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前言
  宋传典，又名宋化忠，号徽五，山东省益都县前龙山峪宋王庄人，是清末民初一个较有名的官僚买办资本家。他的祖辈尚是贫苦人民，他本人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也曾尝受过一些穷人的艰苦。但他缺少中国人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民族气节，尚未成年即在益都城参加了基督教，投靠到英国传教士（牧师）厍寿令的怀抱，由于他的奴颜婢膝得到厍寿令的赏识。厍寿令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是假传道之名为英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文化侵略之实的。为了达到他侵略之目的，当然首先要不遗余力的寻找和栽培一批能够为他服务的民族败类，作为他的代理人和走狗，宋传典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奴才。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厍寿令的栽培下，不几年宋传典就当上了教会学堂的英文教习（清末民初称学堂教员为教习），以后又充当了德昌洋行的经理，最后又通过贿选爬上了山东省议会议长的高位，成了拥有数百万元资本的官僚兼买办资本家。
  我们为了把宋传典的一生弄清楚，曾经多次访问过他的同乡、同事、英文秘书兼德昌洋行经理、德昌洋行的总会计、工程师和曾在德昌发网庄做过工的老大娘，但因年代久远，对当时的详细情况多已回忆不清，特别是有关益都德昌花边厂的材料，更少有人知道。因此，这里所记录的材料，只是宋传典的片断一生，漏误之处，希望知者补正。
  一
  宋传典幼年家里很穷，一家人的生计完全依靠其父宋光旭卖柴维持。宋传典稍长，亦随其父挑柴叫卖。宋传典的母亲，因家庭生计无着，经常缺粮下锅，上树采集树叶，不幸坠地摔死。宋传典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生活根本没有保证，当然也就谈不到读书识字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光旭感到只依靠挑柴叫卖不可能继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于是就把两个小一点的孩子留在农村托人照管，带上宋传典到了益都城，经过托人说项，在城关南门内蒋姓地主家当了长工，宋传典因为年龄小不能就雇，便作了蒋家的客家子，为地主家做一些零星活。
  益都又名青州，是一座古城，由于清朝晚期政治上的腐败无能，英、美、加、德等帝国主义国家，都纷纷染指中国，他们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天主教和基督教）前来我国，传教士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假传教之名，到处建立侵略据点（设教堂、办学校、开医院等等），进行文化侵略。英国基督教传教牧师厍寿令侵入我省后，也在益都设堂“传教”，他到益都首先办了一处“广德书院”，以后又续办了一处“培真书院”，想以此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并为他自己培养一批忠驯的奴才。不料却引起了青州府属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掀起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反洋教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不上外国学”，“不
  给洋人办事”。结果闹的厍寿令连个听差服务的也找不到。该时宋传典和他的父亲还在益都城关蒋姓地主家做长工，他们不仅不参加反洋教运动，反而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奴颜婢膝地到“广德书院”去当了厍寿令的听差，表现了十足的奴才思想。由于他父子在厍寿令跟前表现殷勤备至，奴象毕露，因此很得厍寿令夫妇的赏识，甚至视若宠儿。厍寿令为了把宋传典培养成一个听话的洋奴，首先让其父宋光旭“受洗入教”，收为耶稣信徒。该时宋传典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孩子，还不适于在广德书院上洋学，厍寿令便命宋光旭将其送到别的学校去读书，目的是先让他粗通文字，然后再弄回“广德书院”“深造”。宋传典上学所需的学费，是由厍寿令资助的，不仅如此，就连宋传典这个名字，也是厍寿令煞费苦心给安排出来的。原来宋传典并不叫宋传典，而是叫宋化忠，帝国主义分子厍寿令为了让宋传典成为在中国传播洋教的忠实洋奴，起传播所谓“耶稣经典”的作用，所以才把化忠二字改为传典。据说宋传典少年时很聪明，很能领略他的外国主子的意图，厍寿令资助他读书，他就苦心攻读，真的不失主子的所望，不到几年他就被召回到广德书院进行“深造”了。
  宋传典在广德书院“深造”了七年，他除了完成正课以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向厍寿令的老婆学习英文，而且学的还颇有成绩，竟然还翻译了一本“化学详要”，在当时我国化学知识贫乏的情况下，这部洋书居然成了益都各学校争读的书籍。对此，宋传典对厍寿令的老婆特别感戴，并呼之为师娘，以示尊崇。
  宋传典在广德书院深造结业后，就被其主子留在广德充当了英文教习，并且还想方设法荐到海岱书院、青州中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等学校去讲课传典。宋传典讲的是英文和化学，因为他口齿不清，发音不正，英文程度也实在不高，所讲的东西使人很难听懂，再加他长的又黑，因此，青州中学堂的学生都嘲笑说：“宋传典的英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活象个印度教习”（该时不少印度人在上海英国租界充当巡捕——红头阿三，他们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英国话，学生们把宋传典舆之为印度教习，意思是说宋传典的英文程度，和印度在上海的红头阿三差不多）。
  此时，宋传典也早已加入了耶稣教，由于他竭力为厍寿令传播所谓“西洋文明”，即为耶稣“传典”，厍寿令还特别为他置买了一辆铁轮自行车，借以代步，专供其到各校讲课“传典”骑用。宋传典骑着铁轮自行车招摇过市，也更加神气起来，居然成了益都县教育界的势力人物，也就是所谓士绅名流了。该时益都县的绅士们分为两派，一是房来鸣派，一是李有经派，宋传典是李有经派的骨干分子。
  二
  宋传典在教育界混过几年之后，到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便辞去了教习的职务开始经商，并创办了德昌洋行。
  在旧中国，洋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国家全面侵略我国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们利用不平等条约，享受我国商人不能享受的一切便利，包揽进出口货物的经营，德昌洋行也不例外。在名义上德昌洋行是宋传典创办的，实质上是英帝国主义分子厍寿令一手操纵的，宋传典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一个买办，他的弃教经商，只不过是厍寿令根据需要另行安排而已，是厍寿令要他辞去教职的。
  德昌洋行分两个发展时期：即德昌花边庄时期和德昌发网
  庄时期。最初的德昌洋行即德昌花边庄。
  1.经营花边庄时期。山东的花边是很著名的手工艺品，在国外主要是欧美有很广阔的市场，讲究豪华美观的欧美资产阶级，多用花边装饰窗户、蒙盖沙发、桌、椅、茶具等等，销量颇大，经营者获利亦巨。但最初多为外商所经营，后来，我国商人见到有利可图，也群起竞争，宋传典设德昌花边庄经营花边出口，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即一九一二年）。在设庄之前，经厍寿令的介绍，宋传典曾亲去烟台（花边的集中产地）学习花边的编织技术，并与外商建立关系，订立合同。回至益都首先搞了一些样品寄往国外市场进行试销，试销结果有利可图，于是便在益都城内租赁了一处旧当铺的房子，雇用了一些工人（详细数目已无从查对），开始成批生产。据当时在该花边庄工作过的工人姚升九回忆：宋传典最初创办花边庄时，只有资金二百元左右，根本没有活动资金，所需流通资本，完全靠宋传典利用社会关系东拉西凑维持门面。
  宋传典经营的花边庄，主要的花边生产是放在广大农村。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第一，农村有广大的廉价妇女劳动力，可以对她们进行更多的剥削，可以利用她们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第二，不用花许多资本建筑厂房，不用购置许多生产用具，不用担工人罢工的风险，真是一举数得。所谓设庄，只是雇用少量工人检查验收由农村收回的产品，并做一些修补、包装等工作。其具体经营办法是：首先在各个农村寻找中间人（有代理人或经纪人的性质），数目不等，有的村镇只有几个人，也有多至七、八人甚至一、二十人的。找到中间人之后，第二步就与中间人订立合同，规定领发原料、所织花边规格品种、中间人和工人的报酬等等。德昌根据合同将原料分发给各中间人，并由他们分别分给那些能从事花边编织劳动的农村妇女。各户织成的花边统一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送到德昌呈验，合格的成品付款留下，不合规格的则退回另行编织。至于劳动报酬，当然是不会高了，但织一件花边到底给多少报酬，因事隔太久已无人记得了，只知道中间人的报酬是从编织花边的劳动者的收入中扣取二成（即从劳动者的收入中扣留百分之二十）。
  宋传典经营的花边庄每年的获利数字，每年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具体数字，现在无人记得，也无档案可查，但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据宋的教友和同学王秉正、以及宋的英文秘书周静轩证实：德昌洋行自一九一二年创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一九一六年前后）花边生意萧条为止，积聚资本竟达一百万元左右，剥削之多、发展之快，达到了惊人的速度。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开始后，厍寿令奉英国政府之命返国（一去未回），德昌祥行就完全归宋传典掌握和经营了，他除了经营花边之外，还经营汽车、自行车、布匹、呢绒等进口货和花生米、核桃等土产的出口，他的资本积聚的那么快又那么多，和经营这些项目，也有很大的关系。
  宋传典发了横财之后，在益都城东南隅建筑了一座二层十九间的楼房，命名为宋家大楼，也就是德昌洋行的营业大楼。与此同时，宋传典还在益都城内明衡王故宫旧址买地建房不少。由于宋传典暴发，引起益都城许多大商人的垂涎，如贾星垣、阮松芳、孙似吉等都要求染指德昌，请求宋传典允许他们投资入伙。此时的宋传典并不需要别人投资，但他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接受了他们十万元的投资。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宋传典接受他们的投资，并不是需要他们的资本扩大营业，而是另有别图，即企图插足政治舞台。
  2.经营发网庄时期。由于花边主要是行销欧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主要在欧美进行，因为战争的影响，花边销路大大减少，生意逐渐萧条，到大战中期已无利可图。正在宋传典无可措置的时候，又有一个帝国主义传教士（牧师）贾道然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放弃经营花边，改营发网，并叫他再到烟台学习编结发网技术，和就便与美商国际公司（lnfernatianalTsading Comkauy）建立关系，订立合同。此后又与纽约赫氏洋行建立了关系，该行也派人到德昌洋行接洽，双方也订立了合同。按合同规定，德昌制作之发网，即由济南邮局迳寄到纽约的大通、花旗、中国等银行，银行收到货物后，即通知赫氏洋行到银行验收交款，验收合格后赫氏再出具信用状寄回德昌洋行。信用状上写明“见状付款”（美金），德昌即凭此到济南中国银行或上海银行办理结汇（所谓结汇就是按当日外币的牌价折合成中国钱）入存手续，以后即凭德昌的支票支用。
  经营发网时期的德昌洋行和经营花边时期的德昌洋行一样，除经营发网外，仍然经营花生米、棉花、核桃等土产和汽车、自行车、呢绒、布匹之类舶来品的进出口货物。不仅如此，而且还新添了一个织造地毯的专业。该时的德昌洋行共分三个柜：一是总行，二是庄，三是站，上海、烟台、青岛、益都等地都设有分庄。
  德昌发网庄是在益都放弃经营花边之后建立起来的，那时他才当上了个省议会议员，仍可长住益都，到一九二二年，他贿选当上了山东省议会议长，就必须长住济南了，由于他既爱权势，又爱财如命，又不放心让他的代理人长期离开他独自处理企业大事，因此他当上省议会议长之后，便索性把德昌洋行总行也搬到了济南市。此时的宋传典便具备亦官亦商的官僚政客兼买办资本家的两重身份了。
  宋传典经营发网也和经营花边一样，不是设场集中生产，仍是利用农村广大妇女群众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具体做法和花边的生产大同小异，也是先找好中间人，和中间人订立合同，再由中间人领取原料（即人发）回村组织妇女进行编结。发网是以“罗”为计算单位的，每“罗”为十二“搭”，每“搭”是十二个，共计是一百四十四个网子，每斤人发可编结五“罗”。当时每斤人发价值银币八角，每加工一“罗”发网给加工费五——六角。加工发网有接头、上梭、编结、整搭等数道工序，生手每天只能编结几个，熟手每天可以编结一搭左右，劳动收入是很微薄的，虽然如此，她们也还须拿出百分之二十的收入给中间人。当时为德昌发网庄加工发网的有章丘、邹平、临朐、临淄、淄川、益都、寿光、广饶、昌乐、潍县、安丘等十几个县的广大劳动妇女（具体人数无统计），她们都是德昌剥削的对象。
  德昌发网庄设在济南市经六路纬七路附近，最盛时期曾用过五千多名工人，设有工厂，但厂内并不直接生产发网，所用工人一部分是从事编织地毯，一部分是整理发网，即检查、验收、修整从农村收上来的发网；修补从国外回收的残破发网。按德昌洋行的规定，凡在他们厂工作的工人均实行计日工资，发网工人的工资是：修补工每日五至六角，检验工每日六至七角，挂网工每日七至八角。工作时间每天十二小时。厂内没有食堂只供开水，工人中午都得吃凉饭。工人如因事迟到，一次不计，二次扣钱，迟到三次就予开除。到晚了当然按迟到记账，可是到早了他们又不开厂门，厂门外又没有挡风遮雨的设备，因而遇上风雨雪天，工人们就只好在那里挨冻挨淋。
  宋传典为人狡猾，他对工人不采取高压手段，而是用小恩小惠、欺骗拉拢等办法，让工人为他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具体措施是：迟到一次不扣工钱，工人瞌睡了拍拍肩膀叫醒，有时还烧些吉豆汤给工人喝，遇上雨雪工人不能回家，还可以在厂内住宿，工人的工资也稍高于其它洋行。但德昌对工人的劳动监督则是极严的，厂内每个车间都安设许多长案板，每条案上有十个工人（其中包括两个工头）工作，两个工头分坐案的两头，八名工人每边四名，每个工头监视四个工人。上班后谁也不准交头接耳乱说话。每条案子上放一个签子，供上厕所的人带用，不能两个人同去厕所。
  每个车间还配备有一名男会计和一名女教习，会计专管产品登记，教习则是实际的把头。按理说教习的责任主要是技术指导，但该厂的很多教习并不懂得技术。她们的日常任务：向工人分发待修补的发网，然后再将修好的收起来交会计进行登记；维持车间“秩序”，监督工人的行动。这些人大都和厂方负责人有亲朋关系，自恃有后台撑腰，因此几乎每天都和工人闹纠纷、吵架，她们说那个工人不好，那个工人就有被开除的可能。
  宋传典还有一套统治工人的办法，就是收买工贼，利用工贼统治工人。他用人不太注重本领，主要是看对他是否忠实，对工人监督是否严格。每到年终，总是把他认为“不错”的职员、教习，分别招到跟前，亲自敬送烟茶，夸奖一番，然后再“赠送”几个钱（十元、二十元、或三十元），这些人得奖之后受宠若惊，就更加劲的统治工人，而且都是折磨工人的凶手，工人稍一表示不满，他（她）们就找茬刁难，其经常使用的办法：就是借口网子修的不好，摔回去重修，这实质上等于罚工资（此时厂内有些工序已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对于女工，他们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女工进入车间不准说笑，更不准打闹，甚至连头也不准抬一抬，理由是：女人说笑或东张西望容易生事非。工人下班出厂，厂子还派人在厂门口进行监视。
  由于宋传典有一套统治工人的办法（收买利用工头、用小恩小惠进行拉拢、欺骗瓦解等），又加他是省议会议长，既有钱又有势力，因此在济南经营期间，还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劳资斗争，只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德昌关闭迁往天津改营东亚公司前夕，工人受到失业的威胁，才组织起来反对迁厂，并派八十多人到反动省府请愿，要求复工。交涉结果让工人住在厂内由厂方管饭，斗争了多半年，才答应每个工人发给十几元钱，遣散回家。但这并不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支持工人群众合理要求，而是因为宋传典曾欢迎张宗昌督鲁，北伐军占领济南后通缉宋传典未获，借以泄愤而已。
  宋传典经营的发网，每个网子连工带料的成本不到八厘钱，而卖给外国每个却高达二角之多（等于成本的二十五倍）。这是当时济南出版的《济南快览》上记载的，录之如下：
  “发网：乡下愚民，仍辫发长垂，西欧女子则喜用各色头发，制网蒙面，以为美观。且日必数换，故消耗亦多。前有奥商，经营此业，收发染色，设厂制网。运往法国，行销极巨，获利亦厚。于是济市投机商人，亦多从事于兹，且有因此致富者。盖网之价，在济市不过二、三分（注，是销价），巴黎则过半佛郎矣——按每一佛郎，合华币四角有奇——市利十倍，人多趋之。近年以来，亦渐次衰落，然济南之小家妇女，借此以维生活者，已有数年于兹矣。”
  宋传典为了使人不知道他发多大的财，采取了把发网和进出口的其它货物分开经营的办法，各地的庄、站虽然都负责办理进出口经营，但各站、庄进出什么货物、价格大小、赚多少钱，连他的总会计也不摸底细。他和外商规定：出口的货款不得直寄德昌洋行，而是寄到上海汇丰银行，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有权支用，别人不得过问。他的职工只能办事，不准问账。所谓经理、职员、总会计，只能知道发网经营的局部情况。因此，宋传典到底发了多少横财，除他本人外，谁也不知道。
  如前所述，宋传典的德昌洋行主要是同外国人打交道，因而一直得到外国人的支持，甚至在背后为其出谋划策。那时中国的军阀政府对外国人不敢行使主权，因此他的德昌洋行同其他外国在华企业一样，不仅不向当时的政府缴纳应当缴纳的营业捐税，而且还享受外国洋行所享受的一切特权。他洞悉国际市场情况，有机就投，有空就钻。对国内出口商品的价格，他一压再压，迫使生产者或一般行商廉价或赔本出售。他拚命挖同行的墙脚，济南太隆、德记等洋行培养的学徒工，一旦出师，他就用略高于其它洋行的工资，雇为己用。我们曾经访问过的几个老大娘（当时的工人），都是他从太隆洋行拉到德昌洋行的。据周静轩先生说：“当时济南有好几家发网庄，在德昌洋行的排挤之下，大都赔累倒闭，只有德昌是大发横财的。”由此看来，宋传典的这个德昌洋行还有很大的垄断性。
  三
  宋传典不仅是个唯利是图的买办资本家，而且也唯势是图，发了横财之后，又插足政治，一心要当一个既有巨资又有势力
  的大人物。该时，益都一伙趋利附势之徒，也企图借水行舟，利用宋的势力捞点油水。如李有经、李慎五、凌符五、陈寿卿、夏香亭、扈希夷之类，都乘机向宋进言：“既富矣，可到政界活动活动，才能和王公大人平起平坐。”视财如命、吝啬成性的宋传典，既想插足政治，花钱又有些犹豫。李等针对宋的财迷心理，又进言：“议长到手，半年可以够本，一年可以获利。”宋传典为了保险起见，又向他的外国主子贾道然讨主意，帝国主义分子贾道然当然同意他在政治舞台上占一个位子。于是他便指挥喽罗们开始活动，首先拿出一笔款子买上个三届省议会议员，继又拿出一大笔款子，贿选当上省议会议长。据宋的总会计说：有账可查的运动费是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元（张公制先生说是十八万元，也有人说是十二万元）。宋当上议长后，就把德昌洋行经营的实权，交给他儿子宋裴卿掌管，自己专搞政治活动。
  山东省议会自民元以来就有两大政治派别：一是以王鸿一为首的民治社派（也叫国民党），一是以张公制为首的进步党派（晚清的官僚士绅居多），宋传典就是属于张派的。当时省议会的议员，不属于王派便属于张派，中间人物很少。
  第一届山东省议会的选举还耻言运动，或言略微带点儒家味道；第二届的议会选举，也还只需花几个钱请请客，不需大量花钱；到第三届议会选举，就公开贿选、非钱莫办了。在这种情况下竞选议长，没有金钱的力量是不行的。竞选第三届议会正议长的，张公制派就推了个宋传典，王鸿一派推出陈鸾书竞选副议长，杜尚也出而竞选副议长。两派较量的结果，宋传典被选为正议长，陈鸾书、杜尚被选为副议长。参加竞选第三届省议会议长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省议员万仲兮（因他排行第二，他的友好都叫他万二哥），但因为他只有一万两银子，当然只有失败。另一个是以督军田中玉为靠山的省议员谢一尘，后因发生了临城劫车案，田中玉被撤职，谢一尘也以失败告终。好事者给这幕丑剧编了副对联嘲之日：
  谢一尘，尘缘竟断绝，真可谢天谢地；
  万二哥，哥洋仅万元，妄想万有万能。
  这副联语说明，当时没有大量金钱是不能参加贿选的，即是参加也必遭失败。但议长一到手，就万有万能了。
  宋传典既然是唯利是图、视钱如命的吝啬鬼，为了贿选议长花掉那么多钱，当了议长之后，当然要利用权势把它收回来，甚至还要加收几倍进来。因此他便利用旧军阀、旧官僚的畏外心理和帝国主义分子贾道然的支持，向当时的官府施加压力。当时新到任的省长熊炳琦，为了拉拢和取得议会的支持，就从省政公款中拨给他十八万元，作为他竞选议长开支的补偿。在议会他利用议长的权力，将每月数千元的办公费（除少量开支外），悉数吞食自肥。宋当议长六年之久，仅贪污赃款至少达二十余万元。此外，他还用议会名义，任意向济南铁路局索要车皮做投机倒把生意：为他的洋行向青岛运输出口的土特产品，获利后除分给他的喽罗一小部分外，绝大部分也都入了他自己的腰包。据说他一直这样干了一、二年之久。
  利用职权培植私人势力，保荐县长、局长，也是宋传典充当议长期间常办的事，对他竞选议长“有功”的李慎五当了往平县县长、景伯言当了单县的县长，此外还有十多人先后被荐为县长和淄博矿务局长。张宗昌督鲁时，为了利用省议会，又赏给宋传典十几个县的县长宝座。那些依靠宋的关系当上县长、局长的人物，对宋都是有进奉的，宋传典在这方面的收入也是很大的。
  宋传典刻薄成家，为人非常吝啬，向来认钱不认人，即是他的至亲好友、忠实的喽罗，也不例外。据景伯言先生说，他当单县县长时弄了七千元钱，宋传典就勒索去两千元。其它经宋荐任的县长，有的死了，有的不在济南，已无从访问。
  宋传典为了发财，不放过一个可供利用的机会，真是无空不钻，无利不图。当时华洋义赈会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从德州至寿张、从禹城到惠民，修筑两条汽车路，宋传典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便胁迫官府批准他从美国买来大批飞德禄牌汽车，专利行驶，发财不少。
  青岛运输商行是军阀靳云鹏办的，是很赚钱的行业，宋传典充当议长时，靳已失势，宋运用议长势力将靳的运输行攫取到手，也发了很大的财。
  山东的鲁西临清一带，一向是产棉区，官府在那里设有花行管理机构，获利很巨。宋传典充当议长后，千方百计将管理权抓到自己手中，并派他的亲信王仲山去当经理，专办棉花出口。
  宋传典不仅大搞经济投机，也进行政治投机，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奉系入关，宋传典即以山东省议会议长的名义，率领济南市商会会长于曜西和省议员景伯言等十余人，赴奉天欢迎张宗昌入鲁就督办职。在张宗昌祸鲁期间，宋传典由于保荐私人、包揽词讼、大搞投机倒把、勾结官府欺压人民，当时被称为四凶之一（据曾任德昌洋行总会计的范数堂说：一九二八年北伐后，陈调元充山东主席时所出的布告，内中把宋传典列为四凶之一，其它三凶的名字已失记）。
  一九二八年四月，北伐军进入山东，张宗昌节节败退，同年四月三十日弃城（济南）北逃。宋传典自知罪恶不少，山东人民不会饶恕他，因而也逃之夭夭，潜居到上海外国租界保险去了。国民党军政进入济南后，除追击张宗昌的残部外，同时下令通缉宋传典归案法办。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新旧军阀都不是为人民除害的，宋传典虽被通缉，然而他有的是钱，他用金钱买动蒋介石的同乡、北洋时期的外交部长、基督教徒王正廷，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专为帝国主义搞情报的基督教徒余日章两个人，到南京见蒋介石代为说情，真是钱能通神，居然得到蒋介石的允准，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宋传典知道了这个结果，狂喜若疯，不料突发脑冲血症而死，真是乐极生悲。宋传典死后，由他的家属将其尸体从海路运到青岛，又由青岛运回益都老家安葬。、他的儿子宋裴卿继其父业，把德昌洋行改为东亚毛织公司迁到天津去了。
  天津解放后，据说宋裴卿拒不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并带几百万巨款潜逃香港。
  我们所知道的材料就是这些，既不够具体，也很不充实，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