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为集中力量加强反共，一方面勾结美帝国主义和日伪降军部署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则调整各有关党政机构，配合作战。抗战胜利的前夕，山东省正实行“党政军一元制”，由何思源以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和山东全省保安司令。省党部委员会之下，设一、二、三、四等处，兼理行政各部门业务。“八·一五”之后，准备进驻济南，办理接收工作，乃将党政两机关仍然分开，政府各厅处均归还建制，另成立山东挺进军总司令部，负济南受降的责任。于是以庞镜塘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何思源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李延年任挺进军总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该总司令部撤销，另派王耀武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常驻济南，统筹山东全省反共军事）。何、李于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先后进入济南。庞因在北平筹办“中央办事处”，至翌年二月间，才到济南。笔者自我回忆，从一九四六年开始，无论“党政联席会议”，“党政军会报”，特别是“绥靖统一总指挥部”的中心任务，都是在策划如何加强“防奸防谍”，以“保卫”济南安全。千方百计作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兹就其危害较大的儿桩事情，分述如次。
  一、“山东省绥靖统一总指挥部”的成立
  国民党的制度，各省（市）党部与同级政府每周举行“党政联席会议”一次，举凡政府的用人行政，都必须事先提经该会议通过后，然后才提出政务会议决定施行。该会议由党部负责人主持，同级政府的主席（市长）、委员、厅（局）长之具有国民党党籍者，均须出席。会后立即报告中央备案。中央对各该省（市）有所指示，也通过该会议转知政府遵办。属于军事地区，则在这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党政军会报”，即由当地驻军最高级指挥官定期（一周或二周）召集党政负责人举行会谈一次，主要是由高级参谋人员和具体负责的指挥官汇报军事情况及有关配合军事行动的一切措施。前一种会议，在济南经常举行，后一种会议则由于济南是一个长期被人民武装包围的地区，军事情况，时有变化，党政军各机关交换情况，磋商对策的碰头会，随时都在进行，不需要再举行定期集会，所以从来也没有召集过这种会报。
  国民党中央自一九四五年成立所谓“中央特种会报”（前身为军事委员会特种会报），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谷正鼎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初期只责成各省（市）“党政联席会议”和它直接联系。以后鉴于济南地区已进入战争状态，并且济南的外围如菏泽、兖州、临沂、青岛和潍县等地，均先后成立“绥靖区司令部”，亟须有一个统一指挥的单位，统辖一切，国民党中央亦曾多次来电催促成立一个以济南为中心的特种会报。约在一九四六年夏，庞镜塘还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何思源、王耀武便与其电商在济南成立“山东省绥靖统一总指挥部”，菏泽等绥靖区所在地各设分部，以代替省、区级特种会报，并借此互相联系，以增强军事上的呼应，并建议以王为主任，何、庞为副主任，各分区则以刘汝明（菏泽，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兖州，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良荣（临沂，第九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李弥（潍县，整编第八军军长）分任各分区主任，另以青岛市市长李先良和各区行政督察专员王洪九等为各分区副主任。既经蒋介石核准后，一九四六年夏，总、分各机构先后宣告成立。
  济南总部以徐庆誉（湖南醴陵人，留英学生，曾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省某区行政督察专员，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为秘书长，以杨展云（山东成武人，山东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牟尚斋（山东栖霞人，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罗幸理（四川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兼任副秘书长。以邓继禹（湖北人，山东省政府委员）、陶××（湖南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高登海（山东德平人，山东省党部委员）等分任处长。每周在主任或副主任的主持下，举行例会一次，该部处长以上人员，省级机关的负责人，以及中统（于宝仑），军统（许先登）两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全部被指定参加。除传达中央的指示外，各单位依次汇报工作，特别是两特务机关将一周来的情报，提出报告，并将所拟反共策划，逐件加以商讨决定，经主任交付通过后，分别付之实行。先后决议实行的反共事项，有如下的各条。
  二、“山东省青年训导总队（大队）”的设置
  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各地搜捕的进步人士，为数甚多。因而上级决定凡有“绥靖”机构设立的地区，均附设有“青年训导总队”（以下简称青训队）一所，专供关押和迫害革命人员和进步人士之用。这是不同形式的“集中营”，好比过去的“反省院”或“感化院”，在管制的方式方法上，实有过而无不及。约在一九四六年夏，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军法处在山东高等法院“政治犯拘留所”（是否这样的名称，记忆不清）的基础上，成立青训队。首任队长为臧元骏（一名伯风，山东济宁人，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当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山东支团部主任），一九四七年冬改由于宝仑（一名仲昆，山东莱阳人，山东省党部委员兼调查统计室主任）兼任。
  该队先后共关押过二千多人，其中包括被俘的革命战士、工人、学生，或所谓居民中的嫌疑犯。在关押期间，被认为抗拒不坚决，或态度较为温和的，即所谓情节较轻者，施行军事管理之外，多方进行麻醉宣传，并定期讲授《三民主义浅说》，《领袖言行》等课目，不时还邀请各反动机关的高级人员和反动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等，进行所谓“政治教育”或“精神讲话”，大力地灌输反动思想。遇机便策动他们出卖组织，背叛革命，强行编入反动部队服务。另一类意志坚强，威逼利诱所不能屈服的人，则单房禁闭，随时提出拷问，甚至借故加以杀害。例如一九四七年冬，有一个被俘的人民解放军中级干部（姓名不详），革命意志极为坚强，施尽利诱威逼的手段，劝他归降，始终不为屈服，最后，该队诡称他两次阴谋爬墙潜逃，而枪决处死。至于受折磨而残废，终于毕命的还有几人，竟上报病重不治了事。
  该队直到一九四八年，被管制人员大部被欺骗编入反动部队充当炮灰，其余所谓情节重大的二百余人，并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青训总队”，该队遂即撤销，被移押的人员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
  三、对邮电检查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一般的设有邮电检查机构。其组织是由中统或军统人员主持，当地的民政部门，警察和驻军均有代表参加。济南的邮电检查，也是以两统的特务分子为主体，纠合市政府，城防司令部，各派若干人组织而成的。其办法是：邮电管理局每天收到的电报和信件，先送检查处，逐件拆封查阅，无问题的交邮电局处理，认为有问题的，立即加以穷追。如果是来自解放区的信件，必须按照收信地址，多方查访，最后将收信人拘押拷问，给以严厉的处罚。例如章丘县某村的一个农民写信给他住济南的亲人，一向由其同乡的商店瑞蚨祥绸缎庄转交。在一九四七年邮电检查最紧张的时期，又发现了一封信，便被认为是它通“匪”的证据，把该商店的经理逮捕审讯，并大张旗鼓地宣传，决对这家商店严加惩办，以儆效尤。终于由省市商会联名具保，科以两亿元（伪法币）的罚款，才算结束。就这样遭受不白之冤的商店和居民，还有几起，一时回忆不清。
  至于各地寄来的书籍报刊，只要不是国民党机关发行的，几乎全部扣留。据中统特务小头目于宝仑向济南总部建议说，在此军事时期，为了澄清思想，“反动”报刊固应加以扣留销毁，即一般的政论刊物，也应加以扣留，以免“徒乱人意”。由此可见，当时的这种反动措施，不但个别的人受到严重的迫害，而且对各地的文化交流，也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四、组织“难民还乡团”
  自抗战末期，人民武装日见发展壮大，各地地主富农分子多逃亡各大城市，日寇投降后，反动军队所到之处，逃亡地富分子纷纷要求护送还乡，企图反攻倒算，继续为非作恶。一九四六年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即根据苏北、鲁南的情况，作出规定：凡流亡在城市的地主、富农，由各该管机关，加以组织训练，随时送到边沿地区，相机打进解放区，重建家园。并将这种办法，通知济南总部推广施行。
  一九四六年冬，济南总部便命令济南市政府号召各县、市流亡在济南的县、市长发动组织各县同乡会，就其中选拔一些中、少年人组织“难民还乡团”，并将各军政机关积存的破旧武装廉价配给他们，随时准备跟随反动部队向解放区进行袭击。
  与此同时，“北平调处执行部”的驻济南三人小组（美帝国主义陆军上校雷克时期）正多方征集解放区资料，这些同乡会和还乡团便向他们进行呼吁，对解放区捏造种种事实，进行诬蔑诽谤。尤其在一九四七年夏秋间，美帝驻南京的大使司徒雷登来济南访问时（后面详叙），各县、市“难民还乡团”便联合起来向其请愿，要求他转请美国政府代向中共交涉，帮助他们还乡生产。乘机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替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作出证明，企图在国际视听方面产生一定的混淆和破坏作用。
  五、组织“突击小组”
  自从同乡会、还乡团纷纷地组织起来，一时呈现了极其混乱的现象。济南总部便命令中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军统（省政府调查统计室）和省会警察局清查各封建团体中的武装，把其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移驻和解放区相接连的边沿地区，准备各反动部队有行动时，随同进入解放区，展开骚扰活动，名为“突击小组”。较远的县份如鲁北的利津、沾化，鲁东的招远、黄县等同乡会则分别派遣人化装到天津，绕海道回县，进行动员组织。据当时统计，全省共组织二百几十个小组。各单位人数不等，有的几人，几十人，多的有二百多人（济南近郊各县的人数均较多），武器参差不齐，一般的都是破旧的短兵器，弹药也不充足。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地方人，地方情况熟悉，社会关系较多，一旦混入境内，纵然为时短暂，而肆意进行烧杀掳掠，给地方带来的灾害是异常严重的。例如一九四六、七年间，伪齐河县县长李×祥（名字回忆不清）拥有地方团队号称为两个团，武器弹药相当充实，经常驻在县境的魏寨子附近，时刻计划向解放区进犯。于是有几个突击小组和他紧密联系，整装待命。有一次伪第十二军第一一二师于一凡部奉命向齐河进行袭击，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以齐河县的地方团队和几个突击小组为先导，进行约一星期的活动，蹂躏了几十个乡镇，一时造成了几十里方圆的一大片“无人区”。这一次的疯狂烧杀，和这几个小组的罪恶是分不开的。至于伪齐河县李×祥指挥地方团队和突击小组随时的骚扰，就不计其数了。鲁北和胶东各县也时有进犯解放区的报告，详情不复记忆。
  此项组织初由中统、军统两特务机关领导，以后三民主义青年团山东省支部和各流亡县政府也纷纷发动组织，在各边沿地区流窜骚动，直到济南解放前夕，各地驰报仍时有所闻。
  六、强迫市民参加壮丁训练
  济南防守司令部和省会警察局深感市区户籍零乱，游手好闲的人日见增多，为彻底“防奸防谍”，必须加以组织训练，乃建议济南总部把全市男女居民一律编组起来，老弱者责成保甲严加管束，对青壮年则轮番予以训练，使其协助政府加强防守任务。遂由济南总部指定第二绥区司令部政治部和济南市政府筹商举办。一九四六年夏秋间，用济南市政府和省会警察局的名义公告为加强全市防务，决定在市区举办壮丁训练，凡年满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女市民一律参加受训。规定以一个月为一期，训练时间为每天上午六至七时，或每天下午五至六时；训练地点则散布在各个公共场所及商埠各大马路两侧。初期教练军事基本动作，一星期后，隔一天进行“政治训练”一小时，主要是宣扬一切有关的反动政策法令，并转述各特务机关所捏造的所谓得自解放区的情报。训练人员，除军事课目由绥区政治部调派驻军的下级干部或军士担任外，另由国民党省市党部，省市政府指派人员担任政治课。每星期由济南市政府或省会警察局派人集合若干保甲或街道的受训人员作一次任务的传达或精神讲话。从一九四六年秋到一九四七年秋，共训练男性市民十五万多人，女性市民五万多人。并在东关体育场举行大检阅二次。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冬初，集合市民十几万人，由王耀武、何思源、庞镜塘到场，举行分列式，并集合讲话。主要的内容为宣布国民党“保卫大济南”的决心，鼓励大众信仰反动政权，协同反共自卫。两星期后，又举行第二次检阅。即集合女性市民四万多人进行宣传。由省妇女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宝琳主持，王、何、庞三人也到场讲话。并由杨陪同三人巡行会场一周才散会。
  这一种措施，不但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关政策法令，作了一次广泛深入地宣传，以此离间人民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进而从中发现可疑的分子，实行加以管制。
  七、举办商团
  济南自来是我国一个较大的商业城市，照传统的惯例，每入冬季，各商店自动地组织起来，轮流值夜巡更，叫做协助“冬防”。一九四六年冬，照例也开始了这项组织。在这时期，济南市政府建议利用冬防时期，在他们原来“防盗防火”的任务之外，加上“防奸防谍”的工作。并将他们组织起来的人，稍加扩充，给以短期训练，对警察部门是一种有力的帮助。经济南总部决议，在济南成立商团，由市商会和省商会联合会就各行业的营业状况，分派店员（店员不合标准的，由各该商店自行负责雇用），凑足一千五百人先成立一个团。绥区司令部拨发步枪一千五百支，其余一切费用，如服装，给养，生活津贴等等，仍向各商店摊派。既经组织就序后，由市政府委派省商会联合会主席任团长（是否为马伯声，记忆不清），各队自行推选的负责人，分任各级队长。规定以边服务，边训练，不脱离营业为原则，并由济南防守司令部派人担任军事训练，济南市党部和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派人担任政治训练。中统、军统两调查统计室便乘机加入，进行特务活动。
  第二年春季，照例冬防结束，参加人员各归本业。但济南市军政部门为要抓这部分力量，不肯听其解散，遂借口防务吃紧，要求商会在第一期商团中选拔较为精壮的店员编为“义务警察”（详下条），协助警察局担任街道治安，并将第二期商团（仍为一千五百人）提前召集。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又增加了几乎两个团的防守兵力，而商民的负担却骤然加重，平均每一家商店要常年承担一个士兵的开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等于全市的居民都承担了直接养兵的义务。
  两团成立的初期，都举办过大规模的检阅。商会的负责人为迎合当道的心理，在阅兵之后，声明保证全体商民“誓死保卫济南”，并集资预制赤金纪念章（约一两多重）三枚，当场分献王、何、庞三人，以表示其服从指挥，厉行反共的决心。
  八、编组“义务警察”
  第一期商团结束前，大部分团员被抽编为义务警察。服装及用具全部由商会备齐后，划归各区警察分局直接指挥，担任巡逻、放哨和夜间加岗等日常任务，把第一期商团一变而为长期的固定的地方组织。在这以前，省会警察局的力量极为薄弱，经费也受预算的限制，未能加以扩展。骤然增加了几千名义务警士，在特务人员胁迫之下，如虎添翼。从此，不分昼夜，不分地区，经常有武装警士出没于闹街僻巷，市民所受拘束，愈加严密。两特务机关对各行业的商民活动，更有了确实的控制，济南总部几次通过省会警察局，向省市商会传令嘉奖，认为这是济南商民“拥蒋反共”的具体贡献。
  九、两次突击检查
  中统或军统两调查统计室经常以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估计解放区已派人潜入市区，设置宣传机关；某街某巷看见了形迹可疑的人；或根据某人报告，他的邻近住户新来了解放区的亲友等等情况上报济南总部。也依据情报，随时进行侦查，往往都是捕风捉影，徒自惊扰而已。有一次（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冬间）侦知某印刷所秘密排印“反动传单”，随印随发，已转出去了几批。当即拘捕该印刷所职工，严刑追查。遂请准济南总部进行第一次全市范围的突击检查。
  其情况是：约在一九四六年冬初，由两统调查统计室会同济南防守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和市区驻军，在一天的下午二时左右，宣布“临时戒严”，所有街道行人一律停止在原地，不准自由行动。即由布置在街头的军警，依次进行每人身体和其所携带物品的搜查。并且在认为可疑的地区，闯入市民的住宅，翻箱倒柜尽情搜查，不少的住户连人带物都被一起带走。经过三小时的检查，全市共查出所谓“嫌疑分子”五百多人，全部送青训队关押起来。经过约一星期的调查审讯，交保释放了约三百人，其余的陆续审讯，仍在陆续释放。
  一九四七年夏，又由于发现大量的所谓“反动传单”，两特务机关又建议再来一次全面搜查。这次的办法，和前次大致相同，其不同的地方，是进行重点检查。也有几十人以“嫌疑犯”名义，送进青训队。
  这两次搜查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镇压革命，在搜查中，无辜受害的市民，直到青训队结束，并往徐州时，还有五十几人作为“罪犯”押往徐州去了。
  十、组织“慰劳团”
  济南解放前的一、二年中，反动部队调动频繁。济南总部乃动员省、市参议会，省、市工会，省、市商会等“民意机关”和民众团体，组织“山东省各界慰劳会”，向商民摊派慰劳基金，对过往军队赠送各种用品，并为部队指挥官，特别是空军人员，说是他们对“保卫济南”贡献特大，经常为他们举办宴会、游艺会和舞会，纸醉金迷，一夕千金，极尽奢侈腐化之能事，都是向市民压榨所得。从一九四六年冬季起，由于伪省参议会议长裴鸣宇的倡议，又多次举办各界慰劳团，以裴鸣宇及省商会联合会主席马伯声（？）和省妇女会主任杨宝琳为团长，经常向商家大量征募鞋、袜、衬衣裤、罐头食品、纸烟、饼干等物，并携带剧团、曲艺社，分赴各部队驻地进行慰劳。当时津浦、胶济两路曾有短时期通车，因而远驻在青岛、潍县、泰安、兖州等地的反动部队，也曾前往赠送物品，表示慰问，以激励“士气”。对腐朽透顶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固然也没起到多少刺激作用，但由此可见反动阶级垂死挣扎的一斑，而且借此举动，大事搜刮，给市民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十一、添设“情报站”
  一九四六年以后，济南以东以南的两条交通线，虽然时断时续，但只限于两条线路，离开铁路几十米就是解放区或人民武装游击地区，反动部队的耳目，完全蔽塞住了。两条路线先后断绝后，济南更成了一个四面被封锁的孤岛。济南总部为了获得解放区的情况，特令两特务机关设法开展情报来源。于是由中统调查室在济南四周郊区，设置各种各样的茶棚、饭铺多处，派特务人员扮作服务员或顾客，设法从郊外来人的口中，套取消息。偶然得到一点情况，便汇集上报。也有派人扮作小商贩，在边沿地区出没，希望有所见闻。但由于解放区群众的觉悟很高，有时到市内讨换一些生活物资，随时来去，从来没听说得到过什么重要消息。
  十二、开展鼓动宣传
  抗日战争方告胜利，人民喘息未定，国民党反动派又来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广大群众固然深感不安。而国民党反动军队又受命北开，听说要向解放区进攻，更惶惑不解，因而士气消沉，多萌退志。济南附近虽集结了十几万大军，大部分是存心观望，毫无斗志。反动部队的头子们如白崇禧、顾祝同、刘峙、杜聿明等都亲到济南部署作战计划，蒋介石也两次飞济南视察，面授机宜。对高级指挥人员，起了一定的鞭策作用，但当时驻济南的部队，多数是改编不久的所谓杂牌或地方团队，内部极为复杂。王耀武指挥这些部队，时常感到不能“得心应手”。除他自己下功夫收买笼络，还不放心，便商请庞镜塘也到各部队去普遍深入地作作打气工作。于是在一九四七年夏，由庞偕同济南总部秘书长徐庆誉，带上扩音器到各军、师，一个团，一个团的集合起来讲话。庞的讲话内容：首先向全体官兵表示慰劳，并传达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对他们的关怀和慰问。然后说明济南是“剿共”最重要的一个战略要点，伪中央决以全力保守这个据点，以挽回在华北的军事劣势。现（指当时）已计划大量充实防守的兵力，实际需要多少，都可以如数开到。济南的飞机场和空军配备已着手扩充，很快地就会成立一个华北最强大的空军基地，外围一旦紧张起来，军火和给养的补充供应，还有空运可以大力支援，大家不要有后顾之忧。最后，重点地提出这些部队过去反共的战役，故意扩大他们的战果，加以奖励，要他们再接再厉，在这次的济南战役中，发挥更大的威力，获得更多的战果。在鼓动讲话中，对人民武装和解放区，尽情加以诽谤。甚至根据特务机关所捏造的事实，以煽动官兵在思想感情上对共产党增加仇恨，以坚定他们这次战役中的决心和信心。
  接着由徐庆誉代表济南总部对他们下达具体的要求，对人民解放军大肆诬蔑，鼓励他们善于利用美制的新式武器，发挥“国军”的优越条件。末后，则传达王耀武对他们的慰问和期望。会后，把携带来的纸烟、毛巾、食物等，分发各连队，以示犒劳之意。并召集各该团的中、下级干部进行谈话，要他们个别的表示最大的决心。如是费时两星期，普遍的宣传一遍。半年之后，由于部队有所调动，又再来巡回一次。
  其次，对济南的公私立大、中学校和各民众团体，也经常进行反动宣传。其办法为利用“总理纪念周”（注一），分别派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委员轮流担任“政治报告”。预先由济南总部宣传处根据伪中央所颁发的宣传大纲，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制定报告纲要，并就党政各委员的时期和地点的便利，作出轮流表，分期通知各单位，巡回进行。
  此外，还利用电影院、剧场等公共场所，由宣传处派人在出演前的半小时，以报告时事为名，介绍四郊的军事情况，总是歪曲事实，虚报战况，以鼓动观众提高对国民党的信仰，代为广泛宣传。
  在每次“法定纪念日”，如“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黄花岗纪念日”等，还组织大、中学校学生，进行街头讲演，不过是利用流亡地、富的子弟或“职业学生”（注二），根据预发的宣传要点，替反动政府作“传声筒”而已。
  十三、强迫市民挖掘环城壕沟
  约在一九四八年春（或是一九四七年秋，记忆不清），津浦、胶济两条铁路完全为人民武装所控制，对济南的包围，已逼近城郊。第二绥区司令部决以“深沟高垒，保卫济南”，乃通过济南总部发动全市居民筑环城外壕，引储小清河水，以固城防。规定环城四周距城垣数十米以外，挖宽约五公尺，深约三公尺（回忆约数）的壕沟一道，把挖出来的土堆在壕沟的里沿，筑成一条土墙，等于在砖城之外，又添了一道土城。在通向城门的地方，留几个闸口，壕上各设吊桥一座，以便随时起落。自宣布开工，先后发动了二十几万人，进行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先是由政府公教人员带头，上自省市党政机关的头头，下至各机关的勤务杂工，一律参加。笔者和王耀武也曾到现场抬了几筐土，拍出照片，在各工地展阅，以表示共同服役，谁也不能例外。于是在几天之后，便出动军警，严厉地督饬各街道居民更番出工，骚扰得全市惶惶不安。每天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小手工业者和一般小商贩，都被投入工作，以致怨声四起，怠工、逃避者日有所闻。所以一直到济南解放前尚未完全竣工，而市民所遭受的灾害已无法计算了。
  十四、压制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一九四六、七年间，济南市大、中学校学生曾酝酿两次爱国运动，即一九四六年冬，美帝国主义水兵皮耳生在北京奸污女学生事件和一九四七年夏，各地青年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很快地都传到济南，激起了群情愤怒，准备组织示威游行。初期，伪政府实行封锁外来消息，并借口军事地区，禁止一切集会活动。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终于各校学生秘密组织起来，决定响应各地，付之行动。省市政府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都着了慌。一面通知地方军警机关，大量准备水龙、木棒，在各学校门前广布便衣特务人员，监视学生行动；一面派人到各校内宣扬防止共产党的阴谋活动，劝说大家不要上共产党的圈套。更重要的办法是指挥职业学生在青年团体中进行破坏。因此，济南学生直到解放时为止，总没得到机会作出一次集体活动。
  十五、勾结美帝国主义分子宣传反共
  （一）调处三人小组——一九四五年“北平调处执行部”成立以后，首先在济南成立“三人小组”。美帝派雷克、戴维斯、谢洛士等陆军人员先后来济参加“调处”工作。有一次雷克赴泰安视察，因其态度蛮横，引起群众的不满，在车站有人甩一石头子把他的头部击成微伤，于是小题大作，他便向中共代表提出严重抗议，硬说共产党预定阴谋，破坏调处，要中共代表保证以后再不能发生同样的事故。同时，也向“政府代表”（国民党代表）表示抗议，那就完全是走形式了。雷克虽然是一个美国的职业军人（陆军上校），却很擅长于政治活动，经常邀约济南省级的头头们宴会，或参加他住处（英国领事馆旧址）的晚会和游艺会等，也常到中国人家里进行拜访，还不时互相馈赠，进行拉拢。这些行动都是避开中共代表进行的。因此，在平时交谈中，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诽谤诬蔑，毫无避忌，很显然，他们是紧密勾结来对付中共代表的。雷克负伤后，在北京疗养一个时期，又回到济南，这次回来，对解放区辱骂，更“振振有辞”。所以直到调离山东地区，始终是公开地宣传反共，鼓动内战，鬼鬼祟祟地帮助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接替雷克的职务的是戴维斯。此人的作风比较深沉。刚到济南拜会庞镜塘的时候，极口恭维孙中山和蒋介石，说孙中山虽然是赍志以殁，而继起有人（指蒋起有人），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很有前途的。……又向庞索取三民主义英文本，帮助他深入地研究孙中山的学说。在任何场合都很少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但是，国民党有所洽商，总是有求必应，多方协助，对中共代表则虚伪地应付而已。
  戴维斯的后任是谢洛士，此人表面上爽朗明快，好象是一个很单纯的武人，其实是借此态度以掩盖他在作不可告人的勾当。比如他常和国民党人员称兄道弟，讲叙年庚，恰巧他和庞镜塘出生的年月日都相同，只是时辰不同，便互称“庚兄”，往还亲密，因此，每谈到共产党的问题，他总表示他是国民党的朋友，只有竭力协助国民党把共产党消灭掉，才合他的心愿。实际上他对国民党的情况，也很注意了解。例如在平时谈话
  中，他对于蒋介石及其左右的个性、作风，对于山东地方的风土人情、交通状况等等，都是他喜闻乐道的事情，这也说明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我国都具有一定的间谍任务，不会有哪个人是例外的。
  三人小组之外，另有一个组织，对外没有名义，而办事的人员比三人小组还多。负责人名叫泰莱（仿佛是这个名字，记忆不真切），军服上挂有美国中校的军衔。对人特别和蔼。他的住处是美国领事馆旧址，经常邀约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前往谈话或茶会，内容不详。有一次他拜会庞镜塘的时候，提出要和济南市各单位的负责人集体会见，最好举行一次座谈会，庞允许了他的请求，便通知国民党济南市党部和市政府，要它们联合筹备一次以济南市为范围的座谈会，邀请泰莱参加。于是就在一天的晚间（约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就山东省党部的花园草坪上布置了一个环形的会场，把济南市的党部、政府、参议会和工、农、商、教育等会的负责人约三十几人都召集来围坐一周，庞和济南总部的秘书长徐庆誉也到场参加。首先由庞说明“盟国的贵宾”要和大家都见见面，一一走访很不方便，特召集此会，大家一块会面，可以敞亮地多谈一谈。然后介绍泰莱先对大家讲话。泰莱讲话时由徐任翻译。大意说，他到济南来是为了协助军事人员，搞好对中国内战的调处工作。因为到中国不久，一切情况不够了然，希望大家对他多帮助。由于今天见面，彼此都认识了，将来再分别走访、请教。接着市总工会主席武竹亭，市参议会副议长庄仲舒，以及各团体，都有代表讲了话。从此以后，泰莱便以那天参加的人为对象，进行接触。逐渐被人了解泰莱所搞的工作，并不是什么调处工作，而是美帝国主义对华的特务间谍活动；他所主持的机关，并不是什么三人小组，而是地地道道的一个美帝特务机关。
  （二）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间谍——美帝国主义在济南传教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特别是“美以美会”一开始就是以文化侵略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发展得很快，也就利用这些伪善形式，展开它的间谍活动。反动统治集团逢迎勾结之不暇，那还敢对他们当作间谍而加以防范？只有任它们为所欲为，正不知造下了多少罪恶！
  三人小组到济南，特别在泰莱特务组织建立以后，美国籍的传教士显得非常活跃。例如“美以美会”的一个牧师名叫纳约翰的，他在山东地区传教达四十几年，讲得一口非常熟练的山东土话，他一家老幼和地方人都混得非常惯熟，几乎一般人都忘记了他们还是外国人。但是，三人小组刚到济南，他就被指定为向导，美国代表对外接洽，无时无地都有他参加在内，不久也穿上了美国军服，坐上了吉普车，招摇过市，喧赫一时。泰莱的组织成立，更依靠他和他的“教友”为基干，造成一个新的特务系统。
  自一九四六年起，在美国国庆和所谓圣诞节，他便在他所主管的教堂里悬旗结彩，大肆庆祝。先期通知党政军各机关和团体、学校，邀请参加。到场致贺的人，又分别用茶点或鸡尾酒会来招待，整日里济济锵锵应接不暇，俨然代行了美国使、领馆的职权。笔者在当场看到了三人小组的全体美籍人员，看到了其他各方面的外国人，也看到了反动政权下的头头和各团体、学校的代表。骤然感到他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风云人物。为了亲美反共，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而很多集会都把他列为必须邀请的人。一般市民过去称其为纳牧师，当时竟有人改称为“纳代表”。由于他为三人小组和泰莱特务机关充当“包探”，集中表现了他几十年的间谍成绩，宗教外衣已经掩盖不住他的罪恶身份，所以他在三人小组撤退不久，借口回国探亲，便携带全眷逃往美国，一去不复返了。
  （三）美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济南齐鲁大学是一个很有历史的美国教会学校。据说它是许多英、美教会合力筹募所举办的。因为美国人较多，所以历来的校长，都由美国人担任。负实际责任的校务长由各教会选举产生，也多半是美国人。抗战前，若干年改由中国人任校长，但实权仍操在美籍的校务长手里。济南解放前校长为吴克明，退休的老校务长戴维斯仍在校养老，也就是该校的太上校长。当时的校务长叫赖恩元，是美国籍（有人说是英国人），实际上只有他说了算。这两个外国人都是“中国通”。戴住中国四十几年，汉话汉文都能应用。七十岁退休后，和各界的接触不减少。他对人处事，装得和蔼可亲，在当时的教育界中，声望颇高。一九四六年春、夏间，他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伪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纠集山东政、教各界多人，为他举办庆祝大会。何还代表政府送他一把“金钥匙”，赠以“济南荣誉市民”的称号，他在山东教育界的魅力当可想见了。
  赖恩元在中国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常利用学习汉学的名义，和一些中国人亲密来往，结为文字交。在三人小组时期，他和戴维斯都暴露了真实面目，一时表现得非常活跃。对于他们勾搭的内容，尽管不能了解，从三人小组中美国代表对他们的态度来看，他们对小组的帮忙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他们的门生故旧，当时也很活跃，有的当上了绥区司令部的秘书长（孙恩三，原任齐鲁大学校务长），有的挂上了国民党政府顾问、参议的头衔（不止一二人，名字一时回忆不起），也有说是已得教会的许可保送美国考察或留学，请求党政机关予以资助，以壮行色。最近还请王、何、庞等人向该校捐助科学讲座。这些事都很可以说明他们不但直接向美国代表提供资料，而且还多方布置侦察网，为美帝国主义效劳。这不仅仅是几个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化间谍，而且是有计划地伸展到各个部门的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
  （四）美帝国主义的“高级侦探”——一九四六年以后，济南的局势日趋紧张。不但蒋介石以下的军事头目们，感到手忙脚乱，而美帝驻华高级人员，也很担心这个战略据点保守不住，美帝驻南京的大使司徒雷登曾亲到济南，了解情况，并向各部门负责人进行打气。约在一九四七年夏、秋间，伪外交部通知省政府，某日司徒雷登来济南，进行友好访问。需要美国帮助的问题，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着重向他多多反映，有所要求或建议，可以指定有关部门推派代表，当面向他提出。于是通过济南总部，进行筹备工作。司徒飞来的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除省市党政军各机关的头头全体出动外，还因为他是在中国教育界出身的人（原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和校长），把济南教育界还动员了许多大、中学校代表，参加欢迎。他一到招待所（英国领事馆旧址），便络绎不断地和来访的人开始交谈，表现了紧张而“亲切”的气氛。第二天在省政府举行座谈会，各机关、团体、学校的负责人，被邀参加的约五十人，由庞镜塘主持，并作简单地介绍。庞说：“司徒雷登的来意是为了关心济南的局势，愿意有所帮助。司徒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但是他和中国是有很悠久的历史渊源的，他既可以代表美国政府，也有资格代表中国人，大家有所建议或要求，希望坦率地提出来，他一定能给我们大力的帮助”。接着司徒雷登讲话，他用很地道的中国话开始就说：“我是一个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除去在美国读过四年书，其余的五、六十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就属地主义来说，中国应该是我的第一故乡。因此，我们老乡见面，应该无话不谈。在今天的情况下，大家所感受的痛苦和困难，也就是我的痛苦和困难。我作为一个美国政府的代表，更应该一本精诚互助的精神，帮助大家解除痛苦，解决困难。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活动情况，我知道一些，各位都是在地方上负责的人。所接触的事情更多，能不惜吝教，一五一十地揭发出来，大家研究对策是必要的，如果需要美国政府协助，我也可以立即转达，以满足大家的要求。”以后，各单位代表陆续发言，有的转述解放区的情况，有的报告和人民武装作战的情况，一般的都是编造事实，信口开河，极尽诬蔑煽惑之能事。最后，司徒表示，大家畅所欲言，给他积累了很多“珍贵资料”，他一定很好地加以整理，分别提供有关方面参考。并重复声明美国是中国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中国问题它愿意帮助解决，对军事调处工作，现正尽到最大的努力，假如共军坚决不接受调处，它必然还有更有效的办法，来协助解决。大家应信赖它，并多方的协助它来完成这项任务。
  司徒雷登在济南停留的几天中，每天总是门庭若市，在接待流亡地主们所组织的“请愿团”，他所能搜集到的是一些什么资料，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各项反动措施，仅就个人回忆所及，反映出来，借供参考。还有那些遗漏或错误，尚有待于占有素材较多的人士，加以补充订正。

（注一）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于每星期一的上午举行一小时的纪念会，名为“总理纪念周”（在党外的机关、团体和学校名为“国父纪念周”）。其开会程序为：唱党歌；朗读孙中山先生遗嘱；负责人作简短的政治（或时事，工作）报告，或宣读“中山遗教”一节，最后朗诵“党员守则”。军队举行纪念周的时间为星期日上午，其程序除与机关相同外，最后加诵“军人读训”一遍。 （注二）中统和军统两特务机关为了控制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在各级学校内收买一部分学生，负采访汇报之责。为了使他们持续工作，使其长期留校，永不毕业，必要时则指挥他们进行各种特务活动，名为“职业学生”。 附注： 一、抗战胜利的前二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向蒋介石建议，实行党政一元制，由山东、江苏两省先行试办。其办法：以省党部名义对外，内部设一、二、三、四处，分别掌管党的组织、宣传、训练，以及政府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等事务。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任主席，各处长兼任厅长。各专区设“党务督导专员”，也兼任区的行政职务。约在一九四四年由中央组织部签请蒋介石派何思源为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实行新制（江苏省为王懋功）。初期驻安徽阜阳，逐步利用山东省地方团队的掩护，进驻山东境内。日寇投降时期，何同一部分工作人员正在寿光县，“八一五”以后，才率领鲁东地方团队抢先进入济南。 二、本文所叙济南三人小组和一些美帝人员的活动，只提到了我所接触到的点滴事实，内幕情况，语焉不详。因为当时和他们接触较多的是何思源，并且还派有长期驻小组的专任人员（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罗幸理，处长张××，现在都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他们都占有较具体的资料。我和王耀武曾多次商量，设法先行汇集有关资料，由我俩负责编篡，作为专题材料，供全国委员会编辑这方面史料的参考。但迄今仍在征集素材中，着手整理，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