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起，益都地方就分为两个党派，一个国民党，一个是共和党（后来改为进步党），两党中都有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以房来鹤（字友琴，清朝岁贡生）、陈丹书（字述铭，清朝岁贡生。子陈毓棻，字仲芳，清朝拔贡）为首。共和党以史禾书（字少周，商业资本家）、郭广恩（字泽田，清朝秀才曾留学日本学法政）为首。房来鹤、陈丹书是当时县里的大绅士，在地方上“名望”比较
  高，尤其是学界人支持他，所以国民党人多势众。史禾书、郭广恩“名望”较浅，共和党人也较少。房来鹤、陈丹书比较保守；而史禾书、郭广恩很会活动。所以史禾书被选为第一届省议员。因而县里共和党的头头，改由李由经（字习吾，益都县劝学所所长。即县教育局局长）、宋傅典继任。同时，房来鹤、陈丹书因年龄较高，家居休养，很少问事。国民党也改由房来鹤之弟房来鸣（字春生，当时是益都地方财政管理员），陈丹书之叔兄弟陈鸾书（字韵轩，当时是益都县清厘学务款产员）领导。后来地方上对国民党房、陈一派简称“房派”。对共和党李、宋一派简称“李派”。房派是属于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的民治社。李派是属于省议会付议长张公制的诚社（原称议员俱乐部）。
  山东第一届省议员（一九一三年选出）益都只有共和党的史禾书一人。第二届省议员（一九一八年选出）益都有两人，一是房派的张培玮（字佩如，官僚子弟，地主），一是李派的李有典（字慎五，李有经之弟），一党一个，平分秋色。到第三届省议员选举时（一九二一年），两党的竞选情况，就与前大不相同了，都拿出全部力量来竞选。其原因是：第二届省议会地方党的两位副议长王鸿一（名朝俊，郓城县人，国民党民治社的头头）与张公制，（名介礼，安邱县人，共和党诚社的头头）都被迫不能竞选下届议长，（情况下段说明），所以，都需要培植本党的后续势力和继承人，因而极力争夺省议员当选名额。
  当时省议员的产生，是采用间接选举的方法，即先由选民选出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选举省议员。
  山东省议会议员的名额为一百三十二名，第一届省议员中，共和党约占七十人，国民党占六十二人。第二届共和党
  仍占七十人，国民党人数减少，后来联合武定派（郑钦领导的政府派）十几人，仍为六十二人。从省议会的全部议员人数上看，国民党的民治社议员人数比共和党的诚社人数少，但从青州选区的十一个县总的选举实力来看，因青州区是张公制的基本选区，诚社的势力比民治社大。可是，单从益都县一个县来看，民治社的房派则占绝对优势。
  一九二一年第三届省议员选举初选时，当时益都地方两党的实力情况是：国民党民治社方面，房来鸣任益都县地方财政管理处的管理员，掌握着全县地方财政大权；和四乡的乡保长也多有联系。陈鸾书任益都县清厘学务款产局的款产员，掌握着全县学款学产的分配权。同时，地方学界人士如益都县立东关高等小学校校长侯华轩，青州师范讲习所所长王景侨，益都县立两等女学校长邱锦方，青州乙种农业学校校长卜昭敬，金岭镇高等小学校长王维东等都是房派的人；而省立第十中学（在益都），是青州十一个县学生会的核心，受民治社领导。省立青州缫丝厂厂长刘毅伯，也是民治社的人。少数民族中回族的首脑人物王维东，满族的代表人物祁锡璋（字奉臣），也都是房派的中坚分子。因而房派的力量比较雄厚。共和党诚社方面，李有经任益都县劝学所所长，在乡村小学中很有力量。但是全县的学款补助，学务款产局有分配之权，因而有些乡村小学校长对房派也很靠近，李有经是不能全部掌握的。宋傅典当时依靠德昌洋行的出口贸易已发大财，在地方商业中资财首屈一指，但是益都县商会会长赵鉴（字镜符），付会长徐来仪（字凤卿）是房派的骨干，因而宋虽有钱，在益都商界中活动能力不大。郭广恩虽当过国会议员，在任期内无声无臭，在地方上也没有什么活动力量。在各乡的乡保长中，李派虽拥有一少部分人，而
  城区方面，则几乎全部为房派所控制。在这样势力悬殊情况下，李有经想先打垮房来鸣和陈鸾书，就指使口埠乡乡长王保南、扈希夷出名向省长公署控告房来鸣，对地方公款不清，控告陈鸾书滥用学款等罪名。房来鸣、陈鸾书知道这个消息后，也不肯示弱，遂即指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冀春田，金岭镇高等小学校长王维东，分别向省长公署和教育厅控告李有经玩忽教育，滥用私人，身为全县教育表率，寻花问柳，玷污学风等款。当时省方也派人到县调查过，但因双方都有后台，结果是不了了之。
  益都县初选监督是益都县知事马福昌，初选事务所成立后，即分派调查员按乡进行调查初选选民人数，准备初选选举。
  益都县分八个乡（城区在外），每乡一个选区，每个乡的人口多少，从来没有确实数目。当时县政府以至地方财政机关，只知道各乡的田粮赋税数目，对于人口数目谁也不管。因此，当时只好按各乡的田赋数目分配调查员的人数。所谓调查员，名义上是督促和邦助乡保长调查、审核、造报选民人数；实际上调查员中一部分是将来的初选当选人，一部分是给竞选初选当选人作助手的。这些调查员为了自己当选或邦助自己的人当选，不但对乡保长编造的选民人数加以控制，而自己还可以在乡保长编造的人数以外编造成千上万的假名字，藉以多领选票，而后他们自己写了选票放在票匦里。这是由于调查员也是投票时的监票员，投票匦的封条、锁钥都是他自己掌握，可以投封自如，所谓封条锁钥只不过遮人耳目而己。当时我记得在城区造报选民册时，由于要编造大量的假名，一时想不出那么多人名，我曾到寺院庙宇和桥头等处从修建捐款人题名的石碑上抄写人名。而王张氏、
  张王氏更是随意乱写，只要写上一个名字，谁也不去调查，因各区都是一样，彼此心照不宣。县知事更是以不得罪地方，不出乱子为主，所谓初选监督只是一块招牌。
  当时的选民资格，是以财产和封建科举为标准。除了清朝的廪生、增生、附生、秀才等有选举权和被选权外，必须有不动产或动产五百元以上者才有选举权；有不动产或动产五千元以上者才有被选权。按当时假造的人名，全县骤增数十万人，而动产不动产从何而来？真是掩耳盗铃，公开作弊。至选民年龄，更是毫无根据任意填写，根本谈不上真实和合法年龄了。
  调查员的地位作用既然如上所述，所以调查员的人选分配，直接关系着初选当选人和复选票数，因而两派在调查员的人数分配上，斗争很激烈。房、李两派各提出名单交给初选监督马福昌，经过马福昌召集地方各机关多次磋商，双方争执的很厉害。原因是当时房派提出的调查员名单，资格符合规定，而李派提出的人有的与规定资格不符，但又拿不出合格的人来，只是没理由的一味坚持不让，因而僵持不能解决。马福昌是一个老官僚，明知李派理曲；但双方都不敢得罪，他于是亲到察院巷街祁锡璋家中，请了房来鸣、陈弯书去，进行调解，要求对李派让步。后来经过要价还价，李派人数略减了几名，才通过了初选调查员名单。因此，房派调查员人数比李派人数多一点。
  当时初选调查员的姓名，现在记忆所及的：房派方面有冀春田（原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冀维东（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教员）、潘鸿祥（省立第十中学教员）、潘兴祥（县立高等小学教员）、韩长沂（县立高等小学教员）、邱恒铸（财政管理处会计）、赵因之（学务款产局会计）、卜昭敬（乙
  种农业学校校长）、王维东（金岭镇高等小学校长）、徐敬丞（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侯梦九（师范讲习所教务主任）等人。李派方面有王保南（口埠乡乡长）、扈希夷（乡长）、李有伦（敬古斋古玩店经理，李有经之弟）、崔锡三、赵鲁斋、翟汉臣、丁警臣（崔、赵、翟、丁都是劝学所的视学）等人。其余记忆不起来了。
  调查员公布后，即分赴各乡，编造出选民名册（城区亦然），经过上报核准手续后，即准备分区投票。
  到了投票选举日期，原来各区的调查员又成了各区的监票员，携带票匦、选票等分别到指定投票区。当时老百姓根本不了解是回什么事，他们既不认字，又怕惹出麻烦，认为这些老爷们对老百姓总不会有好事。所以无人过问。当时选票根本到不了选民手里。即便有好事者去找村长要票，村长就说他不够资格。因为多数选区对选民名单不公布（城区的选民名单公布），有谁无谁，老百姓不知道。当时的选票是无记名的，每票只写一个人名字；而选票是在选举日期的头一天由初选监督发给，各区的监票员没有机会和时间予先填写，因而都是事先找好区里的小学学生当天替他们写票，并请学生们吃一顿午饭作酬谢。当时规定被选人名字必须写正楷字，如一字缺画或写减笔字，都作废票。可是乡村小学生识字不多，往往照着葫芦画的不像瓢。我当时复查选票时，就曾发现潘鸿祥的鸿字写成了“江鸟”，祥字分成了“示羊”，好在无人挑剔，白纸上有黑字就行。各区的投票场所，虽也挂着彩绸，贴着红绿标语，好像煞有介事，其实不过仅有少数人即乡长、保长、地主等和初选竞选人找的邦忙的人，进进出出投上几十张票。等到下午，监票员把自己找人写好的选票，成千上万的放在票匦里，重贴上封条，当日
  运回县城，就算完成了所谓人民初选的任务。
  有的投票场所，虽然房、李两派都有初选竞选人的监票员，但由于两派事先都有假报的选民人数，並按人数各分到了选票。因此，到投票时谁也不敢监督谁，不然，双方都不能把假造的选民票投上。所以就来了个“互不侵犯，各不相扰”，彼此都能把票投放进去，大家相安无事就行了。
  初选开票时，选票票匦里有的是一百张一百张的用纸条封着放在匦里。因唱票员和记票员都是双方竞选的有关人员，撕掉纸条，照样唱票记票，监票人熟视无睹，若无其事。这是当时选举场上又一出公开作弊的丑剧。
  初选结果，当然是按予定的人员选出。初选当选人总的数目记不清楚了，只约记得房派占三分之二强，李派不足三分之一。按初选的结果。国民党（王鸿一派）可以出一个省议员有余；共和党（张公制派）出一个省议员则票不够。这是最初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