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揭开了我国历史新的一页。我当时曾亲自参加胶东地区的起义，现将有关史料分述于后：
  先从留学日本谈起
  前清光绪、宣统年间，中国人民深受清朝政府残暴的政治压迫；同时又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凌辱。当时虽有某些官僚政客大搞“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那些做法不能解决问题。由于西洋文明的影响，一般青年学生都想到东西洋各国去留学，学一些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回国后用以建设祖国。家庭富裕的，就到英、法、德、美等国去留学，家境贫困的，不能远游，只好到日本去求学。我就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赴日本留学的。
  在日本留学时期，孙中山先生曾数次到日本号召革命，作过多次公开的演讲。在听了孙先生的几次演说后，深深地感觉到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要推翻清王朝政权，就必须革命。因此我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参加同盟会是在日本东京进行的，根据中山先生当时的革命主张，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加入同盟会后，作了些宣传活动。每逢假期回国以后，即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当时群众最听得进的就是《灭汉种策》一书。这书里面讲到清王朝统治者，屠杀汉人的一切虐政和阴谋。宣传时每一谈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状，许多群众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中国青年在日本留学的约有万人。其中山东留学生为数不少，最多时曾达一千余人。中国留日学生如此之多，同盟会的会员亦日益增加。孙中山先生数次到日本，具体指导革命活动。因此，一般同盟会员，以及非会员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受到孙先生的启发，提高了民族意识，认清了清王朝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增强革命觉悟。恨不得立即推翻清王朝，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镇压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运动。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于是年十一月由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界群起反对，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激于义愤，于十二月八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想以他的死来激励人们的斗志。临死前，他写了一篇“绝命辞”，勉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并留给留日学生总会一封信，要求他们坚持斗争。陈天华牺牲后，有一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回国。仍有许多留学生在日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对陈天华烈士牺牲事件，上海许多报纸曾谴责日本政府。
  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秋，辛亥革命在武昌发轫。当时我正在日本九州熊本县日本国立第五高等学校（帝大预科）读书，在校的中国学生有七、八人。当革命消息传到后，我们都很兴奋，并商议回国事宜。由于熊本县距东京较远，没有来得及与东京同盟会负责人联系，大家就决定回国。还商定回国后按照各自的情况参加革命运动，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就搭船直奔青岛。
  到达青岛后，适值同盟会员徐镜心（号子鉴）等人，正在筹备山东起义，于是我就决定参加徐镜心的组织。大家商定首先在烟台起义，事成后继续西进，直捣济南。
  两支手枪光复烟台
  决定在烟台起义，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困难。那时在青岛参加组织的人不多，尚不足十人，经济亦甚拮据。徐镜心在青岛人地尚熟，他到处设法张罗，捐借了少数钱款，准备了一点行装，就准备动身去烟台。正在这时，派往烟台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清廷驻烟台的道台业已逃跑，只有炮艇艇长王传炯尚在烟台，已经躲到烟台海关不敢出来了。得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都很高兴，我们就立即前往烟台。当时，我们十来个人，只有两支手枪。虽说清廷的道台已经跑掉，却并不意味着没有阻难和危险。我们激于革命热情，一点也不考虑这些。人人都是满怀信心，斗志昂扬。到达烟台后，驻在烟台的清朝官吏军警，一听说革命党来了，都吓得逃避一空。所以我们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烟台。占领烟台之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军临时政府。一方面布告安民，一方面拍电报告上海大都督，要求派人来领导革命。随后得到了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复电，祝贺我们的胜利，并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待我们光复了登州、黄县后，上海派了胡瑛来烟台做都督。接着兰天蔚由东北来烟，商启予则从河北来烟。这些人都聚集在烟台，遂即成立了革命指挥机关，大家分头活动，预备在华北各地发动起义。烟台俨然成了华北的革命基地了。
  去大连搬兵
  我们初到烟台时，尚不知道烟台的道台衙门已空无一人。我们并未进驻，在它的南面一所商业学校设立了临时机关。接着我们便接收了当地警察的二十多支枪，充实了我们的力量。不几天，许多响应革命的人，听到烟台起义的消息后，便自山东各地来烟，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全部武力只不过二十几支枪。除了一些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和一般知识分子外，既缺乏武装部队，又无基本群众。正在这时，派往大连去作联络工作的连承基、刘艺洲、李惺斋等来信说，已经和南满的一支“胡子”（即土匪队伍）联系好了。这支关东“胡子”队伍，愿意回山东来参加革命。总共有五百多人，每人都持有匣枪两支，能攻能打，长于射击。只是苦于缺乏交通工具，故无法前来。因此，切盼能派一精通日语的人去大连，设法解决运输问题。徐镜心阅信后，立即下令派我去大连。我接受命令，实觉又喜又惊。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而且这个任务异常艰巨。是关系到我们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所以，感到任务很光荣；但是又感到困难极多很不好办。因为到大连是人地两生，不好进行工作。徐镜心看出了我的心情，首先进行鼓励，接着指示具体作法，最后要求坚决执行并完成任务。我表示接受命令，并立即筹划动身驰赴大连。同时向徐镜心建议：若是运输问题解决了，这支队伍不必开来烟台，因为烟台革命已经站住了脚跟，最好还是带着这支队伍直取登州（即蓬莱县）和黄县。他经过考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便去找日本人在烟台办的《芝罘日报》报社社长桑岛，请他设法介绍几个大连开船行的人，帮助运输那支队伍。桑岛慷慨应允，说了几个在大连开船行而又和他熟识的日本人，并且写了介绍信，我随即搭船去大连。
  我搭乘的轮船刚刚启航，忽然看到烟台市内一片火光。当时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炮艇艇长王传炯，奉袁世凯的密令来攻击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机关设在日本人桑岛办的《芝罘日报》报社的对面。日本人为保护他们的财产，便出面干涉。王传炯之流是最怕日本人的，因此，便停了火。我们的机关损失不大，只造成了几个人的伤亡。
  我到大连以后，立即见了我们的联络人员连承基（字绍先）刘艺洲（湖北人）和李惺斋（山东胶县人）等，他们都住在大连的一个戏院里。见面以后，我告诉他们光复烟台的经过，接着谈了联系队伍的南运问题。他们说队伍是已经接洽好了。这支队伍总共约五百余人，多半是山东老乡。其中有散兵游勇，也有到东北来谋生的流民，都是为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的。他们枪支齐全，勇猛善战。本来盘据在东北金县、海城一带，现在愿意回家闹革命。当谈到运输问题时，我当即回答说，只要队伍联系好了，一定有办法。
  同他们分手后，我带着桑岛的介绍信，到大连商船株式会社接洽。该社的负责人，一看介绍信，就说大连、烟台间来往的船只很少，仅有两艘：一是十八号共同丸；一是二十号共同丸。前者载货不载人，后者人货俱载，并说乘二十号共同丸为宜。当即向我介绍了二十号共同丸的船长。但当时不便对船长透露真实情况，假称自己是一个跟人跑生意的，东家有一批大豆要运往烟台，请他多多帮忙。他回答说这事很容易，只要确定了时间，事先通知他便可。在告辞时，船长和他的夫人一再相约要常到他们家去玩，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就有意识地把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形讲给他们听，看神情，他们对中国革命也颇表同情。于是就乘机把运输队伍赴山东的真实情形告诉了他们，竟然表示愿意帮忙。只是因为二十号共同丸的航地是烟台而不是登州，如转地航行，则非经大连日本海关批准不可。经过两三天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持去烟台的船票上船，开船以后，即以队伍哗变的方式，在航行途中，强迫该船转赴登州。这样做，可以使船长推卸责任。船长几经考虑，最后同意采取这个办法，同时约定了上船日期。还向船长提出要求，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船找好了，运输问题解决了，就回到戏院与连、刘、李等人接头。当即确定了上船日期，按时买船票带队上船。原定上船的约五百人，但实际上只有三百多人。
  当二十号共同丸开出大连以后，航行至中途，时已深夜，我们那个带队的大队长，问一个船员，船往那里开？那人说是开往烟台。大队长便率领队伍闹了起来。质问船员，为什么不开往登州？当时人多口杂，你一言我一语地吵闹不休，同时，大队长把枪掏了出来，表示如不把船开往登州，便要动武。船长听说以后，假称要打电报，向日本政府报告，并声言不能开往登州。这时，我们那位大队长便说，如打电报报告，就先把船弄沉，大家同归于尽。事情发展到此地步，看来已经形成僵局。于是我便以第三者的身分出来调解。劝说船长识些时务，以免造成损失。船长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召集船员开了个会，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要求。因此，这艘日本商船，便载着我们这批队伍开往登州。次日清晨在登州蓬莱阁下抛锚，三百多人一拥下船。连承基、刘艺洲留在船上，我便带着队伍向登州进攻。就这样，总算完成了搬兵任务，把这支队伍由东北拉到山东来了。
  光复登州、黄县
  我们在登州上岸以后，立即下令直扑登州营盘，以解决驻登州的清廷武装。留在二十号共同丸的连、刘两人，因船要开往烟台，船方催他们下船。恰巧这时海上停有一艘美国小艇，就与其负责人交涉，并付给一百元银元租用，让连、刘两人携带着文件等物移到这艘美国小艇上去，等待我军胜利消息。
  我们三百多人，排成了行军纵队，浩浩荡荡地直扑登州衙门。先头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台衙门。原来当我军到达镇台衙门时，只有两个清兵站岗，其中一个卫兵，将要向我军开枪射击时，却被我们先击一枪，把他的下颏打掉了。另一个卫兵一看大势不好，也就举手投降了。这时，镇台张某还睡在上房未起床，自然变成了我们的俘虏。张镇台被我们活捉之后，他的海军也都缴械投降了。说来轻松，只放了一枪，便占领了有名的胶东重镇登州城。
  张镇台被俘虏后，也表示愿意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们当然也表示欢迎。可是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老婆孩子溜之乎也。但他跑了没有多远，又被我们追了回来。由于形势逼迫，他也不得不和我们一起革命了。后来，他为革命作了一些宣传工作，也起了一些作用，主要是向济南清军方面做些宣传工作。
  我们占领了登州后，就把留在美艇上的连、刘两人接了下来。同时，打电报告诉在烟台的徐镜心等人，邀请他们速来登州。这时，我们一方面整顿队伍布设防务，一方面出布告安定民心。当地进步士绅柳仲承等，发动居民大规模地出来劳军。这样一来，士气大振，真是人人兴奋，斗志昂扬。
  这时，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因为收缴了登州镇一批枪支，力量增加了，约有五六百人。那时的山东，除登、烟两地已经起义外，其他各地，仍由清王朝统治。因此，大家皆认为应扩武力，招募新兵。新兵招募并不难，唯感武器不足。这时想起，曾参加甲午之战的毅军将领宋庆的家就在这里。宋庆虽已去世，其家中可能存有枪支。便找人一起去宋家。到宋家后，与宋庆的夫人见了面。对她先进行安慰，后来谈到借枪问题。她很谦和地说：我家大人死后，库中尚有马枪若干，系他生前的卫队所用武器。愿扫数取出以供使用。当即领着我们到库中去观看。态度很是大方，在旧式太太中实属少见。随后，就由我们的大队长带人去点收枪支，计共得马枪八十余支。宋夫人还询问我们军费如何？当即回答她说，经费虽不多，还能够用。同时，和她讲明我们革命的目的，决不扰民，请她放心。
  把枪支借妥后，即到当地士绅柳仲承先生处，先谢他劳军的厚意，又同他商量一些军事上的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前两三年，我来登州调查沿海地势及军事部署时，就曾在柳先生处住过一个夏天。当时在登州的活动，曾被清军察觉，幸皆由柳先生掩护过去。有此一段渊源，故这次来登州后，有些事便去和他商量。当谈到今后的军事动向时，他建议宜先取黄县，然后便于西进。因为这时驻在山东的清军第五镇（师）已向胶东开来，若黄县被第五镇占据，则登州必然大受威胁。经柳先生这一提醒，认为事关重大，便立即回到司令部与大家商议，讨论柳先生提出的这一问题。并连夜派人去烟台，调来一尊钢炮以加强火力。同时，又在登州募集了些粮秣，由连承基、刘艺洲等负责后勤工作。我带领自大连来的三百多名壮士，加上在登州新招募的队伍，共约五百多人，携带钢炮一尊向西进发，一夜之间即光复了黄县。
  我们占领了黄县城之后的第三天，山东清军第五镇也开到了黄县境内。他们开到之后，并未立即向我们进攻，只是在他们防地之内，不时向我们放枪，偶尔也打几发炮弹。当时他们驻在距黄县城不到二十里的白马镇。后来才知道，第五镇来胶东的目的，并不是来消灭我们，只是阻挡我们前进。这当然不是袁世凯的恩慈。因为袁世凯企图挟革命势力以自重，作为向清王朝讨价还价的筹码。
  清军第五镇既不进攻，我们自然也不愿出击。因此，便形成了相持局面。起初他们打几炮，我们还两枪，后来索性连应付几枪也不打了，因为我们的弹药少，不肯乱用。
  这样相持了几天，我们唯恐他们从两侧包抄我们，于是我们就以烟台革命军政府的名义，请上海革命军政府火速派兵来支援胶东。经过多次函电催促，最后，上海军政府派了一个连左右的机枪队，由刘基炎带领来到胶东。派来的人虽不多，却使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与清军第五镇相持的局面，一直延续了数月之久，直到南北议和成功，这种对峙才停止了。
  在南北议和之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委派胡瑛来到烟台任山东都督。一九一二年春，在烟台成立山东革命军都督府。不久，革命军中产生了矛盾。在军事方面，刘基炎一到黄县，很受大家欢迎，都希望他积极支援我们西进。大家曾数次催促，他不表示意见。因此，就有人认为他别有用心。于是一般人的情绪就逐渐低落了。同时，因烟台都督府业已成立，遂有一些要人渐渐回到烟台，战事则由刘基炎指挥了。在政治方面，胡瑛的态度与刘基炎的态度是大同小异的，言论和措施如出一辙。关于革命如何进展，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见，也未曾与大家公开研究过决策。因此，有些青年人对他有意见，可是大家能顾全局，识大体，因为清帝尚在挣扎，革命尚未成功，一切就得容忍下去。当胡瑛组织都督府时，除同盟会员参加外，也有些投机分子企图混水摸鱼发财致富的。后来有一个黄县人丁佛言，对此种情形非常愤慨，乃提出控告，因而有一些人如张岩南等，便被送交法院治罪了。
  山东都督府的撤销及革命军改编
  山东革命军都督府的成立，是胡瑛来烟台后组织的。在此以前，是徐镜心主持在烟台成立的革命军政府。胡瑛自上海来烟台后，就正式成立了山东革命军都督府，徐镜心担任有名无实的顾问一职。我则与以前一样，担任军事和外交工作。这时南北议和的空气非常浓厚。人心亦有点涣散。到了一九一二年，南北议和成功，孙中山先生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僭任大总统。一切权力都为袁世凯窃夺去了。
  山东的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亦由袁世凯派的陆军少将曲同丰和上校参谋长王若钰来烟台接收和改编了。王若钰是我的舅舅，他知道这部分队伍是我从大连带过来的，彼此关系就更加密切。因此，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改编工作，并劝我仍旧带领队伍。但我借口仍欲去日本留学，坚辞未就。以后他们就把这批队伍改编成了一个旅，派连承基为旅长。连承基就职以后，即奉召赴京晋见袁世凯。连承基乘船去天津，刚一上陆，即被陆建章派人在码头上把他暗杀了。
  袁世凯掌握山东的军权以后，首先撤销了山东革命军都督府，都督胡瑛准备离去。胡瑛在临走之前，还闹了一个笑话。原来胡瑛任都督时，每天只是躺在大烟床上不理政事，为一般宵小所包围。当都督府被撤销后，就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讨论遣散的问题。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遣散费上。当时由胡瑛的亲信安某在会上阿谀逢迎地说，遣散时，所有款项应先尽都督取用，其余人员有款则给，否则各请自便。这个消息一传出，许多人都怒火冲天。原济南陆军小学毕业的十多名青年军官，由贺丹墀领头向胡瑛提出抗议，正好遇见安某，大家一腔怒火便倾泄在他身上，把他痛打了一顿。胡瑛见此情形，知道众怒难犯，便无可奈何地拨出一笔款子，平均发给被遣人员，事情才未闹大。
  我在烟台时，曾经手了一些钱财账目，当去济南转往日本以前，便把经手的一切账目钱财，都在《芝罘日报》上登出公布。在这次革命中，先后参加的人很多，兹将当时的领导人和知名之士列后，以供参考：初起义时参加者有徐镜心、连承基、刘艺洲、李惺斋、邱丕振、张静斋等；山东革命军都督府成立后参加的有谢翌晨、邱特亭、尹锡吾、左雨农、张岩南、栾星鹤、蒋洗凡、贺丹墀等。
  诸城起义见闻
  在胶东起义的同时，诸城也闹起了革命。这是由日本留学生，在武昌起义后，回国发动起来的。这次起义的领导之一是贾振琨（号次瑶）。他在我回国之前就回来了，也是在青岛登陆的。以后他便到诸城县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到处都是革命呼声。清朝官吏则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诸城县知县，一听说诸城有革命党来活动了，遂即潜逃到教堂。因此，贾振琨等人，便挂旗起义了。后来诸城县知县又听说革命党来的不多，就勾结洋教士调来清兵，对革命军进行了反扑。因革命者力量太小，遂为诸城县知县带兵击败，贾振琨等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被害的情状极残酷，有的被活活砸死，有的被活埋，有的全家被斩尽杀绝。诸城的起义于是失败了。
  一九一五年，吴大洲在周村，居正在潍县所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则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在山东都督府撤销后，大权落于袁世凯的手中，一般革命者都各奔东西。徐镜心去北京参与政治活动。袁世凯正想方设法杀害革命党人，徐先生在京的活动自然为袁世凯所疑忌。但徐先生以为与袁的军法处长陆建章是结拜兄弟，有恃无恐，忽视袁世凯的阴险毒辣。便在北京住了下来，而且经常到陆建章处盘桓。陆建章出妻见子，并不把徐先生当外人看待。据说，徐镜心有一天在陆建章处饮宴至深夜，正要告辞回寓休息，陆建章笑着问道：“徐先生，还有什么话说没有？”徐当即回答没有什么话说了。不料走至门外，陆建章便掏出枪来，将徐镜心当场打死。陆建章不愧是袁世凯的忠实走狗，奉了他主子的命令，不惜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亲手杀害，真是丧心病狂。这件事充分证明袁世凯屠杀革命党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辛亥革命时期，在山东领导起义的两位领导人，即徐镜心和连承基，都惨死在袁世凯的毒手。虽事隔多年，迄今思之，犹令人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