了，你看怎么处理呢？”范说：“主席的意见呢？”韩说：“还是叫冯谦光当校长吧，你和学生们好好谈谈。”当时我在电话机旁，心想：韩已表态，范筑先就要插手管，这件事就不好办了。当天，在聊城东关旅馆里，召集了王化云、冉光远、张廉芳、牛连文、赵伊坪等同志开会，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韩复榘是山东省的主席，他已下了决心就再不能往上活动，再搞下去就没有好结果了。范专员奉命插手此事，如再活动给范为难；同时，学生罢课已经这样长了，再继续下去会影响学生的学习，遭到家长的反对，闹不好遭镇压，学生吃亏。大家研究认为，朱香庭的后台是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我们要揪他的后台，搞反何思源运动。由王化云拟一宣言，宣布何思源把持山东教育的十大罪行，印成宣传品到处散发。当时决定分三路：一路由我负责去北平；一路由王化云负责去南京；另一路由王致远在济南，给何思源造舆论。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我和王化云分别出发，我到了北平，找到了朝阳大学的同乡李延令、辛万蛟（即辛其轩，共产党员）等。我把聊城为争夺第三师范与国民党的斗争，及反何思源的运动给他们谈了之后，他们非常支持。即以朝阳大学为基点，由李延令等出外串连，散发“反何”传单。在国民党时期没有门子，没有关系，大学毕业等于失业。我们提出“鲁西北教育应由鲁西北人来办”，也就是他们毕业后可回到本地办教育，当教员，不至于失业。与他们本身利益结合起来，所以很容易团结和组织队伍。我在北平住了一个星期，把火点起来之后，就回聊城了。
  王化云带着宣传品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是山东临清人，与冉光远是亲戚。王化云到了南京就找到了他，想通过他找立法院长，让立法院来弹劾何思源。随即散发了何思源十大罪状的传单，大造舆论。何思源看形势不好，托病到杭州休养去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正当“反何”运动紧张的时候，我们多年不见的同学共产党员彭雪枫从北平来了信，他听说我和赵伊坪、牛连文都在聊城专署工作，约我到北平去相会。
  彭雪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官彭雨亭的侄子，河南镇平人。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冯玉祥办的北平育德中学（即军官子弟学校）上学。他一九二六年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二九年，韩复榘倒了冯玉祥的戈，投降了蒋介石，我和彭雪枫、牛连文、赵子众等恐遭毒手逃跑了。不久我和彭雪枫、赵子众共同考入了北平民国大学，彭因经费不够，不能升学，由组织介绍到山东烟台驻防的杂牌军刘珍年部队当秘书。由于暴露了身份，又到上海，由上海介绍到中央苏区。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中央派他去北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听说我们在聊城，所以约我去北平相会。
  我到北平住了十天，在那期间，他向我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讲了红军如何进行五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的英雄事迹，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也给他介绍了在山东以陈占云、朱晦生、王致远等为核心团结了三路军中下级军官三十多人的情况。这三十多人大部分是带领部队的营级军官，掌握着武装。除此以外，我还介绍了我和赵伊坪、牛连文等正和国民党C、C派进行斗争的情况。他听到山东还有一部分革命潜力，非常高兴地说：“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这一部分力量是大可发挥作用的。”接着他随我到了济南，住在财政厅长王向荣的胞弟第三路军参议王致远家，和在济南的北平育德同学路庭训、赵子众、陈占云等都见了面。并约集了过去团结的三路军军官冯惊涛、朱晦生、高谊之、曹文模等十余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彭雪枫同志在会上介绍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革命故事，以及共产党当前的政策，给到会的军官以很大的启发鼓舞，坚定了大家革命胜利的信心。彭雪枫同志在济南住了十多天，我又陪他到了聊城，与北平育德同学赵伊坪、牛连文见了面，谈了他在红军中的职务和中央军委派他出来的任务，分析了当时的时局。认为日寇已下了灭亡中国的决心，只有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说：“反何运动可以暂停，要集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准备参加抗日战争。把主要目标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还谈到鲁西北处于冀鲁豫三省交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你们现在不仅要团结一部分可靠力量，更重要的还是对范筑先做工作，争取他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我党合作，发动鲁西北抗战。
  彭雪枫对梁漱溟的乡建派一套理论，也帮助我们作了分析。我们有一本梁漱溟著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这是他的一套反动哲学理论，他用了一天时间阅完之后，在理论上加以批驳，指出这一套办法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维护地主政权，利用师生关系来统治人民的唯心哲学。经他帮助分析之后，我们阶级观点明确了，眼睛亮了。过去范筑先曾一度醉心乡建，认为乡建一套办法可以救中国，通过彭雪枫给我们讲解，在争取范筑先倾向共产党方面更有有力的思想武器了。
  彭雪枫一再强调要发动鲁西北抗战必须争取范筑先，因为他掌握着政权，有了合法政权，再加上我们党的领导，中日战争打起来，一定可以建立起一块抗日根据地。当时在对范的争取工作上，也做了分析，认为他是个民族爱国主义者，为人正直廉洁，对国民党投降卖国不满，对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表示钦佩，我们和他的关系密切，易于接近做工作。如能很好利用这些条件，争取范筑先和我们党合作抗战很快会见成效的。
  彭雪枫在聊城住了一个星期，我们请他见一见范筑先，他说：“我出延安是代表中央的，没有请示中央不便见他。由你们做工作吧！”他离开聊城后，我把彭对我们讲的话向范筑先作了详细汇报，他捻着胡须频频点头说：“共产党的这套主张很对，非用红军的战法不能打败日本……”当时他对我们也有点意见，他说：“红军代表来了，为什么不领着见见我？”我向范作解释：目前共产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彭雪枫是红军的师长，没有共产党中央的指示，还不好公开露面，他已托我们代向司令致意了。我们又对他说：“想救国救民，挽救国家危亡，靠乡建派那一套不行，靠国民党更不行，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是唯一的途径。如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联系。他们可能派代表来，你可以直接和他面谈。以后机会还是有的。”经我们解释后，范才微笑点头表示同意。
  彭走后，我们“反何”斗争停止了，对范的争取工作和抗日活动更积极进行起来。
  赵伊坪在西安由于组织破坏失掉党的关系，彭雪枫同志来聊城给他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介绍到山东省委，从此我们专署有了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