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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初期，博山的“堂天道”，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影响下，在与日寇和汉奸、土匪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又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抗日救国的道路，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一部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侵，举国震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威胁，一时社会动乱，人心惶惑。博山地下党组织领导“民先队”（抗战初期党的外围组织）利用短期小学，通过街头集会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传播党中央七月八日的抗日号召；广大群众，在党的教育下，民心振奋，群情激昂，纷纷起来武装抗日，保卫乡土.
  堂天道
  这时，地方上一些上层人物，利用道会形式，以“抗日救国，保财保家”为号召，组织了“罡风道”、“堂天道”等许多道会门组织；同时，也有些地方实力派，乘机纠集起来，成立所谓“抗日游击队”。博山的吴丁章、翟如鉴，就是国民党在山东CC派的特务头子秦启荣委任的“梯队司令”。
  这些人以抗日为名，到处绑架抢掠，敲诈勒索。群众为了抵制他们，纷起组织道会门以自卫。道会门一时盛行，遍及博山县东南半境。邻县的莱芜、沂源、蒙阴等也都有道会门的活动，名堂很多，大小不下十余种。党为了领导群众，走上武装抗日的正确道路，曾派陈相周、段克杰、彭祖德、王子虹等七位同志，参加“罡风道”、“堂天道”，从道会门内部进行教育争取的工作。
  “堂天道”的活动地区，在博山县东南的池上、郭庄、南博山与沂源县的白马一带，发展很快，到一九三八年春，即拥有道徒几千人。道长吕云卿，道号“灵阳”，住池上村，道长以下有大师兄；道徒聚居的村庄，都设有“善孝坛”，坛长是一村首领。根据村庄大小与道徒多少，并建立排、连、营的军事编制。总共是一个团，分九个营。“堂天道”徒都有三件武器——耍枪、大刀、匕首，随身携带，平时除了吃斋念佛之外，也学习练武，一有情况，团长按道长意旨，用鸡毛信传令各营、连，道徒随带武器，听候调遣。平时用喝符之后刀枪不入的迷信说教，鼓舞士气，所以，打起仗来，都有一股愚勇。凭仗道会门的迷信说教组织起来的群众武装力量，经常打击日寇、汉奸和土匪的害民活动。
  在“堂天道”内部，党组织通过地下党员的活动，对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特别是对道首、大师兄经常进行抗日宣传，激励他们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一般的说，他们都倾向抗日，对坚决抗日的八路军表示拥护。当时在博山活动的是廖容标同志领导下的四支队，和群众关系很好。道长吕灵阳常说：“八路军是天王军，日后必能执撑天下，凡我道众的钱财、给养，只能供给八路军”。在“堂天道”的许多对敌斗争中，不少人都有民族气节和救国热忱。但宗教迷信，不能胜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太河坛长刘凤山看到鬼子兵来扰，他一身道首打扮，斜披道袍，披发跣足，头带道冠，横枪怒目，立于当道，迎面挡住鬼子兵的去路，正气凛然地指敌大骂：“弹丸小国，竟敢犯我天国圣土；中国地方，那有你们洋人的通路？”张目瞋视，声色俱厉。他身上进发出的浩然正气，使汉奸伪军羞愧无地，翻译也嗫嚅半天，说不出话来，当鬼子兵硬行通过时，刘坛长甩去道袍，大喝一声，直奔敌群，与敌人决斗，终因势孤力单，光荣牺牲。八路军三支队霍士廉政委闻讯后，曾为刘坛长立碑纪念，以彰忠烈。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从烟台回到博山的洪山口家乡，那时，洪山口没有入道，处在敌伪（驻八陡）与“堂天道”活动的地区之间，驻扎郭庄的吴丁章部，常来扰乱，绑票、下独条（送条子要粮要款），全村人民，不堪其害，为了抗拒吴丁章的扰害，自动组织起来，选我为代表，率领全村四十七人，去投“堂天道”，在池上大庙，参见道长吕灵阳，要求入道。吕灵阳看我们来意诚恳，又懂得一些抗日道理，就高兴地收留我们为道徒，指定我为洪山口村的坛长，自成一连，与邻村朱家庄、北博山、谢家店等合为一营。起初我是营的参谋，后为营长，以后又升为团长。领导博山县境的“堂天道”道众。在日本鬼子不来骚扰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对付吴丁章和他的“游击队”。
  郭庄之战
  吴丁章的“游击队”，经常为非作歹，和当地群众为敌。一九三八年秋，“堂天道”发动了一次旨在驱逐吴丁章的战斗。
  一九三八年，旧历七月的一天，郭庄大集。五福峪村两个“堂天道”徒，卖完麻回家的路上，被吴丁章部下的两个匪兵劫掠一空，这件事被在坡里干活的郭庄群众（也是“堂天道”徒）知道了，群情义愤，群起追赶那两个匪兵。郭庄的薛玉田，身高力大，跑在最前面，追到岔道河，眼看就要追到。这两个匪兵无法逃脱，就回过头来，哀求饶命。薛玉田想到吴丁章匪部过去的罪恶，不由得怒火中烧，一刀把一个匪兵砍倒了，另一个匪兵看势头不好，欲待逃跑，薛玉田箭步赶上，大声喝道，“你往那里逃跑？”一刀又结束了这个匪兵的性命。杀了这两个抢劫群众的匪兵，薛玉田拾起这两个匪兵的“十子连”短枪，胜利地走了。
  事后，吴丁章知道了他的匪兵被“堂天道”杀死，大为恼火，立誓报复。不久，吴丁章在郭庄放了大火，烧毁群众几百间房子，群众恨之入骨，发誓要惩罚吴丁章，一场战斗，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根据群众要求，决定先发制人，把全团九个营统统调来做了紧急的战斗部署。
  吴丁章的梯队共有一千多人，司令部设在郭庄东街韩家大院。有两个连守卫。阴历七月八日清早，我们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郭庄“堂天道”坛长刘茂斋带领郭庄群众打头阵，向吴丁章司令部冲去。刘坛长道装打扮，神奇百怪，手持耍枪，大步前进，快到韩家大院门口，炮楼上的吴丁章哨兵看见了，见刘坛长一身装束，尖声大叫起来。吴兵都知道“堂天道”是“刀枪不入”，心怀疑惧。吴部卫队长伊来灏爬上炮楼，照准刘坛长打了一枪，竟没打中，伊来灏慌了手脚，不由惊叫：“这行子，真隔枪子儿！”谁都知道伊来灏的枪法最好，几乎百发百中，距离这样近，没有打着，真以为“堂天道”是枪刀不入了。吴兵军心惶乱，怯于应战。刘茂斋这时是胆壮气豪，箭步冲上前去，吴部的岗哨惊慌失措，被刘茂斋一枪戳穿，死在地上，群众蜂拥而至，个个奋勇杀敌，势不可当。伊来灏见势不妙，率领匪众，从后院逃奔，投向博山城日寇，当汉奸去了。吴丁章及其余部，也仓惶逃窜，不知去向。
  “堂天道”各营人马，云集郭庄，占领了吴丁章的司令部，缴获甚多：计有迫击炮一门，步枪一百余支，马十多匹。迫击炮交给了八路军四支队，其余武装了自己。经过斗争取得胜利，斗志极为高涨。
  老道长之死
  吴丁章被“堂天道”赶出郭庄之后，在博山县源泉附近的皮麻二峪，又受到“堂天道”的包围，这时吴丁章的残部虽还有四、五百人，但惊弓之鸟，已不能战，看到“堂天道”众，人数甚多，满山遍野，铺天盖地而来，吴丁章残部无心再战，胆怯地逃之夭夭。
  吴丁章失败之后，率部投奔了临朐县桥头地主陈红云，吕道长闻讯后，亲率“堂天道”众乘胜追击。七月十七日，吴部在桥头场上出操，“堂天道”人马突然来到，吴部措手不及，当时有八、九十个匪兵被我戳倒，缴枪几十支，马两匹；还捉了几个俘虏。
  吴丁章一败再败，躲在地主陈红云的庄院里，不敢外出，打算说降。在这个时候，不意道长吕灵阳带领“大师兄”十多人，来到桥头附近，耀武扬威，挑战似的来回走动，旁若无人。吴丁章的一个卫士，窥得真切，照准吕道长一枪，道长被打倒在地，道长之死，揭穿了“堂天道”刀枪不入的神话，吴部见道长被打死，接着又是一排枪打过来，跟随道长的“大师兄”，有八人当场殒命。道长、大师兄被打死，大挫了群众锐气，群情纷扰。
  这次，老道长的冒险行动，我和王子虹同志，都不在场，事情发生后，局势非常严重，士气低沉，人心惶惶，有的收拾行装，打谱散伙；有的人垂头丧气，怨天尤人，这时，王子虹同志和我商量，叫我出来支撑局面。我与王子虹刚到桥头，很多人就围上来了，要我决策。特别是郭庄、池上村的群众，利害攸关，表现更为关切，请示办法。我们知道，道长之死，是对“堂天道”的致命打击，如果消息传出去，除群众情绪受到打击外，吴丁章定会乘机报复，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就会土崩瓦解。大片村庄就会在吴丁章手下成为焦土。我根据王子虹同志的意见，一面安抚大伙，一面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准对外说出道长战死；所有道众，要严守岗位，听从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否则定按军法处置。这样一宣布，军中震慑，大家用命，然后派人暗暗的将道长和大师兄尸体收殓，并不举哀。吴丁章不知底细，也未敢妄动。
  我把内部事务安顿好了，想办法对付吴丁章的威胁。吴丁章虽一败再败，但其余部仍有几百人枪，加上地主陈红云的势力，仍是“堂天道”的大敌，再打是不行了；对峙太久，与我们不利。有必要对吴丁章作些妥协，妥协的办法是释放俘虏。俘虏共有三十六人，其中不少是吴丁章的亲信，如老段三即是吴丁章的老师也是他的供给处长，还有司令部几个副官，这些家伙，群众最熟悉他们，也是群众最痛恨的坏种，如落入群众手里，群众是不会饶恕这些人的。我们仿效八路军优待俘虏的办法，速予处置。
  这天夜里，在一座庙里设下了“法庭”。由我担任“审判官”，庭下武装林立，肃穆森严；堂上灯火通明，井然有序。当俘虏被带上堂来，其中有些人战战兢兢，左顾右盼。我首先义正辞严地伸明大义，数落他们平日害民的罪行，教训他们要抗日救国，回心向善，重做新人。末了问他们是否愿意悔改？这些人自知罪恶深重，深怕得不到宽大，听到给予生路，个个叩头接地，喏喏连声。最后让事先布置好了的保人，将他们保出，释放回去。这些俘虏回去之后，备说我们对他们的宽大。而对我们的力量，也虚实不分，这样，吴丁章始终未敢进犯，对继续保持对峙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群众却大为不满，以为不该将这些家伙，放虎归山，继续害人。这是我们预料中的群众情绪，经过我和王子虹同志做了许多工作，终于说服了群众。
  池上谈判
  我们与吴丁章在桥头相峙了一个阶段之后，吴丁章勾结住在沂源的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吴化文派了一个叫丘立民的参谋长，和地主陈红云出面调停。所谓调停，实际上是欺骗，他们企图瓦解“堂天道”这股抗日力量。丘立民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叫“堂天道”交出缴获的迫击炮和枪支、马匹；第二，解散“堂天道”；第三，向吴丁章赔情认错。如果不接受上述条件，即以祸国殃民论处。丘立民这些条件，是要我们投降，这当然不可能。我们将计就计，丘立民到来，我们没有公然与他决裂，而是组织欢迎，然后与之展开说理斗争。
  当丘立民到来这一天，我们做好了准备，在池上“义源”酒店设宴招待丘立民，事先选了几位精壮青年，全副武装，出入酒店，以示警戒。打算先礼后兵，谈不妥时，就将丘立民扣留，迫使他放弃原定的无理条件。
  这天，丘立民骑着大马，带着卫士，耀武扬威，直奔池上而来。我们老远迎接，倍致殷勤。我说：“丘参谋长不辞辛苦，远途跋涉，对吴师长（吴化文是新四师师长）和丘参谋长一份苦心，实在感戴不尽。今日特备菲酌，为丘参谋长接风。”丘立民说：“王团长，久仰，久仰。”我们以礼相待，使他也不好骤然板起面孔；我们的布置，他也隐有察觉。酒席间，丘立民不住地四下扫视；频频向他的护兵要这要那。表面上虽然落落大方，但看出其心怀戒惧。一阵寒暄过后，转入正题。丘立民先开口说道：“两家不和，冲突再三，兴动干戈，祸及百姓；我想，值此国难当头，需要全力抗日的时候，应以顾全大局为要。四师既是为国效力，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问，吴师长对此极为关心，派本人来居中调停。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两相和解。”
  丘立民跟随吴化文多年，为人狡诈，办事圆滑，善于辞令，俨然大国使节，侃侃如也讲了一通大道理之后，又以新四师的实力相威胁，拐弯抹角，末了还是提出了他早已准备好了的“三个条件”。
  我是“堂天道”方面的主要代表，当听了丘立民一番说辞之后，我说：“丘参谋长通情达理，自然不会只听一面之词！” “那么，王团长的意见呢？”丘问。
  我说：“迫击炮的事，只是传说，我们实在没有见到。不过，既是丘参谋长提到了，我们可以调查，如果实在有，当即奉还。”因为这件事不好争辩，就这样搪塞过去。我接着又说：“至于说吴丁章是抗日游击队，我们不能承认，他们不是抗日游击队，是汉奸队。这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抗日是其名，害民是其实。”说到这里，我看丘立民的脸上表情不以为然。我又认真地说：“丘参谋长如果不信，现下物证俱在，吴丁章藏着日本国旗，伊来灏公开投敌，这都是事实；郭庄叫他们烧了几百间房子，请问参谋长，抗日游击队，怎么烧中国人的房子？抗日游击队，要日本的旗子干什么？”我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开始只我一个人说，接着在座的我们人一齐开口，弄得丘立民无从分辩。丘立民原来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他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情，说要调查调查。在我方占了上风的时候，我又说：“说到‘堂天道’它一不卖国，二不害民，抗日有功，民众拥护。正如参谋长说的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理应唤起民众，一致对外，象‘堂天道’这样的抗日组织，又何必解散？”丘立民不能正面作答，眼看他提的三个条件，完全落空。他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只好说道：“刚才王团长说到的事，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咱们同到郭庄看看，如果王团长说的是实，自然另有话说，如果不实呢？”我答：“如果不实，任凭丘参谋长处理。”丘立民为了摆脱困境，真的叫备马到郭庄视察。
  丘立民欺我不善骑马，一路上催骑超乘，快如流星。我为了不向丘立民示弱，也扬鞭驰骋，不曾落后一步，过了“搁庄岭”，我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了。但我与丘立民言谈自若，精力充沛。
  我们到达郭庄，看到各处残墙颓垣，满目凄凉；群众怨愤，骂不绝口。我领着丘立民看了郭庄被吴丁章放火烧毁的几百间房屋，一片焦土。面对铁的事实，丘立民再也无话可说。他原定的条件，再也不提了。
  第二天，丘立民声言公务繁忙，要回四师去了。我们组织了欢送，敲锣打鼓，以示“敬”意。吴丁章看到我们这些举动，摸不清究竟，也未敢随意骚扰我们。吴丁章想用吴化文来压制“堂天道”的企图失败了，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诞生
  桥头回来后，安排了道长与“大师兄”们殉难的葬礼。道长之死，无情地揭穿了“堂天道”刀枪不入的神话。党组织在这个时候进行了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这使“堂天道”众接受党的领导，进而编入抗日军队，打下了思想基础。
  正式接受八路军的编制，取决于在郭庄召开的那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堂天道”的营、连长会议，讨论“堂天道”以后的归宿。会议之前，我和王子虹同志做了认真地研究与分析。认为经过宣传教育，群众觉悟有了提高，党的力量与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堂天道”的桥头新败，群众情绪很低，又加势孤力单，难以支撑。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接受我党领导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堂天道”的成员复杂，思想混乱，除了几个领导人以外，道众与八路军接触很少，还有不少疑虑，这说明思想工作还很艰巨。因此，在党内要做工作，在积极分子中要做工作。
  会议由我主持。我先把会议的任务说明，让大家考虑，研究决策。开始，很多人紧皱眉头，想着心事，没有人发言，会议空气很沉闷。过了好长时间，仨俩成群，切切私语，渐渐的议论开了。有的主张投奔罡风道首李星七，说他是本地人，好办事；有的人反对，说李星七力量小，不可靠。也有人提到八路军，年纪大的人光摇头，他们说，八路军不信神，同“堂天道”不是一家，八路军到处跑，靠不住。说来说去，没有定论。酝酿很久。有些年青人愿意跟八路军抗日，但有顾虑，这时候，我就站出来说道，咱们“堂天道”坚决抗日，保国保家，我看，谁跟咱一条心，咱就投奔谁。道长常说，“八路军是天王军，日后必能执撑天下。”叫我说，投李星七不如投八路军，李星七人少枪少，不可靠，过去四支队帮咱很多忙，廖司令（廖容标）和我很熟。咱去投他，一定不会把咱们当外人。”我的话，屋里人都听得很认真，有的人脸上显出笑容；也有的人还是皱着眉头不表态。我又动员说，“咱们‘堂天道’是自愿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的，愿意继续干的，咱们一道走，不愿意的也不勉强。各自听便。”我这么一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了。当时有个青年站起来嚷道：“对，投八路军，别的我那也不去。”又有的说：“抗战到底，王团长你走到哪里，我们跟着你走到哪里。”
  这样一酝酿，人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不少人下了决心。我趁机问夏庄的任营长，“你看怎么办？”这时，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这位很有影响力量的任营长。原来任营长没有拿定主意，他看到当时的情形，不好违拗大众的意愿，就说：“跟着你王团长没有错，你说上哪，咱就上哪。”任营长威信高，夏庄营的实力大，他的表态，坚定了大家的决心。我看到当时的形势有利，就再问一句，“谁不同意，请提出来。”全场没有一个人提反对意见的。至此，会议胜利结束，我心里一块石头算落了地。当天晚上，我们就写了报告，要求参加八路军，不几天，就接到廖容标司令的任命，命名堂天道的武装力量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博山团第一团”，任命我为团长，韩其梁为副团长，王子虹同志为参议。
  山东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就这样诞生了！这年的十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洪山口战斗以后
  郭庄会议后，“堂天道”正式接受八路军四支队的领导。党在自卫团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开展了政治教育工作，迅速提高了自卫团的政治素质与战斗能力。不过，自卫团的枪支很少，主要的武器还是耍枪大刀，组织形式仍然是不脱产的民众武装。
  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形成，引起了日寇和汉奸的注意。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住在八陡的日寇一个中队和伪军几百人纠集起来，进犯洪山口，声言要“消灭自卫团，活捉王寿卿”。敌人的凶焰，并没有把我们吓倒。我们周密计划，层层设防以迎敌，大伙斗志旺盛，信心很强。终因我方力量太弱，又加夏庄、郭庄两营人集合误期和袭击敌人未成而失败了。鬼子扫荡洪山口，放火烧了我家与邻居的房子，使自卫团经受了一次战斗的锻炼。群众看到，凭自卫团的现状对付敌人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组织整顿，加强装备，提高战斗能力。而上级与地方党组织，对于这支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成长，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中共博山县委的领导下，对自卫团进行了整顿，以郝峪为基地，分批训练，学习政治和军事。县委书记张敬涛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并派张占一同志担任自卫团的政治委员。这年新发展党员八十余人，以这些党员为基干，组成了一支脱离生产的部队，在郝峪设立了小兵工厂、军械处，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到年底，自卫团已拥有步枪一百五十支，战士一百余人。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同志到博山视察时，在池上检阅了自卫团，对第一团同志鼓舞很大。
  大约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间，泰安军分区在莱芜县召开的团长会议上，正式为自卫团颁发了委任状和关防。正在这一天，我家来人哭诉鬼子汉奸又把我家房子烧了。我安慰了家里来人，我说，房子烧了更好，没有牵挂，好专心打鬼子。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我们抗日救国，一定要坚定不屈，大家都要向王寿卿同志学习，他家里房子被鬼子烧了，家里来人在院子里哭，可是他说，房子烧了没有牵挂，好专心打鬼子。”张经武同志在会议上表扬了我，又在会议期间找我谈话，他问我，你看抗日胜利还得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多长时间我说不准，不过，我这一辈子是打谱献身革命了。”总指挥笑了笑说，“决心挺好，胜利要不了一辈子，解决中国问题，有二十年，就可以是人民的天下了。”张经武同志乐观的革命热情，使我深受鼓舞，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九三九年麦后，形势变化，主力开赴他地，部队化整为零。七月，山东纵队派周次温同志来整编部队，选精干一百四十余人，编入四支队，转战各地。
  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开初，堂天道徒仍有烧香叩头的，我们并不绝对禁止。在党的教育下，群众觉悟不断提高，这种现象，就逐渐自行消失。一九四〇年春，由我出名，在《泰山时报》上，声明堂天道组织解散。至此，这支由道会门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与教育下，转变成为了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