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叙述先叔丁惟汾的生平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与先叔丁惟汾直接在一起的时间，是了了可数的。辛亥革命时代，我还是不足十岁的孩子；国共合作时代，他忽南忽北，奔走于广州、上海、北京之间，两人虽能晤面，也是来去匆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以后，我与先叔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一九三二年我去德国留学，一去就是六年多，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尚有较多会面的机会。解放战争后期，我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以垂老之年，去了孤岛台湾，从此永诀。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从留居美国的亲属那儿，知道他一些晚景的点滴情况，所以我写的，只能是“我所知道的丁惟汾”，并不是他政治生涯的全部，聊备研究者参考而已！
  一 丁氏家世
  丁惟汾的家在日照县城南四十五里，涛雒镇以西五里的官庄，堂号是东留余堂。太曾祖以上几代，原住涛雒镇，后因家族分居迁至官庄。经过数代繁衍，即形成了以丁姓为主的村落。
  丁惟汾的父亲（我的祖父）丁以此，号竹筠，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由于家贫，无力举业，祖父一生，仅能以教私塾维持家计。先祖丁以此对文字、音韵颇有研究，曾著有《毛诗正韵》一书，深得民初的汉学家章炳麟（太炎）、刘师培、黄侃的赞赏。《毛诗正韵》一书，在民国初年（约一九一七——一九一八）曾刊印过五百部左右（每部四册），大概国内主要图书馆，或许还有馆藏。
  祖父有兄弟五人，分家时，每家只分得薄田数亩，同时分得债务数百吊。如将田亩土地变卖，尚难抵债银。所以在祖父一代，家境是十分贫寒的。祖父以教书收入维持家计，已捉襟见肘，至于求取功名，在贿赂公行的满清末代，很难办到。
  先叔亲兄弟二人——丁惟淞（长），丁惟汾（次）。我的父亲惟淞，因要协助祖父维持一家生计，东借西取，惨淡经营，曾从事过工商业和小手工业作坊，经营布店、酱园等，勉强支持我的叔父——惟汾和我的大哥丁立同读书上学，祖父教书收入用来还债。
  祖父幼年时代，与我的七爷爷脾气不对，感情很不好，所以祖父以此为教训，常常训诫我的父亲和叔父要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不能视兄弟为寇仇，所以我的父亲和叔父一直感情甚笃。我的父亲在我四岁（一九○六年）时就早逝了，先叔对我的大哥丁立同和我的生活是非常关心的。
  祖父丁以此，由于一生仕途无望，对满清的腐败，深为不满，因此对西学渐进的民主思想，极为崇尚。他对儿孙辈，每每灌输以民主、共和的主张。在我幼年读书的书房门上，有祖父拟的“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孙”的对联；在我家菜园门上，也有“闲时铲平专制草……”（下联忘了）的门对。
  祖父对先叔早年从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是赞助的，从不反对。
  由于祖父的影响，先叔的身体力行，我的大姑母家的表哥薄守德（子明），小姑家的表弟郑培南，我的大哥丁立同，都在年纪很轻时，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表哥薄子明，曾担任山东省护国军的总司令。率军攻打袁军五镇张树元的部队（后面还有叙述），后被北洋军阀张树元勾结卢永祥部的何丰林谋杀，被列为山东省辛亥革命主要烈士之一，至今济南还有他的义家、碑碣。大哥在辛亥革命时，参加陈其美的革命军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前身），后在反北洋军阀斗争中被害。虽然旧民主革命，并没有根除旧中国的弊政，但为推翻清王朝、打倒军阀统治献出生命的先烈，仍然是值得怀念的！
  二 青年时代及家庭生活
  先叔丁惟汾，字鼎丞或鼎臣，生于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他兄弟二人，姐姐（薄子明的母亲）一人，两个妹妹。亲兄弟姐妹五人，堂兄弟十四人，堂姐妹十四人。先叔早年在家乡日照农村，随祖父读私塾，暇时协助家里农业劳动。从我的记忆中，他还能抬粪出圈，对农业劳动，还是懂得一些的。但他主要还是跟着祖父念书，是受我的祖父影响最深的一个。他不长于诗词，但对《左传》《史记》等书，在我祖父的指导下，有过较深的涉猎；对文字、音韵，也是我家继承祖业的一人。青年时代也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
  他一生的生活，从我与他的接触中，知道他一直是非常廉洁朴素的。他的原配秦氏（我的叔母），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记得先叔在日本官费留学时，省吃俭用，还把多余的钱寄回老家日照，补贴家用。我们兄弟姐妹，青少年读书时，也都受过先叔薪俸的资助。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把我的大哥带在身边。由于我的父亲早逝，哥哥牺牲，我读中学、大学以及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几乎都是先叔供给的。我因参加革命，在沈阳被捕关在监狱里二年，这时他还通过在青岛开医院的尹景伊烈士的哥哥尹志伊（莘农），每月给我寄五十元——一百元（因为当时国共已分裂，他在蒋介石属下，不能直接寄钱）。这些钱，凡是我收到的，在监狱中与难友们一起使用，改善生活。
  他将历年的积蓄，在家乡日照官庄，买了一部分土地作为学田，办了一所小学。我去德国留学期间，我的爱人于培真，曾在这所小学里当教员。
  先叔自幼过惯了比较贫寒的生活，所以养成了他节俭朴素的习惯。也由于经常处在拮据生活中，这对他后来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精神意志上的锻炼是很大的。他对孙中山的信仰，对同盟会主张是非常坚定的。在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从未妥协过。
  他早年对我的大哥丁立同管束限制甚严，后来我的大哥牺牲了；他感情受刺激很大，所以后来对我的管束就比较放松了。我的一切政治活动，他都不加过问或阻难，但遇到经济上的困境，他都给予支持。他虽是一位旧民主革命时代的人，留学过日本，接受过近代民主思想的熏陶，但家族、亲属观念仍然很重。并觉得自己青年时代，到处奔走，读书、革命，一切家计有赖大哥（我的父亲）支撑，大哥早逝，他对子侄的长大求学，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虽借贷求人也在所不惜，他是非常注重旧道德的人。
  三 同盟会时代
  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先叔丁惟汾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偕其侄丁立同一起赴日，进日本明治大学，习法律专业，并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反清革命活动。
  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当时宣传推翻清朝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假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里，黑龙江会址，邀约各省留日革命学生集会，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先叔丁惟汾等代表山东省留日革命学生，出席了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筹备会。同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先生，又借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留日学生一百多人，正式举行入盟仪式。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公处罚”。先叔与当时到会的革命同学，均宣誓入盟。先叔曾有咬指写血书，以激励诸生的行动。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山东黄县人徐镜心（子鉴）丁惟汾（鼎丞）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同时指定丁惟汾负责对国内山东省革命同志的通讯联络。后来孙先生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山东留日同盟会会员蒋衍升和丁惟汾两人，在日本创办了《晨钟》报，大力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蒋衍升负责编辑，丁惟汾组织发行，并向国内寄递。在一年左右的时间，留日学生中已发展同盟会员四百余人，山东籍留日学生，已有五、六十人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传到国内，山东革命力量有了较快的发展。以刘冠三等为首在济南城北杨家庄创办了“山左公学”，实为山东党人的秘密机关。留日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后，必先至“山左公学”任教授，鼓吹革命，培养革命力量。与丁惟汾在日本一起参加同盟会的同学潍县寒亭人齐芾南（树棠），就是早期回国，在“山左公学”鼓吹革命最得力的一位。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山左”被清庭查封，又在青岛办起了“震旦公学”，一时山东同盟会员所办的“公学”，遍及山东的主要市县，发展了大批的同盟会员，均得力于丁惟汾等留日革命同志的积极宣传和支持。
  一九○七年丁惟汾由日留学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在法政专门学校中又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王乐平就是丁惟汾介绍入盟的“法政”学生，还有潍县人于均生（后来参加曹锟贿选消极了）。这时徐镜心、丁惟汾为山东省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几乎山东各县都发展了同盟会会员，或建立了同盟会支部。我能记得的有郯城的于化春、于化鹏，海阳的王××（丁肇中的外祖父），即墨的赵鼎铭，高密的刘冠三，日照的薄子明、丁立同，掖县的邱子厚、邱少尹，昌邑的陈干（明侯）、吕子人，乐陵的杨××、邓天乙，黄县的徐镜心（子鉴）、谢鸿焘（轶臣）、张彦臣，潍县的齐芾南、张伯言、张辑五、于祖黄等。有的是在日本留学时就入盟的，都是比较活动的分子。山东省同盟会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尤其是潍县、黄县。据冯自由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中，山东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的五十三人名单，其中潍县八人，黄县七人，实际不止这些。据我知道仅潍县寒亭一村，就有五、六位当时日本留学者，都加入了同盟会，仅齐树棠（芾南）一人列入了冯的名单。
  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起义前后，留日革命学生陆续回国，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山东独立，实为学界同盟会员作先导。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员及学界的主要代表之一，武昌起义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日（辛亥年九月十二日）山东京官夏莲居（继泉）回省。十一月五日，（辛亥年九月十五日）山东谘议局召开预备会议，讨论山东局势，拟响应武昌起义。山东同盟会员丁惟汾等，首先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秘密活动，推翻了保皇的谘议局，成立了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因夏系京官出身，有进步倾向，也能左右新旧两派力量，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辛亥年九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全省各界联合会，邀孙宝琦到会。丁惟汾等同盟会员，将会场各门口完全把住，不准任何人出入。会议从上午八时开到晚上九时，孙宝琦被逼得无法下台，被迫承认宣布独立。这时同盟会员欢声雀跃，高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并公推孙宝琦为都督。其实这种和平的革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会议以后，孙宝琦出尔反尔，首鼠两端，旋又取消独立。袁世凯认为山东是北洋势力的屏障，山东独立，河北、北京岌岌可危，因此派出亲信皖人张广建、吴炳湘入鲁，取代孙宝琦，捕杀山东革命党人，山东独立受挫。此时徐镜心居济南县东巷书楼，将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另谋起义。丁惟汾、张彦臣等置酒饯别。镜心歌易水送别曲，志气激昂，座中均唏嘘叹息，至为悲壮！
  山东取消独立后，同盟会又重新组织力量。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又秘密从青岛去上海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武装起义。丁惟汾等到沪以山东同乡会名义，急谋沪督出兵，并向山东商号募捐六千元，制办军服、军毯支援烟台义军行动，并决定丁惟汾赴烟台共谋起义。陈干、吕子人等去南京，组织另一支北伐革命队伍，始称北伐敢死队。潍县党人张伯言、张辑五、于祖黄等都参加了，后改编为淮泗讨虏军。陈干任司令，张伯言任副司令，张辑五任军需，我的岳父于祖黄，曾担任过工兵营长。南北议和以后，这支北伐军解散，陈干任陆军部顾问。张伯言脱离军界，初为农林部佥事，后以其所学农林，带领一批潍县革命党人，其中有我的岳父于祖黄及张逸仙等人，去东北开办了阜济林木公司，发展实业，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阜济”是我国最早的由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生创办的民族企业之一，直到“九一八”以后，因不与日人合作而倒闭。张伯言先生悲愤以殁；张辑五于民国初年出走帝俄，抗战期间，在新疆伊宁不知所终。（张为早期日本留学同盟会员、工科学生。）。
  四 二次革命反袁斗争
  武昌起义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山东代表为谢鸿焘。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二月十四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二月十五日选袁世凯为大总统，在北京成立了国会。丁惟汾以山东省议员身份参加国会，并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在国会中，以宋教仁为首，丁惟汾、徐镜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坚决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并抵制袁的重金贿赂，国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谋杀宋教仁于上海。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解散国会，阴谋称帝，取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国会停止议事。袁世凯并派亲信靳云鹏为山东督军，屠杀革命党人。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又取消国会，二月又解散议会。徐镜心因竭力反对袁氏阴谋，被袁氏谋杀于北京。徐慷慨就义，痛骂国贼！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处处受监视、逮捕、杀戮，丁惟汾曾一度避居日照家乡，从事农业劳动。这时也有一批老同盟会员，做了袁世凯的帮凶，叛变了革命。先叔避居乡间时，我已十一、二岁，隐约记得他与我一起抬尿桶浇麦子的情景。当时有一位革命党人，是个画家，叫邹大，曾到乡下来看他，给他画了一幅国画，题名为“丁鼎丞饭牛图”。
  丁惟汾这时名义上是隐居务农，不谋政事，实际上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秘密地通过种种关系，策划二次革命。
  一九一五年袁氏称帝，一九一六年护国战争爆发，云南等省首先起义，山东反袁斗争的力量相继兴起。当时青岛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日本人想利用反袁斗争的力量，继续控制中国，因此山东的反袁斗争开始在青岛秘密策划行动。因宋教仁被谋杀，丁的行动为袁氏注意。丁惟汾在山东没有直接走上前台，而是支持其外甥薄子明行动，族弟丁惟枞秘密传递信息。山东几股反袁力量的领导人都聚在青岛。青岛北京街有一幢西式小平房，房东就是日本人派来秘密与我的表哥薄子明联络的。因我当时在北京街小学读书，经常在这座小平房里玩耍，看见当时常来聚会谋事的有日本浪人“田中箕藏”，赵鼎铭（即墨人）、赵挥尘（鲁西人），庞子洲、庞子亭（都是军人），另外还有画家邹大，诸城隋即吾、尤超范等。因青岛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第五师张树元的军队惧怕日本人，对反袁的活动，无可奈何。
  当时在青岛活动的革命党人居正、吴大洲、薄子明等，电请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支持。孙中山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下设五个支队。薄子明、吴大洲原系居正的一个支队。在居正攻打潍县等地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薄子明、吴大洲率军攻打周村等地取胜，革命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丁惟枞曾代表丁惟汾参加薄子明部的军事机密工作，担任过薄军的机要秘书，隋即吾任秘书长，两人都长于写作。
  二次革命在山东开始活动时，经费是很困难的，不得不采用绑架富豪地主强迫募捐经费。由于袁氏称帝，逆历史潮流而动，各省讨袁军兴，形势改观，山东的军民，云聚响应。薄子明、尹锡五两股力量很快发展到各有一万多人。薄部势力遍及淄川、博山、章邱等五县的地盘，与潍县居正部遥相呼应。后来吴大洲、薄子明单独成立了山东护国军，吴为山东都督，薄为山东护国军总司令。当时丁惟汾虽居家务农，未亲履军旅，但薄子明部的军事机密，均在丁惟汾掌中。对此后人多不知情，只是从形式上看历史的变迁。实际上薄子明为丁氏的外甥，吴、薄树起独立旗帜，是前辈党人丁惟汾支持的。
  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居正赴京参加国会。吴大洲、薄子明等派人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共同协商，将中华革命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山东讨袁战事，至此宣告结束。
  丁惟汾去京参加国会时，把我也带往北京，租住后驴庙街一座小独院。请南开中学的刘锡爵帮助我补习功课，第二年春季，我考取了南开中学。在此期间，国会时开时停。丁惟汾往来于北京、济南、青岛等地。由于祖父去世，奔丧丁忧，在日照乡下，住过约二年。这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未能回家。
  一九二三年十月召开国会，曹锟潜谋总统，对国会议员进行重金贿赂。当时山东国民党议员刘冠三、于均生等失节助曹。丁惟汾、于洪起、于恩波等议员，联袂避沪，协助中山先生，开辟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进行改组。由于推翻了清朝，新分子不断加入，在国会选举中，争名逐利之徒菌集投机，革命党人，趋向腐化。孙中山先生力谋改革。于一九一四年在日本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先生也希望借合作改组，以图振作。对此，丁惟汾在沪竭力支持。丁惟汾在上海领导一个半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当时有“独撑海上”的赞语。
  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与王尽美一起到苏联伊尔库次克等地访问，回国后，王向丁惟汾讲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纲领策略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并认为中国革命非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丁惟汾听了，更加坚定了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心。他当时曾写信给他的堂弟丁惟溪，叫堂弟把在家经营的“汇昌银号”停止营业，并告诫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丁还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叫《北方周刊》，秘密地向北方各省发行，鼓吹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办了大约近一年的时间。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这段时间，丁惟汾一直追随在孙先生周围，代表北方党人，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当时称廖仲凯和丁惟汾为孙中山先生左右之臂。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是到会的一百六十五位代表之一。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这次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丁惟汾被选为常务委员，王乐平被选为候补委员。当时共产党人谭平山（后脱离）、李大钊、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丁惟汾也曾任过组织部长、青年部长。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的黄埔军校时期，丁与周恩来共事过一段时间，而后被派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负责北方执行部的工作。丁与陈为人关系也较密切，我在上海同济读书，陈为人在先叔的住处见到我，并介绍我去山东主持党的工作。
  丁惟汾在北方执行部期间，与李大钊密切合作，担负起北方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北方国民党力量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山东一省就发展了二千多国民党员，北方各省省党部也都相继建立了，丁惟汾、李大钊对此有不少建树，深为北方党人所敬重。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北方执行部指导各基层扩大纪念，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其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形成了一次空前的“唤起民众”的宣传运动。山东省各地有成百万人次的集会，讲演，举行纪念活动，先叔并派老同盟会员李仲刚，到山东各地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出京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驻北京，反对所谓过激党活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不得不借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办公。由于孙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活动剧增，谢持、邹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猖狂进行反共，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虽然没有出席第一次“西山会议”，却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并怂恿丁惟汾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先叔丁惟汾对此断然反对。尽管张继与先叔原来私交甚厚，为此，两人的交往就淡薄了。
  一九二六年夏天，南方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胜利形势发展极快。张作霖乘吴佩孚的军队失利及北方军阀群龙无首的时机，以十五省“推戴”的名义，出任安国军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并于一九二七年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李大钊、路有余、郑镜秋等二十余位同志逮捕。当时丁惟汾不在使馆，正在外处联系工作。事发后，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跑出东交民巷，躲在巷口等待丁惟汾回来。丁回来走到巷口，得悉丛玉山报告事发情形，随即回身躲开，因此幸免于难。后来李大钊和路有余、郑镜秋等二十余位同志，都被张作霖以惨酷绞刑绞死。许多年后，先叔还常对我们兄妹提起此事，并说：“李先生（大钊）是位正派的政治家，他的死，是北方革命事业的极大损失”。
  六 第一次国共分裂以后
  正如我文章开头说的，第一次国共分裂后，我与先叔丁惟汾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对于他为什么走上与蒋介石合作的道路，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管合作的怎样，或发生过些什么龃龉，那总是不被赞成的。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麟半爪，作一些介绍。
  丁惟汾是同盟会时的元老，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尤其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有较高的威望，这一点蒋介石是清楚的。蒋介石为了笼络北方党人，就不得不拉丁惟汾以充门面。丁对元老派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本有反感，曾说过“胡是真小人，汪是伪君子”，与胡、汪合作从个人感情上已不可能。丁惟汾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毕竟不懂马列主义；他的政治理想，与共产党的最终理想也很难完全一致。在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很难用几句话可以概括，最后他总是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他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之职。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发现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财阀，“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派的招牌，并不听他的话。丁曾幕后支持过当时驱蒋下台的风潮。蒋对丁存有戒心，丁查觉后，于一九二八年离开了南京，拒绝出席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常住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不问蒋的政务。陈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门劝驾，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没有受其笼络，去青岛躲了一段时间。
  一九三○年，丁的学生王乐平，因追随汪精卫搞国民党改组派，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沪暗杀了。丁惟汾看清了蒋介石的心狠毒辣，觉得与他稍有政争，断难自保，因此趋向于洁身自保。他对蒋介石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有时躲得远远的；蒋介石对他也是虚与委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便被蒋介石免职，代之以蒋介石的心腹CC派二陈——陈果夫、陈立夫。
  一九三○年四月，我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因执行立三路线，搞极左的宣传活动，而与其他党员和进步学生三十余人被捕，关在沈阳监狱里。
  一九三一年，我从沈阳监狱出狱后，我的爱人于培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当时是中共党员）告诉我说：你们这一批被捕的同志，落在了杀害过李大钊的刽子手雷锤子（雷恒成，以酷刑出名）手里，是死定了的。根据同案家属王化一的可靠消息，已内定我、饶漱石、李子芬、邱九、赵尚志、孙坤、刘明俨七人枪决。一九三○年六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就派我爱人于培真到上海找我叔丁惟汾，利用亲属的上层关系，出面找张学良活动营救。
  先叔丁惟汾知道情况后，亲自去了南京，一方面自己找张学良，另一方面通过行政院长谭延闿、何应钦等帮忙。当先叔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时，张已知丁的来意，带解释性地对我先叔说：“这些青年人也太不象话了，竟在一个追悼会上，公开喊反对日本的口号”。先叔接着说：“我哥哥那个孩子，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毕竟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立即打电报去东北，决定不杀我们，由枪决犯而改作看守犯。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沈阳。这时先叔又派了他的秘书王翔吾（日照人）带了重金和礼物，去东北活动营救。清朝遗老袁金凯，这时正担任维持会长，在“我人已老了，也不会再出来作事了，作件好事罢”的思想指导下，把我们关押在一起的三十几人，一个个在同一天交保释放了。这就是“满洲破坏案件”出狱的简单经过。
  一九三二年春，在我岳父哈尔滨阜济林木公司时期所买的房子里，我与爱人于培真一起住了约半年时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与组织失掉了联系，被迫出国到德国去留学学土木工程。在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日子里，我的叔父丁惟汾曾帮助办理官费资助过不少年青人出国留学。仅我记得名字的就有留德的龚介民、张丕介等；留美的李吉辰、于心澄、陶玉田、王隽英（丁肇中的母亲）等，当然我的堂弟丁立全和我以及我的堂妹丁玉秀三人，更不计在内，即使有一些不是他直接资助，也有通过他的关系，得以留学深造者，就更多了。至今海外华人及其侄孙辈每提到先叔丁惟汾，还是不无感情的。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国事日非，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先叔在南京却表现极为镇静，他知道既有中共插手，断不至于不可收拾，后来看到张学良被无端扣押，便决心退出政界，回乡养老。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即从南京携眷返回了山东日照官庄。但在家住了不到两、三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他又携眷乘汽车到连云港，转陇海线经徐州重返南京，以后又随南京政府辗转到了重庆。
  抗战期间，先叔初到重庆，虽有国民党常委、国府委员的重要职衔，也只能租赁张家糟房农民的三间简陋的房屋住着，一端还是猪圈，与那些党国显要人物相比，真可说相形见绌了！后来孔祥熙知道了这一情况，觉得有失蒋介石的面子，便在蒋的面前嘀咕了几句，才把他搬到“林园”去住。
  一九三八年，我在德国攻读土木建筑，学成归国，在重庆看到先叔时，他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我与他没见过面，我出国的手续也是转手办理的），吸低劣的大联珠牌香烟，穿老布的中式衣服，著布鞋，饭食也极简朴，与我的老婶母住在一起。这时他已六十五岁了，仍有国府委员、中央常委两个虚衔，还挂着一个抚恤委员会主任的招牌。“抚委”经手钱粮，本可贪污中饱，但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显要相比还是比较好的。
  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先叔丁惟汾去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晤谈，希望他去。先叔已决定去，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以鋆随行任秘书长。蒋介石也乐得把这一苦差事让他去担当，但又碍于要蒋介石出钱出粮，军令不统一，妨碍他的反共摩擦而取消此议，先叔终未成行。汤恩伯在河南省搞得民不聊生，人称“水旱蝗汤”四大害。蒋为了给汤找替罪羊，又找到先叔丁惟汾头上，要他去做河南省主席。先叔坚决不干，也只好作罢。在重庆时的国府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与冯玉祥将军配合讲几句难关痛痒的为民请命的话，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仅仅是党国元老的一种摆设。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同志曾在周恩来、吴玉章等的陪同下，到重庆“林园”，与这位当年共过事的老朋友，做过礼节性的拜访。谈话之间，毛泽东主席也提过我，问“君羊同志好罢！”这些都是后来先叔与我亲口转达的。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我重新参加了革命队伍。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同志，曾告诉我说：“写信告诉你叔丁惟汾，要他不要去台湾”。我曾连写过两封信（信是组织上转的）给他。事后得悉，他都没有收到。据当时在我叔身边的于培真告诉我，先叔临走时曾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不是身体不好（天气一冷就小便不通），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最后还是以七十六岁的老迈的晚年，在一帮想借党国元老庇荫做官的年青的国民党右派裹胁之下去了台湾。但到了台湾只有四年多的时间，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而病故，终年八十一岁，结束了他一生坎坷的政治生涯。
  七 晚景与后事
  先叔丁惟汾，从一九○三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创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到一九五四年病故，先后从政五十年。据我所知，他一生并没有为子女后代留下什么恒产。如果说他留下了点什么，他继承我祖父的事业，在晚年写了《诘雅堂丛集》六种，一部音韵学书。这书仅在台湾石版印了几部，印制十分低劣；另外他在抗战前，卖掉日照部分祖产，又借了点钱，在青岛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现为国家所借用。
  先叔膝下有一子、五女。儿子丁立全，与我同时在德国学土木建筑，随父去了台湾，也是搞建筑设计，早已退休了。大女儿、二女儿，抗战前就去世了；三女儿侨居美国；四女儿在巴西与丈夫共谋生活；第五个女儿，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已退休。至于孙儿孙女外甥一辈，凡在国外留学者，也都是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在早期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中，先叔丁惟汾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社会大变动的一位老人。他生前曾有撰写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宏愿，但在蒋介石控制下，此愿终成泡影。七十年后，再来搜集资料，已存在许多困难。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政治走上了轨道，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要我写点关于先叔丁惟汾的回忆，甚感欣慰。如有失实之处，尚祈知者指正。
  当定稿以后，我想起了五十年代初，陈毅市长对我的一次谈话。当他谈到我叔丁惟汾时，曾颇具感情地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我想到这句话，不禁百感交集，涕泪泫然！陈市长的话，言犹在耳，已成往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为革命做过有益事情的老人，人民终究不会忘记的。
  （张以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