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张、马矛盾与学运
  山东督军张树元，是武定府无棣县人，由第五师师长而升督军，虽然属于北洋军阀段系中的一个拥有实力的地方军阀，而且也想充当段系中的“干将”藉以保持他山东的地盘。可是，张之第五师是当时全国陆军中装备最完整的劲旅。以其成立年久，师内军官已形成北洋军阀另外一个地方性的封建体系，外人很难调用。马良的四十七旅，在质量上远不及第五师，而旅内军官也没有第五师那样坚固的封建体
  系。但是，张之拥段没有马良那样显著，因此，段氏看中了马良可听调用，即以边防二师师长给了马良。马良既有兵权，又有后台，依势蛮横，目中无张。张、马矛盾遂愈益加深。
  张树元在山东军界虽久，但过去与政界很少联系，自升任督军兼省长后，感到势孤，因看到议会的势力可以利用，所以乘着议会选举议长，张公制、王鸿一两派在议会中席位相等，争持不下，便嗾使武定府同乡议员与王派议员妥协，而以王鸿一为付议长，郑钦为正议长为条件。结果，郑钦当选正议长，王鸿一当选付议长。虽然在议长问题上暂时得到妥协，但王派反对张树元并未因此而改变，而张派反对张树元更加深化了。
  郑钦为武定府滨县人，清末到日本留学，民初返鲁，在本县任教育局长。此人庸弱寡能，因与张树元同乡关系，在日本相识，后来当选为议员。张树元感到议会威胁，见郑是一个唯唯喏喏的人可以利用，因此郑得选为议长。郑当选议长后，即以武定同乡议员组织了一个同志社，在议会中亦占了一部分席位，用作拥张的工具。郑既为张树元的傀儡，所以在学运中一直是缩在议会没有出头，那时学生对郑也不屑与之来往。
  济南镇守使马良是保定人，讲武堂出身，民初由驻防潍县，调升济南任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镇守使。他无耻地夸耀自己是段的学生，甘愿为卖国军阀的忠实走狗，尤其是得到边防军二师师长后，更加助长了他的野心勃勃的梦想。可是马良与济南各界更少往来，因此，便利用他武术队的教官、队员分派到各校充当武术教员，并成立了一个武术讲习所，培养武术教员，以便安插到各县。他还不时的把他写的那不
  伦不类的字，到处赠送，做为当时他与各界联系的宣传品，藉以收买人心，扩充势力，妄想为夺取山东军政大权作准备。在马良用以血腥镇压第一师范学生运动的大刀队中，就有不少是各校的武术教员。（当时我亲眼看到一个五十来年纪的赤红脸教官，气势汹汹的抱着大刀，站在我们西南楼下，指挥着大刀队员到学生寝室去，连推带打强制学生立即到礼堂去听马良的狂吠。这个教官，便是我亲自跟他学过武术，叫过“老师”的一个迫害徒弟的凶手。）
  王鸿一，曹州府菏泽人，清末留日，回国后在曹州办学。他自称是山东教育家，实际是一个野心家、政客，不过是以教育家为他政治活动的资本。在民初以周自齐同乡的关系，经侯雪舫介绍，历任山东教育司等职，因此在教育界中颇有实力。后又以承继了国民党班底，在议会中所占席位较多，而且其中文武干将尤占多数，因此在学运开始，尤其是在每次大会中颇为活跃。
  王鸿一在政治活动中，反对督军张树元；沈铭昌来任省长后又对王鸿一敬而远之。所以王、马极为接近，但两人野心，各有不同。
  由于上述这种复杂内幕，在学运斗争中他们的表现也就有所不同了。
  例如在罢市斗争中，王派议员王乐平主张最为激烈，可是张树元用武力镇压时，马良的大刀队并未参加，马良本人亦没有出头，王乐平、王鸿一也不见面了。后来张公制出来藉着广大群众的力量，支援学生，坚持正义斗争，才迫使张树元接受了学生要求。
  又如砸《昌言报》馆事件，张派是同意的，而王派是反对的。到后来马良在一师镇压学运时，张公制、王鸿一两人
  以付议长身份赶到，共同劝告，马良没有把被捕学生带到司令部去，王鸿一当了“解铃人”。至于这次镇压学运过程中，马良为讨好卖国头子段祺瑞，始终主张严办，而张树元不愿以镇压学运让马立功，自己承担责任，因此对马良主张严办不表可否。
  （2）沈去屈来与学运
  沈铭昌以与徐世昌同年关系，于1919年2月初任山东省长，他是属于旧文治派的老官僚，办事园滑，只求固位利己而已。可是到任以后，势力孤单，对于当地军阀素无渊沅，而与地方政界亦无联系。
  省议会付议长张公制以清末科举出身，民初参加进步党，于第一届省议会当选了正议长（王贡忱、孔祥柯均属进步党当选为付议长），因此，山东政界多系张派的旧人。同时张公制以“诚”号召，组织了“诚社”，所以沈铭昌颇愿与张派接近，藉以互相利用。
  例如处理《昌言报》事件，沈铭昌用了两面手法，一方面对爱国学生用“温慰”手法以息众怒，另一方面对卖国汉奸派警护送法院以保其安全。这种两面手法，原想可以固位，那知因此失职。
  屈映光是安福系骨干分子，他是最险恶的无耻官僚，办事极为狡猾。在1919年7月底接任山东省长，自然与卖国军阀的军政主要分子臭味相投。他看中了王鸿一可以利用，因而与王相近，当时教育厅三个科长都由王鸿一一手推荐。可是屈、王二人同床异梦，各有企图。
  例如王派议员王乐平参加学联和各界评议会的组织，那时屈迫于情势，不得不允许公开活动。又如学联为支援闽案召开大会未成，而学联反被解散。再如大午台演戏事件，都
  是屈映光亲手指示警察厅金荣桂、教育厅袁荣叟干的。王鸿一并不同意。
  又如那年年终一中罢课，屈映光请王鸿一出面平息风潮，并委王兼任校长。屈此举实别有用心，由于当时王鸿一在议会正准备对屈提出弹劾，按法令王接受委任，就不能担任付议长了，因而也就不能对屈提出弹劾了。省议会本要开会讨论王任校长问题，是王布置人捣乱，使议会开不成会。王鸿一虽未免去付议长，但省议会内部也由此长期陷于纠纷之中，对屈映光的省长行政，也就无暇过问了。可见屈映光狡猾险恶的手段。
  （3）王、张两派矛盾与学运
  “五四”学运爆发后，由各校学生会组织了一个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址设在富官于张派议员的“诚社”内。当时张派议员李慎五（益都人，民初曾在本县教过学），王派议员聂湘溪（聊城人，一师哲学教员，原属张派，后被拉入王派，但聂与张公制仍保持个人关系），常住在“诚社”西屋南间，准备与学生联系。初时，张、王一致反对张树元并同情学运。因此在初起时给予学联不少便利。可是在北京请愿返济后，王鸿一与安福系陈干发生联系，马上为学生所探悉，自此对王始不信任。而张、王自此对学生运动也有了不同意见，尤其表现在《昌言报》事件上更为显露。
  （4）安福系破坏学运
  在学运开始时，安福系以山东在京议员艾庆镛为山东安福系支部部长，约在五月初来济，即将所负任务交其同乡土劣张谦斋（律师）驻济办理一切。因艾又以《昌言报》初创，可以利用，而该报负责人张景云又是他老友，遂把《昌言报》收买到手，作为安福系的机关报。自此《昌言报》便为安福系的喉舌，发表谬论，诋毁学运。
  在学运高潮时，安福系又派失意的反动政客陈干（山东昌邑人，民元驻兵徐州背叛国民党投降袁世凯）来鲁。他首先想从第一师范下手破坏学运，而那时一师学监徐虞臣，是陈干少年时代的同乡好友，并且在驻兵徐州时，徐虞臣曾在陈干幕下参与机要。因此陈干数次访徐，可是徐虞臣托故拒见。最后陈干不经门房传达，直闯徐之卧室。陈见徐后，坚约参加活动，徐则托病坚辞不就。不久陈干又拉王鸿一参加“路矿维持会”（这是安福系通过日本所组成的一个分赃机构），王乃于吉元楼餐会上签了字。王、陈联合，也就影响学联部分代表的团结。
  王、陈结合不久，就在学联一次评、干联席会上，有人提出质问王、陈联合的事件，并有主张不用武力对待，是不能“杀一以儆百”的。可是学生代表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学运主要目的是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卖国，而王非重要对象，不能因小失大。双方主张，各走极端，无结果散会。会后部分同学代表又经过接头研究，乃以《昌言报》系安福系喉舌，人人怨怒，便提出质问《昌言报》一案，由齐大学生代表夏雨亭将此案征询张公制，除希望协助外，并提出在议会召开一个各界代表联合会议，以便通过此案。
  在议会召开这个会议时，惟恐消息外传，学生们将会场大门、电话严加防守。当时推出教育会长许德一为主席，学生提出打《昌言报》动议。王鸿一上台发言制止，学生以王与陈关系，便大呼反对，王见势不佳，遂即退席。当即通过决议，马上有数百人结队前往，打了《昌言报》馆。这便是安福系破坏学运，激起众怒应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