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谢岳
  胶济铁路于一九二三年二月收回后，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发生了一次罢工三天的事件。这次罢工风潮，表面上说是由于山东人排斥外省人所引起的，实际上却是路局中的日本人和亲日派势力排斥亲美派势力的一场狗争骨头的丑剧。质而言之，是日、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在华权益白热化的反映。当时我是交通大学在胶济铁路的实习生，我是浙江人，是胶济铁路中所谓外省人之一，在罢工风潮中亲历其境，略知其内幕。兹将罢工始末记述于下，以供参考。
  胶州湾亦名胶澳，在山东省胶县南，由劳山角与灵山角环抱而成，外有团岛、腕子山控扼口门，入口北上，水深港阔，可容巨轮，船舰停泊，安若堂奥；而且终年不冻，随时可以通航，不仅是一个良好商港，而且也是一个良好军港。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德帝国主义借口曹州教案，派舰来此，强租以为军港，并辟市场于港口之青岛，筑胶济铁路直达济南。修港筑堤，建设炮台，派兵驻守，俨然为其远东的军事根据地。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此垂涎三尺，眼红手痒，急于取德国而代之，图谋攫青岛和胶济铁路为己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兵撤退，于是日本乘机侵占。在大战中，我国也是对德参战国之一，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我国对德宣战后，曾经发出公告：“所有前与德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之间关系者，悉依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原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以及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的矿山财产，理应无条件地归还我国。但是，日本恃其强权，蛮不讲理地继续霸占，拒不交还。令人更为气愤的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中，中国代表在人民的督促下，曾在会上提出要求：取消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在大战中夺去的权利。而和会中帝国主义外交家们的答复是：“二十一条”与和会无关；他们并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所获一切权利与特权、胶州的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于日本。”昏庸横暴的北京军阀政府与亲日派大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完全站在一起，除对此表示同意外，对于巴黎和会任何正当对策也没有。如果说有对策，那就是防范人民，首先是防范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北京的学生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发出通电说：“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北京的学生选定五月七日作为大发动的日子，因为那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北京政府提出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的日子。但是到了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于五月四日举行大示威运动，于是震动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和几万万人民的“五四”运动，便轰轰烈烈地爆发起来了。由于“五四”运动的浩大声势，北京政府在群众压力之下，不得不于六月九日罢免了汉奸曹、章、陆，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由于“五四”运动的声威所播和我国在“凡赛尔和约”上拒绝签字，迫使列强（美、英、日、法、意、荷、比、葡）和我国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在制订的“九国公约”中，对解决山东问题议定如下：日本归还胶澳租界；胶济铁路由中国给价赎回，在该债款未偿还前，即以该铁路财产作抵，选用日本人为车务处长和会计处长；并规定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开始移交。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由中日两国所组织的胶济铁路联合委员会，在北京会商交接办法后，中国政府派王正廷为胶澳接收督办，交通部次长劳之常、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交通部技监颜德庆为委员；日本政府派小幡酉吉为移交全权公使，青岛守备军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铁道技师大村卓一为委员，联合委员会商定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正午移交给中国。中日两国移交接收委员会继在青岛举行会议，商洽交接有关事项。我国接收委员长为颜德庆，委员为赵德三、朱庭祺、稽镜萨福钧、马廷燮、孙维丁、杨毅、顾宗林、顾振、宋锵鸣、施恩曦，翻译员为闵星荧、王海铸，记录员为孙学修。日本移交委员长为大村卓一，委员为泽重磨、产田直温、佐伯彪、斋藤固船、田要之助、笹岛繁弥、有野学，总领事森安三郎，书记官产田直温（兼），通译有野学（兼）。此外，我国还有大批接收人员：有由交通部调来的运输课长鲍雪帆、计核课长陈天骥等；有由京奉铁路调来的车务付总段长陈兰生，车务段长张小田、陈承栻；其他如外站的站长、付站长和车务队长等行车人员，由京奉铁路调来的很多。这一部分人员都是留美学生或系英国人管理的京奉铁路局培训出来的人员，因而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倾向英美的。另一部分，是由马廷燮从津浦铁路调来的，如车务处文牍课长杨建堂，计核课大课员李斌亭，商务
  课大课员金遥尘等，他们都是留日学生；其他外站的主要站站长，如青岛站、大港站、张店站和二、三等站站长，大部分都是与马廷燮有直接关系的人。这部分人都是通过马廷燮的关系，为车务处长日本人大村卓一所利用的。这些车务运输干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从上述接收人员的调配，可以看出英美和日本两方在胶济路上所埋下的暗礁。
  日本被迫交还胶济铁路，它是不甘心的，所以形式上是交还了，而实际里它并未放弃特权，最明显的事例是，控制运率的车务处长一职和掌握财权的会计处长一职，仍然是日本霸占时期的旧人员继续把持下去。正因如此，我国收回后的胶济铁路，在初期，一切运价悉照日本管理时期的旧章办理。日本在山东所掠夺的工业原料，都是利用胶济铁路的出口特价，再由海船运往日本。这个旧章所订的运率，更有因人事的特殊关系而减价的。胶济铁路的一般出口运价，低于内地运价，这与全国铁路运价不一致，是不合理的。于是在接收后不久，胶济铁路局提出了修订运价的建议。一九二三年五月电请交通部路政司检寄部颁“客货运输通则”，以便修正运价，尤其是货物运价。这种措施，当然是对车务处长日本人大村卓一的一个打击，因为照部颁统一运价施行，是对日本不利的。日本之所以要保留车务处长的位置，其目的就在于控制运率，以便为日本工商业盈利而服务。正由于车务运输业务，为日本人大村卓一和他卵翼下的马廷燮等一邦亲日派所把持，以致此次修订运价，不但没有遵照部章提高运价，反而比日本管理时期的运价更低。例如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改订的整车煤炭专价：（一）出口运价，由博山支线各站及王村、坊子、普集、明水、枣园、济南各站至埠头
  （大港站）出口，每吨银元二元一角，但除济南站外，均须按照特约办法，提出炭质检查证，否则，每吨三元；（二）青岛附近运价，由女姑口以西、济南以东各站，运至青岛、大港、四方、沧口四站之运价，其运率与普通货物输出运价同；（三）内地各站间运价，女姑口以西、济南以东各站间，来往运价分上行（由西向东）、下行（由东向西）两种。上行运价：十公里以内，每车（十五吨）十元；十公里以上至一百九十公里，每车每公里递加三角六分；一百九十公里以上至二百六十公里，每车每公里递加二角四分；二百六十公里至二百八十公里，每车每公里递加一角六分；二百八十公里以上，每车每公里递加八分。下行运价：十公里以内，每车十元；十公里以上至六十公里，每车每公里递加三角六分；六十公里以上，每车每公里递加一角五分。按照这种特价，一车十五吨煤炭，从博山运至大港出口的运价只有三十一元五角，而同样的内地运价，却是九十五元九角二分。出口运价只相当于内地运价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八四。按照这种差价计算，日本从煤炭运价中，仅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两年，就被剥夺了五百多万元。在其他经济方面被掠夺去的更多。这种运价过低的出口特价，是由车务处长日本人大村卓一一手炮制、而由人多势众以车务总段长马廷燮为首的亲日派支持通过的。但是，英美派则表示反对，提出了异议，因此，一九二四年三月胶济铁路理事会会议议决，请交通部派员调查处理。交通部委派吉会铁路督办权量为调查委员长，顾烈斐、孙鸿哲、钱镛、谢恩滋、李瑞怡、孙熙文和美籍顾问贝克七人为调查委员。这个调查组的成员，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美籍顾问贝克，是美国驻中国交通部对铁路经济侵略的一个坐探，当然他是依靠英美留学生提供情况并听信
  他们的意见，这就很自然地引起车务处长日本人大村卓一的敌视。吉会铁路督办权量，则是倾向于日本方面的。但是，根据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的规定：关于铁路运输，由中国政府约定，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迂不公之区别，外国直接或间接经营的铁路也负有同样的义务。如果实行特价，于理不合，权量也爱莫能助。大村卓一是日本帝国主义派驻胶济铁路的“警犬”，他机警地察觉，如果取消特价，则对日本的经济侵略是很大的不利，但又不能明白道出，于是施展无中生有的卑鄙手段，从山东人与外省人之间制造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是一个星期天，又恰逢旧历的元宵节。我是胶济铁路青岛车务第一段的交大实习生，负责这一段的行车调度的审查工作。虽然是星期天，但照例上午要到办公室检查前一夜的行车情况和安排当天的事务，然后才能度过下半天的休息。那天早晨八点多钟，我跨进办公室，尚未核阅行车电报和业务急件，值班的工友老郭，进屋后机警地把门关上，轻声地对我说：“谢先生，今天晚上我们要罢工了！我们昨天开了会，说要对付外省人。他们说外省人不好。要赶走他们，谢先生，你同严先生、钟先生对我们真好！对我们工人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对我们很客气。倒是那位孔付站长（他是山东人，住在楼上，老郭替他做些勤杂工作），却对我们摆架子，看不起人，时常骂我们，他说什么“外省人不好”。你今夜不要出来，他们会打你的。我告知你的这个罢工消息，你可不要对外边说呀！他们说，走漏消息的人，也要被打死。千万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他说完话，开门而去，老郭刚走，车务处长大村卓一忽然来到车务段。他从来没有到车务段来过，今天突如其来，一进门就
  问：“严山呢？”意思是“严先生呢”？我不大懂日语，而以英语回答：“在家，你找他吗？”他说：“是的。”我说：“等一会就会来，请坐吧。”严先生是严文华，交大学生，留学日本，他负车务段的行政责任，并邦助段长处理事情，他也照例星期日上半天来办公。大村坐下来，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我送他出门还未下楼，而严先生来了。我就对严说：“听说今天晚上要罢工，你告知处长吧！”至于罢工的内容，我没有说出，以免有碍老郭的安全。严先生虽系留日学生，但不是马廷燮的亲信。他用日语同大村讲了几句话，大村点点头，扬手而去。这是罢工那天上午大村来车务段的情景。大村平日是不来车务段的，有时因接送客人，也只到车站坐坐；今天又无其他事情，突来车务段的目的何在？这显然是来探听关于罢工的机密消息，是否被泄漏出去！
  严先生听到这个罢工消息后，没有等到下班时间，先行回家，约在中午十二点前即向运输课长鲍雪帆报告，请付局长朱庭祺、车务付总段长陈兰生、计核课长陈天骥等局中外省籍的首脑人物，开会讨论应付的办法。他们几位正在准备欢度元宵佳节，准备打牌和大吃大喝，听到鲍雪帆报告，认为不可能有罢工的行动。他们以为大军阀吴佩孚正在镇压罢工，谁也不敢罢工。但为防范起见，决定在晚上的快车跟出一部分车务人员，临机处理，我就是被派去的一个，快车出动前，曾电令沧口站站长何惠随车同行，以利办理行车手续。上层随车人员计有：运输课长鲍雪帆，调度股长周颂年，运输课员黄克家，商务课员曹昌麒，车务段事务员严文华，还有一些人记不清了。快车到沧口是将近二十四点的时候，他们看着没有什么动静，认为平安无事，都又返回青
  岛，西行快车上只留我同何惠两个人。他们还指示我俩：迂有罢工情事，一面相机处理，一面迅速报告。我们两个小职员，只有遵命办理。快车经过城阳、南泉、兰村各站，已经发生阻碍，我们都是自己下车扳道，进行很慢。在这几个站尚能勉强交涉通过。但一到胶州车站，问题就严重了。当我同何惠到车站行车室向芝兰庄车站要路牌时，不仅芝兰庄站无人回电，而且胶州站上出现一些工人，他们一面向我们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干涉我站的行车权？”一面把住何惠的手，不让再打电话。双方争执相持不下，只好停止行动。于是，我同何惠就各自分手了。
  我从青岛上车时，本已感冒头疼，此时实已无法支持，便往胶州站付站长陈闿的公离里去休息，并请他为我准备一碗生姜豆豉汤。他是交大同学，湖南人，生姜豆豉汤是湖南民间一种去寒气的单方，湖南人经常都有储备。我喝过之后，就蒙被而睡，发汗后稍觉轻松。但一想起老郭的话，心中即感不安，万一被人发现，不仅我将被打，也将累及朋友。这时，快车上的客人大闹特闹地向站长质问，为什么不开车？站长是罢工的主持人，无言可答。站上秩序混乱，无法维持。此时，胶州工务段的胡工务员来看我，他说：正在接洽，快车可以开回青岛。我心里总是记住老郭的话：“今晚不要外出，他们会打你的。”我得知快车开回青岛的消息，马上决定抱病逃回青岛是上计，呆在胶州是凶多吉少。为了避开车站，以免被人发现，我请胡工务员送我绕道上车，我们绕道道班房的便道走上客车。列车回驶青岛，非常顺利迅速，当晚安抵青岛。
  快车离开胶州后，有人密报说陈付站长家里藏躲着专车上的人，要去搜索。所幸该站站长王之节平日与陈付站长尚
  无恶感，经他阻止后，仅指使货物司事王某的妻子先到陈付站长家里去察看，到处看看没有发现，回报后才免予搜索。次日，兰村站付站长王世昌带领一批职工，乘坐单机去沧口车站要打何惠。何惠情急智生，从日本式房屋的通风洞登上屋楼躲避，未被发现，免于挨打。这是当时罢工风潮中的实际情况。从这些情况来看，外站的外省人和山东人，相处都是很好的，本来都是团结的，只是我同何站长除外。
  罢工过后，付局长朱庭祺、付总段长陈兰生、计核课长陈天骥和运输课长鲍雪帆，都已电请交通部准予辞职，再也不敢到局办公。经此罢工一举，胶济铁路局车务处的欧美留学生，被一网打尽了。路局里主持各项业务的重要人物，除工务、机务、会计等处的外省人和欧美留学生外，都是山东人，都是与马廷燮有直接关系、与大村卓一有间接关系的人。其他各处的外省人和欧美留学生之所以没有被排斥，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车务方面的大权。不妨碍日本人的经济侵略。由此看来，这次罢工风潮，肯定是由大村卓一策动的。
  罢工三天后，山东督军郑士琦派李钟岳为胶济铁路局局长，原先派马廷燮为代理付局长，后改派为车务处付处长；派李斌亭为计核课长，董希成为运输课长，金遥尘为商务课代理课长，马南崮为张店车务段段长。这些车务主管部门，都与运输和运价发生直接作用，而这种作用，就直接掌握在亲日派头头马廷燮的手里，间接地掌握在日本人大村卓一手里。大村卓一的阴谋实现之后，对于罢工出力的外站山东人员并没有“论功行赏”。例如高密站站长外省人陈桂林调走后，仍派外省段锦成升任，其他各站也都没有变动。原来参加这次罢工的山东籍的外站员司，都希望把外省人调走后，调升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但结果是一场空。所以外站参加罢
  工运动的人们，当时有这样的怨言：“我们上了大村处长的当，真不该！”
  从这次胶济铁路发生罢工风潮的前因后果来分析：开始罢工那天早晨八点多钟，在一个星期天，大村卓一突如其来地到了青岛车务第一段，既无任何业务联系，目的何在？很明显，是与罢工准备工作密切相关；这次排斥外省人和欧美留学生，只限于车务方面而不及其他，是因车务对日本的经济侵略在出口运价上有着直接影响，必须掌握在日本人大村手下，才好任其驱使；再从外站员司参加罢工的山东人发出怨言来看，大村卓一是策动这次罢工风潮的主要导演者，这是无可怀疑的。总之，胶济铁路这次罢工风潮的由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排斥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不是什么山东人排斥外省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