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进行改组。由于推翻了清朝，新分子不断加入，在国会选举中，争名逐利之徒菌集投机，革命党人，趋向腐化。孙中山先生力谋改革。于一九一四年在日本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先生也希望借合作改组，以图振作。对此，丁惟汾在沪竭力支持。丁惟汾在上海领导一个半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当时有“独撑海上”的赞语。
  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与王尽美一起到苏联伊尔库次克等地访问，回国后，王向丁惟汾讲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纲领策略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并认为中国革命非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丁惟汾听了，更加坚定了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心。他当时曾写信给他的堂弟丁惟溪，叫堂弟把在家经营的“汇昌银号”停止营业，并告诫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丁还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叫《北方周刊》，秘密地向北方各省发行，鼓吹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办了大约近一年的时间。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这段时间，丁惟汾一直追随在孙先生周围，代表北方党人，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当时称廖仲凯和丁惟汾为孙中山先生左右之臂。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是到会的一百六十五位代表之一。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这次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丁惟汾被选为常务委员，王乐平被选为候补委员。当时共产党人谭平山（后脱离）、李大钊、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丁惟汾也曾任过组织部长、青年部长。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的黄埔军校时期，丁与周恩来共事过一段时间，而后被派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负责北方执行部的工作。丁与陈为人关系也较密切，我在上海同济读书，陈为人在先叔的住处见到我，并介绍我去山东主持党的工作。
  丁惟汾在北方执行部期间，与李大钊密切合作，担负起北方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北方国民党力量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山东一省就发展了二千多国民党员，北方各省省党部也都相继建立了，丁惟汾、李大钊对此有不少建树，深为北方党人所敬重。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北方执行部指导各基层扩大纪念，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其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形成了一次空前的“唤起民众”的宣传运动。山东省各地有成百万人次的集会，讲演，举行纪念活动，先叔并派老同盟会员李仲刚，到山东各地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出京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驻北京，反对所谓过激党活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不得不借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办公。由于孙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活动剧增，谢持、邹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猖狂进行反共，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虽然没有出席第一次“西山会议”，却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并怂恿丁惟汾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先叔丁惟汾对此断然反对。尽管张继与先叔原来私交甚厚，为此，两人的交往就淡薄了。
  一九二六年夏天，南方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胜利形势发展极快。张作霖乘吴佩孚的军队失利及北方军阀群龙无首的时机，以十五省“推戴”的名义，出任安国军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并于一九二七年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李大钊、路有余、郑镜秋等二十余位同志逮捕。当时丁惟汾不在使馆，正在外处联系工作。事发后，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跑出东交民巷，躲在巷口等待丁惟汾回来。丁回来走到巷口，得悉丛玉山报告事发情形，随即回身躲开，因此幸免于难。后来李大钊和路有余、郑镜秋等二十余位同志，都被张作霖以惨酷绞刑绞死。许多年后，先叔还常对我们兄妹提起此事，并说：“李先生（大钊）是位正派的政治家，他的死，是北方革命事业的极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