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同年十二月博山沦陷敌手，一九三八年八月博山县成立了汉奸县政府，曲化如当了汉奸县长。那时伪县政府和日寇接触最多，当时建设科科长是刘子明，我任科员，一九四〇年六月刘因病辞职，经伪县长曲化如的推荐，和伪县府顾问、日寇阿部金吾的同意，着我继任了伪科长。我充当汉奸科长时间，曾为日寇修筑了一条长达八十五华里的淄博矿区遮断线，给淄博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与灾难，至今淄博人民提起遮断线，莫不切齿痛恨。兹将修建遮断线的前后经过，缕陈于后，供作参考。
  （一）淄博地区沦陷之初，驻在博山四乡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有翟超、翟汝鉴、吴鼎章、周宗鼎、王保团等部。这些部队并非抗日，实际是破坏抗战的汉奸土匪。这时正值日寇大举进犯，到处建立据点，国民党全面溃退的时期。日寇在博山的统治地区，东至西河，南至源泉，西至昃家庄，北至赵庄（再向北接淄川境），方圆不过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统治区内的各重要厂矿、村镇及交通要道，均安设据点炮楼，由日伪军驻防，并不断地出发扫荡。
  一九四一年以后，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成长壮大，县大队、区中队以及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经常给敌以打击，使日寇疲于奔命，日夜不安。特别在城市郊区的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如神头发电厂被炸；日寇佐佐木工程队三十五人，在土门头庄外南山遇伏全被炸死；日寇原野中尉在蛟龙庄被伏击毙命；日宪兵一名在源泉庄外被击毙；福田部队石凡中尉率日寇五名去良庄赶集被围，五名日兵全部被歼，石凡弃械逃窜仅以身免；还有白俄兵二人外出，一在夏家庄外被人推入井中坠死，一在赵庄庄外被夺去枪支，逃回自杀。再如伪第三区长岳玉如失踪；岳家庄庄长岳伯洪被暗杀等。这些事件使敌人手忙脚乱，惶恐不安。当日寇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他们一方面对沦陷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对边缘区实行疯狂的“扫荡”，到处烧杀、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对解放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但另一面由于他们的兵力有限，防务空虚，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又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
  一九四〇年八月和十月，先后有日寇山东驻军中将司令官土桥，济南日军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青岛宪兵队长大佐上沙胜七等，先后两次到博山察看地形，并对伪县政府说：淄博矿区是军事资源重地，又是军需工业基地，必须加强防御工事……，就是要切断共产党八路军同矿区工人、农民、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系，阻止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矿区。这就是日寇修筑“淄博矿区遮断线”的起因。事后日寇派驻伪县政府顾问盐柄盛义，根据他上司的指令，便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命伪军特务队长谭纪五，伪县府建设科长蒋瑞霖等人，同他一起赴博山一、二、三、六区的山地勘察地形，沿途测量照像，在四个区足跑了一月。最后盐柄根据勘测材料，在一张博山地形图上，自西山大峪口，经博山一、二、三区，至六区东坡地，用红笔画了一道半圆形的曲线，在曲线上又画了许多大小不同的圆圈，这就是敌人修筑防御工程——矿区遮断线的位置和炮楼草图。
  一九四一年九月末，盐柄拿着这张草图，会同伪县长曲化如，伪建设科长蒋瑞霖等，研究修筑遮断线的计划，盐柄半通华语，直接向曲提出修建计划，曲当时颇有难色，说：“这样浩大工程，恐非县力所及”。盐柄答称：“事关军事，非办不可，军方指示材料费用由军队负责，民伕劳力由县署征调。”曲当时答应照办。事后盐柄又同日寇山东驻军高参山平，济南特务机关大佐中西，驻博菊池部队的安东乐同等，在济南作了研究，回博后便命曲化如、蒋瑞霖等同去菊池部队接受任务，日寇驻博部队长菊池永雄接见，并命令说：“修筑矿区遮断线的全部计划，已经济南军方（日寇山东驻军领导机关）批准，事关防务应行速办，材料、费用、民伕按前议执行，应迅速命令各地成立修建机构，立即动工……”。三人领命回县府后，便立即着手筹办，不久，这条为当地人民切齿痛恨的淄博矿区遮断线便动工修建了。
  （二）为了尽速将遮断线修好，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伪县长曲化如便召集伪县府各科室负责人及秘书，各伪军警大队长、各区伪区长、各法团负责人等二十余人开会。首由盐柄讲话，大意谓：“现经军方决定在淄博各矿场外围，修筑一条遮断线，分设炮楼，畅修公路，普安电话，加强防御工事，使淄博矿区免受共产党八路军的破坏和骚扰……”。继由曲化如宣布成立修筑遮断线的组织机构，和其它有关事项。这个会议决定事项如下：
  1.立即成立修筑矿区遮断线的组织机构，并定名为“博山外壁工程委员会”，简称“外壁会”，地点设在伪县政府内，每半月召开例会一次。
  2.委员会人选：伪县长曲化如兼外壁会委员长，盐柄兼外壁会顾问，委员有伪县政府秘书刘颂之、伪财政科长岑仲华、伪建设科长蒋瑞霖、伪教育科长王伯垣（后为季子鱼）、伪宣传室主任刘延谟、伪警察所长王文泗（后为郭时安）、伪警备队长伊苛春、伪特务队长谭纪五、伪一区区长宋永符、二区区长夏候季平、三区区长陈又东、六区区长陈庆文、伪商会代表李养之（会长系张焕宸，以年老称病在家，深居简出，商会事务由李代拆代行）、伪农会长蒋至元和反动道会门——安清道义会会长施笑风等。
  3.委员会下设两科，负责具体修筑工程：
  （1）工务科：科长由蒋瑞霖兼，下设若干督工员，总督工为张邦彦、第一区督工员史珠泉、彭怀益，二区督工员梁海泉，三区督工员夏候训，六区督工员张邦彦兼。
  （2）财务科：科长由李养之兼，会计赵咸亭、韩振祥。
  会后盐柄偕这伙汉奸们在聚乐村饭庄开了五桌燕窝席，叫了十五个妓女陪酒，至晚始杯盘狼藉而散。
  （三）“外壁会”宣告成立以后，盐柄把日寇早已准备好的修筑计划和图表说明书等，翻印成册，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召开了“外壁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于十月十日起，各区分段同时动工，每区每日派民伕五百人，按图施工，由各区所辖伪乡、镇长就近督工。每区发给“图说”二十份，按规格要求施工。一等炮楼由日寇负责指导修筑，每个发给补助费五千元，二、三等炮楼由区征工修筑，连同遮断线补助费在内，每区各发五千元。盐柄最后说明：遮断线和炮楼的补助费，已由日寇军方领到二十万元，除购置小汽车一辆用去一万元外，其余十九万元已拨鲁兴银行专款储存，分期发给各区再转发乡镇使用。各区长领命回区后，立即下令征调民伕，按规定日期动工修筑。
  遮断线和炮楼的规模如下：
  1.遮断线的范围：
  自博山县城西北淄川境内的大峪口庄河南岸起，沿西山根向南经昃家庄，再折向东南至凤凰山东坡，越土门头庄外，折向正东经山头、八陡庄外南山，直达岳家庄东头，由此再折向正北，经西河庄外东山顶之皇陵阁，至淄川境的坡地庄，与该县的遮断线相衔接。其中西山根一段和岳家庄外的一段，修为壕沟，深五米，宽六米，共长五百米，其他各线均用乱石垒成围墙，高三米半，厚一米。全线总长四十二点五公里，并在旧有道路上分留缺口，以便通行。
  2.炮楼的等级：
  炮楼计分三等，统为圆形。一等炮楼高十至十二米，墙厚一米半，内直径五米，共分三层，每层各设机枪眼，上层架重机枪、钢炮、探照灯，周围掘防护沟，深五米，壕外架设电网，高三米，作防护炮楼之用。二等炮楼高六米厚一米，内直径四米，分两层，防护设备同上。三等炮楼高五米，厚半米，内直径三米，防护设备除周围电网改用鹿寨外，其余同上。全线总计一等炮楼三个，二等炮楼八个，三等炮楼三十九个，共五十个。这些炮楼一二等多系日兵驻防，三等炮楼均系伪军驻防。
  （四）淄博矿区遮断线自一九四一年十月动工后，到十一月末，各区炮楼已全部竣工，惟遮断线进度迟缓。敌酋为督促这一工程早日完成，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区星夜赶修。首先组织视察，在十一月一日，驻博日军大佐菊池，偕盐柄、曲化如、谭纪五和“外壁会”全体委员，分乘卡车，自大峪口至西河庄，沿线视察一遍。次日正午，日寇山东驻军土桥中将、山平高参、特务机关长河野、张店盘井司令、工程队长鉾田少佐等，分乘飞机两架由济来博，沿遮断线低空飞行视察，达两小时离去。因为时值寒冬，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日军方指令，冬季施工暂停。一九四二年三月上旬，各区又行复工，每日每区出伕增至六百人，除续修遮断线外，并整修公路五条（博山至八陡、博山至西河、博山至大峪口、夏家庄至安上、苏家沟至西河），全长共七十五公里，一律四米宽，增修砖〓石桥二十五座，涵洞十五个。至四月末，各区公路已整修完竣。盐柄及菊池认为满意，便发给各乡镇长每人一千元的奖励金。同年九月间，日寇为打通博莱交通，又修筑土青路，自博山土门头庄起，循白杨河之西山迂曲南行，中经乐疃，樵岭前，南达青石关之西坡，与莱芜县境的和庄公路相衔接，全长七公里。仅这一工程就用民工六万多名，费时四十余日，始行告竣，事后方知这是日寇为进行鲁南大扫荡所开辟的道路。
  （五）在遮断线修筑期间，日寇为避免产生阻力或发生意外，除对各伪乡镇长施以小恩小惠，要他们积极督促工程进行外，对“外壁会”委员及各伪区长，亦采取同样手段。在工程进行期间，日寇除按期拨补助费外，并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组织“外壁会”委员十四人，由盐柄率领免费到青岛旅行，以示慰问。到青岛后不仅每人单住一个头等房间，而且还给什么奖励金二百元、慰劳金一百元。这伙汉奸们在青岛的生活极度糜烂，每天早餐赴聚福楼，午餐在蓬莱阁，晚餐在福劳斯（德国西餐馆）。凡举行宴会，必叫天香阁的妓女陪酒助兴，他们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完全丧尽了人性，成了一群民族的败类。
  （六）对敌奴颜婢膝，对人民作威作福。一九四二年的元旦，伪县长曲化如向盐柄提议说：“往年元旦，博山商民照例举行拜年，向‘皇军’各机关部队呈送‘感谢状’，现在‘皇军’为了保矿安民，修筑防御工事，博山‘群众’真是‘感激’，今年元旦应照例拜年才好。”盐柄极表同意，便由伪县公署立即电话通知第一区长宋永符、商会代表李养之，集合十三个行业的公会会员参加拜年。九点多钟集合齐备，共五百八十余人，在北关广场列队检阅，各执红色小旗，上书“皇军万岁”、“中日提携”、“感谢皇军”等口号。由盐柄、曲化如、李养之三人带队，先到菊池部队，再到宪兵队和领事馆依次拜年。每到一处，便由曲化如象读祭文一样地宣读“感谢状”齐呼“万岁”口号，但这些机关出来接见的不过是些日本下士、候补宪兵和日本警察而已，即使如此，这伙汉奸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五日，日寇山东驻军中将司令官西川偕少将参谋长寒川、济南特务机关长大桥熊雄、青岛日本海军少将司令绪芳等，乘专车到博“视察”，驻在产销俱乐部。由大桥熊雄召集盐柄、曲化如、蒋瑞霖同去谈话，由曲报告遮断线施工进度情况。大桥听了以后，面带怒容，声色俱厉地对曲说：“矿区遮断线是淄博生命线，施工至今尚未完成，矿区治安何日稳定，你身为县长到底干些什么？”曲连声诺诺称是不迭，鞠躬敬礼不敢正视。大桥继又说了些迅速督修确保治安的话，这一会见即告结束。
  曲化如因受大桥怒斥，回署后便大发雷霆，声言非亲自下乡督工重办几个不可。他也真于十二月十六日“下乡了”，他偕同顾问盐柄、特务队长谭纪五和建设科长蒋瑞霖等，带着二十名特务队，六名政务警，扛着两根红黑色的军棍，乘汽车先到了八陡镇公所，首先由伪镇长报告施工和出伕情况，并报告伪保长赵某不听招呼，抗不催夫，曲便派政警将赵抓来，不问情由便打了二十军棍。又据山头镇长钱家贤电话称“窑广村居民赵宝青抗不出伕，请求法办”。曲亦派四名政务警前往窑广村捉拿，赵亦闻讯逃逸，曲即限该庄庄长张某，于三日内将赵抓获，送县法办（赵吓的跑往东北，胜利后才回家）。曲这样走了一趟，施了些威风，工程的确稍有进展。但也看到曲化如对敌人奴颜婢膝的丑态，对下层和人民作威作福的暴行。
  （七）淄博两县汇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淄博两县的矿区遮断线，均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驻博日军大佐菊池，于是日下午三点，召集两县负责人，在博山聚乐村饭庄，举行总汇报。淄川县出席者有伪县长孙惟栋和建设科长韩诚之等人，博山县出席者有伪县长曲化如、顾问盐柄盛义、“外壁会”全体委员。由盐柄掌握开会，首由淄川伪县长孙惟栋用日语将淄川遮断线的情况和经费开支，作了详细报告，继由博山伪县长曲化如报告，内容项目与淄川同。汇报完了，菊池将两县的书面材料收起，对两县工程表示满意，又对敌伪出席人员勉励了一番。菊池通知盐柄定于是日正午，在产销俱乐部大厅，举行大会。参加者除“外壁会”委员和驻防各区的伪军警队长外，还有在博日本企业商等共七十余人。会上除进行例行的仪式和敌寇讲话外，最后由菊池发奖，授予伪县长曲化如、伪警备长伊苛春、伪建设科长蒋瑞霖奖状各一纸、奖金各一千元。对“外壁会”委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共发奖状四十张、奖金三千元。会后在产销俱乐部大楼前摄影留念，并开燕翅席十桌，举行宴会。并有中国妓女二十人、日韩妓女十人、戏院的坤伶多人陪酒，一时乌烟瘴气丑态百出难以形容。
  （八）群奸内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末，遮断线工程已全部告竣，仅有少数不合规格之处，进行修整。这时盐柄约同驻博日军福田、梅田两队长、宪兵队长及曲化如等，同乘汽车自大峪口沿线视察一遍，均极满意。遮断线已象长城似的随着地形的高低起伏蜿蜒，环绕着博山东、西、南三面的矿山（群众叫它大围子，现旧迹仍存）。视察归来，“外壁会”召开会议，付清各区补助费的尾欠，决定审核账据，造具表册，呈报备案，赶办结束。
  各区长领到最后所发的补助费（每区五千元）时，认为来而不往非礼，需要回敬，便商定由补助费内凑集现金一万元，公推第一区长宋永符、第三区长陈又东为代表，分别向敌伪送礼，计送盐柄顾问五千元，送曲化如三千元，送蒋瑞霖二千元，俱各欣然收下表示谢意，各区长也认为大礼告成，欣然自得。不料事隔一日，曲化如忽然变卦，将宋永符叫去，把礼金如数退还，并假惺惺地说：“这是老百姓的血汗，不能收受此款”，言下带有怒色，弄得宋也进退难答，只好接款不快而回。事隔五六日，各区长又带着十几个乡镇长，向伪县长献银盾，银盾约有二尺多高，当中镌有“万家生佛”四个隶字，上款是：博山县长曲公化如德政，下款是：博山县第一、二、三、六区全体民众敬献。另外还有一对大银瓶，内插绫花，他们架着的、捧着的象仪仗队似地送向曲的办公室，经护兵李连三传达接见，曲未等他们近阶，便迎出来，朝着这伙送礼的大喝：“你们这是干什么？”陈又东施礼说：“我们代表各区民众向县长恭献银盾，聊表敬意”。曲仍怒道：“快拿回去！”并嘱护兵李连三不许他们进入办公室，言毕拂袖而去，各区长又弄了个没趣，感到事出有因，都惴惴不安。事后据曲的护兵李连三透露，曲之所以如此动怒，系由商会代表李养之从中挑拨而起的。李兼“外壁会”财务科长，在菊池发奖时没有得到奖金，各区长送礼时又没有他的份，心有嫉恨，便在曲面前挑拨说：“县长挑着幌子，让别人发了大财”。这一激，曲有了意见，因而两次拒收礼物。后来由一部分地方绅士出面，给曲化如送了一柄”万民伞”，绣有“两袖清风”四字，送礼风波始告一段落。
  （九）遮断线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淄博矿区遮断线，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末全部竣工，此项工程包括炮楼、公路、沟壕、电话线路，共需时一年零三个月，耗费民财二十万元，征调民伕一百一十余万，弄得群众民不聊生。当时虽规定发给民伕工粮，大人每天二斤半，小孩每天一斤半，共需玉米二百二十万斤，以代金发给，但到实发时，经伪区、乡、镇长和督工员的层层克扣，贪污中饱，民伕所得廖廖无几，有的拖欠未发，有的被坐扣工粮顶了征粮，还有的派出义务伕等，沉重负担仍是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
  遮断线经过的地区，共占用民田一千多官亩，用石拆堰使一千多亩土地被雨水冲塌，同时因遮断线的阻隔，在线内外有二千五百余亩土地因无法耕种而荒芜。在施工期间，民伕因工伤和染病发生死亡的也为数不少，再加上日伪军警特务人员的敲诈勒索，人民所受的倒悬之苦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少见的。
  遮断线修成以后，给日伪军警特务造成了敲诈勒索的大好条件。当时所谓“资敌物资”（指流入解放区的货物），均在禁运的名义下，通过查封没收等手段，转入了私人的腰包。群众出入遮断线的通行路行人稀少，非向守望的军警贿赂不能通过，如有固执或不识相的，便受到盘查、搜身、拘留、或被加上罪名而遭不测。因此，淄博人民提起这条遮断线，至今还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