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们初到烟台时，尚不知道烟台的道台衙门已空无一人。我们并未进驻，在它的南面一所商业学校设立了临时机关。接着我们便接收了当地警察的二十多支枪，充实了我们的力量。不几天，许多响应革命的人，听到烟台起义的消息后，便自山东各地来烟，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全部武力只不过二十几支枪。除了一些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和一般知识分子外，既缺乏武装部队，又无基本群众。正在这时，派往大连去作联络工作的连承基、刘艺洲、李惺斋等来信说，已经和南满的一支“胡子”（即土匪队伍）联系好了。这支关东“胡子”队伍，愿意回山东来参加革命。总共有五百多人，每人都持有匣枪两支，能攻能打，长于射击。只是苦于缺乏交通工具，故无法前来。因此，切盼能派一精通日语的人去大连，设法解决运输问题。徐镜心阅信后，立即下令派我去大连。我接受命令，实觉又喜又惊。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而且这个任务异常艰巨。是关系到我们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所以，感到任务很光荣；但是又感到困难极多很不好办。因为到大连是人地两生，不好进行工作。徐镜心看出了我的心情，首先进行鼓励，接着指示具体作法，最后要求坚决执行并完成任务。我表示接受命令，并立即筹划动身驰赴大连。同时向徐镜心建议：若是运输问题解决了，这支队伍不必开来烟台，因为烟台革命已经站住了脚跟，最好还是带着这支队伍直取登州（即蓬莱县）和黄县。他经过考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便去找日本人在烟台办的《芝罘日报》报社社长桑岛，请他设法介绍几个大连开船行的人，帮助运输那支队伍。桑岛慷慨应允，说了几个在大连开船行而又和他熟识的日本人，并且写了介绍信，我随即搭船去大连。
  我搭乘的轮船刚刚启航，忽然看到烟台市内一片火光。当时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炮艇艇长王传炯，奉袁世凯的密令来攻击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机关设在日本人桑岛办的《芝罘日报》报社的对面。日本人为保护他们的财产，便出面干涉。王传炯之流是最怕日本人的，因此，便停了火。我们的机关损失不大，只造成了几个人的伤亡。
  我到大连以后，立即见了我们的联络人员连承基（字绍先）刘艺洲（湖北人）和李惺斋（山东胶县人）等，他们都住在大连的一个戏院里。见面以后，我告诉他们光复烟台的经过，接着谈了联系队伍的南运问题。他们说队伍是已经接洽好了。这支队伍总共约五百余人，多半是山东老乡。其中有散兵游勇，也有到东北来谋生的流民，都是为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的。他们枪支齐全，勇猛善战。本来盘据在东北金县、海城一带，现在愿意回家闹革命。当谈到运输问题时，我当即回答说，只要队伍联系好了，一定有办法。
  同他们分手后，我带着桑岛的介绍信，到大连商船株式会社接洽。该社的负责人，一看介绍信，就说大连、烟台间来往的船只很少，仅有两艘：一是十八号共同丸；一是二十号共同丸。前者载货不载人，后者人货俱载，并说乘二十号共同丸为宜。当即向我介绍了二十号共同丸的船长。但当时不便对船长透露真实情况，假称自己是一个跟人跑生意的，东家有一批大豆要运往烟台，请他多多帮忙。他回答说这事很容易，只要确定了时间，事先通知他便可。在告辞时，船长和他的夫人一再相约要常到他们家去玩，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就有意识地把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形讲给他们听，看神情，他们对中国革命也颇表同情。于是就乘机把运输队伍赴山东的真实情形告诉了他们，竟然表示愿意帮忙。只是因为二十号共同丸的航地是烟台而不是登州，如转地航行，则非经大连日本海关批准不可。经过两三天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持去烟台的船票上船，开船以后，即以队伍哗变的方式，在航行途中，强迫该船转赴登州。这样做，可以使船长推卸责任。船长几经考虑，最后同意采取这个办法，同时约定了上船日期。还向船长提出要求，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船找好了，运输问题解决了，就回到戏院与连、刘、李等人接头。当即确定了上船日期，按时买船票带队上船。原定上船的约五百人，但实际上只有三百多人。
  当二十号共同丸开出大连以后，航行至中途，时已深夜，我们那个带队的大队长，问一个船员，船往那里开？那人说是开往烟台。大队长便率领队伍闹了起来。质问船员，为什么不开往登州？当时人多口杂，你一言我一语地吵闹不休，同时，大队长把枪掏了出来，表示如不把船开往登州，便要动武。船长听说以后，假称要打电报，向日本政府报告，并声言不能开往登州。这时，我们那位大队长便说，如打电报报告，就先把船弄沉，大家同归于尽。事情发展到此地步，看来已经形成僵局。于是我便以第三者的身分出来调解。劝说船长识些时务，以免造成损失。船长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召集船员开了个会，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要求。因此，这艘日本商船，便载着我们这批队伍开往登州。次日清晨在登州蓬莱阁下抛锚，三百多人一拥下船。连承基、刘艺洲留在船上，我便带着队伍向登州进攻。就这样，总算完成了搬兵任务，把这支队伍由东北拉到山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