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分析五个主要文件，其目的是：
  1。第一第三两个文件，是在五四学运中坚持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得到的初步胜利，证明了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的科学论断，富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可惜有的把这个文件遗漏了，有的处理失当，这就不能正确反映当时情况。
  2.第二第四两个文件，是“五四”运动中主要文件，尤其是六月廿五日院批，遗憾的是在本书中有的把日期弄错了，这就造成一日之差，“缪之千里”；有的把文意误解，这就导致一字之差，原情尽失。这就会使“五四”运动光辉历史减色。
  3.最后一个文件，是说明“五四”时期，学生运动，在每个斗争阶段，都有一个主题或特殊要求，但是不能离开坚持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的这个原则。该书中有的却把基本原则忽略了，有的主题未能突出。因此，在记述这一阶段的问题时，就失却了“五四”运动革命精神。因此，将这五个文件分述如下：
  第一，山东督军张树元被迫允为代达学生致北京政府电文（见该书李文及李、曹文）“各生涕泣呼吁谓：自山东外
  交失败，各省协力一心，同谋挽救，我等若以鲁人而漠视鲁事，负国负民，公私两失。督军省长既为山东长官，即应负山东之责任，代表山东之民意。其词总过激，其情亦殊可悯，允为代达。”
  这个电文，主要是说明军阀张树元想用武力镇压学运，强制商店开市，可是学生坚持英勇斗争，终以战胜了武力镇压，更进一步迫使张树元不得不允许学生要求转电北京政府，举出这个电文，用意就在这里。
  可是该书把这个文件写在罢市开始那一天（6月10日）说：“督军省长迫于情势，不得不允为代达四项要求。”又在“次日”（十一日）说：“最后当局（张树元）答应再将四项要求电达北京政府。”（见第7页、9页）这样一个内容，连日两次致电北京政府。不但学生方面不能有这样重复的要求，而且军阀张树元对学生也不肯这样做，尤其是他对卖国政府（后台军阀头子段祺瑞）也不敢这样做。
  据我的回忆，这个电文，是在张树元用武力镇压学运失败的那一天（六月十二日）被学生压迫的不得不允许学生要求代达北京政府，并经省议会盖章保证，是在这样情形下，张树元才发出了这一个电报。至于书中还有把这个电文误写在“6月11日”罢课斗争中，并把这四项要求中的主要内容（释放被捕学生）去掉了，（见83页）更失去了当时实际的意义。
  第二，北京国务院二十五日的批复：（原文见前）
  关于这个文件，是反动政府的自供对外历来卖国的立场，也是对全国人民一贯的欺骗手段，有必要予以揭发。
  （1）二十五日院批的经过：
  我们代表向徐世昌请愿三项是：①不保留山东三条，在和约上拒绝签字；②取消高徐、顺济两路草约，③惩办卖国贼曹、陆、章。而徐世昌当面答复是：第一项电欧专使从缓签字，第二项是可以废除但是先垫款二千万元；第三项是事属司法，必有确实证据。最后答复由国务院批复。
  从上面两方情况对照，我们的要求明白肯定。而徐世昌的答复则秣稜两可，尤其是他把这个责任推到国务院里，这更显得老奸巨猾的徐世昌是有意欺骗山东请愿代表团。可是在该书中认为徐世昌口头上已允许了拒绝签字，这是未能看到徐世昌巨奸的本质。
  （2）二十五日院批内容的分析。
  按第一项拒签问题，院批：“悉力争持。”“多方进行”，“遵照在案”等。这在表面上看是何等好听，可是那有一点点明白表示、解决问题的意味呢？相反的，这“悉力争持”是为签字卸责作掩护；“多方进行”更含着许多阴谋卖国的勾当，在此“备案”；至于“遵照在案”是例行公文用语，又有何用。
  最后徐世昌表明的决心，是“收回胶济铁路”还加上“设法收回”四个字（这时日本在欧会中已有表示将山东路矿由中日合办，当时安福系已和日本勾结，在山东成立“路矿维持会”，由陈干拉拢王鸿一参加），这是“偷梁换柱”的办法，用以转移人民视线，藉以表“功”。
  第二项路约问题，院批“自必多方磋商、力图收回”。
  最后表明肯定的是：“决不续订正约”（我们要求的是废除草约）。这和第一项答复一样，是玩弄相同的手法欺骗人民。
  第三项惩奸问题，院批：二十一条密约和高徐、顺济路
  的“择要宣布”，可是卖国政府这一“择要”，便把卖国实据，一干二净的都给自己去掉了，但是国人皆知，而且“皆曰可杀”的三个专使的卖国罪行，那能由于“择要”而把铁的事实说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受法律制裁呢？
  原文最后更恬不知耻的说什么：“政府维护国家苦心”。这怎叫代表们“归告父老子弟”呢？
  总之，这个院批，从表面上看，没有一个字表示否认我们的要求，好象是“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这种玩弄笔墨，真是八面玲珑。可是实质上推脱敷衍而且包含着更多的卖国阴谋。像这等公文，过去反动政府不知作了多少误国害民的勾当，至于该书中的许多文中，领会错误，甚至把它当作第二次院批，已详在前文，兹不再述。
  第三，北京国务院二十七日最后批复：文件大意是：“不保留山东三条，在巴黎和约上拒不签字。”
  这个批复是在六月二十七日晚八点以后，徐世昌被迫当面允许了京津代表团电致驻欧中国专使，拒绝签字（见《光辉的五四》一书中刘清杨的《记述觉醒了天津人民》一文）同时院方也以此意批复山东代表团。次日（二十八日）中国专使在和约上拒绝了签字。
  这个文件，是山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坚持反对封建军阀政府卖国罪行的斗争的结果，也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意外打击，它的意义极为重大。可是卖国政府徐世昌在六月十日通电、还认为“签字为有利。”国务院二十五日批复不但没有明文肯定拒绝签字，而且驻欧专使仍然进行签字活动。为什么在二十七日明白表示不保留山东三条，拒绝签字呢？在这里应加以说明！
  按“五四”运动爆发后，到了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再度
  被捕，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的（尤其是上海工人罢工）联合革命的斗争战线。这个新生的力量不到一个月，便以如火燎原之势，冲破了地方封建军阀的控制，进一步燃烧到首都总统府徐世昌面前了。这就迫使徐世昌不得不考虑这一新的形势。同时除亲日段系，还有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军阀（如直系吴佩孚）它们还利用这个外交问题来夺取亲日派的政权。可是巴黎和约已到最后签字日期，而签字主权，责在总统，到了最后不能再拖延的时候，这老奸巨猾的徐世昌看到个人政治命运也到了最后关头，就在这个情况下，为了个人当前利害关系，和维持政治地位，不得已才吞吞吐吐的当面允许了京津代表团的请愿，并被迫立即电令欧会中国专使拒绝签字。
  第四，感电抗议书（见前）
  这个感电抗议书，很明显是山东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在未出发前，反对卖国政府6月25日院批的抗议。可是由于这个抗议书产生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对文字误解，认为府院之间对于拒绝签字问题，主张“大有差异”；一是把时间误解，用来证明二十五日院批是最后的院批（即6月27日院批）。因此，在北京请愿这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大混乱，使读者看到了这段记述，感到困惑不解。
  （1）电文中的“顷接京电，院批大异”。在本书中就有三篇文章误认为府院“大有差异”这是忽略了徐、龚间的个人关系，及他们的阶级本质和立场。它们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那能有“差异”呢？
  （2）按《大东日报》6月27日发表的国务院6月25日第一次批复，误作了6月27日的最后批复，而把6月28日发表的抗议书说成“很快就为山东各界所识破”，不知报上发表
  的最近新闻都是发生在前一日的事，那27日发表的院批和28日发表的抗议书都不是报上当日发表的事，而抗议书中末尾的“感”字，更证明是27日发表的。由于误差了一日，在该书中就认为25日院批是最后院批。因此，有的认为这是接纳民意，加以推论；有的对于这件批复，不加反映，不了了之。这都不符当时实际情况。同时只看到人民的力量而忽略了封建军阀的腐朽力量，和他们之间内在矛盾。因此就不能正确的论述这一个阶段的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
  第五，山东工商联在罢市中致北京政府电文：“大总统暨国务院各部总长钧签，外交失败，南北相持，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加以国贼当道，学生被捕，吾辈商民不胜怵惧，只得全体罢市，电恳四项，立候答复：（一）否认青岛签字并废除二十一条件；（二）惩办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三）促进南北议和；（四）释放被捕学生。（见85页）。
  这个电文第三项：“促进南北议和”。在该书中有将这个伪托山东工商联合会的电文作为学生的要求，这不合当时学运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
  因为，要记述“五四”学运，即应抓住当时的主流——坚决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那“促进南北议和”一事，不符合当时学运每个阶段的要求。
  按“五四”学运爆发前，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军阀的祸国，尤其是两层重山勾结一起高压在广大人民头上，因此，在这时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两项鲜明的口号，正合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
  到了“五四”运动爆发时，这两个口号更具体化了，便是“拒绝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陆、章”，以及“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还有“中国
  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等口号。因此，五月四日发生了痛打了章宗祥，焚烧了赵家楼的革命行动。
  “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罢课、罢工、罢市。要求反动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惩曹、章、陆三个卖国贼为主题。结果6月9日释放学生，10号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这便是“五四”反对军阀政府得到的初步胜利。
  6月中旬以后，由于巴黎和约签字日期已近，卖国政府又专电出席欧洲的专使，指示准备签字。这一时期反对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要求卖国政府拒绝签字。终以山东赴京请愿代表团和全国人民一致坚持斗争下，迫使卖国政府不得不允许拒绝签字，也就给帝国主义者一个意外的打击。
  可是在拒绝签字后，卖国军阀头子段祺瑞仍不死心，想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交涉，以便达到他出卖中国的梦想。“直接交涉”一定遭到学生反对。所以他们就有计划的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这以8月初山东马良血腥镇压学运为起点，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军阀卖国的斗争。这一个时间，是以反对“直接交涉”为主题，这个主题直到1919年冬尚未结束。卖国贼头子段祺瑞，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下，不敢公然进行“直接交涉”，终于在1920年5月给日本侵略者一个复牒说：“未便与贵国开议。”不久，皖战起，段祺瑞下了台，安福系也就完了蛋。
  根据上述经过，每个阶段的主题和要求，都是建立在反帝反封建基础上的。也是符合当时全国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和要求的。
  至于那时所提出的“促进南北议和”原因是当时南方政权，操在桂系军阀手中，与北方直系军阀吴佩孚既矛盾又勾结；同时长江一带不同派系的北洋军阀，他们均想利用南北
  议和，保持其个人原有地盘，或者藉此与亲日派段祺瑞分疆自肥。此外，还有政学系和那些南北无聊政客，他们也想借此议和机会，从中找到个人地位。这正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所指出的“南与北是一丘之貉”。那些封建军阀们由于它的本质和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者的操纵，绝不会达成和议。如果能达成和议，则更加强了军阀的统治力量，那祸国殃民可能更不堪设想了。
  此外，是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的欧美派。军阀、买办、官僚、政客、“学者”以及大地主、大资本家等，他们想藉着“南北议和”，组成一个统一的傀儡政府，置于美帝的“门户开放政策”保护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相对抗。
  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个促进“南北议和”的口号，是为了保存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而提出的，这与中国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和需要相违背的，也是与“五四”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相违背的。这是在学运中一个原则问题，不可不明白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