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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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0980
颗粒名称: 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种种
分类号: K250.652
页数: 11
页码: 32-42
摘要: 本篇记述了文史资料的文章,民国初年山东政党活动的内幕与省议会的丑闻种种。
关键词: 文史资 山东政党 省议会

内容

万光炜
  在代议制的国家里,议会是政党争权夺利的斗争场所。政党之与议会,二者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我国的政党和议会,都是在清末开始萌芽,故本文的叙述须从清末谈起。
  一、清末的资政院和咨议局
  公元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为缓和革命形势起见,试行君主立宪,在京都设立资政院(相当于一院制的国会),在各省成立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资政院的名额,山东省有两个,以旧十府为初选区,省会济南为复选区。竞选人多为资财雄厚的大地主。他们为了竞选,就演出了每票代价纹银五十两的贿选丑剧。结果是诸城的臧汉臣和郯城的王佐良二人当选。此为山东贿选的开始。
  山东省咨议局在成立以前,先设了一个自治筹备处,以博山县进士石金生为处长,在贡院西建筑房舍,并办理调查选民工作。因耗费过当,报销过多,受到舆论界的严厉指责。建筑完工后,因门前过于空旷,包工人自动捐修一道石基铁栅栏,即此可见其中弊窦之一斑。
  议员的额数,是按人口和钱粮(田赋)的多寡而定。不是普选,妇女无选举权,文盲无选举权,而人的文化程度,又无一定标准,可以上下其手,所以选举大权都落入了士绅的掌握。他们办理选举,根本不作调查,而是闭门造册,真姓名不过十分之一,其余都是伪造的假姓名,实际上并无其人。因此办理选举的人手中握有大宗选票,在投票时,雇人写票,一起投入票匦。好在当时一般人尚不知当选议员的重要性,参加竞选运动者很少。选出的议员,老教书匠占十分之五、六,旧士绅约占十分之二、三,新学界的人不过十分之一。复选议长的失败者,以后大多数加入了共和党;优胜者大多数加入了国民党。各党派都是在这个时候打下基础的。
  二、山东临时省议会
  山东临时省议会,并非法定组织,也不是民选,而是一些投机分子乘着混乱时期抢夺革命果实的产物,但是,国民党和共和党却都在这时建立起来。一九一一年,山东独立失败,张广建、吴炳湘大捕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逃往省外。这时,王朝俊(字鸿一,郓城县人,留日师范毕业)任山东提学使司学务公所的视学员。全省共有视学员十人,每人担任旧行政区划一个府的视学任务。王朝俊便联络其他九个视学员,结成私党,把持山东学务,当时社会称之为“十人团”。他们由于没有参加山东独立的革命行动,得以安居省内。当清帝宣布退位、成立共和政府的时候,王朝俊见有机可乘,在省会成立了一个“十府同乡会”,由同乡会每县推举一名议员,组成了临时省议会,以他的私党张映竹(字子
  安,菏泽人,留日法政毕业)为正议长,宋绍堂(字尧臣,菏泽人,留日普通中学毕业)为付议长。张宋二人虽未参加山东独立的革命行动,但却具有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不久,同盟会改为国民党,他们遂即组织国民党,夺得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党权。山东是北洋军阀政权的禁脔,他们深怕大权被国民党夺去,急派王揆若、曲卓新等赶回山东,联络旧官僚、旧士绅,成立共和党与之对抗。北洋政府又以张广建与山东人结有恶感,不便让他再回山东,任周自齐(字子仪,单县人)为山东都督。周到任后,采取两面拉拢的手法,任王朝俊为提学司,张映竹为高等审判厅长,宋绍唐为东昌府知府,王揆若为藩司,曲卓新为财政厅长,夏维泉为岱北道道尹,利益均沾,两党各得其所。
  三、山东第一届省议会
  周自齐到任后,积极成立省议会,山东省第一届省议会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正式组成。一切章程,仍照前清咨议局旧规,惟议员名额略有增加,共一百二十四人。这次选举,两个政党竞争甚烈。共和党以旧官僚为基础,名为执政党。国民党以新学界为基础,名为在野党。而在政府看来,无论在朝在野,总不如使两党均衡对等,政府可以不受牵掣。国民党本占优势,但周自齐暗中指使复选监督,加以操纵,果然造成两党当选人数相等,不差一人。在选举议长时,共和党采用了贿买手段,把国民党议员阎开鲁(字朴民,鱼台人)拉去,以一人的多数,三个正付议长都为共和党所得。正议长是张介礼(字公制,安丘人),第一付议长是王采廷(字贡枕,桓台人),第二付议长是孔祥柯(字则
  君,曲阜人)。共和党因掌有民财两厅和县长、局长,财沅茂盛,经济充裕,遂即办起一个党报,名为《大东日报》。但是提不出正确政见,专肆谩骂。例如该报载有谐谈一则,略谓:“一日龙宫演戏,龙王自办包拯,指令鱼鳖虾蟹四将,分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老鳖说,叫我扮王朝,我的象貌太丑了,我不如王朝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当时的政党是多么腐朽贪婪,更无所谓政治主张,只不过是结成一伙,争权夺利罢了。
  王朝俊眼见共和党大为得势,自己不甘落后,于是要求周自齐平等看待。说什么曹州多“盗”,多“盗”的原因是由于地瘠民贫,政府如能拨款,发展地方企业,便可从根本上清除盗沅。周自齐允许由藩库拨银二十四万两,名为曹州善后公款,而交给王朝俊私人去办。王朝俊便在曹州府属十一县开设草帽辫传习所,每县拨给两千元,交由他的私人主持,随便报销完事。二十四万两银子,支付公用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大宗全归王朝俊个人手中,作为他政治活动的资本。他在济南上海设立“大东制帽公司”,在绥远包头开设电灯公司,又在济南齐鲁银行投资放帐。凡此种种,又与曹州地方何干?
  周自齐见我在省议会颇为活跃,也要笼络我。他得知曹县盛产火硝,他要成立公司,邀我合办。但是火硝关系军用,原由三江两湖凭着陆军部护照,才能前往采购,不准私人经营。但周自齐以成立“华兴军硝公司”为名,商得陆军部同意,并取得了专利经营权。由周自齐邀得政务厅长杨晟(字小川,广东人)、中国银行行长袁大启(江苏人)和付行长朱五丹(字桂山,单县人),由我邀得曹县县知事赵瑾(字瑜方,莒县人)、曹县王露洪(字子丰),共为七股,以
  我的胞兄为经理。既成公司,照章股东须把股本交出。但这个公司却不然,一切用款,全由中国银行以透支名义包办。既无存款往来,哪里来的透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是何等的黑暗,只要有钱有势,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此种特别专利的营业,局面虽小,获利却丰,每年除去一切开支外,可获纯利三十万两纹银。
  一九一三年,周自齐调任财政总长,由靳云鹏前来接任,都督改称将军。靳以军人初管政治,需人辅助,于是与潘复、夏维泉结为把兄弟,对潘、夏言听计从。夏维泉虽是共和党员,却与王朝俊是小同乡,私交甚厚。王因夏的介绍,得与靳云鹏接近,王遂揭发周自齐带走山东公款二十四万两。靳即据以电达中央,以致周经月未能接任财政总长。于是周托众议员彭占元(字清臣,酆城人)给我来信,嘱为设法。我便约省议员多人,联名给中央发去一电,略谓:周督在鲁,政声尚好,吞款与否,事属疑似,总须根据确证,不诬不枉,方昭公允。因此,王朝俊便不敢据实揭开,靳云鹏也无法坚持下去,周自齐才得到任。当时我只是感情用事,不知此中尚有内幕,事后引起我和大家注意,经过分析,发生许多疑窦:一是官僚侵吞公款,必借一事假造证据,断无无故硬吞之理;二是吞款秘密,非经手同谋者断难与闻;三是王既揭发,何以不敢坚持到底;四是吞款数目,适与善后公款相同;五是善后公款既是国款,何以交私人办理,政府不管不问,也无须作正报销,以上种种均出乎情理之外。照此逻辑,得出以下结论:周自齐吞款,必与善后公款有关,善后公款必不止二十四万两,或者是每年二十四万两,共是两年的,由王朝俊出具领据,二人分配,各得半数。此等推测,不无道理,证之以兴华军硝公司前例,事属可能。
  王朝俊又勾结靳云鹏攫夺矿权,经过是这样的:民国以后,淄博一带引起办矿热潮,大荒地矿商某(已忘其名)下手最早,在淄川、博山、章丘三县所划十余矿区,比较最好。又一矿商某下手稍迟,所划十余矿区,比较稍次。管季新下手最晚,所划五、六矿区,比较最差。按照矿业条例,矿区划定立案之后,便需按照矿区面积,交纳矿区税。若不开采,又不纳税,照章就要取消矿权,但当时政治黑暗,无人过问,凡未开采之矿,皆未纳税。王朝俊遂即怂恿靳云鹏,通告矿商,照章补足历年欠税,否则详部取消矿权。那时候的办矿者,多系地痞之流,缺乏资财,闻讯大起恐慌,同时开采则无此力量;补充旧欠,又无此财力;若听任取消,又舍不得到口肥肉。万不得已,只得出让一部分权力,与大力者合办一途。因此,靳云鹏、王朝俊得与大荒地矿商合办,以加入新股名义,补请矿政部立案。另一矿商则投到周自齐门下。周以现任要职,不便出名,约请吕海寰(武定人,退休的旧巡抚)代为出名;又约六河沟矿商丁维忠(日照人)加入。如须补充矿税,就由丁代垫。唯独管季新未与别人合办,他以矿区较小且次,拼着取消矿权。可是靳云鹏与王朝俊攫夺矿权的目的已达,也就不再过问此事,因之仍然回复到旧时状态。
  潘复、夏维泉曾一度组织统一党,党部设在济南县东巷,企图以第三党来左右共和、国民两党。但它缺乏基本党员,成立时,其成员都是共和、国民两党的跨党分子,两个月后,各归本党,昙花一现的统一党,无形消灭了。
  安茂寅(字善普,日照人)的堂兄安鹏东,是共和党的实际掌权者,他却加入了国民党。这并不是弟兄俩的政见有分歧,而是操纵两党的手法。正是由于这种手法,他得到了
  两党的支持,一跃而为财政厅长。这时候的电话局,本是官款设立,局面很小,他便借口财政支绌,财政厅无力负担此项资金,要求改归商办。于是化公为私,安鹏东便攫为己有,改名“电话公司”。他又在博山开办轻便铁道,为矿区运煤;并在济南设立工商银行,以拖带他这两个企业。因此,安鹏东很快就成了大资本家。
  袁世凯实行帝制,引起了二次革命,解散了议会,取消了国民党。共和党因系执政党,得以保存,但共和名称不合袁世凯的帝制口味,遂改名为进步党。
  袁世凯称帝后,国民党人发动了讨袁军。山东共有三部分:居正(字觉生,福建人?)占据潍县,吴大丹(诸城人)占据周村,吕子人(胶县人)占据高密。三部分的人数都不多,兵械又很差,但因日本帝国主义不许在胶济路沿线三十里内作战,因而幸得保存下来。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讨袁军的目标已不存在,政府商得居正等三个同意,经过点验,编为国军。政府派曲同丰(字伟卿,登州人)前来点验,省议会推举我和国晋卿(长山人)、张芸轩(潍县人)三人随同监视。它们三部分密切合作,在高密点验吕子人的部队时,潍县的居部和周村的吴部,连夜运到高密,顶替吕部应点。先点一部及早休息,次日另移地点,再点一部。这样每处点验三日,以便从容应付。在点验潍县、周村居、吴两部时,情况也是如此。我与吕子人本系旧交,私下问吕:“曲伟卿何以如此关照?”吕说:“这是‘钱能通,老兄替我们说话,三处共为曲凑款三十万元,他安得不关照?”这次点验,一个人前后应点九次。三处部队,总计不过一个旅,而竞点出四个师之多,为政府收编上造成很大困难。最后只好用金钱解决,全
  部给资遣散。
  山东省一届省议会时期,共和、国民两党议员,都很服从党的指挥,因此党的领袖得以议员作工具,从政府手中换得权力。国民党是以王朝俊为领袖,他既换得了提学使,又取得了曹州善后公款二十四万两,作为政治活动资本。共和党是以李莪卿(历城人)为领袖,他是一个旧官僚,不明党务,只担虚名,实权落于议长之手;但议长张介礼忠厚有余,大权又为安鹏东所篡夺。该党既握有民财两厅,可以大量任用私人作县知事和税务局长。总之,这个时期的议会工作,无论在朝党和在野党,同是依附政府,以攘夺权利为急务。
  四、山东第二届省议会
  第二届省议会成立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本届议员改选,进步、国民两党竞争相当剧烈,贿选者约居半数之多。尽管进步党勾结政府,在济南选区抽票换匦,但未得到全胜,仍是势均力敌,两党当选数目相等。这时督军兼省长张树元从中操纵,采用威迫利诱手法,将武定议员全部拉出,另行成立“议员同志社”。他本可联络两党中的一方,取得胜利,但他的目的是使两党皆失效用,他好不受牵掣。于是他就采取三方分赃的办法,把他的同乡(无棣县)私人郑钦(字幼亭)举为正议长,把国民党的王朝俊举为第一付议长,进步党的张介礼举为第二付议长。后来济南选区揭发选举午弊,举行另选,结果,进步党伪造的议员何其慎落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讽刺话:“抽票换匦,何其慎,何其不慎”。
  一九二〇年张树元去职,田中玉继任督军;屈映光以大量金钱多方运动,得以继任省长。屈既费本而来,自然要将本求利,到任后公开贪污,不畏人言。我调查其贪污确有实据者七款,欲加弹劾,却有三种困难:一是省长是议会的直接监督,弹劾案须有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同意始能成立;二是弹劾案提出后,若政府认为不当,有权把议会解散,多数议员怀有顾虑;三是两党人数相等,须得两党联合起来。按照当时情形,历任省长皆与进步党接近,而屈映光却是国民党籍,与王朝俊又同是安福系成员,王朝俊正感得意之际,我深知很难和他协商得扰,便暗中先和进步党接洽,他们自然乐意加入;继在国民党议员中进行单人联络,愿参加者请其签名盖章,加入连署;之后再请进步党签名。连署的人数已达三分之二以上,然后在议会中以临时动议的形式,突然提出,结果获得全体通过,并省去了一、二、三读的手续。随后我又提议说,此事为民国以来的创举,关系重大,必须推举代表四人赴京,与鲁籍国会议员联系,请他们协助,并通电各省省议会,请他们声援。结果,屈映光只任了两个多月的省长,就被撤职下台。屈走后,改任齐耀琳为省长,为期更短,便由督军田中玉兼任省长。
  龚积柄,原任山东检察厅长,因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段祺瑞愤而辞职,其族叔龚心湛出来组阁。王朝俊见有机可投,遂拥龚积柄为财政厅长。议员们群起反对,游行示威,并冲进财政厅,强迫旧厅长王怡柳(青州人)不要交代,把印信锁入保险柜中,把钥匙带走。但龚积柄把保险柜砸开,取得印信,终于接了任。之后,王朝俊再接再厉地又拥龚为省长,议员们更加反对。龚阁倒台后,龚积柄的省长也随之夭折,为期甚暂。本届议会期间,国民党
  议员逐渐不满王朝俊的领导,多有自由活动者。
  五、山东第三届省议会
  第三届省议会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成立。本届议会选举,竞争更加激烈。在选举之前,财政总长潘复假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职权,企图操纵山东本届议会选举,把田中玉和王朝俊召至京中,商讨办法。王朝俊难以毛遂自荐,遂保举资格最老的同盟会员谢鸿焘(字翊臣)充当正议长;田中玉便乘机保我为付议长,并暗令东海关监督陶思诚代我筹措选费。谢鸿焘因与靳、潘毫无关系,不愿作人傀儡,根本不作此项打算。我也以卖身求荣与人格有损,及早声明放弃此项活动。那知此次选举,除三、五人有基本票者外,全由贿买而来,大家以“血本”所关,都想将本求利,不听党的指挥,各人自由活动,国民、进步两党亦各分裂为三。国民党的三派:一是“民治社”,为朱五丹所领导,提出的议长候选人是陈鸾书(字韵轩,益都人,资本家);二是“天坛俱乐部”,为国进修所领导,未提议长候选人;三是我与李汝枚、庄仲华、孙鸿恩等之自由活动者,虽未设立机关名称,实际上也是一派,所提议长候选人为李汝枚。进步党的三派:一是“诚社”,为张介礼领导,所提议长候选人为宋传典(字徽五,益都人,德昌洋行经理);二是“同仁俱乐部”,为安鹏东所领导,所提议长候选人为杜尚(字友棠,掖县人,大资本家);三为“平民社”,为王宷廷所领导,所提议长候选人为王宷廷。竞选议长者共为五人,终为三大资本家出资收买,造成公开贿选。但被他们收买的议员,只不过半数稍强,尚有少半数未被收买者,则愤愤不平。在进行
  选举时,我乘众怒带头将选举打散,以致半年之久,本届议会未能成立。后来我看到贿选已成定局,无法打破,只好不管。而他们不把我买倒,终不放心,于是便由杜尚出名,托人给我送来借据六万元,并声明不希望我去投票,但求到时不出席。我为使他们安心起见,当即收下借据。及至议长选出,我便托杜派议员许继广(字海如,堂邑人)把借据交回,分文不取。此次选举结果,正议长是宋传典,第一付议长是杜尚,第二付议长是陈鸾书。议长选出后,熊炳琦接任省长,他为了讨好议长们,从山东实业借款日人所让利息中,拨出十七万两,为三议长弥补了竞选的损失。选举结束后,宋传典便脱离了“诚社”,自缉“中社”。杜尚脱离了“同仁俱乐部”,自组“济社”。原诚社议员李润绅、民治社议员赵树枋、平民社议员王在福、宋绍宸等,成立了“小三角”,可谓五花八门,莫可究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督鲁,只许议员支薪,不准议会开会。这般污浊不堪的议员便结束了他们的丑恶生涯。附:同盟会山东总代表的沿革:
  同盟会时期,各省皆有一个总代表,以便与孙中山先生联系。任期长短,以本人留日时间为定。山东的总代表,第一期为徐镜心,字子鉴,黄县人;第二期为谢鸿焘,字翊臣,酆城人;第三期为丁维汾,字鼎丞,日照人;第四期为彭占元,字清臣,鄄城人;第五期为蒋衍升,字洗凡,博山人。以后改为国民党,公开活动。
  原政协曹县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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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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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述了回忆山东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概况、济南《昌言报》馆被捣毁记、“五卅”惨案前后的青岛公立职业学校等1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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