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九年春天，中共山东分局举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学员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学习。忽然传来了一个震惊人心的不幸消息：中共清河区特委派的一大批准备来“干校”学习的军政干部，当行至中途太河镇时，被国民党特务头子秦启荣匪部残酷杀害了。四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全校千余干部、学员，以沉痛的心情在“民运队”大院的操场上举行了“太河惨案烈士追悼大会”。会上，从太河脱险来校的同志，愤怒控诉了秦启荣匪部无辜杀害我抗日战士的血腥罪行。全体干部、学员闻之无不悲愤难忍。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以极大的义愤，痛斥了秦启荣匪部袭击我军，制造这一惨案的罪行（见毛泽东选集675页）。
  这一惨案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当时那种悲惨情景记忆犹新。现根据部分同志的回忆及有关记载综合写在下面，让国民党反动派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让广大干部、共产党员、革命人民从这一血的教训中吸取教益；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纪念在这一事件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当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国民党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宣布抗战，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国共合作。山东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也打起抗日旗号，和我党我军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战是消极的，他们害怕群众，尤其害怕我党力量发展壮大，因此，一九三九年一月又秘密颁布了极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限制和破坏我党活动。山东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军统”特务、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接受密旨，效忠主子，于是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就在这时发生了。
  太河镇原属博山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位于横贯我省的胶济铁路南侧，纵贯南北的淄河流域中段偏南，是当时我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互相联系的交通要道。从一九三八年夏秋起，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各一部，就曾先后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创建游击根据地，后来秦启荣看出这一地区重要，一九三九年三月便令其第四梯队王尚志部占领该地。这时我军在太河地区活动的由冯毅之同志领导的第四支队新编一营得到情报后，主动撤出，王尚志部当即进驻。
  这时，中共清河区特委调集了一批军政干部、爱国青年，由潘建军团长带领南去沂水县岸堤“干校”学习，还有部分宣传队员随同前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共二百多人；并决定三支队十团派出四、七两个连的武装（二百零二人），由吕乙亭营长带领护送；由三支队政治部鲍辉主任统一指挥。这天在卫固村集合，鲍主任作了动员，次日下午出发，当夜在张店、湖田间越过胶济铁路，行至井筒村住下，派人头前联系，得知四支队冯营已撤离太河；太河一带已被王尚志部队进驻。我们队伍便开到太河以北二十里的长秋村，这里是冯营活动的游击根据地。
  秦启荣部队虽然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对我抗日军民屡造事端，大家已有所知，于是便研究怎样走法，是否还走太河这条路？正在这时，淄川县委书记孟金山同志来到这里谈道：他从山东分局回来路过太河时，曾被王尚志部扣住，他公开说明自己是八路，王部把他放了。据此，鲍主任判断王尚志部不会公开破坏统一战线，便决定仍从太河经过。三月三十日早晨，队伍从长秋出发，头前派人通知王尚志部，说明从此路过，不要误会。
  队伍走出十多里，到达同古。这村离太河八里，已驻有王尚志部队，就见士兵荷枪实弹，马匹紧张往来，有战斗气氛；往前是山，羊肠小道。这时吕乙亭营长察觉情况不好。吕营长原籍广饶县，二十三岁，“七七”事变后，便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游击队。他聪明心细，作战机智勇敢。他曾和王尚志打过交道，对王比较了解。当行至同古，见势不好，便命令部队原地停下，集合各连连长、指导员一同去见鲍主任。鲍问：“为什么停下不走了？”吕说：“看他们的部署，象叫我们过去吗？”鲍说：“已进入他们防区这样深，能回去吗？”吕营长又拿出地图指着说：“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太河，发生情况没法应付。”鲍又说：“统一战线嘛，出发时人枪都已告诉人家，走吧！”旁边潘团长也说：“走吧，那里有熟人去谈谈”。吕营长又转问各干部，有的说“服从命令”。吕营长只好服从，便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枪膛压上子弹，命令前卫四连派出一个尖兵排，并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打第一枪”。布置就绪，继续前进。
  队伍前行三里多路，来到东下册，被该村所驻王尚志部队人员阻止，说要报告太河司令部。这时，前卫四连又趁机召开排长会，进一步作战斗准备，行军每人间隔三步，以分散目标，预防伏击。过了一会，王部来人说：“都是中国人，没关系，过吧！”前边是金鸡山，山上有王部岗哨。队伍绕过金鸡山来到山前，已望见太河，又被阻止，说：前边正布置“欢迎”。
  太河镇很大，又称“五太河”，实际是太河街、后庄、东崖、东峪、南阳村五个相连的自然村的合称，五百多户人家，其中太河街最大，在两河交叉点之间，南北狭长，象一条船，石砌围墙，七、八尺高。村东是一条干河，干河以东是丘陵，再东是山：村西靠淄河，河西岸是山，悬崖峭壁；河与围墙之间，是一条狭窄通道。从金鸡山前行，一条路通后庄，一条路通太河街。这时已看得清楚，太河街围门紧闭，村头上、围墙上、山顶上已布满人。一会，两个人骑着马从太河街里出来告诉：“王司令不在家，你们从围子西边走吧！”队伍便按其指定路线前进。
  吕营长走在前卫四连中间，时刻警惕着，道旁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他未理睬。鲍主任、潘团长走在队伍中间。前头尖兵刚刚踏上村西南角小木桥，大队渐渐集拢在西门外围墙下，后卫七连正在村西北角围墙下。就在这时，突然围墙上砰、砰两声枪响，接着吕营长首先牺牲，通讯员过去救护，也相继牺牲了。于是，步枪、手提式一齐射击，手榴弹也扔下来。潘团长见这种情况，马上提出还击，边打边冲；鲍主任不同意，命令大家“不要还枪”，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不要对内”等口号。枪声渐稀，这时围墙内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叫：“今天不管打日本不打日本，只管打八路，谁不开枪打死他”。于是机枪、手榴弹又暴风雨般响起来。这时许多同志一边自动还击，一边向南冲杀；鲍主任负伤倒下了，也叫大家快向南冲。但是已经太晚了，东山上的敌人见势迅速向西跑来堵截。有的同志转向西冲，西山的敌人也截击。许多同志当场牺牲，许多同志负伤躺在血泊里，沙滩上、围墙下尸横遍地，惨不忍睹。还有些同志滚下一两丈深的河崖未被击中，而事后被俘。这时只有走在最前头的尖兵，在四连连长许子敬和排长马洪贞带领下，奋力拚杀，冲出重围，奔向南面小山，加上随后冲出的孙晓东等五个去“干校”学习的干部，共集合三十八人（三十三条枪），算是当时全部四百多人中的幸免者。
  战斗进行约半小时，枪声停止。太河街西门大开，敌人拥出来，南山、西山、北山上的敌人也压下来，把被俘的同志陆续押进太河街里，集中在一家酒店的大院里。王尚志便出来讲话，他说：今天发生“误会”，大家不要见怪，先把身上带的文件交出来，明天到峨庄总司令部解决问题。又在地上划了个圆圈，叫大家往里扔。其实，有的同志早在围墙外就把文件、书籍、日记本等设法毁掉了，还未来得及毁掉的，这时又悄悄相约埋在院内，所以他们只收到一部分。正在这时，就听一个匪兵说：“报告司令，姓潘的逮来啦”。这个姓潘的就是潘建军团长。潘团长原籍长山县，三十岁，家庭很穷。“七七”事变后，他便和当地各界民众组织了抗敌自卫团，由他任团长。后来在我党的团结教育下，率部参加了我地下党发动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不久，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他任特务营营长、团长，作战坚决勇敢。秦启荣的第七梯队司令宋雨田，原来是我第五军第五支队司令，后来叛变投了秦启荣，便和我军磨擦：潘团长曾奉命对他坚决反击。这次事件发生后，宋雨田亲自赶来太河。这时潘建军看见他，怒不可遏，当面展开辩论，痛斥他们背信弃义，破坏抗战，伏击我军的倒行逆施。他们理屈词穷，当场命令把潘团长绑起来，宋雨田亲自主持强拉到村外东南方的土沟子，连砍数刀，借月光活埋了。次日，群众在村外拾到一只鞋，又往前走，就见潘团长的尸体尚露在土外，非常痛惜。他们出于对我党我军的热爱，夜里悄悄在另一处挖好坑，将尸体移来，再穿好那只鞋子，细心地掩埋了。事后有人还编出歌谣：“想起潘团长，两眼泪汪汪，一心为抗战，死的真冤枉。祸首秦启荣，作事丧天良，吃饭不抗日，专打共产党。”
  其他被俘人员，被强迫集合站队报名，共计二百十三人。由此可知，在村外当场牺牲的是二百多人，而其中大部分又是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可见秦启荣匪部何等残暴。他们对这些幸存者也不放过，鲍主任负伤被俘，左腿从膝盖下被打断，右腿从脚脖处打断，血流不止，奄奄一息。有一位被俘的女同志自动要求对其看护，敌人不允许。第二天，由四个老百姓用门板抬着和其他被俘者一起押走。当向东南走到一个名叫对松观的村头，押解的执法队长于得臣叫道：“把那个老土匪抬过来”，便把鲍主任从门板上推到崖下，用乱石头砸死了。这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南征北战的老同志，就这样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下。
  被俘人员被押着走了二十多里来到峨庄，这里是匪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他们被押在一个客店的棚子里，先叫每个人登记姓名、年龄、住址、身分等。第三天，在院子里集合点名、分别列队，一般十八至二十四、五岁的站在一起，二十五至三十四、五岁的站在一起，三十五岁以上的站一起，还有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和几个女同志，被辱骂着推到一旁。接着是什么“王司令”、“杜司令”、“杨司令”等等讲话，最后是秦启荣讲话，他满脸横肉，先狡猾地客套几句，便假惺惺地说：“你们这些青年，抗战不干中央军，去干‘共匪’。今天打了你们是好事，是救了你们，不然抗日成功，你们麻烦大啦，有灭门之祸。蒋委员长不允许‘共匪’存在，现在我是奉沈主席命令解决你们……。”这时，许多被俘同志听到他这派胡言，非常气愤，四连指导员张林、七连指导员陈大学、政治干事张勤书等，便鼓动并领着大家呼口号：“我们不是共匪”，“我们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秦启荣一看挨了没趣，凶柑毕露，当即命令其部下狠打。张指导员被打得满口出血，牙被打掉。一阵毒打之后，便分别关押，听候审讯、处理。
  在峨庄北头一个院子里，押着三十人，其中有个黑大个，年纪三十岁，益都县人，他就是七连连长、共产党员赵华川。被俘后登记时，他自称“伙伕”，被押在这里。但不久被人告密，又被挑出来和张林、陈大学、张勤书及侦察连长徐孝礼等押在一起，共十一人，是所谓的“要犯”，被直接押在军法处。夜间单独提出审讯，问谁是共产党员（当时党员是秘密的），谁领着喊口号等。不说就上刑，跪铁索，压杠子，尤其是六根铁条绑起来打，打得皮肉横飞。但大家一口咬定，光知道抗战，不知道什么是党。有的被审多达九次，死去活来。这时不断风传我军反击，他们不断移防。这天住在黄山村，忽然来人把张林的绳子解开，带到军法处去。原来张林的舅舅是秦启荣的侦察处长，特地亲自前来劝他招供、投降；当被张林严词拒绝，大骂一顿，回来后又紧紧绑起。他们见软的也无效，便集体拉到米河滩上准备杀害。张林等同志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大讲抗日无罪，痛斥反共顽固派罪行。敌人一阵排枪，张林、陈大学、张勤书、徐效礼等五位同志，当场壮烈牺牲。
  赵华川等六人又被押回，准备再审，并警告说：好好想想实说，不然那几个就是样子。这时生死就在眉睫，都在考虑怎么办。这天住在响水崖村一个院子里，北屋住着敌军法处长，东屋西屋住着执法队，负责看守“犯人”。赵华川等六人绑在一起，押在北屋西头喂牲口的敞棚里，紧靠北墙。第二天，正巧夜里下起大雨，棚内点一盏半明半暗的豆油灯。上一班看守交了班，接班的看守点了点人数便抱着枪在北屋西头的屋檐下打起盹来。赵华川一看机会已到，便在背后墙上悄悄把绳子磨断，紧了紧腰带，迅速踏着牲口槽爬上院墙，跳出院外，顺街向北山跑去。不一会看守发现少一个人，便大声呼喊：“跑差啦”、“跑差啦”。匪兵迅速出动，各处追捕。雨大夜黑，很易隐蔽目标。赵华川手握两块石头作“武器”，跑一会，趴下听听追喊的方向；再跑一会，再趴下听听，终于跑出五里多路，在一个村头的老大爷家里藏下。尔后，又在大爷、大娘的热情帮助下，历尽千险，终于跑回了三支队，当向杨国夫司令作了详细汇报以后，受到了杨司令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在这同时，其他许多被俘的同志，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共产党员宋文钦到四连新成立的三排当排长才几天，大家还不大认识，敌人问他，他说是“士兵”，原在李桓秋（国民党县长）部队干，因那里没有枪，才来这里。敌人要留他当兵，说什么他也不干，坚持要回家种地去，敌人把他放了，他马上回到了三支队。小吴等三个十几岁的青年，原是到“干校”学习的，被俘后自动约好，敌人留他们干，他们就哭着说“想家”，不干。敌人便把他们放了。三个人机智勇敢地向南迅跑，跑了二百多里路，终于来到沂水县岸堤“干校”。还有一位同志，他舅舅是王尚志的亲信、第八大队队长王锡绍，他听说外甥被俘，便将他要来作自己的传令兵。这位同志那肯甘心？不久，在一次王锡绍和我军磨擦的战斗中，他乘机把他舅舅王锡绍打死，迅速跑回部队。这时，反动透顶的秦启荣、王尚志得知这些情况后，兽性大发作，当即下令各部，把被俘者统统杀掉，先后被其杀害了八十人，其中有的是活埋，有的是被扔进冷水井里活活淹死，惨绝人寰。
  许子敬等三十多位同志，在太河遭伏击冲出以后，便兼程南去沂水县王庄，向山东纵队指挥部报告了事件的详细经过，又把随同陆续冲出的被护送学习的干部送达目的地——岸堤“干校”。任务完成后，接着返回三支队。随后连同被俘后逃出的宋文钦等同志，又整编恢复了四连建制，大家决心再接再厉，为死难烈士报仇。
  广大军民目睹耳闻“太河惨案”，无不义愤填膺。淄川、益都民众李尧夫等七十二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合理处置。博山县推选李东鲁等七名代表，亲赴沂水县东里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请愿。三支队全体指战员分别致函各抗日友军和王尚志部士兵，痛斥秦启荣罪行，号召他们站到我抗日军民一边。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各政党、团体、爱国同胞，说明“太河惨案”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祸首秦启荣。我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代表赵笃生同志，当面向省府当局提出抗议。蒙阴、沂水等县许多区、乡的工农青妇各抗日团体及各界爱国人士，分别举行“太河惨案烈士追悼大会”。沂水四区在王庄，九区在岸堤分别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刘大爷、段大娘等代表纷纷发言，愤怒声讨祸首秦启荣，大会一致通过决定：立即组织请愿代表团，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太河惨案”祸首，杜绝以后发生类似事件；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增发《太河惨案专刊》；揭露“太河惨案”真象，痛斥秦启荣的累累罪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但国民党当局对秦启荣一手制造的“太河惨案”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竟丧心病狂地扎松坊，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我派去请愿的代表，目睹这种情况，无比愤慨，当即提出抗议。而他们对我广大军民的正义合理要求，竟支支吾吾，拒绝答复。我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定予以严惩。在山东纵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第八支队各一部，指战员们怀着满腔仇恨，急速行军，前去参战反击。前在太河冲出的三支队十团二营四连的同志们情绪更高。在打下册时，原定叫他们打增援，他们怕没有杀敌机会，坚决要求打主攻，最后上级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迅速打下了这个据点。四月二十日，各路部队向太河发起总攻，王尚志部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我军胜利收复了太河。张经武、王建安指挥、杨国夫司令和四支队廖容标司令等在此胜利会师。还有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派的代表，也来现场视察，以前被袭脱险的同志，当面向他们控诉了秦启荣部队的罪行。
  当我军向太河发动攻击时，以前被俘尚未被杀害的部分同志，趁敌混乱，机智逃出。其中宣传队的小同志们，眼含热泪，列队唱歌欢迎亲人；指战员们见这些天真的小战友脱险归来，无不热泪盈眶。全体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又召开了追悼烈士大会，会上脱险的同志以无比的义愤，控诉了秦启荣部有预谋、有计划地伏击屠杀我抗日干部、战士的滔天罪行。最后部队代表讲话，指出当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们在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各爱国力量，坚决打击日寇侵略的同时，时刻警惕并坚决打击国民党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的投降阴谋和破坏活动；坚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觉悟，坚定信心，坚决抗战到底。
  秦启荣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从而愈战愈强。而秦启荣正如当时毛主席所说：是“磨擦专家”，“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终于投降日寇，搞什么“曲线救国”，在日寇的卵翼下，苟延残喘。一九四三年秋，我军攻打安丘县高崖敌据点时，在收容的俘虏中，一个断腿伤俘正躺在担架上，另一个俘虏走过来一看他就是秦启荣，马上向我押俘人员报告了。而这时秦启荣仍矢口否认。那个俘虏说：没错，他的头上有块疤可以证明。我连指导员立即拿下他的帽子察看、审问，果然不假。这位同志满腔怒火，当场结果了他的狗命。此事也可看出，人们痛恨秦启荣到何等程度，连一起被俘的同伙也对他毫不留情，真是大快人心。但在事后，他的主子、屠夫民贼蒋介石得知，却痛惜不己，大为恼火，竟致电延安我八路军总司令部，说山东八路军进攻“国军”，打死他的中央委员秦启荣，要求查办。延安总部便电告山东军区司令部查询，我军区司令部马上回电说，我军只打了敌人据点高崖，打死一些汉奸，不知其他。
  秦启荣这个当年制造“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磨擦专家”，欠下山东人民累累血债的刽子手，终于落得可耻下场，受到应得的惩罚。
  后记
  “太河惨案”发生时，我正在“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曾亲自见到和听到从太河脱险的同志谈到“太河惨案”的经过情况。本文即根据我及当时“三支队”的杨国夫司令、许云轩、陈梅川、冯毅之、赵华川、宋文钦等部分同志的回忆，匆促写成。遗误之处，殷切希望熟悉情况的同志阅后，积极提出补充修改意见，不胜感激！
  作者1978年12月写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