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国民党“山东省青年训导总队”（以下简称“青训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组织，也是一个变相的集中营。笔者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骨干分子之一，文中所述多半是亲身经历。不过这个反动组织的一些骨干分子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由中统①（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是其简称，此文所写的中统是它的下级单位。）、军统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是它的简称，此文所写的军统是它的下级单位。）两个系统的特务分子加上一些三青团分子混合组成的。因此，相互间也有矛盾，同床异梦，尔虞我诈，有些事情不能尽知其底细，仅就个人所知写在下面，不翔实的地方在所难免，有待其它当事者加以补充。
  一、青训队成立的动机及经过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从各个方面处心积虑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共反人民，除使用武力外，还妄想从思想上来瓦解和腐蚀革命青年，破坏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便采取了所谓“攻心为上”的反动措施。一九四六年初，山东国民党党、政、军、团的反动头子们，就有了成立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的动机。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中共代表被迫退出济南三人调处小组后，四月二十八日夜，国民党反动派驻济南的军、警、宪、特（包括城防司令部、特务团、绥靖区第二处、宪兵队、警察局、绥靖区调查室、山东省政府调查统计室、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等机构），进行了一次联合大逮捕，这就是以后人们所说的“四·二八”白色恐怖。这次大逮捕是由国民党“济南统一指挥部”统一指挥的，逮捕的对象是所谓八路嫌疑分子。但究竟逮捕了多少人一直没有透露详细数目，只知道送往“青训队”“受训”的就有四、五百人之多，而由各反动机构关押处理的没有送往“青训队”的，还大有人在。因此可以想象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人，是相当的多。据了解当时各反动机构的拘留所、禁闭室都不堪容纳。基于这个情况，国民党山东省反动当局遂决定：马上成立一个机构来“管训”这些人，以实现其“攻心为上”的阴谋计划。首先是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山东支团部主任臧元骏（伯风），毛遂自荐的表示愿意负责筹备（由三青团逮捕的学生很多），于是便指定由臧负责组织，并定名为“山东省青年训导总队”，并由臧充任总队长，由龚舜衡（三青团书记）、范贯三（三青团骨干）充任副总队长，其余骨干分子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和省政府调查统计室（军统）推荐。但因房子一时无着，直到五月中旬才找到济南经四路小纬六路前“苇村中学”和经一路纬六路两处房子，于是“青训队”这个反革命机构，就正式成立了。
  二、青训队的沿革及其主要分子的背景
  如前所述：“青训队”是由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系统的特务和一些三青团分子混合组成的。成立初期，定名为“山东青年训导总队”，总队长由臧元骏（三青团）充任，副总队长由龚舜衡（三青团），范贯三（三青团）充任，总务组长由李××（三青团，名字失记）充任，各中队长、区队长也多半是三青团分子（该时共设六个中队，每中队又分三个区队，区队之下还设有分队，因当时人事常有调换，确切情况已不复记忆了）或由三青团方面委派的。惟教育组长王云圃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推荐的，训育组长王露芬是山东省政府调查统计室（军统）推荐的。此时“青训队”的大权，是操在三青团的手中。但为时不久（大约一、二个月），臧元骏与龚舜衡即被两个“统”字号的特务们赶下了台，总队长一职换上了中统特务于宝仑（又名仲昆，莱阳人，曾充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省党部委员），不久，于宝仑又把“青训队”的组织、人事作了一番调整，把这个反动组织完全置于中统和军统特务们的手中。调整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山东青年训导总队”的名义，改为“山东省青年训导大队”，大队长由于宝仑充任，副大队长由范贯三充任。总务组组长由翟心吾（中统）充任，该组的干事、副官马经武、刘晓五等六、七人，也都是中统分子；教育组组长由孙平野（中统）充任，该组的干事、教官阎秀生、刘海澜、高华、郝超尘、孙铸轩等六、七人，只知高华和郝超尘是中统分子，其余不详；训育组组长（后改称训导主任）由王露芬（军统）充任，该组干事汪武端、刘鸣宇是军统分子，张洞晓是省府调查统计室主任许先登介绍去的，蒋辉之是三青团，是“青训队”成立时由三青团方面委派的。经过调整，原来的六个中队改为五个中队，计：第一中队队长由贺少晨（三青团）充任，副中队长由郝超尘兼；第二中队队长由金公略（中统）充任，副中队长由李树藩充任；第三中队队长由梁如舜（三青团）充任，副中队长由傅汉卿（军统）充任；第四中队队长由罗长基（三青团）充任，副中队长由徐彬（三青团）充任；第五中队队长由秦树范（行伍）充任，副中队长由陈××（名字忘了）充任。每个中队各下设三个区队（区队长的姓名已不记忆）。当时规定第一中队为“入伍队”，凡送去“受训”的人，必须先编入该中队，经过审查后，再按每个人的政治情况和文化水平的不同，分别分配到其它各中队“训练”。第二中队为“高级班”，凡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人，都分配在该中队。第三中队为老弱、妇女队，并专设了一个女子区队（正副区队长均姓李，名字忘了，正队长是当时的妇联主任杨宝琳保荐的，副队长是中统介绍的）。第四中队是初级班，凡文盲或只粗通文字的人，都编在该队，每逢绥区拔兵，也多在该队检选。第五中队为回俘（即国民党的士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的）和叛徒队。另外大队以下还设有一个医务室。到一九四六年底或一九四七年初，“青训队”在名义上划归蒋匪国防部的新闻局（军统特务机关的代称）统一领导，该局也时常派员进行视察，但他们终是鞭长莫及，实际上还是受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直接管辖。从此以后直到济南解放，“青训队”的组织再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在人事上作了些调整①（一九四八年三月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济南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慌，王耀武下令“青训队”迁往徐州，在徐约一个月，复又下令将“青训队”全体“受训”人员，全部移交给蒋匪国防部所属“爱国团”和“青训总队”，其余人员返济，“青训队”的人事调整是由徐州返济后进行的。），由绥区另派谭剑豪顶替于宝仑为大队长（于为绥署高参），不久于宝仑、范贯三、王露芬及一大部分干事、副官之流便相继去职，以后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三、“受训”对象的由来及其类型
  到“青训队”“受训”的人，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军、警、宪、特各机构逮捕送去的所谓共产党嫌疑犯，但他们到了“青训队”却都被冠以“学员”的美名。这些人的来源：一部分是国民党反动派各个特务机关及其所谓法律机关以前捕押的共产党嫌疑犯，而绝大部分则是在“四·二八”那天联合大逮捕中捕捉的。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是济南中等以上学校进步的或有革命思想的男女学生，这些学生因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或在言语上、或在日记上发表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言论，如“今天盼，明天盼，盼来了一伙王八蛋”，“今天盼中央，明天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何思源饮水不思源”，“李延年延年不益寿”，“王耀武耀武不扬威”等等。由于国民党特务们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大都安插有自己的“耳目”，专门侦察学生们的进步活动，并向他们的上司提供黑名单，因此他（她）们便在“四·二八”被当着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被逮捕的人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如第一临中一个教员因为不满现实，硬被扣上“宣传马列主义”的帽子，而加以逮捕。除了上述两类人之外，再就是济南和外县的一些商人，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同解放区进行交易，或向解放区贩运国民党反动派规定的所谓禁运物品，如象五金、电料、交通器材、通讯器材、西药、颜料，以至文具、纸张，无一不在禁运之列，一旦行贿不周，即被扣上勾通八路的帽子加以逮捕。如市区鞭指巷一家书铺销售《解放了的东北》一书，就被说是宣传赤化，经理就被逮捕。又有一家药房（大概是惠东药房）因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曾去买过药，也被说是勾结八路，药房经理也被逮捕。总之，举凡思想进步、对现实不满、或与解放区稍有联系、或曾到过解放区、或被他们认为有不规行为的人，均在被逮捕之列，很少幸免。最残暴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宪、特为了争功争宠，竟不择手段把流浪在街头的孤儿、乞丐（如张大牛、刘小三等），也扣上“八路的侦探”的帽子，捕送“青训队”。在“青训队”中所谓“投诚”、“自首”的分子，只是极少数一度混进革命组织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
  四、青训队的“临时审讯组”
  “青训队”成立后，各反动机构交其集中“管训”的所谓共产党嫌疑犯，约有四、五百人之多。反动当局为了弄清楚这些人的来历和历史情况，借以搜集各种情报材料，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就在队内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审讯组织，名之曰“临时审讯组”。这个“临时审讯组”是由中统、军统两个特务机构各派精干特务二名，协同“青训队”的人员混合组成的。中统方面派的人是郑培琦（郑静之，中统科长）、马德才，军统方面派的人是栾兆凤（栾松亭，军统行动组长）、曹如鸿，“青训队”方面参加的人是王露芬（军统）和郝超尘（中统），共计六人。“审讯”是分三个小组进行的，方法是以麻痹、诱惑为主，兼以威胁、恫吓和怀柔。对革命意志坚决不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的人，或则百般恫吓、威胁，或则进行疲劳审问（昼夜不停止的轮流审讯），或者故意长期不问，先从各方面予以孤立，迫使其自动向审讯组要求个别谈话，在这种情形下再施行怀柔手段，促其透露真情。对此，于宝仑曾交代说：“攻下一个堡垒，就是一个大收获，审讯时一般不要让第三者参加，也不要公开审讯，要尽量以诱惑、腐蚀的方法，促其自上圈套。”中统特务郑培琦就曾使用过这个恶毒阴险的办法，破坏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逮捕了该地下组织负责人的爱人（负责人闻讯转移他处）和其他几个成员，据说这个案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始终押在中统调查统计室，后闻被杀害。
  反动派规定了三种“受训”期限，一曰“暂管”，凡被列为“暂管”的，可以随时保释；二曰“管训”，凡被列为“管训”者，须在六个月以后始可分别处理；三曰“长期管训”，列在这一类的不规定“训练”时间，无异被判处无期徒刑，有些人曾在里面关了两年之久。
  前曾提到在“四·二八”联合大逮捕中捕抓了许多男女青年学生，这一部分人被逮捕后，反动当局受到了社会上各方面的责难，被迫指令“青训队”对学生尽先处理，因而大多数学生都在三个月内被开释。
  在“青训队”“受训”期满，名为“结业”，凡被允许“结业”的人，均需觅找铺保或由两名国民党校级军官具保，方可开释；无保者则均需填一份“宣誓书”（即自首书），内容大致为：“结业后保证不违犯‘政府’一切法令，不参加共产党任何组织，不泄露本队的秘密……，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制裁……。”此项“誓言”，由“结业”人员在“青训队”举行的“结业式”上宣读，宣读后即发给所谓“结业证”。“结业证”的内容大致为“……该学员在受训期间，经审查思想尚无不良，特发给结业证……”。反动当局规定：“受训”人持此“结业证”可以通过国民党的军警卡哨，可以随意居住在蒋管区或解放区。其目的是：一、留在蒋管区，解放区就少了一个革命力量；二、回解放区，他们自身就宣传了国民党并不杀害共产党。但每次被开释的名单，则必须事先经过绥靖统一总指挥部批准。
  “临时审讯组”活动了三、四个月之久才撤销了。
  五、青训队的各种反动课程和会议
  （一）“青训队”的反动课程计有：“总理遗嘱”，以三民主义作号召，谩骂共产主义；“领袖言行”，大讲卖国贼蒋介石的言行，宣传法西斯主义；“中共评判”，恶毒的诬蔑共产党，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伦理”，宣传旧礼教，恶毒攻击革命的新风尚；“历史、地理”，大肆颂扬历代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宣扬大汉族主义；“精神讲话”，主要是攻击共产党借以粉饰和夸耀国民党反动派。担任这一课程的，都是由大队长于宝仑从各个反动机构邀来的一些首脑人物。
  （二）“青训队”有如下的会议活动：
  “小组讨论会”：在各门反动课程的每一课中，都挑出几个“题目”，进行小组“讨论”，有各该管区队长或副中队长参加指导，所谓指导，实质上是进行监视。
  “小组评论会”：这种会是让“受训”的人互相进行批评、揭发（亦即让他们互相出卖），以便特务们从中了解所需要的材料。
  “讲演会”：这种会是由大队主持举行的，不常开，开时上至大队长，下至“受训”的人都要参加，并预先拟好演讲题目，挑选指定“演讲人”，讲话稿经过严格审查后，始才举行。
  “辩论会”：这种会也是首先拟好题目，指定发言人，审查辩论稿，准备过程和讲演会类同，只是规模小些。
  “娱乐晚会”：这种会通常在每星期六下午举行，逼迫“受训”的人们演出一些颂扬国民党和丑化、污蔑共产党的快板、相声、双簧、小话剧之类，名为娱乐，实则是利用一切场合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宣传，实施他们的所谓“攻心为上”的罪恶阴谋。
  另外，各个中队每天上午还要上一次操练（一、四中队次数多），伪称是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实际是为了替国民党反动军队补充兵源作基础训练。
  六、青训队举办自新周、壁报、中山室的罪恶目的
  “青训队”成立后，大队部首先发起了一个所谓“学员自新周”，命所有参加“受训”的人写“自传”，企图从中发现问题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加以破坏。但搞了一年多，并无多大效果，因为有好多问题，当时的反动当局根本没有办法查证。
  办“壁报”是“青训队”教育组主持搞的，他们每周出一期，借以宣扬“青训队”的“言论自由”。但张贴的“稿件”却是他们用引诱、威胁等各种卑鄙手段逼迫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学员”写的。内容大致分为：对共产党的污蔑谩骂和对反动派的颂扬；对时局的歪曲评论；个人的回忆；感想漫谈等。这些所谓壁报充满了谎言，凡是革命志士，对此莫不嗤之以鼻。
  所谓“中山室”，则完全是为了粉饰反动派的门面，其实内中几乎空洞无物，仅仅摆有几本三民主义、蒋介石言行录和几份反动报刊而已。但对外宣传则大加渲染，说什么“青训队”买了很多的书、刊，“学员”们可以挑选借阅。这纯是谎言，目的只是为骗取社会舆论的好评。
  七、使用特务手段对“学员”进行侦察监视
  “青训队”除直接对“学员”进行管制、审讯、个别谈话、写材料、各种监视侦察外，利用“学员”与“学员”之间互相监视，向中、区队揭发检举，也是“青训队”一贯施用的惯伎，此外还特别指定一些特务分子，专负侦察监视意志坚定的“学员”，防止和了解这些人的活动。这些特务分子的小报告，不必通过中队，可以直接报告大队。就是这样于宝仑也还嫌不够严密信托，又把一批逃亡在济南的各县县党部的书记、委员之类化装成“受训”的“学员”送进“青训队”，作为密探分插在各队刺探情报。事情是这样的：约在一九四七年初，有一天忽有一辆大卡车载着十几个人开进“青训队”，说是某部送来的“受训学员”，点交后，就由训育组把这些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亡命之徒，分编到各中队去，事后于宝仑对我说：“……这次送来的十几个人，并不是真来受训的，是各县县党部流亡到济南的委员、书记，现在教他们伪装‘受训’的‘学员’，编到各中队去，并嘱咐他们，对‘学员’竭力表示同情，以便侦察一些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并交给我一个名单，说：“这些人如要求个别谈话时，可同他们接谈。”当时我也认为于的办法很“妙”，不料不到一、二十天，这些人在队上就闹得满城风雨，遭到“学员”们群起责难，说这些人敲诈他们的财物，并说不该使用特务手段来对付人……。各队长也说：“这样下去，队上的秩序将无法维持。”原来这些党棍子到了“青训队”后，认为可借此机会进行敲诈，他们公然对“学员”说：“我们全都是国民党党部的人，是被派到这里来监视你们的，‘青训队，根据我们的报告，来确定你们的好坏……”。所以才惹起了“学员”们的公忿。这事经我反映给于宝仑后，于初尚不信，经调查属实，翌日就匆匆地把这些人调走了。
  八、对“学员”的诱惑及迫害
  “青训队”不但对“学员”灌输种种反动思想，进行腐蚀，还采用种种手段，进行诱惑或迫害，他们对叛徒的生活起居，都给予所谓特别优待，发给他们出入证，可以自由出入，住宿由大队另辟房间，吃饭也单独供应，他们可以不住中队，不受中队的约束而归大队直辖。以便促使他们更多的为反动派效劳。对革命意志坚定的“学员”，也是百般诱惑的，他们有意识地让个别的人会见家属（“青训队”是不准“学员”接见家属的），或扬言谁将来可与谁结婚，企图以儿女情长或男女关系等卑鄙无耻的手段，去麻痹腐蚀他们的革命意志。
  中、区队长是直接管制“学员”的，区队长与“学员”住在一起，凡“学员”的一行一动，都在他的管制之下，即便是上趟厕所，也必须向其报告，“学员”与“学员”谈话，也要追三问四，其监视之严与监狱中的看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受训”的人经常打骂、罚跪、用火烧两肋，甚至有的还强奸女犯。记得一九四七年，翟鲁民报告说有好几个“学员”偷购火油，拟纵火烧毁“青训队”东大楼，虽查无实据，但却把他们押送到绥区军法处关押了数月之久。同年在黄河北岸活动的聂庆宜匪团送往“青训队”一个青年，说是解放区某地一个儿童团长，特务们竟以彼系由“青训队”逃跑的罪名，备文送解绥靖区判以死刑。
  国民党的贪污成风，已司空见惯，本不足为奇，不过“青训队”的贪污，与一般贪污不同。说是贪污，勿宁说是对“学员”的直接迫害。关于“学员”的伙食问题，反动派公开宣扬的是：每个“受训的”人都享受一个士兵的待遇，但实际所领到的与应领数往往相差很多，并且大都是些霉烂的粮食和破烂不堪的破军衣。就是这样的东西发到中队后也要遭到强盗式的劫夺，稍好一点的都被大小特务们以各种名义运走。留给人们吃的都是些霉烂不堪下咽的东西。下锅后臭气难闻，“学员”们不仅终日难得一饱，而且因饥饿疾病而致死亡的，日有所见，死后，不过一领破席掩埋了事。
  九、拔兵
  龟缩在济南一角的国民党，兵源异常缺乏，于是“青训队”就成了他们选检炮灰的对象。我记得在一九四七年，即在“青训队”挑了两次，第一次是绥区高参青云灿去的；第二次是绥区特务团团长赵××去的。两次被强迫去为反动派卖命的青壮年，约有三百多人。
  十、反动广播
  一九四八年四月，谭剑豪才接了“青训队”大队长，就接到绥区的命令，教他带着几个“进步”学员，到济南广播电台，对解放军进行反动广播。当时谭对我说：“我才接事，事情很忙，无工夫带人到电台去，你可带几名‘学员，到广播电台去一趟，并替我广播。”翌日傍晚，我就带了四、五名学员（其中有李涛，在播音时冒充一个八路军干部），到广播电台去了一趟。“学员”的广播词，都是特务们预先拟就或自己写出交特务们审查、批准的，内容都是说国民党怎样优待俘虏等等的一些瞎话。我替谭剑豪的广播词，大意也不外如上所述的无耻谰言。
  还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在广播以前，电台上也作了一番布置，在“学员”广播时，如发现有借广播的机会，透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幕情况时，电台就马上掐断线路，停止播送，真是做贼胆虚。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由中统和军统两个蒋匪特务组织混合组成共同控制的反动透顶的“青训队”，以及它的一些反共反人民的具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