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前后的青岛公立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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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0971
颗粒名称: “五卅”惨案前后的青岛公立职业学校
分类号: K250.652
页数: 17
页码: 15-31
摘要: 本篇记述了文史资料的文章,“五卅”惨案前后的青岛公立职业学校。
关键词: 文史资料 “五卅”惨案 职业学校

内容

李种蔚
  青岛开埠以来,由中国政府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这个学校虽然仅仅存在了两年,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在军阀张宗昌的血腥镇压下就瓦解了;但是,她在青岛教育史上,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的革命活动,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笔者是这个学校的前期毕业生,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学校的有关活动,愿将自己亲身经历及所闻所见,据实写出来,供文史研究者参考。
  一、从礼贤书院说起
  1897年,德帝国主义籍口“钜野教案”,派兵侵占胶州湾。原在山东高密的德国传教士尉礼贤也随着来到青岛,他为了从文化上配合德帝的侵略,在青岛创办了一个教会学校——礼贤书院。这个书院创办初期,规模很小,以后得到另一个德国教士花之安的支援,迁到上海路东山坡的黑大楼里,并逐渐扩建成一个较为像样的学校(即人们常说的黑兰大学)。1914年日寇从德帝手中攫夺了青岛以后,礼贤书院一度停办,但该校是在同善教会的名义下设立的,同善教会是瑞士天主教与德国天主教合组的一个教会联合体。瑞士不
  是日本的交战国,因此,不久日寇就准许该校复课了。但从此以后,该校便逐渐走了下坡路。到1916年,校长便换上了中国人高天元(原名国雄,蒙古旗人,前清遗老,三甲进士,曾作过七品小京官)。
  1922年华盛顿会议,达成协议,规定日本于1923年一月将青岛交还中国。消息传开,礼贤书院的一部分早期毕业生,纷纷从各地到达青岛,其中有栾宝德、杜殿英、焦继宗、刘铨法等。他们到青岛后,首先在该校“尊孔文社礼堂”召开了毕业生联谊会,到会的有四、五十人(多数是基督教徒),使礼贤书院增加了不少的生气,从而引起了一般人觊觎校长“宝座”的野心。因基督教徒关系,有些人与该校最高领导沆瀣一气,认为校长高天元是个外来户,是喧宾夺主。但高天元对这些人的活动,还没有察觉。第二年,(1923年)春季开学时,高天元为了整顿校务,辞退了庶务兼翻译马德溢。由此,掀起了青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学潮。
  马德溢是礼贤书院第一期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就留校担任翻译兼德文教员。对于这个学校的人事关系,不是同学就是师生,大多数人与马关系好。因此,对高产生不满。特别是刘铨法,(字衡三,土本工程家)到青岛后就想当这个学校的校长,乘着这个机会就与别人一起向高天元进攻。这时该校前监督尉礼贤已出任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对该校监督一职由德国教士苏保志担任。苏听信了刘铨法、马德溢,悍然下令撤掉高天元的校长职务,高当即离开学校。在校学生为了挽留高天元,就立即举行罢课、游行,实行对抗。同时青岛士绅及学生家长等,为了平息学潮,推举成兰圃、李涵清等十余人为代表,见苏保志,要求维持现状,而苏保志极端傲慢,加以拒绝,並说:“学校是德国人办的,你们中国
  人不得干涉”等语。学生听到愈益愤慨。苏保志,又拿着手枪,威迫学生即时复课,气势汹汹,非常恶劣。本来,学生们早已不甘忍受教会学校外国人的压迫,特别是正在校中附住的前期毕业生许兴业、李萼,尤为不满,因见群情奋激,就倡率全体同学一百五十余名,离开学校,迁往馆陶路齐燕会馆,礼贤书院遂告倒闭。
  二、职业学校成立的经过
  礼贤书院的学生离校以后,就集体到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请愿,並连续地举行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以图引起社会人士的同情与支援。但高天元生怕闯出事来于自己不利,又听到刘铨法方面的人说他是宗社党,高竟抛弃了这班学生而脱身远飏。使这班学生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但学生们并不因此而失望。举派代表到济南请愿,谒见了山东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和教育厅厅长王讷、省议会议长张公制等,要求另设一个公立学校,收容这些学生继续学习。这一要求,得到张公制的大力支持。居然得到原则上的批准。
  这时,山东省议会付议长陈鸾书及丁惟汾等拟创办私立胶澳中学;陈干(昌邑人,时为胶澳接收委员)拟创办私立工业学校;孙子敬(日本留学,国民党员,省议会付议长)怂恿掖县的鸦片大王刘子山出资创办私立青岛中学;地方派鄷洗元(日本留学,同盟会员,青岛光复前是日本人小谷节夫的“大青岛报”主笔)亦拟创办一个私立职业学校。这些人们,都把这班失学学生视为奇货,想籍口收容安置,以便向政府要补助肥己;因而各方都尽力向学生联络拉拢。但这班学生只靠张公制的支持,想进入公立学校,对于其他方面均
  予拒绝。陈干狡滑诡谲,不甘心失败,处心积虑地想把这班学生拉入他的圈套。
  当时学生住在齐燕会馆。由于正闹学潮,秩序很乱。有个别学生把齐燕会馆的家俱及玻璃窗子损坏了不少,齐燕会馆的董事们极不满意,屡次催促学生搬走;而学生无处可搬,形成双方对峙。陈干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假惺惺地向学生讨好,情愿把福山路所谓教育会的房子,先让给学生居住(这所房子,陈干以接收委员的名义,掠夺下来想作私产,所谓教育会者,不过是挂块招牌作为掩饰而已,那时青岛并没有成立教育会)。学生搬福山路以后,陈于以为可以掌握,谁知学生们不听他的话,仍然坚持要入公立学校,而不去私立学校。这一点使陈干大伤脑筋。
  四月上旬,教育厅已批准学生的要求,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内分农、工、商三科,但因经费关系,先设商科,并拟发表王静一为校长。学生听说,极为兴奋。谁知等了一个多月,并无动静,经多方探问,始知是胶澳坐办龚积柄从中作梗。初则谓财政支绌,开办费难筹;继则谓房屋缺乏,校舍无着。就这样把这个学校,中途搁浅。
  学生闻悉之后,即派代表数人,每日到督办公署向政务科科长王大桢(字芁生,政学系)及学务股股长徐虞臣(昌邑人)恳切要求与据理力争,並每晚到提督楼(即迎宾馆)谒见龚积柄,重申前请。但龚每次接见,总是不谈学校的事情,喋喋不休地大讲王阳明的学说,有时讲到夜深。以后学生代表不耐其烦,就坚决拒绝听讲,坐候答复!龚积柄无奈,这才说出作梗的原因:是由于陈干从中捣乱。並说,陈干是接收大员,连老熊(指熊炳琦)也怕他三分,只有你们学生可以不怕他等语。这明明是授意学生去直接找陈干。代
  表们回来,商量决定,直接找陈干,进行斗争。学生们曾有两次包围了陈干的公馆,(在观象山顶)口号是“打倒陈干,才能上学”。吓的陈干一连数日不敢出门。以后经人调停,陈干自动认输,表示今后不再捣乱。学生们才胜利收兵。待了不久,王静一校长就正式接到委任令,职业学校也就正式进入筹备阶段。
  然而,陈干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挫折,自然不肯甘心,又恐这处房子被学校占用。于是又偕同康有为来驱逐学生。所谓教育会的房屋,是德军侵占建筑的一座楼房,负山面海,极为壮丽。康有为自戊戍政变失败后,亡命海外,到处做生意,发了一笔大财,倦游归来,欣赏青岛的气候风景,打算在这里买山终老,就特别看中了这处房屋。陈干为了取媚康有为,把这处官房的产权,卖给了康有为,(就是康有为老死于此的康天游园)。一天黎明的时候,陈干领着康有为及四个冶容盛饰的年轻妇女(据说都是康的小星)到教育会看房子。那时满地板上横躺竖倚的都是学生,陈干却不管这个,指手划脚地分派房屋的用场:这间作客厅,那间作书室……学生代表们心知有异,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听到陈干说:“这处房子给老师作公馆,得叫学生即日搬家”。学生代表们说:“顾名思义,教育会可以住学生,而不能作私人的住宅,官产私卖尤为非法”;陈干听到当然刺耳,彼此展开了争辩。学生群起而攻,迫使陈干转变态度,柔声和气地劝令学生,暂且迁入西镇小学居住。陈並派其自用汽车为学生搬运行李。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因当时西镇小学正放暑假,校长蔡自声(高密人,国民党员,抗战胜利前后,任伪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又是陈干的私人,故易于商妥。
  八月下旬,职业学校已筹备就诸,校址即在今汇泉体育
  场东北,前日本之旭兵营中。这些学生遂由西镇小学迁入新校,秋季开学,正式上课。这是一九二三年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艰难缔造的一段经过。
  三、王静一校长被撤职的经过
  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是张公制的好友,“诚社”的健将,在思想方面,属于当时的进步人士。因此,他对学生的言论自由,並不加禁止。中共山东省最早的负责人邓恩铭烈士,就伴随着职业学校的诞生,来到这学校里住着,进行工作。邓恩铭烈士为人热情,对人和蔼,个人生活极为朴素,平日不大说话,像是个讷于言词的人;但到谈工作的时候,却能侃侃而言明辨是非。因此比较进步的学生,都愿意和他接近。有一次,他约了七、八个学生,到工程事务所所长唐恩良(字蜀眉,益都县人,留美学生)家里秘密开会,当即散发了一些共产党的刊物,如《响导》等。从此职业学校中也就传播开了革命文化。这在青岛的学生来说是接受马列主义的开端。接着职业学校的学生,又单独发动了几次运动——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反对北洋宪法、反对“金佛郎”案。这几次运动的结果,都作到有声有色,唤醒了不少人的爱国思想,这都是邓恩铭烈士领导的成绩,也因此遭到了北洋军阀的嫉视。
  这时,青岛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倒闭的礼贤书院,改为礼贤中学,校长是刘铨法(他是商会会长隋石卿的妹夫,地方实力派);鸦片大王刘子山出资创办青岛中学(即现在市立二中),校长是孙子敬;第二年国民党创办胶澳中学,校长是陈雪南,教务长是刘次箫(与张乐古同时被
  镇压);山东省议会新议长宋传典倡办了私立青岛大学(校址即今海洋学院):均先后开学。但这些学校当局,对于职业学校的这班学生,早就有所不满,因学生而及于学校,他们互相勾结,排挤职业学校。校长王静一,由于派系不同,对这些人也没有好感。因此,就使职业学校形成了孤立的状态。然而职业学校的学生,却並不因此而感到气馁。
  1924年,北洋军阀“直”系系统的高恩洪来当胶澳督办,他是山东蓬莱人(基督教徒),自诩为铁面无私。接任不久,就对王静一校长下了个“明令撤职,听候查办”的严令,继任校长是海阳人李维乔。据说高恩洪对王静一不满的原因是由于私立青岛中学校长孙子敬的阴谋。孙子敬早就羡慕职业学校校长的地位,当胶澳易督之际,就唆使其心腹羽翼,结合昌邑县同乡,罗织了王静一“十大罪状”,投控于督办公署。其中有一条是说王静一“酒食徵逐,废弛校务,每夜宿在火车上,不务正业”等等。的确,王静一对于校务是不大关心的,他只是注重政治活动,经常往来于青岛、济南两地,应酬交际,大都是坐夜车来,自然是要在火车上睡觉,说他每夜都是如此,未免扩大事实。但孙子敬这一举动,他自己並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是给一个毫不相干的李维乔造成了机会。在这里就需要把它的内幕说明一下:
  当青岛收复以后,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毕业学生,在各机关各企业中占有相当势力,形成了“商专派”,互相援引,颇为团结。李维乔就是商专派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在孙子敬呈控王静一,而高恩洪尚未作出决定的时候,王静一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王静一担心的是他在搞政治活动中,把职业学校的公款挪用了不少,生恐一旦免了职,交代不清,就必然要栽大的跟头。另一个“商专”派的郑吟谢与王系好友
  (诸诚人,抗战时期任伪临朐县县长)看透了王的心理,就向他献策,叫他找一个与高恩洪有人事关系的人,运动当这个学校的校长,成功后便于交代。王静一忍痛地同意了郑的计划,于是在仓促之间,就找到了李维乔,因为李维乔与高恩洪的秘书长郭大中是好友,而他自己又是高恩洪的同乡,自然一拍即合。这样,就把职业学校校长这个“肥缺”轻轻地落到“商专派”手里,使孙子敬费尽心机,只得懊丧地离开了青岛。
  李维乔接任校长以后,把王静一的班底撤换殆尽,自然邓恩铭烈士,也只得离开学校。因此职业学校的形势完全变了样,但学生中的革命风气,却依然存在。
  四、“五卅”惨案发生后,各界联合会的成立
  一九二五年,惊天动地的“五卅”惨案突然发生了,噩耗传来,职业学校的学生,异常悲愤。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首先带头罢课,组织了沪案后援会。青岛各校学生,也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下,不顾校方的约束,纷起响应。六月二日,在青岛大学礼堂,开了个数以百计的学生代表联席会议。这个如火如茶的空前大运动,顿时开展起来。
  由于学生的带头,各机关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为了统一行动,又由学生会和教职员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了各界联合会。当时参加的共三十六个单位,包括各机关及商会、农会、总工会、新闻记者公会、报界公会、市民自治促进会、中华体育会等等。在工作进行中,只有商会的思想不易打通。原因是各界联合会的宗旨规定,要抵制日货、英货。抵制英货,关系不大,抵制日货这
  个号召,在绝大多数商人听了是刺耳揪心,因为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众所周知,日本人统治青岛,有八年的历史,虽然把主权交还了中国,但商业大权,仍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街上日本商店很多,市民日常应用的东西,多数是日本货,中国商人所贩卖的东西,几乎全是日本货。一般商人认为不卖日本货,就无生意可做了。要抵制日货,就直接打击了他们。
  为了这一问题,学生会曾与商会董事团进行过多次磋商。这些董事们的意见,总是坚持抵制英货而不抵制日货。最后一次会议·在商会举行。所有的商董,都声色俱厉地向学生狺狺狂吠。有一个董事叫马华堂的(胶县人,永沅盛经理,抗战时当了汉奸)竟说:“种谁家的地,纳谁家的粮,我们不管亡国不亡国……”等话。当时把学生们惹恼了,都叫他汉奸、亡国奴。职业学校的一个学生,从背后打了马华堂一拳,这一拳头,似乎起了暂时的作用,多数董事们勉强地答应了抵制日货。使商会成为联合会的一个单位。
  起先,规定于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在礼贤中学尊孔文社礼堂,举行联合会成立大会,那天是端午节,商会代表坚持节日不办事的传统习惯,要求过了节再开会。这里包含着阴谋,于是把会期改为六月二十二日。
  在这个期间,商会会长隋石卿,为了阻挠抵制日货,想谋取联合会的领导权。连日来,派出心腹多人,到处活动、拉拢,有的用金钱收买,有的用介绍工作引诱,企图在选举时,能被选上。隋石卿的活动,早被工人和学生发觉,为了不使联合会会长一席落到隋石卿手里,就找到青岛观象台的宋国模当联合会会长,因此人是一位老成学者,素有众望;虽不能做事,但不至于坏事。这是学生会和其他团体事先商
  定的。其次是学生代表李萼,是学生会决定的。
  到了开会这一天,各界代表,都严肃认真地进行会议,首先通过了各界联合会的会章,接着就开始选举正付会长以及各部的负责人。选举结果:青岛观象台宋国模88票,当选为正会长;学生代表李萼85票,当选为付会长;学生代表许兴业84票,当选为纠查团团长。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83票,落选。其余如总务、文书、会计、募捐等各部人员,也依次选出。隋石卿落选后,大为不满。
  五、倾盆大雨中包围商会
  各界联合会,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了,决定于第四天下午一时,在职业学校开会,讨论开展工作问题。晚间,学生会忽然接到商会一封信,内容是:“我们商会,对爱国运动,向不后人,现已决定退出各界联合会,单独进行……”。学生们对这封信,异常愤慨。抵制日货的对象,本来就是商会会长、董事这邦资本家,商会不执行联合会决议,要单独进行,实属居心叵测。学生会为了拥护联合会的决议,迅速计划了对策——用示威办法,迫使商会就范。
  第二天,商会决定于晚间召开全体董事秘密会议,图谋对抗联合会。但是,这个秘密,却被学生侦悉了(学生中有不少是董、监事的子女),学生会决定,当晚向商会进行示威,因时间关系,未来得及联系其他单位,只通知了大、中、小学的全体学生,于当晚七时在第四公园集合(即今中山路、河南路、肥城路、曲阜路的四角地带),准备示威活动。傍晚七时左右,学生队伍从四面八方向第四公园集结,约计四千八百多人,这个数字,差不多包括了当时青岛从高
  小到大学的全部学生的人数。
  这时,商会的秘密会议,已经紧张地进行了。他们忽然发觉了第四公园有大量学生集结,心知有异,就立刻以电话报请警察厅厅长陈韬(江西人)派警察保护,陈韬冒着大雨,率领警士百余名疾驰而来,一个个都是持枪实弹,如临大敌。一到商会,就把警士布满了庭院,把守着大门。
  学生们最初的意图,并不准备有什么举动,只想派代表到商会提出要他们执行联合会的决议,不要单独活动。如能得到商会的园满答复,即行散去;至于在公园集中,不过是遥为声援而已。谁知学生代表进入商会以后,商会所有董、监事,都异口同声地坚持只抵制英货而不抵制日货。商会会长隋石卿更主张连英货也不抵制。因此,谈判毫无结果。这时,忽然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浇下来了,静候在第四公园的学生,知道商会态度顽固,义愤填膺,不顾大雨如注,就象山崩潮涌一般地向商会冲来。这个异常壮大的声势,确实把商会的董监事们惊呆了。警察厅长陈韬,突然跑到学生代表面前,用力将桌案一拍,厉声喝斥:“你们是对内?还是对外?”学生代表不甘示弱,也厉声回答:“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先对内后对外!”陈韬又威吓学生说:“‘五四’运动,北京打死的学生,不能再活,你们知道吗?”学生代表回答:“当然知道,为爱国而牺牲,是有价值的,你们就开枪吧!”接着《胶澳日报》社社长郑吟谢把陈韬拉到一旁,轻声嘀咕了几句。陈韬立刻改变了态度,向学生代表说:“有话慢慢商量,没有办不到的,千万别闹出事来,叫外国人见笑”。代表们说:“没有别的事,就是抵制日货,答应我们的要求,就算完结。”这时,外面的学生们一面喊着“打、打、打”,一面向大门里面尽力拥挤,警察们的步枪仅起了
  挡门棍的作用,横拦在门口。眼看学生们就要冲进门来,经学生代表的劝告,学生们才停止冲击。
  经过一番扰攘之后,会场上已找不到隋石卿的踪迹了,代表们不肯罢休,急忙跑到楼下,穿过地下室,来到后院,发现隋石卿正在院中徘徊。原来隋石卿打算趁机从后门逃走,却不料后门也被学生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才重被拉回了会场。
  这时会场上的情况完全变了,商会董监事们,都呆若木鸡。勉强地听从了学生代表的意见,各自写了决定书——情愿参加联合会,坚决服从联合会抵制日货的决议;并各自签名盖章。隋石卿迫不得已,也在他那份决定书上,连三并四地盖了十四个章。这说明他怀着满腔愤怒,只好借此发泄。
  当代表们凭窗作了胜利报告以后,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延续了很久。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包围商会的目的已达,学生们才高唱着凯歌,分头散去。
  这天晚上,曾先后下过三阵大雨,学生们毫不畏缩,特别是女学生们,不惜新的制服而坐在污秽的泥水里,自始至终,坚持斗争。爱国的意志,战斗的精神,使在场观看的英、美、德、日等国侨民,无不相顾惊叹!
  六、职业学校门前的斗争
  六月二十五日,各界联合会规定在职业学校开会。这天上午九时,突然有市南区警察分局局长王杰臣,率领武装警士二十余名,来到职业学校,首先是叫会长李萼赶快逃避。他说,从太平路、莱阳路来了数千工人,打着白旗,旗上写有“敢死队”及““打倒李萼”字样,他们来者不善,要李
  萼先躲避一下。李萼说:“工人方面对我们决不会有恶感,这一定有人造谣挑拨,必须向他们问个明白”。王杰臣厉声说:“你不怕死吗?我负着治安责任,绝不能让地方上闹出人命来,你得赶快逃走!”李说:“你放心吧!开诚相见,决不会闹出人命的。”说罢,就向工人队伍迎上前去。王杰臣怕出事,率同警士,跟在后面。
  刚出学校的大门,就和来人相遇。但来人並不认识谁是李萼,直待警察布好了圈子,李萼在中间讲话时,这才围拢起来,齐声喊着“打、打、打”。学生也是同样地对抗,形势非常严重。王杰臣急令警士用步枪横拦,不让他们冲进圈子来。李萼叫他们派代表进来说话,应声就进来了两个人,年纪都在六十左右。一个穿着污秽破烂的衣服,镶满口金牙的人,那就是青岛著名三番子首领安干臣;另外一个则是码头上十八个大把头之一的徐文林。安干臣怒气冲冲地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码头上装卸货物的,在街上拉地排车的,平日搬运的全是日本货,你们抵制日货,我们就得断绝了生路,大家不愿饿死,要来跟李萼拼命,非把李萼打死不可,我们共有五千多人,全来了。”李萼说:“打死一个李萼,何用五千多人?你一个人就够了。我就是李萼,今天把命交给你,不管你们是多少人,只和你一人算帐。”这几句话,提醒了王杰臣,接着他就虚张声势地把一切后果的责任都要安干臣来负。学生们握拳瞪眼,要把安干臣留下,安干臣此刻慌张起来,连忙喝住那些工人队伍,不叫动手,而进行了比较和平的谈判。
  原来隋石卿自在商会受了学生的挫折之后,把李萼恨之入骨,总想以毒辣的手段置李萼於死地。于是就派他的走狗隋干臣、安干臣等,向装卸工、搬运工散布谣言,蛊惑群
  众,反对抵制日货。这天码头上装卸工及街上的搬运工,全部罢工一日,专门来找李萼拼命。临来的时候,隋石卿又授意隋干臣告诉这班人说:“一见李萼,别等他说话就动手打,五千多人打死一个人,绝对不用偿命,也不会负什么责任”。这般劳动人民受了欺骗,才集合而来。
  当天李萼和其他代表向这五千人,进行了沉痛的爱国演讲,说明道理之后,这些劳动人民深受感动,不但完全打消了敌意,反复对李萼和学生代表们表示了拥护的好意,使安干臣和徐文林狼狈不堪。隋石卿的阴谋破了产。
  七、学生代表赴京参加国民大会
  隋石卿欺骗工人找学生会闹事的一场轩然大波,暂时平息。联合会予定的会议受到影响,没有开成。但是各界联合会的工作,并没有因为商会捣乱而停顿。纠察团逐日挨号清查登记日本货物,募捐股分头劝募捐款。连学生会以前募集的先后共汇送三万余元,救济与援助了上海和四方罢工同胞及被难家属。
  七月初,接到北京学联会来信,邀请青岛派代表赴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青岛学联会知道李萼与隋石卿结怨太深,生怕隋石卿再下毒手加以报复,愿意李萼暂时赴京,躲躲风头,因此一致推举李萼为赴京代表。职业学校校长李维乔,因怕再搞出更大的乱子来,与他这个校长不利,也愿意李萼早日赴京。于是,同意李萼与私立胶澳中学的代表王崇仁一同赴京。
  北京学联会的邀柬,并不是对各地都有的,只是邀请了上海、广州、汉口、青岛等几个地方的学生团体,因广州、
  汉口等地,在沪案波动下,都相继发生过同样的惨案,而青岛与沪案是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五卅”惨案是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但其根沅却在青岛四方。先是四方日本纱厂大康、银月(今国棉一、二厂)工人,不甘日本人的压榨,联合罢工,并据守车间不走。日本人即贿赂商会会长隋石卿及青岛海军付司令高福生,设法镇压。高福生率领海军陆战队一个中队,开赴四方,召集罢工工人,始而劝告,继加威迫,工人不服,遂发生冲突。高福生命令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工人七、八十名,罢工风潮被镇压下去。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为了声援这一惨案,也举行了全体大罢工,工人领袖顾正红烈士被日本人戕杀,这样便激起了上海学生和工人以及各界的义愤,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印度巡捕开枪,又酿成了血染虹口举国愤恨的大惨案,追其祸沅,固出于高福生的为虎作伥,而反动的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卖国媚外,实为罪魁祸首。
  青岛代表到了北京之后,即参加了七月中旬所举行的天安门国民大会,与会群众约有四十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第一次盛大的集会。革命先烈李大剑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宋庆令也参加了大会。青岛代表在大会上认识了日本共产党人、代表八十七万劳工的崛一郎同志,他听到青岛四方罢工的惨烈事迹,深表愤慨,自动捐献五千元救济金,来救济被害工人的家属。这笔款不久就汇来青岛,是由青岛总工会负责分发的。总工会的负责人是国民党员伦克忠(邹平人),事后听说,这笔款收到之后,就被这个黄色工会贪污了一半,实属丧心病狂,可耻之极。
  八、在军阀张宗昌的血醒镇压下,职业学校被取消
  军阀张宗昌窃取了山东政权之后,滥施淫威,当青岛代表回来不久,张宗昌就到掖县表演“衣锦荣归”的丑剧(张是掖县人)。路过青岛时,隋石卿为了讨好献媚,即以商会名义,在日本人开设的大辰旅馆(今市立医院西邻)盛宴招待。一夜之间,花了大洋五千元;隋石卿又在张宗昌面前控告了李萼,说什么“好好的青岛,被职业学校的李萼搅坏了。”军阀张宗昌听信了隋石卿的诬告,当场就作了通缉李萼从严惩办的决定。
  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北京人),当商会宴请张宗昌的第三天,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大意是说:“为了援助罢工同胞,商会不肯一破悭囊,而为谄媚军阀,却在一夜之间挥霍五千元之多……”“正在抵制日货的高潮中,不照顾中国的酒楼饭店,而却把五千元巨款花到日本旅馆去……”这些批评触怒了军阀,第二天清早,胡信之就被逮捕,青岛《公民报》也被封闭了。报社的一块大招牌,被扔在中山路旁。
  在逮捕胡信之的同一天,山东省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厅长袁致和,拿着张宗昌的“大令”,如疯狗一般,勒令各界联合会立即停止活动,取消各学校各团体的沪案后援会。并率领数辆满载军警的大卡车到处抓人,一日之间,被他逮捕的,除胡信之外,还有青岛《公民报》经理刘祖谦(广东人),爱群美术社社长马纳川(安邱人)等十三人,第二天又在四方铁路机厂逮捕了王仑(据说即李慰农同志),过了两天,胡信之与王仑同志在西镇团岛牺牲了。
  据闻,当非刑逼供之时,王仑同志曾伏在地上,以蝇头小字写满了两大张毛边纸,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令人羡慕不已。
  刘祖谦与马纳川等在运动中表现一般,也被袁致和的魔爪抓去。刘祖谦以老病死于狱中;马纳川等被囚年余才被释放。而唯一被通缉的李萼,却在同学的邦助下,筹得了不足廿元钱的路费,前往济南,才幸免其害。
  一阵狂风暴雨之后,明朗的青岛顿时变得暗淡无光,“五卅”运动结束了,而刚成立两年的职业学校,也在张宗昌的血醒镇压下,被宣布取消。
  在张宗昌撤消职业学校的指令上,写有“该校暗藏赤匪……”等字样,这几个字表明“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在青岛革命史上应有一定的位置。附注:
  一、李种蔚即李萼。
  二、陈干,字明候,昌邑人,时为胶澳接收委员,北伐时任蒋介石的旅长,与桂系军长王天培互讧,被李宗仁枪毙。蒋介石亦即枪毙了王天培以报之。陈的儿子陈孝祖是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青岛解放前,伪绥靖司令刘安祺的秘书长。
  三、孙子敬,日本留学,国民党员,省议会付议长。
  四、酆洗元,日本留学,同盟会员,青岛收复前是日本人小谷节夫的《大青岛报》主笔。
  五、王大桢,字芁生,抗战时期任蒋介石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属于政学系。

知识出处

文史资料选辑

《文史资料选辑》

本文记述了回忆山东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概况、济南《昌言报》馆被捣毁记、“五卅”惨案前后的青岛公立职业学校等13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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