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正如我文章开头说的，第一次国共分裂后，我与先叔丁惟汾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对于他为什么走上与蒋介石合作的道路，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管合作的怎样，或发生过些什么龃龉，那总是不被赞成的。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麟半爪，作一些介绍。
  丁惟汾是同盟会时的元老，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尤其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有较高的威望，这一点蒋介石是清楚的。蒋介石为了笼络北方党人，就不得不拉丁惟汾以充门面。丁对元老派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本有反感，曾说过“胡是真小人，汪是伪君子”，与胡、汪合作从个人感情上已不可能。丁惟汾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毕竟不懂马列主义；他的政治理想，与共产党的最终理想也很难完全一致。在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很难用几句话可以概括，最后他总是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他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之职。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发现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财阀，“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派的招牌，并不听他的话。丁曾幕后支持过当时驱蒋下台的风潮。蒋对丁存有戒心，丁查觉后，于一九二八年离开了南京，拒绝出席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常住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不问蒋的政务。陈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门劝驾，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没有受其笼络，去青岛躲了一段时间。
  一九三○年，丁的学生王乐平，因追随汪精卫搞国民党改组派，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沪暗杀了。丁惟汾看清了蒋介石的心狠毒辣，觉得与他稍有政争，断难自保，因此趋向于洁身自保。他对蒋介石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有时躲得远远的；蒋介石对他也是虚与委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便被蒋介石免职，代之以蒋介石的心腹CC派二陈——陈果夫、陈立夫。
  一九三○年四月，我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因执行立三路线，搞极左的宣传活动，而与其他党员和进步学生三十余人被捕，关在沈阳监狱里。
  一九三一年，我从沈阳监狱出狱后，我的爱人于培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当时是中共党员）告诉我说：你们这一批被捕的同志，落在了杀害过李大钊的刽子手雷锤子（雷恒成，以酷刑出名）手里，是死定了的。根据同案家属王化一的可靠消息，已内定我、饶漱石、李子芬、邱九、赵尚志、孙坤、刘明俨七人枪决。一九三○年六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就派我爱人于培真到上海找我叔丁惟汾，利用亲属的上层关系，出面找张学良活动营救。
  先叔丁惟汾知道情况后，亲自去了南京，一方面自己找张学良，另一方面通过行政院长谭延闿、何应钦等帮忙。当先叔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时，张已知丁的来意，带解释性地对我先叔说：“这些青年人也太不象话了，竟在一个追悼会上，公开喊反对日本的口号”。先叔接着说：“我哥哥那个孩子，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毕竟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立即打电报去东北，决定不杀我们，由枪决犯而改作看守犯。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沈阳。这时先叔又派了他的秘书王翔吾（日照人）带了重金和礼物，去东北活动营救。清朝遗老袁金凯，这时正担任维持会长，在“我人已老了，也不会再出来作事了，作件好事罢”的思想指导下，把我们关押在一起的三十几人，一个个在同一天交保释放了。这就是“满洲破坏案件”出狱的简单经过。
  一九三二年春，在我岳父哈尔滨阜济林木公司时期所买的房子里，我与爱人于培真一起住了约半年时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与组织失掉了联系，被迫出国到德国去留学学土木工程。在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日子里，我的叔父丁惟汾曾帮助办理官费资助过不少年青人出国留学。仅我记得名字的就有留德的龚介民、张丕介等；留美的李吉辰、于心澄、陶玉田、王隽英（丁肇中的母亲）等，当然我的堂弟丁立全和我以及我的堂妹丁玉秀三人，更不计在内，即使有一些不是他直接资助，也有通过他的关系，得以留学深造者，就更多了。至今海外华人及其侄孙辈每提到先叔丁惟汾，还是不无感情的。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国事日非，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先叔在南京却表现极为镇静，他知道既有中共插手，断不至于不可收拾，后来看到张学良被无端扣押，便决心退出政界，回乡养老。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即从南京携眷返回了山东日照官庄。但在家住了不到两、三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他又携眷乘汽车到连云港，转陇海线经徐州重返南京，以后又随南京政府辗转到了重庆。
  抗战期间，先叔初到重庆，虽有国民党常委、国府委员的重要职衔，也只能租赁张家糟房农民的三间简陋的房屋住着，一端还是猪圈，与那些党国显要人物相比，真可说相形见绌了！后来孔祥熙知道了这一情况，觉得有失蒋介石的面子，便在蒋的面前嘀咕了几句，才把他搬到“林园”去住。
  一九三八年，我在德国攻读土木建筑，学成归国，在重庆看到先叔时，他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我与他没见过面，我出国的手续也是转手办理的），吸低劣的大联珠牌香烟，穿老布的中式衣服，著布鞋，饭食也极简朴，与我的老婶母住在一起。这时他已六十五岁了，仍有国府委员、中央常委两个虚衔，还挂着一个抚恤委员会主任的招牌。“抚委”经手钱粮，本可贪污中饱，但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显要相比还是比较好的。
  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先叔丁惟汾去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晤谈，希望他去。先叔已决定去，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以鋆随行任秘书长。蒋介石也乐得把这一苦差事让他去担当，但又碍于要蒋介石出钱出粮，军令不统一，妨碍他的反共摩擦而取消此议，先叔终未成行。汤恩伯在河南省搞得民不聊生，人称“水旱蝗汤”四大害。蒋为了给汤找替罪羊，又找到先叔丁惟汾头上，要他去做河南省主席。先叔坚决不干，也只好作罢。在重庆时的国府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与冯玉祥将军配合讲几句难关痛痒的为民请命的话，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仅仅是党国元老的一种摆设。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同志曾在周恩来、吴玉章等的陪同下，到重庆“林园”，与这位当年共过事的老朋友，做过礼节性的拜访。谈话之间，毛泽东主席也提过我，问“君羊同志好罢！”这些都是后来先叔与我亲口转达的。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我重新参加了革命队伍。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同志，曾告诉我说：“写信告诉你叔丁惟汾，要他不要去台湾”。我曾连写过两封信（信是组织上转的）给他。事后得悉，他都没有收到。据当时在我叔身边的于培真告诉我，先叔临走时曾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不是身体不好（天气一冷就小便不通），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最后还是以七十六岁的老迈的晚年，在一帮想借党国元老庇荫做官的年青的国民党右派裹胁之下去了台湾。但到了台湾只有四年多的时间，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而病故，终年八十一岁，结束了他一生坎坷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