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取消独立后，我们主张革命的人士连夜开会。当时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赴南方参加军政府，推出两代表，一为谢鸿焘，一为雷光宇。另一派主张赴北方，联合京津一带革命志士，相机进行，并设法向北方当道疏解，请清内阁注意，因在胶澳有德国人的关系，不要派兵到山东来，逼急了，会挺而走险，引出国际纠纷，而德国人可以用保护路矿权为名派兵到济南。这一派也推出两个代表，为我及丁世峄。
  我和丁世峄两人即于冬月初动身赴北京。在火车上，我看见丁佛言皮包里有一本书，我看是唐译《大乘起信论》，我很诧异地问他：“你这个人，怎么喜欢看这样的书？”他很郑重地答复我说：“你觉得很奇怪吗？你将来或者比我今天还愿意看这一样的书，也说不定。”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佛书，也是我几十年来学佛的头一步开始的印象。
  我们的目的，想先去见袁世凯，把山东的民情告诉他，并使他知道张广建、吴炳湘两人的作风，只有使山东人愤恨，益发不可收拾，请袁改变办法，不再出兵山东。
  我们初到北京，先去见赵秉钧。当时赵为袁世凯与各方联络接洽，声势颇大。因他先是张曜的戈什哈（满语亲兵的意思），庚子年我父带兵入卫京师时，他在部下任差遣委员，庚子以后，天津地面巡警是他创办的。乙巳，北京前门车站发现吴樾炸五大臣一案后，北京赶紧创办巡警，才把他调到北京。他由候补道升任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署巡警部右侍郎。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被隆裕太后免职回籍，赵也因袁的关系，同时罢免，在天津闲住。武昌起义之后，清廷首先把他调回北京起用，总揽警权，因我与他从前相熟，所以到北京先去找他。
  见面后，我由他那里听说，我自济南赴北京后，紧跟着张、吴两人也有电报告说：“山东事皆夏某所为，现在偕丁世峄北上，恐其有图谋，须严防。”赵和我说：“项城对你本来是非常器重的。你在山东闹起革命来，使他很痛心，他未必愿见你；也许他知道你来，还会于你不利的。”我对赵说：“我到山东去，和在山东一切全是为了正义，于心无愧。今日之来，也是为了山东，至于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了。”赵说：“我对于此事，是无能为力，不如你去见姜桂题，因为姜是袁的盟兄，什么话都可以向他说。”我见赵既不能办，就去找姜桂题，他原和我家也有世谊，见面之后，满口应允，但结果也没有消息。
  我既见不了袁，就住在京中，和黎杰（安徽人）、李杜芳（安邱人）、李朴（北京人）、谭奎昌（历城人，那时任陆军部军事司司长）、丁汝彪等终日在一起商议。大家认为既和袁世凯说不上话，南北局势一时又不容易解决，不如去联络蒙族人士，在蒙古另辟一条途径。
  因为当时灭清排满的谣言很盛，北京人心惶惶，都觉得朝不保夕。由于满蒙是一体的，蒙古王公亦极感不安。李杜芳和李朴两人都是贵胄学堂的学生，和一些蒙古王公有同学的关系；还有崇铠（内阁学士，肃亲王善耆的内弟，很喜欢与新人物来往）认识蒙古王公也不少。经过他们几个人的介绍，我们于是就进行联络。如：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李杜（这也是位蒙古王公，当时住在北京东城本司胡同，至于是那一旗，现在我已记不清了）等人。当时我搜罗了许多关于蒙古的书籍地图天天去研究；预备取蒙古草原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以徐图向中原进展。
  后来在京津一带连续发生暗杀案件多起，如彭家珍炸良弼，丁字街有人炸袁世凯，天津车站有人炸张怀芝等，一时空气极为紧张。所有当时在京津一带潜行活动的革命志士顿然完全断了联络，事情简直无法进行了。那时候我一举一动，都有便衣侦探跟着。袁派唐绍仪南下议和，我们商量由丁世峄和侯延爽两人相机南下，侯是以山东旅京同乡推举出来参加上海和谈的身份前去的，留下我和李杜芳、丁汝彪在北京。
  侯南去后，还有信来，谈到当时情况，今引在下面：
  寿哥（谭奎昌）台鉴：明日金陵选举大统领，孙中山已到申，必得之矣。和议迄难就绪，昨唐大臣电奏：“请即国会解决”。是一下台法耳。北来代表团多畏祸，遁归者十之七八，亦太无丈夫气矣。弟到申后，两臂痛楚又发，因进法人所开广慈医院医治，今十日矣，臂痛已痊，但仍须多服补血剂。且此医院距市辽远，景致幽雅，不啻桃源，正好多住几日，到时而归；不到应归时，无论如何，不能学遁。遇此时代，读书人只好闭门，若多见人，多发言论，适足取祸耳。同来员中，唐宝锷、顾鳌均被拘至军政府。唐留置一日即出，顾则尚无出期，皆好发言之过也。杨度风声尤紧，到申后次夕即遁。然弟则无所虑，无所畏，盖自问无愧，而又不到稠人广众中发言论事，惟一狼狈病夫休养于医院耳，谁其与我为难哉。当初到时，招待员多危词恫吓。对之曰：“若诸公必欲与代表图为难者，我今已病，请先遗我一炸弹可耳。”一笑而罢。要之世间声言杀人者未必能杀人，其被杀者，亦必有所自取，安用畏哉！要知此一来，可谓又经老君炉一炼，然不炼又安能发越膂力哉！弟自处甚稳甚健，兄幸勿为遁归者之词所惑而有所惧。六七日内即可北旋已。草草即候升安！弟爽顿首。
  这时候汪星南也到了北京，我在汪的寓所中，还无意遇到了陆建章。陆是新从广东高州镇总兵被南军打败，来京想见袁世凯的。一连去了五次，袁拒而不见，陆没有办法，怀恨在心。他遇见我后，就约我和汪在前门外正阳楼吃饭，饭后又在瑞蚨祥西栈小楼上谈话。我问他近来作何举动，他说他苦闷异常，每日在四郊活动。我问他是何用意，他说：“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只要有势力在手，一切都不怕，近来四郊旗兵已久不发饷，又因谣言四起，他们又怕又恨。乘这机会，和他们联络团结，也是一种力量。现在我已经无用武之地，天下事只要有金钱有武力，一切都有办法。此刻北京的金钱都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银行，我打算号召旗兵，乘机进入城内，将外国银行储存的财物尽量劫掠，运载出京，即作流寇，在所不惜！”我说：“你这种办法真是不妥，势必引出国际交涉，现在全国的大问题正在相持，尚未解决；倘再火上加油，其结果恐将不堪想象。况你抢劫银行之后，第二步又该如何呢？”他说：“我就到曹州去，联络当地防营和绿林。况我从前作过曹州镇，现在那里的防营，还可以听我的号召，你在曹州也有相当势力，我们可以合为一气，占据山东。”这时我心里一动，因我正在和张勋部溃兵接头，而且由王鸿一联络曹属绿林。我看陆心存叵测，纯为自己的势力打算，毫无国家观念，所以我对他丝毫没有说曹州的事，遂敷衍而散。过了两天，袁传见了他，委他为军政执法处长，他即欣然就职。我这时觉得未将曹州的计划真象叫他知道，真是万幸。
  我在北京居住时，连接到庄陔兰、王讷等来信，知道张、吴在山东大捕党人，东省的局势很乱，我临走前和他们商量，俟我走后与我联络时，可以用责备我的口气，以免张、吴等之注意，否则恐其有阻碍之处。以后他们就照此办法，与我始终未断联系，今仅存他们与我的一封电报，兹录其原文如次：
  会长鉴：自我公去后，时势益迫，五镇纯以武力相干涉，加以吴巡警道为虎作伥，派兵监守抚院，鹊华桥设立陆军学界会，又复恫吓学生，在学堂外均驻大股队伍，如临大敌。而吴道于谘议局外亦加派巡警，至局中调取会中名簿，将在会各员分别首要、次要列单，声言有罗织党人兴大狱之说，因之人心激愤，自由行动，有主张结连兖曹匪徒起事者，有主张借德人军队抵制五镇者，又有持极端破坏主义，拟掀毁铁路，仇杀外人惹起交涉，倡言：“山东土地，如其断送于酷吏暴军之手，不如我东人自断送之。”现在曹匪已起，结连泰、沂一带帮匪同时暴发，势成燎原。公等为山东请命，从速解决，尚可挽救于万一，否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是吾省三千万人性命牺牲于公等之手，将何面目归见吾东父老乎！不胜啼泣号呼迫切待命之至！联合会全体公启。
  这时山东省局势混乱已极，而各地类如黄县、文登、诸城等处革命相继发生。在北京听到上海的和议忽和忽离，毫无把握，袁内阁态度日见强硬。同时又得到曹州的信说，张勋的溃兵自韩庄沿着山东边境西进，不久将到曹南，志在折回郓城，与我取得联络，而王鸿一也在曹属各县联络当地绿林豪杰，以便与南来溃兵互相呼应，再图大举。所以我有立即返回鲁西的必要。这时我的盘费早已用完，于是就向姜桂题借了二百元作为路费，谭奎昌送给我们几支新式手枪，丁汝彪又给我买了马匹，就于旧历腊月初旬出京，没敢从津浦路南下，是由京汉路取道邯郸，再由邯郸东行，回到我的原籍郓城。
  我到郓城以后，才知道王鸿一对于联络曹属一带绿林运动将近成熟。最奇怪的是我与王虽然都是郓城人，仅在十几岁应考的时候见过一面，并未交一语。他的原名叫王朝俊。这时王鸿一听说我已经到郓，连夜赶进城来，彼此交换了情况和意见，预备在旧历除夕夜间攻城，并派人在城内响应。我记得此时已在旧历二十四五左右，张勋的溃兵已经越过曹南，听说我已回郓，更并力北上，预备与我会面。行至郓城南境皇姑庵、陈家坡一带，曹州镇张善义率兵拦阻，因而交锋，激战两昼夜，把张善义的军队完全打败，张被围在陈家坡，再迟几十分钟，张即有被俘之可能。方玉普于前两天接到张告急的电报星夜带着炮队赶上接应，才将张善义救出。张勋溃兵前头部队已到离郓城十二里路之双桥集，领头者为彭治坤、夏占瀛。他们的力量如占据郓城确有可能。我连夜派人告诉他们千万不可进城，尤不可扰乱地方。因陈干正在鲁南一带征集人马，我就介绍他们投奔陈干去了。后来陈干成立了第三十九混成旅，就是以彭治坤、夏占瀛所率领的这一队人马为其基础的。同时接到清廷北京电报宣布共和，而王鸿一所联系的这班人也就停止活动了。
  我回到郓城后，正是腊月中旬，听说张广建、吴炳湘大肆捕人。联合会中的人员无论是同盟会员与非同盟会员均纷纷的各处奔走起义，如烟台、登州、黄县、文登、高密、诸城、即墨等县的起义，我不在那里，知道的不详，就不谈了。
  我在家居时，陈干新成的三十九混成旅驻扎徐州，因为其中是以我送去的彭治坤、夏占瀛所带的人为班底，所以他一日数次电请我到徐州。这时袁世凯新派的山东都督周自齐也到了山东。周虽是曹州人，他生于广东，留学外洋，对本省的地方情形茫无所知，所以连电请我出山。我因独立一事的经过使我灰了心，明知道此时正在混乱中，也不会办好，我那时只想出洋留学，决心不再出去了。陈干专派他的宪兵队长蔡某到郓敦请，我实在推辞不过，乃于元年四月到徐州，住在云龙山，到徐不久，周自齐又派施从滨、庄陔兰、谭奎昌等三人来约我去济南，他们且派有专车到韩庄来接我。二次又派宋绍唐来催我前往。我在他们屡次敦促之下，终于动身赶济。以后就是民初的事，更为复杂，千头万绪，在这里我也就不往下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