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各界代表提出的请愿要求主要有三条，即：（1）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2）废除高徐、顺济两铁路草约；（3）严惩曹、陆、章卖国贼。关于这些要求，在请愿过程中，反动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龚心湛先后一共作过三次答复，即：6月21日徐世昌接见请愿代表时的口头答复；6月25日和27日国务院对请愿书的两次批示。这三次答复中，关于拒绝和约问题，即请愿要求的核心问题，前后有个很大的转变。它生动地、深刻地反映了请愿过程中，人民意志和反动政府所进行的尖锐斗争及取得胜利的曲折过程。但
  在该书各文的有关记述中，有的略而不详，有的把某些事实情节弄错了，以致不能恰切说明问题，使人难以理解。
  先就第一篇文章中的有关记述，加以辨正，引述原文如下：
  “……在代表们义正词严的泣诉和举国一致的要求下，徐世昌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关于拒绝对德和约签字，今日即电陆（按：指专使陆征祥）全权遵办；与日本签订的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可以废除，但仍须筹款还日本二千万元；关于惩办曹、章、陆、事属司法范围，总统无法律根拟，不能随便入人以罪，並答应由国务院批复。但北京国务院于6月25日批复竟与徐世昌的口头表示大有差异。代表们接到院批发，极为不满，即郑重声明：若奉此批不能归见山东父老，请将原批收回。至此，北京政府企图蒙混过关的诡计未能得逞，只得答应在二日内重作批复。最后27日的批复中云：关于山东问题，所有各代表请愿不能保留即拒绝签字等情，昨已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所称高徐、顺济路约一节，查该路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绝不续订正约。……国务院向山东请愿代表团所作的批复，实际上也是向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从批复中，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对惩办卖国贼及废除卖国二十条件，总是回避拒绝，只是迫于全国情势，对山东问题不得不暂时接纳民意。各专使遂在6月28日拒绝对德和约签字。这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见11－12页）
  在这段记述中，徐、龚三次答复的日期，是对的；但其中情节，与当时事实有出入。
  第一，第一次徐世昌口头答复中所谓“关于拒绝对德和约的签字，今日即电陆全权遵办”云云，有误。当时徐世昌並
  未作此表示，而是说：“关于和约问题，已电陆使从缓签字”。这完全是敷衍搪塞之词，毫无拒绝签字的诚意。他这一答复，和后来25日国务院的批示，是完全一致的。该文中由于把徐世昌的这一敷衍含混之词误记为肯定应允之词，好象徐世昌是一开始就接受了的。结果下面也就联带把25日国务院批示说成和徐口头答复“大有差异”了。事实上这个老官僚政客徐世昌，他一直就是主张签字的。就在不几天之前，他还说“签字有利”，17日还电令和会中国专使“准备签字”。他怎能忽然改弦易辙，一见面就立即答应拒绝对德和约签字，今日即电陆全权遵办呢？很显然，事情是不会有这样容易的。徐世昌和国务院之间，並没有什么“大有差异”，而完全是“一丘之貉”。这是必须明确的一点。
  第二，文中所记6月27日国务院第二次批复的内容，其实是6月25日国务院第一次批复的内容，而把它误记为27日第二次的批复了。正因为这样一错，所以文中在说到25日国务院批复的，只说与徐口头答复“大有差异”，而无具体内容可讲了。至于文中把这个批复当作了27日第二次批复，並且认为是请愿斗争的胜利，这更是误解。事实上这个批复和徐世昌口头答复，正是一脉相承的、完全是敷衍搪塞之词，是欺骗人民的东西。
  第三，6月27日国务院的第二次批复的内容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呢？文中没有提到。这一次的批复内容很简单，大意就是：“已电我国专使，不保留山东问题则决不签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和前二次答复的含糊搪塞之词大不相同（事实是第二天即6月28日，就在和会上拒绝签字了），所以，它的意义很大，是山东人民和全国人民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
  以上三误，不独此文中存在，其它一些文中，也都存有相似的误记。在《记“五四”时期山东各界代表晋京请愿》一文中，所误完全相同（见42－43页）。在《五四运动在山东》一文中，除徐世昌口头答复内容与事实相符外（但日期搞错），则把国务院25日批复这一件事，误为“6月25日又晋谒了国务总理，提请将请愿书加以批示”（此误在上节中已经指出）；把6月25日的批复，同样也误为6月27日的最后批复，而把原来6月27日的最后批复遗漏了（见第88－89页）。在《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记述了6月27日的批复；可是叙述极为简略，而且有漏误。如漏误了6月25日国务院第一次批复；把27日的批复说是在第二批请愿代表到京，再度向政府请愿以后的事，等（见29页）。
  为什么各文中会出现了以上相似的误记现象？据我推测，很大可能是因为受了某些历史资料影响所致。下面就几份有关重要历史文件，作一些粗略分析。
  第一，国务院6月25日的第一次批复，见该书《五四运动在山东》一文中，曾录其原文（第88－89页）。为了说明问题，现在抄引如下：
  “据来呈均悉。该代表等关怀桑梓，注重国权，所述特为痛切。此次欧会和约，政府以关于山东各条最为重要，迭经电饬专使悉力争持。近据专使等述，保留一节尚在多方进行。所有各代表陈请不能保留拒绝签字等情，昨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国家主权碍难丝毫放弃，政府与国民主张初无二致，无论如何必将胶济设法收回，此则夙具决心，可为国民正告者也。所称高徐顺济路一节，查该路原系草约，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决不续订正约，以慰民望。至中日
  二十一条密约及高徐顺济路约经过情形，案牍具在，前经择要宣布。共和国家，一切措施，悉为准诸法律，必有确实证据，乃受法律制裁。国家与政府利害，人民疾苦，无日不在注念之中，乃以国家多艰，致该代表等远涉京师，有妨本业，殊深轸念。其各归告父老子弟，俾晓然于外交真相。及政府维护国家之苦心，各持镇静，勿滋疑虑。此批。”
  这是一个十分滑头的文件，极尽舞文弄墨、文字欺人之能事。我记得6月25日在收到这一批复后，当晚代表们即开会进行了讨论。开始，还有人尚认为这个批复，对各项要求大体得到了解决。可是，这时坐在会场中间靠近北墙的律师代表吴铳荪（兼省议员）起立攘臂发言，痛斥这一批复之欺人。当场他将批文逐条加以分析，指示：我们请求拒绝签字，批复说保留一节尚在多方进行，代表要求已经转达专使；我们要求废除高徐、顺济两路草约，批复说自必多方磋议，力图收回，决不续订正约；我们要求严惩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批复说一切措施悉为准诸法律，必有确实证据，乃受法律制裁。请看，这个答复哪里有一点点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带着这个答复，我们怎么能够归见山东父老？吴镜荪的这一严正分析，全场空气陡然紧张，在大家愤怒下，一致议决退回原批，要求国务院立即重新批复，答应请愿要求。
  该书中有些文章所以把这一批复，当作了6月27日的批复，並认为是请愿斗争的胜利结果，其原因之一可能也就在于没有注意到这一文件的欺骗性。说徐世昌口头答复时称“今日即电陆全权遵办”云云，可能亦系由此批文中的“作亦经电达专使遵照在案”一语而来。其实，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批文中的这句话，完全是含糊其词，作不得准，算不得数的。其意思翻成白话，不过是说，“已告诉专使他们
  知道了”！而已。
  第二，6月27日山东各界人民感电抗议书。这一文件，在上述《五四运动在山东》一文中，亦已录入（见第89－90页）。其中开头一部分是这样写的：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山东请愿团，为签字问题，匍匐都门，沥血哭诉，承蒙延见温慰。各界信为非欺，无不北向额手。昨接电，院批大异。当前一发千钧，犹复朝三暮四，吁嗟吾鲁，胡独匪民？……”
  有的文章中，记述说徐、龚之答复不一致，似乎徐允而龚违。一个可能是由“承蒙延见温慰，各界信为非欺”，“昨接京电，院批大异”这两句话加以推测而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上了文字的当。
  其实，徐世昌当时接见代表团，按我的体会，那里谈得上“温慰”，更没有答应请愿要求。他是在代表们20日一天大闹新华门之后，没有办法，才被迫勉强接见的。接见时的架子大得很，一付官腔，满脸厌色。代表们涕泣陈诉，徐之左右皆为动容，而徐世昌丝毫不动声色；什么请求，也没有接受，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份抗议书中，为什么却违背事实这样写呢？我的看法，这不过是“外交词会”而已。其意思是给徐世昌一个面子，为他找个台阶好下罢了。这在过去笔墨场中，是並不少见，並不奇怪的事情。
  第三，龚心湛国务院6月27日的第二次批复，为什么许多文章中都漏去未写，却把6月25日的第一次批复当作了27日的第二次批复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第二次批复未曾公开发表过。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文件，却没有发表呢？把当时经过排一排，就可清楚理解了。
  6月25日，国务院第一次批复下达，当批文送到代表
  团，代表讨论后，一致反对，当即议决退还原批，要求重新批复；同时决定派李子善代表返济，汇报情况並发动和组织第二批请愿代表团来京。
  6月26日，李子善返抵济南。一面向有关方面汇报北京请愿情况，一面将6月25日院批交报界发表，以动员舆论。
  6月27日，济南大东日报发表了国务院6月25日的批复。济南各界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组织第二批请愿代表团，並通过致北京政府的感电抗议书。同日晚，在京的请愿代表团接到国务院第二次批复，谓已电和会专使，拒绝签字。
  6月28日，济南大东日报发表感电抗议书。同日下午获悉和会专使当日的俭电，谓已在和约上拒绝签字。
  6月29日，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专使俭电，公告已拒签和约。当日晚，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到京。
  从以上排列可以看出，当时文件材料，北京传到济南，並在济南报刊上发表出来，中间须要隔上一、二天。国务院的27日第二次批复，在京代表们是当晚才接到的，而紧接着第二天即28日，专使拒签和约之俭电已经到京，可是济南当日晚正准备第二批代表赴京请愿。29日政府正式公布了俭电。这时候，国务院27日的批复就当时情况来看，已成过去，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报纸上未再发表，是很自然的。也可能正因为如此，诸文作者执笔时，虽然知道有个27日的最后院批，但报纸上发表的，只有而且恰是27日发表的那个院批，以致就把它作为国务院第二次批复了，並由此作了推论。殊不知前后两个院批，在内容上是大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