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王钧堂 冯宝光
  宋传典，字徽五，山东益都城西宋旺庄人。他以一个穷学生，在英国侵礼会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上了十年学，学会了英文。他由教员而商人，成为一个大资本家，最后当了山东省议会的议长。当时在山东也真是一个“人物”。他对于教会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他自己对于基督教并不怎样热心。他历在青州英侵礼会的总司账和执事、青州和济南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青州守善中学董事长、济南齐鲁大学董事等名誉职。这些职务都是不拿钱的义务职。为了表示慷慨好施，博得好名，宋对于教会所办事业，经常捐助一些款项，如在1922年他捐了4500元为青州守善中学盖了一座教室，传教士还特意定名为“徽五堂”以示拉拢。守善中学为了应付立案需要基金，由宋开空头支票五万元。以后立案没有立成，该款到他死了之后也没有拿出来。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为“我国教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实际上宋也不过是花几个钱，利用宗教，沽名钓誉而已。我们通过教会的关系，稍为知道了一些有关宋的事略。特就记忆所及，提供参考。
  （一）
  宋传典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宋光旭曾经跟地主当过客户（类似长工），后来即以扛
  短活、推小车为生。1887年（光绪13年）英国侵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到青州（今益都，下同）传教，并创办“广德书院”。广德书院是吸收各村乡塾的学生，是个中学程度的住宿学校。宋光旭被招为该书院的厨师兼校工，于1891年正式领受了侵礼加入教会。当时宋徽五已经在魏南庄教会所办的乡塾毕了业，通过父亲的关系就在那时成为广德书院里的学生。
  广德书院虽是英国人办的学校，但院内却没有英文课，所教授的地理、历史、算术、形学（即几何）、理化、博物等课都是用中文教授的。库寿宁还特请了一名贡生张少堂在书院里教五经四书。宋传典进院后，相当用功，考试成绩很好，得到院长库寿宁的赏识，认为有培养前途，破例由库夫妇二人教宋学习英文。1898年，宋从广德毕业时已经粗通英文了，当即由库寿宁留他在本校当教员。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来，学校停办，他和洋人一同逃往烟台，在那里同另一英籍传教士卜道成翻译并编辑宗教诗歌。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加深和清政府进一步公开媚外卖国，传教士重回青州时，身价百倍，宋也跟着回来。1902年青州北城的都统严守清在驻防营办了个“海岱书院”，特请宋教英文和算术。宋每天下午去教半天，因为教堂离海岱书院较远，库寿宁还从英国替他买了一辆铁轮的脚踏车。后来铁轮上又套上了一层硬橡皮，虽然还是很笨重，在当时却算是一种新式的交通工具了。
  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科举、兴学校后，宋传典更是分身无术。益都知县李祖年（江苏武进人）在东关创办县立高等小学，请他为校长；青州府某人也以监督的身份举办了青州的官立中学，也请宋为西学教员。宋还兼任着全县的教育会会长。至于海岱书院的教职，则由他的同学刘銮代替。
  （二）
  传教士来到中国，除进行文化侵略外，也从事经济掠夺。库寿宁夫妇二人除在广德书院教书外，鉴于青州内地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便以救济贫困教友为名，组织一些人，从事花边工艺，将成品寄回英国谋取利润。1908年库寿宁因不愿与美国长老会合办“广文大学”，辞职去沪。庚子以后，洋人更需要有买办人才，所以在库寿宁夫妻去沪之前，特约宋传典谈话。库说：“这几年来你的英文进步很大，不但可以阅读，也还可以通信。现在我们就要去上海，在青州的花边工艺企业就完全交给你。我们把原有定户都转给你，你可以直接给英国订户去信联系。”宋便在青州南北大街（今民主大街、益都印刷厂）英侵礼会院内借了二、三间房子，用“宋传典公司”名义和英国通信。当时英美妇女都在头发梳起之后，蒙上一层与头发颜色相同的发网，以免头发披散。该项发网机器不易制造，英美商人鉴于中国有大量闲散的劳动力，便将长发寄来中国，在中国利用妇女的廉价劳力，用手工钩织成发网后，再送英美应市。“宋传典公司”便在花边的基础上兼营发网。头发由外国商人寄给他，由他按规格找人编织。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便可以应付，以后接触的外商多了，需要的女工逐渐增多。宋传典自己便可以一分不花，这样由外向里，再由里向外，里外一周转，赢利很大。不久就在青州估衣市街购地建房，成立了专门的工厂和门市部。
  本来花边和发网多半是向英国推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生意受阻，美商乘虚而入，看到有利可图，就凭藉
  他们的资本夺取了英人的生意。美国商人沙富还亲自到青州进行调查，看到宋的公司已经具有一定基础，并且看到他与教会、教友的关系，大有发展前途，对宋十分信任。宋继续从外国领来大量头发，再将头发分散到四乡的主管人。主管人再分到各村各户。当时据称从织花边、编发网而得到一点报酬的约计有一万五千余户。当时有人替宋吹牛说是什么：“民生主义的先导。”其实是层层剥削，实际劳动者所得到的经济补助是微乎其微的。据一个70多岁的老年女教友回忆，她年轻时曾经接过发网活，每接一打（12个）最多才给480文（当时一元换二串，480文还不及2角5分）。一天最多只能织两打。
  宋传典在从事商业、手工业经营的同时，自己开始研究染发的技术，认为只要能不从外国进口头发，便可以得到更丰厚的利润，但洋人的头发与中国的黑色头发，在颜色上差别很大。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宋终于掌握了一套退色染发的技术，能把中国的黑色头发退色，再染成红、白、兰、黄各种颜色。这样，宋就不再从外国进口头发，而由自己派人在中国各地大量收购；在青州加工染色后，再分发到各村，由妇女们编织，得利就更大了。
  这时宋传典便成为青州有名的大商人。在城内考院街购买了一大片地基，盖了一座楼房，门口高高挂起“德昌花边厂”的金字匾牌；还盖了很多厂房，除去染发的工人外，那座楼上还有检验发网质量好坏的工人300人左右。范围之大，可见一斑！检验发网质量是很严格的，每个检验工面前有一个元形的电灯，将发网套在上面开灯一照，所结的扣、结、边便清清楚楚了，由于质量的要求高，所以货到外国没有退回来的，因此宋更加发财了。
  由于搞花边、发网得心应手，宋传典乃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成为买办资本家。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商人无暇东顾，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宋传典又于1916年增设了德昌缫丝工厂兼办各种土产（主要的是棉花和核桃）。目的完全是外销。1920年在济南、上海、天津、烟台、青岛、潍县、高密各地设立分厂分号。在济南还设了一个地毯工厂，自德国购来纺毛机器两架，自制各种毛线。为了谋求高额利润，宋又在青州倡办东益火柴公司、德昌肥皂公司、德茂花栈等商号。据说那时宋的家资已达100余万元。有人替他宣传说，他可以到全国各大城市都不用住旅馆，而住自己的房子。
  （三）
  宋传典成了百万富翁之后，为了巩固他的财产，便想在政界捐纳一官半职。在田中玉当山东省长时，他花钱运动田中玉为他呈请大总统黎元洪发给六等“嘉禾章”和“实业勋隆”匾额一块，总算是名利兼收；但到底没有实际的政治地位。1922年山东省议会改选，宋花了二万多元当选为议员（当时只有二十几张票便可当选，一票需贿款现洋一千元）。第二年竞选议长，宋自己知道虽然财力比较雄厚，但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声势并没有当议长的可能。以后听说只要花十万元便可当上副议长，二十万元可当正议长，宋又想小破大成。在青州的几个朋友如李慎五、李习五、夏香亭、胡希夷、房其三等人的怂恿下，宋也就欣然参加竞选。正好当时山东省议会内部闹得乌烟瘴气，省长田中玉和议会中的张公制、王鸿一等派系之争，难分上下。宋便借着他的雄厚资金，前后
  大约花了二十多万元，比较顺利地当上了山东省议会的第三届的正议长。
  宋传典当上议长后，教会里有些人认为如此贿选上任，不算光荣；甚至有的骂他是混入“猪”群，（当时人们骂贿选议员为“猪仔”，故骂宋混入“猪群”。）如不回头不得好死。但帝国主义分子则大力为他吹虚，说宋是教徒，是英侵礼会学校的毕业生，如今打入政界是教会的光荣。我们对宋也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希望他能在全省范围内扩充他所办的种种“实业”，对提高山东人民的生活，总可能起些作用。事实证明，我们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而帝国主义分子对宋的欣赏却是不无原因的。
  （四）
  1920年（民国九年）我省遭受严重的旱灾。第二年又接着受到水灾的袭击。幸灾乐祸的各国在我省的帝国主义分子都纷纷以救济为名，在我省各地大肆活动。由英美驻济南的领事和几个传教士以及几个中国买办所组织的“华洋义账救济会”，曾在我省西北各县利用灾民的廉价劳动力，实行所谓“以工代账”的办法，修筑了几百里的汽车路。宋传典当上议长后便自己出资五万元，又由议员里收集了十万元共十五万元，开办了一个东（昌）——武（武定今惠民）汽车公司。我（王钧堂）当时在青州青年会担任总干事，宋让我和杨仲龄去经办。我名义上是总经理，而实际大权都掌握在几个议员经理手里。总公司设在禹城。每天有车去东昌（聊城），中经高唐、博平。由高唐又有一条支路去临清；从聊城一条支路去阳谷；也有车由禹城往东经临邑、商河到惠
  民。由禹城到聊城200里，每人票价4元。由禹城到惠民240里，票价4.80元。平均每10里车费2角。当由宋传典向美国购进道奇牌中型轿车六辆，飞得路大型公共汽车九辆。道奇车是软席座位，车内两排可坐八人，又可与司机并座一人，共九人，专供包车使用。只要有人出36元（九人的票价）即可由禹开至聊城一次。当时商旅甚多，这几部小轿车时常供不应求。飞得路的公共汽车可坐21人。每日按时对开。这15部车辆，每月耗汽油二千桶（即一千箱），分别由美孚、亚细亚、德士古三个洋行供应。汽车零件损坏也都必须恳求三个洋商设法补充。公司又在沿途各站设有招待所，供旅客候车休息、吃饭等使用。所以公司在几年内赚钱不少，每星期都有专人把款解交到济南总管账，最多可达五、六千元，有时也多至万余元。后来张宗昌来山东打仗，将公司的汽车和司机强行调去使用，最后只剩下七辆破车无法照常行驶，由军阀省政府接收改组为鲁北汽车公司。听说宋传典曾向张宗昌交涉，张赔他五万元，补偿公司的损失。宋看到在山东的营业不好搞，便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天津，组织德昌贸易公司，来为美商经营各种汽车。
  1926年张宗昌来山东当督办，宋传典曾以省议会议长的名义去电表示拥护。张进省时，宋又领着一些议员前往欢迎。但张到山东后，不许省议会开会，也不再改选；所以宋的议长职衔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张宗昌一走，宋怕在山东会出问题，便跑到天津去。以后果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以宋“附逆”，由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辑。宋吓得跑到上海，躲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当时宋在青州和济南的部分财产六十万元被国民党没收。宋到上海后，一方面运动我省各界人士为他具呈申诉，代为洗白，另一方面又通过上海基督教
  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余日章运动王正廷、孔祥熙（二人都是青年会出身而且是国民党显贵），终于由南京政府撤消了对宋的通辑令。1930年1月23日，当宋接到该项消息后，过度兴奋，得脑溢血症死去（一说宋因精神颓废，服药过多，突然死去）。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渠，得知宋的通辑令已经取消，乐得来个顺水推舟，将以前所没收宋的财产发还。当宋的灵柩从上海运回青州下葬时，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中外人士和各县县长送去了许多屏幛和挽联，也总算是死后“哀荣”了。
  毛主席说过：“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宋传典身上，也得到了证实。
  赵鹤年、王前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