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五四运动期间，济南大罢市是怎么发起的？具体的起因是什么？决定罢市的经过又是怎样的？该书中的几篇文章里说法也不很一致。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对了解史实和分析、研究当时罢市斗争的历史意义、作用等等，是有必要、有意义的。
  关于罢市的起因，书中共有三篇文章叙述到这个问题。
  一是《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一文中的记述：“在这期间（按：指山东各界赴京请愿代表团在北京请愿期间），济南学生和人民因赴京代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且巴黎和会将于二十八日签字，情况紧迫，乃决议二十三日罢市（或云罢市在10日前后，待考）。（第30页）这个
  记述有误。主要是把几种不同情况混而为一了。第一，所谓“济南学生与人民因赴京代表没有满意答复”，这是6月25日，国务院龚心湛对赴京代表请愿书的第一次“批示”（济南各报在6月27日发表）后的情况。而罢市斗争则是这以前二十多天的事。其非罢市的具体起因甚明。第二，至于所说的“巴黎和会将于28日签字，情势紧迫”，这也是6月中旬以后的事情。6月中旬，济南罢市斗争以后，从北京方面透出巴黎和约将于6月底签字的消息；随后又传来十七日反动政府电令中国专使“准备签字”的消息。因此，济南各界极感“情势紧迫”，乃有立即组织请愿团赶赴北京请愿之举。回过来说，方罢市时，尚未知和约将在6月底签字的消息，这自然也就不是罢市的具体起因了。第三，“乃决定于23日罢课罢市”，这是把以前5月23日罢课和6月10日罢市两件事情说到一起了。可能正是由于把日期弄混了，误记为6月23日，所以，反过来把罢市的起因也联带着弄错了。
  二是《五四运动在山东》一文中的记述把罢市斗争，误为罢课罢市两回事了。在文章的“罢课斗争”这一小节中，有以下记述：“反动当局企图以提前放假的办法，制止学生的反日爱国活动。反动政府的阴谋诡计，为学生所识破，遂于6月11日决定再次游行示威，要求拒签和约，严惩卖国贼曹、章、陆……”（第82页）在文章的另一节“罢市斗争”中，又作了不同的记述：“6月初，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市斗争，济南学生联合会在济南师范召开了学商各界联合会，讨论响应全国的罢市问题。……于6月10日举行罢市”。（第84页）后一段关于罢市起因的说法——响应全国的罢市斗争，总的说来，不能说不对，但说的不清楚，不具体，不完全。特别是第一段又把11日罢市斗争中的游行示威，说成
  是直接针对反动地方当局提前放假的阴谋诡计的行动，这样，读者读了这两处关于同一时间、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述，就不能不感到困惑，搞不清是怎样一回事了。
  罢市斗争的具体起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回忆五四运动在济南》一文中的记述，是确切的。文章中记述道：“六月上旬，在北京又发生了反动政府无理大拘捕各校讲演学生的暴行。同时，在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之后，接着便开始了全市大罢工罢市的轰动全国的爱国行动。为了支援北京同学，响应上海义举，并继续向政府表示抗争，济南学生和工商界爱国人士（当时已组成山东工商联合会）遂决定组织罢市罢工……”（第6－7页）
  济南大罢市的起因，正是这样。这一点我记得较清楚。自六月三日，北京反动政府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大肆逮捕了学生一千多人以后，北京学生即通电全国，紧急呼吁全国学生声援。随后上海等地支援学生斗争，首先举行罢工罢市。这些消息很快就传到济南。当时我们群众中间，议论纷纷，群情愤激，共谋响应。正在这时候，6月8日，在北京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原一师我班同学孙鸣岗（名玺风），奉派专程返济，传达北京学生被捕经过情况，呼吁济南学生声援。当天晚饭后，即在一师大礼堂召开了大会，由孙鸣岗作了报告。会后，当时的学联会长赵绍谦（一师同学）和我们学联的其他几个负责人，又和孙鸣岗一起开了一个会，共同商量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具体办法。就在这个会上，一致肯定发动全市大罢市，并立即提请由省议会召开各界大会。第二天即6月9日的上午，由省议会出面召开了全市各界代表大会，并决定了济南大罢市，至于罢市的具体办法，则由学联和所领导下的学商联分别负责办理。
  所以，上文的记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这段记述里，说到决定罢市的经过，即所谓：“济南学生与工商界爱国人士（当时已组成工商联合会）遂决定罢市罢工”有点失之过简，看上去好像当时在决定罢市过程中，工商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起了同样的作用。这却是不尽符合事实的。
  所谓“山东工商联合会”，即或由部分工商界爱国人士所组成，对学生爱国行动和罢市斗争表示支持，但他们在罢市斗争中，却并未起具体的决定和组织的作用。
  关于罢市的决议，是在6月9日上午于省议会召开的全市各界代表会上作出的。在这个会上，鉴于商界的一些代表如张子衡（城内商会会长）、穆伯仁（商埠商会会长）等对罢市态度十分消极。若由商界自行组织罢市颇有困难，所以大会只是原则决定罢市，同时责成学联具体负责组织发动罢市的一切工作。根据这个决定，学联当天下午，立即分别召开了学联本部会议（即学联评议干事会会议）和学联领导下的学商联合会会议，具体讨论和决定了有关罢市的计划和具体办法。第二天（6月10日）即按予定计划发动了罢市。
  这里需要具体说一说的是关于学商联合会的问题。这一组织该书各文均未提及，可能由於不甚具体了解的缘故。自从“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一师学生会以校处西门大街商业中心地区，每日出动到大街上进行爱国反日的宣传讲演活动，颇得商家的同情和拥护。许多中小商人激于义愤，自动的响应学生号召，提出检查、抵制日货等许多办法，并和学生一道进行检查、抵制日货的活动。另一方面，当时两个商会，由于掌握在张子衡、穆伯仁等大资本家手中，他们靠勾通政府，贩卖日货，获利极大，所以暗中百般反对抵制日货。根据以上情况，一师学生会代表学联和一些热心爱国的
  中小商人，经过协商，组成了学商联合会，进行检查、抵制日货的活动。这样一来，声势立即增大，许多商家踊跃参加，大有取商会而代之之势，最后连商会中的几个头子即张子衡之流，也不得不来参加这个学商联合会了。关于罢市的具体措施，正是在学商联合会会议上作的（注：学商联合会的会长是一师学生朱孟武，付会长泰记钟表行郭兴亚，会址设在一师大礼堂后面一个教室里，研究通过罢市的具体办法即在这里做出的）。
  关于在学商联合会上讨论並决定罢市的经过，在《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一文中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述（见第30页）。如果把其中的日期讹误和个别细节不确切（如把学商联合会误为商界和学联的联席会）撇开，只就决定罢市的经过来说，大体上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