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左右开始了正式谈判，共方将人民需要的物资提了一个货单，其中有日用品、药品、通讯器材，国民党提出煤为交换条件，两方面就提出的货单和交货地点，以及如何交接等事项，进行了会谈。国民党方面提出以枣园寺车站为交货点，由解放区运来的粮、煤，由国民党政府直接接受分配，关于货单，国民党政府只允许日用品，其他药品、通讯器材属于军用，不能交换。共方首席代表张宣文，提出物资交换办法，关于解放区粮、煤由共方运到济南，由物资交流委员会设立供销处，直接售给人民群众和各机关，不能无原则地交给国民党政府，以卖给人民群众为名，而只供给国民党军队用来打内战。国民党的物资同样可以派汽车运到解放区，由物资交流会直接供给人民，回来时装粮、煤。关于物资问题，共方提出除禁购物资外，只要济南人民和机关能买到的，均可购买交换。当时国民党首席代表王阴三，作了极反动的回答，大意是：一、粮、煤由解放区运来，由国民党政府分配，不能在济南设立供销处，直接卖给百姓，怕共方借此进行宣传，使百姓“赤化”；二、国民党汽车不能去解放区，怕土匪抢劫；三、根据第二绥靖区指示，只能给共方日用品和少量药品，其它均为军事禁售物资。以上三点均受到共方首席代表张宣文的严厉驳斥，尤其是国民党汽车到解放区怕土匪抢劫一点，张代表说：“今天是谈判，不是利用机会来蛮骂，解放区有没有土匪王先生你知道吗？你不要以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去看待解放区。”这一席话把王阴三说得闭口无言。我从中调和地说，“张代表别生气，王先生是说，汽车在路上怕遇着土匪抢劫，国民党区常有土匪，但这不是说共产党。”各委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毫无结果的休会了。我心里想：共产党真聪明，我们耍什么花样，人家一看就看破了。
  自从第二次会谈以后，国民党方面一致采取拖的办法，加速进行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工作，对住在石泰岩的共方代表，终日被彭学昌等一群国民党特务监视着。我因为代行王阴三的职责和驻会的关系，白天（夜晚回家）不得不去应付一下，有一次我问张宣文和另几个共方代表：“我听说解放区是‘三光’政策，共产共妻，这是事实否？”张、李、锺等人很严肃认真地给我解释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的造谣污蔑，解放区的情况怎样，有机会请田先生去看看就知道了。”有时我也看看他们带来的书籍。国民党方面不仅派特务对共方代表实行严密的监视，而且还处心积虑地造谣破坏。记忆所及，有如下的几件事：
  （一）为了解救田粮处的大困难，我制造过一次大谎言：约在同年五月二十日左右，我和共方首席代表张宣文闲谈，张告诉我，只要国民党诚意答应我们提出的意见，我们保证将人民需要的粮、煤运来，我由共方代表的屋内出来，《山东日报》社（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报纸）两个记者，便跟上了我，要我回答近来谈判的进展情况，我就向这些愚蠢的新闻记者，造了一个谣言，撒了一个大谎。造谣言的目的是，我们田粮处有一个大困难，即是军需粮食急迫，伪中央寄来一批钱，叫我们负责抢购粮食二万包，以应军需。我和王阴三秘密计划，在抢购中一方面要压低粮价，另一方面还要促使粮商大批出售粮食。因而《山东日报》社记者这次问我时，正中下怀。我即答复说：“双方谈判颇顺利，共方不日即有大批粮、煤运到济南（具体日子我记不清，详见一九四六年五月或六月份《山东日报》。”《山东日报》第二天早上第一版头条消息，就将我向记者的谈话登了出来，其内容是：“根据本报记者与物资交流委员会负责人田向前的谈话，获悉物资交换谈判有很大进展，共产党区的粮、煤不日可以大批运到济南，我们济南的粮、煤紧张当可松口气也。”这一着很有成效，方法虽然卑鄙，但对田粮处抢购和骗购军粮，却起到了一些作用，虽然没有完成两万包的骗购任务，总还算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抢得了一些口粮。
  （二）借谣言迫使共方《大众日报》记者离开济南。物资交流委员会成立时，《大众日报》记者顾膺也随着共方代表一同来济，并把他一并安排在石泰岩饭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几次提出：共方代表十二名不包括《大众日报》记者，让驻会委员田向前通知他离开，由于田未及时处理这回事，大概过了一星期的时间，顾膺就不告而别了。这时由反动政府派驻石泰岩饭店的委员（特务）彭学昌，编造了一个假情况对我说：他同顾膺一块洗澡时，发现顾的衣袋里有一份向共军方面发的电稿，内容是：“济南空虚，我军有机可乘。”这个谣言被第二绥靖区王耀武信以为真，王便加紧布置防务，并通令我们参加物资交流委员会的有关单位，大意说：“查物资谈判委员会，我方代表除许秘书（应为田向前）在会，其他代表均未驻会，使共方有活动机会，希各单位派的代表最好驻会……。”这个时候特务们对共方代表的活动，监视也更严密了。甚至连我的家属到石泰岩看我时，特务们也向我说：“这是什么地方，今后不准家属来访。”记得有一次在共方代表室内碰到铁路局职员殷福成，找他老乡（共方代表，姓李，泰安人）借书看，姓彭的当即记下了他的名字，听说国共谈判破裂后，这个姓殷的职员就被特务们抓起来，当政治犯关进了监狱。
  （三）王耀武制造事件，强迫共方代表离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具体是哪一天已记不清），我正在家吃早饭，电话叫我火速去石泰岩，我到石泰岩时，特务们已有两部小卧车，停在饭店门口，并见六、七个国民党特务，都身带武器站在门外，其中有警察局刑警队队长杨希孟和绥区一个带上尉军衔的军官。杨希孟当即告诉我说：“请你不要进石泰岩，马上随我去见美国代表，并通知所有共方代表，一律于今日十二点钟以前离开济南，否则绥区对共产党人员的生命安全，不负保护之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在晏城镇打死了我们的军事代表雷奋强，因此谈判决裂，其他你不要过问，你负责通知参加物资谈判的每个人。”这时我就驯服的象羔羊一样，跟着他坐车到了美方代表戴维斯的住处，杨向戴说明了来意，戴维斯虚伪地说：这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办怎么好。我俩坐汽车出来，杨希孟又叫把汽车开到二大马路纬四路胜利大厦黄河水利谈判委员会，到那里找着国民党代表孔令瑢，令他马上交出一个姓梁的共方代表，并让其同物资谈判的共方代表一同离济南。当时孔令瑢说：“我未接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指示，不能叫人家走。”杨希孟说：“这是绥区命令，必须立即执行。”当即叫姓梁的共方代表立即动身，并不允许带任何东西。到上午十一点半钟时，杨希孟始对我说：“田委员可以回去啦，没你的事了。”他们就这样把共方代表逼出了济南，共方代表走时乘坐的是火车站上的压道车，而且有四个全副武装的特务押送。我问他们车开到哪里，他们说送到“张夏”车站，叫他们回解放区。共方代表离济南时，除了随身穿的衣服外，其余所有东西，如照像机、画图仪器、日记本等等，均叫无耻的特务们给没收了。
  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几件事：一九四六年九月间接到绥区指示说，又要和共产党恢复谈判，因此决定抽调中校以上的军官和省府科局长十二人，作为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并立即到石泰岩进行训练，准备参加谈判。训练时间半个月，名称为特种训练班，由绥区第二处（军统特务的公开业务部门）一个上校特务王炳绿当组长，这些学员有军队中的团长，专区的保安副司令和省府的几个科长，因时间很短就结束了，名字都记不清了。在这个特训班讲授课程的人有：济南军事调处小组国民党的军事代表张叔衡（少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陶××等。现在我把这几个教官和十二个同学所谈的写出来，看看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真战争的本质。
  （一）张叔衡在给我们讲授谈判的方法时说：“与共产党谈判，就是拖延时间，调整兵力，因此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留心，入会时坐的席位，也要强争，我们要坐上席，以表示我们是‘政府’。”又说：“共产党是很不好惹的，他们说话如刀子，有时使你面红耳赤，可是要沉着，脸皮要厚些，还要学会巧骂他们。美国代表有时还被共产党指着鼻子骂。”说到这里张叔衡还加了说明，据他说美国宁肯受骂也要参加国共调处，里面有个根本原因，美国所派的三人小组代表，均是特务，他们在苏联搞情报很困难，想通过我们同中共打交道来了解情况，估计分析苏联军队的编制和素质，准备今后对付苏联，总之是为搞情报而来的。我们国民党代表，除了应付和谈外，也要帮助美国来完成这一任务。张叔衡这一简单的训话充分而又真实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国民党甘当美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
  （二）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主要讲国共谈判过去一些概况。他说：关于军队整编，全国一百个师，我们答应共方十二个师，后来允许十五个师，他们要求二十个师。我们强调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军队国家化，党派退出军队，他们不愿意。看来和谈仅是应付局面，我们要一面和谈，一面加速准备战争。
  （三）第二绥靖区第二处处长陶××，主要是介绍当前山东国共双方所占领的地方和斗争形势。要求在谈判中寸土不让。
  （四）在学习中闲谈时，了解雷奋强之死，并非共产党有意打死的，而是八路军在保卫群众麦收中与国民党的抢麦队发生冲突，在路上被流弹打死的，与雷同行的共方代表亦被流弹打伤。国民党所以借此大作文章，将雷之死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说共产党破坏谈判，故意打死国民党代表，因而强迫共方代表离开济南，只不过是故意破坏和谈的一个花招罢了。
  我们这十二个人原定受训时间半个月，结果还不到半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了，因为不再需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个专为在和谈中对付共产党的特别训练班，也就草草地收场了。
  以上所述距今已近十八年，遗漏和错误之处恐难避免，希知者提出补充或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