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聊城刻印书籍的创始发展和衰落
  聊城自古以来，就是鲁西北的一座重要城市，为我国内陆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商贾云集，人烟辐凑。明、清以来，先后在这里创办过东林、摄西、启文等书院。因其又是府治所在，例年要办的科举——府试和院试，都在这里举行。清末，在这里又设立东昌中学和东昌师范等学校。由此，书籍、纸墨这类行业，便应运而兴起来。
  聊城的刻印书籍，开始和发展的确切年代，已无资料可考。不过它的由盛而衰之最后阶段，去今未远，访诸当地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还能谈个大概。据李复元老先生说：远在明代中叶，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卖、规模很小的书馆，字号叫好友堂。他的资本微薄，没力量雕刻大部头的书，只印些启蒙读物，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极其通俗的小书，如唱本之类，偶而也替人加工操作。生意清淡时便扛着书沿街喊卖，或带点纸笔，串串书馆。这个掌柜的姓名失传，住址不详。他的出版物，更是绝迹已久。这个书铺子，虽然渺小无闻，但可能就是近代聊城刻印木板书的创始者。
  好友堂以后，即从明末到清初，聊城的书坊陆续增添。最早开业的是书业德，随后有善成堂、有益堂等相继创立。到了清乾隆、嘉庆时期（一七三六——一八一八）地方商业日臻繁荣，科举试场也更加热闹，应运而兴的书店不断发展。又出现了敬文堂、文英堂、聚锦堂、聚盛堂、聚和堂等家。以后又有了万育堂、文奎堂、品文堂。最后又出现了福成堂、魁允堂、精忠堂、三合堂、万兴成等家。至于德润斋、郁文斋以及一些发售纸墨笔砚、碑帖文具，也稍带卖书的店铺，更是不少。那时的刻书雕板和印刷装订，全是以手工来操作。这些民间手工艺人，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在清康熙，到嘉庆、道光之际，（一六六七——一八三五）在设计艺术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一八四○年以后杨氏海源阁藏书对聊城木刻书籍的技艺，也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相对好转，也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当时聊城出版的各类书籍，几乎销遍我国的北部。这个时期，就是聊城书业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后，连续经过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我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势力的严重打击，以致农村破产，市面萧条。书籍的销路，也日见萎缩。到清代末期，上海、天津等地石印和铅印本的读物，逐渐流行，手工印刷的木版书，又受到严重排挤。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科举停止，一般四书五经，及制艺之流的书籍，销路更加迟滞。于是这一行业，仅能勉强支持，远不如从前兴盛了。一九二六年张宗昌督鲁时期，王寿彭任教育厅长，又一度提倡经学，通令全省各中小学校，设读经课，因而经书、古文等，再见畅销。但这终是昙花一现，未能持久。接连民国十八、十九两年，聊城地方饱受王金发等匪乱摧残，图书、版片、损失不少。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疯狂破坏，以及解放前反动统治者的摧残，刻书业便日渐没落，直到消灭。后来，据说仅书业德和有益堂二家，就以木头价钱，论斤卖掉书板八万多斤，充作了燃料。这样，聊城各家书店，数百年积存的书板，有如祖龙一炬，孑遗莫存。
  二、聊城各家书店的简略介绍
  1.书业德经营前后
  聊城的书店，如果谈起资格老、资本厚，而延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书业德了。书业德的创立，约在清初康熙年间。资东是陕西郭姓。原始地址，是聊城东门里路南（今新华商场北口）明代吏部尚书许赞的故居。书业德历史悠久，资本雄厚，出版图书，达数百种。在印刷上、纸张上、以及校勘、装订各个方面，都十分认真考究，因而经营范围亦逐日扩大。据书业德的后代陈季先听他的祖辈说，当年的书业德，最兴隆时期有书板一千多种，柜上工人及营业职员一百余人。除聊城总号设有作坊大量印制批售外，在济南、太原、祈县、中遥等地，还设有分店。
  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委托书业德经销该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并派一位陆姓职员，来聊城襄助办理。为时约一年，接着济南商务分馆在聊城设了营业据点，书业德的兼销业务，于是结束。一九二三年，地方绅商创办农工银行时，书业德将门市部房子让给该行，自己迁入到聊城南顺城街路西继续营业。此时，资东与经理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营业情况亦因世移势转，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经东、掌双方协商改组，并招收新股。由其账房先生王焦林协助整理，于是又接收了陈竹亭的入股。并将书业德改称为书业有限公司，资本额约为一万元。陈任经理。后来原资东郭子安，因嗜鸦片，落拓无聊，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回陕西老家，书业德从此一蹶不振。
  2.有益堂和善成堂
  有益堂：有益堂的创立大约在清朝雍正或乾隆年间，资东是河北省衡水县人。开业资金为一万三千五百吊。聊城为总店，占用资金一万吊。衡水县西关菜市街设立分号，占用资金三千五百吊（一九三八年倒与别人）。聊城总号，原经理为张绍基。后来又归于当地人邹姓经营（邹氏弟兄两人一名邹贵田、一名邹文田）。之后，又加入了周姓股东（聊城周家钱局）。有益堂总号营业门市部，设在聊城城内楼东大街路北。经营规模和开业时间仅次于书业德，为聊城木版书业延续最久的一家。
  善成堂：资东傅姓，四川人，据传说他和书业德的东家是表兄弟。有一年，这位傅先生从四川赴京赶考，路经聊城，表哥俩不知因借川资抑或别事，言语间发生龌龊，不欢而别。傅落第后，余忿未消，遂辇运资财，在聊城也开起了书店，要和书业德竞争，创立了善成堂书店。当年营业也比较发达，店中有职工六、七十人，出版物远销数省。它在北京设有天成堂书店，济南、济宁、包头等地，均设有善成堂分号。
  善成堂的创立时间，略晚于书业德和有益堂。实在年代，尚难稽考。经理人先后有河北省束鹿县人郭庆河和枣强县人何以斋。善成堂在郭、何二人经营期间，正处在兴旺之时，在聊城出版业中，除书业德外，堪坐第二把交椅。
  3.宝兴堂、敬文堂和文英堂
  宝兴堂：这个堂字号和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当时被称为聊城书籍业的“四大家”。四大家之中，规模较大、业务相等者，首推书业德和善成堂。次属有益堂和宝兴堂。其余以下各家，又等而次之了。
  宝兴堂经理人，原籍也是河北省衡水县人（姓李），以后又换了一位姓林的，最后的经理是当地人李森。但是原经理衡水李某，也在店内管事，都称他为“李东家”。该店最后还拿出一部分资金经营乌枣生意，以补助书业亏损。宝兴堂营业地址，在聊城城里东门里安乐巷中路西。
  敬文堂：这家书铺约民国初年就关闭了。他的资东，一说姓谷，聊城人；也有说是衡水人或江西姓黄的。对其营业所在，也有两种传说：一说在聊城东门里路北，五间门面；也有的说在聊城城里泰宝银楼旧址。至于营业情况，由于聊城已无人知晓，只好等知者来补充了。
  文英堂：老底子经理人是陈兆杰，聊城马宅街人。雇用职工有二十多人，经营了三、四十年。最初是独资经营，以后又吸收了一个外股，并且还将原来的文英堂，改为文瑛堂。
  4.其它小书店
  聊城的刻书与出版业，除上述六家外，还有聚锦堂、聚盛堂、聚和堂、崇文堂、文奎堂、万育堂、品文堂、魁允堂、三合堂、万兴成等许多家。他们开业有早有晚，经营范围和营业额也各不相同。其中崇文堂、三合堂等号都曾兴盛一阵，但和上述六家相比，则都有逊色。其它小户，就更望尘莫及了，故不再一一记述。
  三、各家出版物概述
  1.“南书”和“府书”
  聊城的木板书籍印制和发行者，综上所述，大大小小十多家。在石印和铅印读物没有普遍推广时，木板书业是比较发达
  的，他们把出版的货品分为两大类：即“南书”和“府书”。从江、浙、川、闽等省，购买印好没有装订的书页子，到聊城再加工装订成部，盖上自己图记的书，叫做“南书”。在当地雕板印刷成书的叫做“府书”。后来，循此习惯，以南书原页，翻刻制装，大部头的，大本成套的，也都称为南书。南书多是采用上等国产毛边纸印刷（也有用毛泰纸印的）。至于小部头的或零星单行本之类，大都叫为府书。这类府书，多用毛泰纸印，但也有用甲字粉连或较粗糙的时则纸印制的，俗称草板书即属于这一种。所谓“府书”，系指由东昌府出产之意。至于唱本、曲调之类，则称为“小花页”。
  2.书业德、善成堂两家的出版种类
  书业德和善成堂这两个书店，是聊城四大家的首轮字号。书板比其他各家都多，出版物无论南书、府书，数量与质量，都比其它字号为多为优。象大部头的南书，如五经体注、五经备旨、资治通鉴、前四史、官板四书、凤洲纲鉴、康熙字典、昭明文选、左传句读、左传易读、东莱博议、古文释义等等，有数百种之多。除了经史子集以外，医药书也有很多种类，如本草纲目、本草从新、本草经读、本草备要、陈修园七十二种、景岳全书、医宗金鉴、济阴纲目、千金方及名家医案等，也不下一、二百种。旁及卜筮、星相、风鉴、兽医之类，也有不少。小说中大本大字的如三国、列国、封神、西游、隋唐、东西汉等演义，水浒、说唐、说岳、施公案等各种通俗读物；聊斋、纪氏五种这些所称“闲书”，也有百余种（据善成堂老工人孙玉堂说：善成堂有书板四百四十种，书业德约四百二十种，后又继续增添数百种。善成堂也从四川来书页子，加工装订）。
  3.宝兴堂、有益堂及其它各家的书籍
  宝兴堂、有益堂，这两家书店的书板，虽赶不上他们两大家，但比起其它的中小家书店，也还数得过去。宝兴和有益，都有二、三百种书板，如三国演义、五才子、西厢记、包公案、镜花缘、红楼梦等大小本头的小说。其它如五经、四书、巾箱本四书备旨、唐诗合解、昭明文选、以及医学、杂流等类，品种也很多，不胜枚举。
  四大家之外的中、小家书店，多半印制“府书”一类的货品。大部分采用毛泰纸，也有用较次的竹纸、或粉连纸刷印。他们为贪图降低成本，便宜易销，质量方面，都不大考究。如小本头的四书、五经、和启蒙读物，多是供应邻近县镇的书贩串书馆的，及门市零售。他们的书板刻工方面，有的较好，有的很粗糙。校勘方面，也不精细。通行应销的小本头书，谁家也可雕刻，都没有专利的版权。
  另外还有一些小本杂书，如聊摄丛谈、想当然耳、巧合奇冤、宣讲宝铭、宣讲金鉴、皂王经、阴隲文、玉历抄传、幽冥录、暗室灯，以及山西杂字、合婚便览、净发须知、弟子规、西学三字经等等，不可胜数。这些小书大部分是宣扬封建迷信、封建礼教、妖魔鬼蜮的，有的也具有一些实用知识。它之所以能销行各地而不受到抵制，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四、关于营业方面的竞争情况
  1.标新立异
  对向无版权的四书五经、小说杂著，每家书店都可以随便地雕板印行。但若墨守成规，不想一些新的花样，便不能在同业的激烈竞争中站住脚。因此各业商都想标新立异，出奇制胜，表现在一般经书的出版中。如一般书店都印有春秋左传、左传句解、左传句读，善成堂为了夺取其它店的市场，排斥其它店的左传销路，则印左传杜林，书业德见此便出版左绣与之对抗，有益堂当然也不甘被挤，又出版读左补易，周礼精华、诗经喈凤等。又如官板四书，善成堂刻印奎壁四书，书业德则出大字四书，有益堂更别出心裁，在每张每页的顶端，又增印字典，称为字典四书，并声明为独有版权，不得翻印。其它店虽不能侵犯它的版权，但也还有其它竞争手段，一时花样百出，竞争甚为激烈。
  2.抢印“闱墨”
  科举制度没有停止之前，每逢乡试、会试的考期，聊城几家大书店，例有一宗生意要做，就是刻印“闱墨”，大量发售。
  过去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所谓“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就是指的从科举这一途径，巴结上进，达到“学而优则仕”这个愿望。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为了考取功名，把一生的希望、半生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科举之上。从早到晚，一年四季，在八股文上下死功夫。真成为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闱墨”就是这些考中举人、进士们所作的文章。也称为“墨卷”。人们认为他们的文章能在许多人中独出头地的被选拔考取，总是精粹作品，有拿来作揣摩参考的价值。因此书店每逢考期，必定专力搜集这类考卷文章，迅速雕板、刷印出来，名为“闱墨”。有“山东闱墨”、“直隶闱墨”、“顺天闱墨”等等不一。
  戊戌变法维新时期，八股文废掉，变通考试办法及其内容。考试历史、政治、时务等科，讲求实在学问，并根据当时情况和需要，特开“经济特科”考试策论，因而策论文章便应运而兴。于是宝兴堂等曾出版了策论粹新，以迎合当时热心功名的士子。每批闱墨印出，都大量销售，并为外地客贩批运。因此，各家书店对这一项生意，谁也不肯落后，视为业务中大宗利润来源。不过资本较小的业户，大都没有力量竞做，届时只能从四大家中批来一点应应景而已。
  五、一年中的营业旺盛季节
  1.外地客商大量批货
  书业的批发和门售业务，一年之中，是无时不在忙碌的，但是每年也有一个旺季，那就是腊月到正月之间。因为各地的书塾，都在新春开馆，必要预备大批的书籍供应。各处同行书商，为了预先定货，也都要早日赶到聊城。那时候，邮局还没创立，客人办货要自己雇车装运。东北奉天等地的书商，每年冬都要到聊城大量购货。如崇文堂，每年都供应关外七、八大车。文英堂则装箱向北京书商发货。山西客贩每年春季也用骆驼来驮运。其他如大同、绥远、张家口、洛阳、宿州等地，也经常有书商来往。到了民国十年左右，邮政局可以寄递包件，从此，书籍就可改交邮局寄发了。
  2.刘家店——临时的“书商宾馆”
  各地的书商到达聊城，都是以古楼北街刘家店做他们的“下处”。这一些商人，年年必至，此去彼来，宾主厮熟，安之若素。刘掌柜的，对这些老客，备加照应，不同泛泛。在顾客们纷纷来此批货的热汛期间，从不招揽别的客商住宿，对一般老客应办的事务，刘掌柜的为他们尽心地料理。如觅雇车辆，汇兑银款，装卸货物等。客人们乐得省心。所以，那时的这座刘家店，已不是寻常客栈，而俨然成为一个临时的书商宾馆了。
  3.一批书板流入口外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聊城的敬文堂和另外三家书店，歇了业。一个奉天书商，到聊城批货，认为几家的书板奇货可居，便起意购买，几经磋商，达成交易，敬文堂几家的所有书板，全部卖给了奉天书商。及至当地的各个同行业户晓得后，这边已经秘密达成了交易。聊城同行业户对敬文堂等将书板出卖给奉天书商，极不赞成，曾一度集议，欲以原价赎回，并阻止其装运，但未能成功。从此，关外的一部分生意断绝了。直到“九一八”前后，东北各地还流行着聊城版的书籍，但那已是关外的印刷本了。
  4.家刻本及代印、代销的书
  聊城的木板书，除各家书店刷印的坊刻本以外，还有大量的“家刻本”，也叫做“家藏本”或“家塾本”。如清朝江苏巡抚傅绳勋的后人和杨氏海源阁等，都有家刻本。
  私人的家刻本，有的雇聘工人刻好板子，在自己家中刷印的，也有刻好书委托书店加工代印的。印妥后，如非卖品，就付给书店工料费，由自己分送亲友。如准备外卖，书店也可代销。
  民国初年，上海各种各类石印本的书，逐渐深入内地，行销各县、镇，木板书销路受到影响，但最初仍可维持一部分销路。之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先后在聊城成立了经销店，各类石印本和铅印本的小说，和其他读物，也大量涌来。于是木板书的销路日渐缩小，营业大受影响，因而各木板书店也开始改变经营方针。他们除了照常出版自己的书，并也兼销一切石印、铅印本。有的还兼营文具业务，赖以维持局面。“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浪潮风起云涌，聊城新书业也应运而生，以往木板雕刻出版的老书店，便日见没落。“七七”事变前夕，聊
  城的老书店就只有有益堂一家了。
  六、刻板与写样
  1.写样
  雕板印书，必须先据原刻本影摹，或按原稿写好，然后再上板开雕，这叫“写样”。过去的许多古书，多是聘请名手书写稿本（也有自己书写的），他们把选定的校勘精确的善本，交写样先生照原书摹写。其字体、点画、行格款式，处处依照原书仿刻，只换上自己的字号就得。这些写样先生多住在聊城西乡，其中最负盛名、而为几家大书店经常延聘的，是那位人称“圣手书生”的刘凤藻。
  刘凤藻，堂邑县定远寨人，是个老秀才，不但擅于摹写宋体字的横轻竖重，并善书正楷。字体融合柳欧，疏密适中，颇为美观。如书业德出版的前四史、史记精华录，宝兴堂的神农本草经、昭明文选等，都是他的手笔。写一版书的代价，是京钱壹吊。写样的纸，是上等毛泰，质薄柔韧，写上字，可透过背影，清晰可辨。
  复刻原书，更有个简捷办法，并可节省写工开支。就是不用摹样，索性用原书，一页页拆开，纸背面拿肥皂水，轻轻搓磨，使它单薄，透出字迹，就上板雕刻。如有益堂的聊斋志异就是以此法出版。但是，这样办，新板刻成，原书也就整个消灭了。
  2.刻工与选材
  一部书，从写样、刻板到成书，要经过数十道工序，而且全是由工人们的双手一遍遍地辛勤劳动，依次加工制成的。刻书板的工人并不是经常在书店里边服务，全是临时雇用，犹如今之加工定件。
  这类刻板工人，多住在聊城西南堂邑县境、马颊河流域、骆驼山一带。祖辈传授代代接替，男女老幼都擅于刻板技术。他们在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春冬两闲，就受雇于书商刻书板。他们虽是散住在各个村落，也有组织。所有和书店接洽定件，商磋工资，讨论规格款识，及交件期限，批定合同等等，全由工头出面和书店经理人打交道。工头把活揽好，再分头交给工人，各自拿回家去刻。工人不仅受书商的剥削，同时也受工头的剥削。工头（也叫做揽头），多不从事劳动，只靠从工人的劳动工资中抽成生活，也有的以高价揽定，以低价雇觅刻工，而从中渔利。那时候工人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以工资的百分之几养活把头，但因那时没有自己的组织，便只好一任工头剥削。
  工人刻板是按件计资的，书中章句间的标志也各有其规定。三个○（圈）或五个、（点）都只按一个字计算。木板书中并无其他标点符号，只有○或〓，代表一章书的起始。
  雕刻书板是选用梨木和枣木，所以“梨枣”二字向来也作木刻的代名词。这种木质，坚实匀净，经久耐用。制板木材，也要拣取大株树木，浑粗直干。再锯成一块一块的板子，再一一刨得崭平如镜，把写好的样张，反贴在木板上，就可以奏刀了。
  刻板工人都各有其一套技巧。他们刻书板的时候，右手握着刀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帮助推动刀尖，细琢细磨的刻划。乍开头的“发刀”是依循字样的横竖笔画，用刀尖劙划，比较容易。多是教初学的徒工去做。第二步的“挑刀”，却得要训
  练有素的熟手担任了。挑刀是个细致的活，一撇一点都要仔细剔爬，使每个字的锋铓、棱角，整齐划一，体势、姿态，清丽醒目。无论行距疏密，笔触的柔和、刚劲神气，都要深切地体会到、刻划出，从书业德、善成堂等出版的经书来看，莫不线条挺劲，刀法圆熟，可见当初这里雕板工人的技艺，已达到高度水平。
  板片刻好之后，须用花椒水煮透它，这可以久存，不生虫蛀。一部大本头的书，刻板工程相当浩繁。例如四书备旨，板高七十四分，宽九寸，用国产六五毛边，下七个头，全书共计四六六页，就要刻四六六块板子。再如大本的三国演义，多至一一○○余页，就要刻出一千多块板子。一部大套的书，交工人分头去刻，也须三、两年的工夫，才可完活。其中大字部分，由一般工人来做，小字部分，另由高手技工负担。他们承刻某一书板，也是陆续交活，而书坊中印刷，也是随刻随印。一部大部头的书，如五经备旨全套刻工，约须花费纹银一千五百两。
  3.校勘与插图
  书板刻成后，往往有一些错字，书商们为了经营上的信誉，都雇用专人把刻好的书板，一字字的照原书校勘。有错字处，立即挖补。
  但也有一些中、小书坊，如聚锦堂、奎文堂等，对小花页之类的书，校勘不精（主要是为了减低成本提高利润率），因而错字、白字相当的多，质量很差。
  有的书中还有插图部分，而所有插图也都是雇用工人一刀刀刻出来的。如小说中三国演义、列国志、诗经备旨中的简单插图，三字经、千家诗中附刊的人物故事图像等。刻制这类的板子，更得要掌握刀法，轻雕细琢，稍一不慎就得报废或显示不出生动的形象，因此要求有更高的技艺。这类活儿，象骆驼山一带村中很多家庭妇女们，都刻得很好。其刻摹工价，计页或计图论值，约略可等于半页书的数目，如小本头论语，每半页刻工是制钱三百文，刻一块图，就可拿到四百文。
  4.书板的使用价值
  一块板子，就是一页书。尺寸大小是一样的。书板的四边界格，称为“边栏”。四边界格只画一道粗墨线的，称为“单边”。在粗墨线之内又附一道细墨线的，称为“双边”。其天地两头没有细线，仅在左右两边有细线的，称为“左右双边”。天地左右全有细线的，称为“四周双边”。如善成堂复刊本神农本草经，就是天地双边。元代的版本，多是四周双边（又称“文武边栏”）。书业德版的五经备旨等，多仿这样格式。可见他们的板子，多是采取善本摹写，加以复刻的。复刻即是翻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出版法”的规定，谁也没专权，所以也不干禁例。
  板子雕成，每印刷一次，以五百部为计算单位。第一次印成的书，字迹清朗，边框完整，格外美观。有的图书，新板告成，先用朱色或蓝色印刷出若干部，这叫“初印红本”或“初印蓝本”。更有一种套印本，如书业德版的洗冤录。正文用墨色，旁注用朱色，圈点用蓝色。这种书须分几次上板，格外费事。
  一套新板，大字的可出书万部，一般的可出七、八千部。如四书备旨等，全页都是稠密的小字，印个六、七千部，还能保持清晰可观。再刷印过多，木质被墨汁啮得发硬发脆，就渐见漫漶。虽然还可作部分修补，也只可勉强继续，大不如前的清朗爽目了。
  关于聊城各家书店，每年销售书籍情况，我曾和马运生谈过。马过去任职于聊城有益堂书店，达四十多年之久。他说入了民国，科举停了，经书也不行了，但有有益堂一家，每年还可销七、八千部。而书业德、善成堂等，销数还要多。以此推想，全县一二十家书坊，在从前极盛时期，年总销书额，约计不下二、三十万部。
  七、印书的设备及生产次序
  1.糟墨浆、刷页子
  一部书从写样算起，到达读者手中为止，据说要经过七十二遍手。刷印书页子，所应准备的东西，是纸和墨浆。纸料种类，前已提过。墨浆是选取好南松烟子为主要原料。每年的过麦后，就要下手。其法是：十斤烟子加白面二、三斤（再多以此比例类推）。先把白面打成浆糊，搅稀，再把烟子掺入，并加点烧酒，一齐倒入了大瓷缸内。用石对春使劲地搅，搅得浆糊和烟子，融合一团，放在一边盖好。整个的伏天过去，缸里的东西，被高温热蒸，起沫发酵，是谓“发缸”。发缸后，再熬水胶水掺进去，一块糟起来。这样，烟子、水胶、浆糊便融为一体。最后，用水磨子拐，拐下来的墨浆，细致匀净，放到冬季应用。刷出书页，墨色乌黑锃亮，光泽爽目，手指抚触摩掌，也不会褪落沾染。
  印刷工作的设备，要用一只比较宽阔的长方型的大案子。案面平整、坚实。把板子安置于案子上固定起来。准备好书页纸，师傅们（工人）便用排笔，轻轻蘸下墨浆，从板子上掠过，再将书页，平放在板子上，用细棕趟子从纸背迅疾地研印过去，随即把页子揭起抛过一边，一页书就印成了。不过这种趟子在使用之前，须用豆油滋润过，才能滑利顺手，也不伤纸。
  刷页工人，称为案上。按页计工，称为“撩件”。每个案上工人，每天可以刷书五、六千页（大板的书，较慢些）。工价是：大板书每千页制钱一百文。小板书每千页，六、七十文。工人在书铺刷页子是回家吃饭，书铺只管喝水。如若晚上也干活，就睡在柜上，两个人一床被子，由书铺供给。
  2.刷页后的一些工序
  案上的师傅把页子刷出，随手抛过旁边就不管了。另有检页的女工，统统拾掇到一起，按流水号数，依序敛齐，再一张张叠起。检页和折叠，称为“半干子活”，全是由妇女们去加工。这类工人，多住在城隍庙街和东南城角等处。
  书页折叠的地方，称为“版口”或“版心”。版心中有专为折叠时作为标记用的“象鼻”和“鱼尾”。刻在上下两端。其中间叫“中缝”或“齐墨”，也叫“齐栏”。以上边“鱼尾”下边“黑口”为标准，要一页页对好爽齐后，再交干师傅切裁。干师傅称为“刀上的”，也称为“攥刀把的”。
  页子切裁后，就是装订了。书衣是采用染了赭色的纸料。贵重的书，也有用绢绫做的。书衣上贴有题写书名的一个仄条纸签，叫做“书签”，书签也有用带色的纸印的，与书衣相配衬，书签上有的延请名书家题写书名，并有署款。
  书衣里面，有的另衬一页空白纸，叫做副页。其功用可以保护书页，使之不受损伤，用万年红做副页还能避免潮湿。
  一本书的装订工作，也有几道工序，其工作情况，不再详述。
  八、工人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1.对克扣工资的反抗
  聊城的书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对所雇用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劳资之间的斗争有时十分尖锐。主要因素，或为待遇方面的苛薄，或为工资方面的不合理。工人被压榨得忍无可忍时，便奋起反抗，举行罢工。
  工人的工资，照例应由企业主按“齐满钱”发给。但他们确嫌剥削得不够，硬要按“九八”发付（齐满钱即制钱满足一千文，算为一吊，“九八”即每百文扣二文）。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无理剥削，不肯接受。资本家们则悍然坚持，不稍通融。工人迫于无奈，群情愤慨之下，一齐罢工对抗。一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六家老总刘玉山等人，企图帮资本家说服工人接受克扣工资的办法，工人们根本不听他那一套，为了不甘受资方任意摆弄，于是下“鸡毛文书”，挨个传递。霎时间聚集了五、六百人，在聊城东关文昌宫聚会，商讨对策。
  2.用抽签骗术结束罢工
  罢工风潮越闹越大，书商们见真的牵累到他们的营业，又托出人来解调，工人坚持不肯低头。于是他们便想用骗术平息工潮，办法是双方赴城隍庙抽签。如抽出双号签，就按齐满钱发给，倘是单号签，就以九八钱为准，说这是神的“旨意”。虽然这只是一个骗局，但结果还是工人胜利了。
  其中内幕，不言可知，并不是什么城隍爷主张公道，为工人撑腰。只不过是狡狯的资本家们，自知不易应付工人们的正义要求，而故弄玄虚，假托神的主意，聊以解嘲而已。但通过这一事件，大大加强了工人的斗争性和团结性。
  九、聊城新书贩卖业的概况
  木板书业的凋零和新书业的兴起。
  聊城木板书业，在石印书问世以前对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但由于时代进化，辛亥革命之后，封建文化没落，学校日兴。到民初之际，木板书事业便渐渐衰落，成了强弩之末。虽然有的还勉强维持没落的局面，但大部分产品已无人问津。因此，一般书店，多已兼营他业，如文具、账簿、毛笔之类，或者代销新书，或者停业改行。这时各类学校，次第成立，亟需大量教科书，于是上海、京、津各地出版物，石印和铅印的新书，纷纷涌来。因此急遽地促进了聊城旧书业的衰亡和新书业的发展。
  随着木板书业衰亡和新书业的崛起，石印印刷事业，也应运而兴。
  聊城第一个石印局，始于王露亭的茹古文社，不久端士泉又办了一个郁文石印局，都在民国元年创立。不过他们都是半手工性质的石印，但在聊城开始和社会接触，人们由耳闻而目睹，皆感到新奇好玩，眼界一宽。看到它无论印制什么，都比木刻敏捷、方便。因这样，从前木刻方面的活，多半被石印替代了去。斯时，聊城已有了两处中学堂——东昌师范和东昌中学，还有其它讲习所之类。他们所教授的科目，除正式课本外，并由教师临时选材，编辑一部分讲义，作为课外补充教材。这种讲义，都是委托石印局加工印订。过去象民间的家谱和讣文、名片、钱帖、年画、神轴等，全是木刻加工。从石印
  兴起，也被它夺去了大半生意。
  聊城自从有了石印，由于文化发展，种种客观需要，业务相当兴盛。一时各种印刷定单，接踵而来。利润所趋，不久期间，又增添了松竹斋、华昌等两个石印局。不过这些石印局自己印的书并不多，多是为别人加工一些零星印刷品，但它总是聊城印刷事业方面一个新兴的表现。
  王露亭办的文华书局，亦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开始营业，它批销学校课本，并贩卖新旧小说、碑帖杂志、及新文艺作品等。多是从北京、天津和济南进货。济南的教育图书社，代理上海各书局的出版物，文华书局就和该社长期交往。由于文华开业之后，由于一切文具图书，各色货品，都是由天津、济南两地进货，货源有时不充足，次年的春季，王露亭为进一步扩充货源，开展销路。便去上海与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接洽。双方达成协议。由王露亭担任上海中华书局聊城分局的名义，包销山东东临道二十九县的图书，与各类文教仪器。于是在他由沪北返不久，上海中华书局便发运图书货品三十多箱，经济南悦来栈转运聊城。大大支持了他的营业。因此，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他便干脆撤销文华字号，正式挂上了中华书局的招牌。
  上海商务印书馆，也于一九一二年，开始委托书业德代销教科书。那时，书业德一方面代销商务货品，同时还出版自己的书籍，经营方式，仍然一本正规，对于和外界的联络，殊少主动。以后，中华书局正式建立，营业发展很快，济南商务印书分馆看到鲁西北的广大地区，有利可图，想和中华书局竞争，于是在一九一四年派冯彦甫到聊城筹备分馆发行所，但只经营二年，又复撤销。与此同时，适值李竾庭组织振东书局，便和
  商务分馆挂上钩，担任了聊城经销名义，并兼售文具、药品、及其它书局的新旧小说。
  振东书局开业前后，同时又有孙一德办了一个世界书局，代理上海世界书局的出版物。后又改组为摄西书局（经理人金春亭）。不久同元书局（后改称义和书局）和赵金生办的新华书局，也相继开业。以后又有姓何的办的真华书局和赵国华经营的国华书店开张营业，真是盛极一时。以上这些书局，大都设立于当时聊城的繁华中心市区——楼东大街。
  聊城的新书贩卖业，从民初到抗日战争开始，二十多年中，在鲁西北一带数十县、镇区域内每年销货的总数量，不下几十万册。除中华、商务、世界、开明、生活、北新等书局的出版物外，它如锦章、大东、广益、大成等书局的新旧图书、以及扫叶山房、鸿文、点石斋等各种碑帖，也不少销卖。一折八扣书畅行时期，更是聊城新书贩卖业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八年的十月，聊城被日寇攻陷，新旧书业随着地方其它事业，一齐关闭。
  以上所记只是聊城过去的刻书与出版业的一些片断情况，很不全面，错误和遗漏之处也在所难免，希望指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