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到济南的任务已如前述，主要是瓦解张宗昌的军队和警察。在军队方面，具体对象是张宗昌的卫队旅。到济南后始知纪晋昌原来干过的第二团仍驻青岛。我回济时曾请纪晋昌给卫队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房翰夫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他协助我在济治病。房是山东齐河人，我和他见面时，正遇他因事被撤职，于是我便利用他被撤职的一腔私愤，鼓动他投向国民党的北伐军，颠覆张宗昌。他反张的决心很大，并当即商定由他向卫队旅的中下级军官逐步进行宣传活动。
  对卫队旅的宣传活动，我和房翰夫曾作了详细地分析研究。因张宗昌是掖县人，卫队旅长祝祥本也是掖县人，在卫队旅中，掖县籍的下级军官很多，掖县同乡团体抱的很紧。而中上级军官除三个团长是张宗昌过去的老伙伴外，多数则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青年军官，这些人对三个老粗团长都看不起，但又无法挤掉。因此，便常拿来自掖县的下级军官出气，有时指桑骂槐，比鸡骂狗。而这些掖县籍下级军官无缘无故地挨了骂，就跑到卫队旅旅长祝祥本面前诉冤。祝祥本一方面尽量安慰这些掖县同乡；另一方面，因为张宗昌对东北讲武堂系统的人很器重，又不得不进行笼络。三个大老粗团长也知道东北来的这批军官看不起他们，就常常在张宗昌面前说坏话，可是张宗昌不听，反而对着东北来的这些青年军官说：“三个团长是草包，不要理他。”因此，上下级之间矛盾重重。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活动是很有利的。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利用他们上下级之间已有的矛盾，使其分化，对青年军官伺机宣传北伐军如何重视人才，不分南北军事学校出身的人，都一样看待，一样提拔，促使东北讲武堂系统的这部分人发生动摇。因为房翰夫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这方面的活动就由房来进行。
  在警察方面：我首先找到趵突泉派出所巡官孙应都（老相识），他原先是山东省议会的派驻巡官，我和他谈过几次话，他很同情国民党的北伐，通过他又联系了普利门派出所巡官（忘其名）和商埠一区警察署巡官牟黎卿。又由张维中介绍和正觉寺街城外一区警察署署长隋得功，通过隋得功又联系了城内一区警察署署长韩庆祥。这样，对济南警察的活动也有了基础。
  当时济南警察厅长袁致和（江苏人），是张宗昌的小舅子，济南全部警察的精锐是六个警察大队，约一千五百多人，在当时驻济军警力量中，除了祝祥本的卫队旅外，以这六个警察大队实力较强，所以袁致和把这六个大队一直看成是自己作官的资本，袁当时兼济南戒严司令，名义上这六个大队交济南戒严司令部参谋长王庆尧统率，实际上一直由袁自己掌握指挥。
  对袁致和警察厅的内部，是从两方面着手渗入的，情况也颇曲折。当时山东省议会被张宗昌解散后，正议长宋传典（益都县人，基督教徒，是买办资本家）和副议长陈鸾书（益都县人，地主资本家），彼此倾轧得很厉害。当陈鸾书去上海的时候，宋传典即向张宗昌进言，说陈及其同伙勾结南方党人颠覆山东。张宗昌听了宋传典的话，不问证据，就把陈鸾书同派系的两个主要人物房来鸣和祁锡璋（房是地主资本家，祁是官僚地主），诓骗逮捕，解到济南，押在警察厅临时看守所中（即现在院东大街山东省政协地址），声言以房、祁两人作质，陈鸾书回来就释放。房、祁两人是有钱的绅士，住在临时看守所里，所长张某（忘其名）对之很优待，除不准两人外出外，其他一切都很自由，亲朋可随时看望。这当然是钱能通神的作用。我与房来鸣的子侄是小学同学，又曾在地方上随房作过事。和祁锡璋也是熟人。我到济南知道房、祁两人被押，即借看望房、祁为名，时常到临时看守所去，时间久了，通过房、祁两人在这位张所长口中，得到袁致和警察厅的许多情况。另一方面，葛覃、张丕介两人也找到了一个济南地面很熟的帮会分子郭愚民，因为他和警察厅里的警察及杂役人员熟识，从他那里也得到了警察厅的一些活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