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为扩张地盘，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北伐”。蒋记国民党为迅速瓦解奉系势力，乃于一九二七年冬，策划了颠覆奉系爪牙张宗昌的活动，我曾亲自参与其事。现把当时接触到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以供参考。
  一
  一九二七年冬，我在沧州直隶骑兵军任少校参谋，陈鸾书（山东省议会副议长，民治社首领，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的代表）由上海到天津约我会面，促我回济南从事瓦解张宗昌军警的活动，以响应国民党的“北伐”。给我的名义是山东军事联络员。我回到沧州便伪称有病，商得参谋处长纪晋昌（曾在张宗昌的卫队旅第二团任过职）的同意，带职到济南就医。尔时骑兵军司令部参谋长蒋鸿勋随褚玉璞南下，不在沧州，因而由纪晋昌批给假期两月，到时看病情再议。
  我回到济南，在旅馆住了几天，即由友人介绍移住在城里大布政司街路东健生公司楼上（一九二九年该处曾一度改为海滨书社，即现在的省府前街一百零二号，原房尚存），该公司是一个制造兼修理篮球、排球、网球拍子等各种运动器械的商号。由于当时的营业不好，常常不能维持开支，而我又是以直鲁联军军官的身份租房，并愿给予较高的房租，所以商号也乐意租给我住。我在那里住着，行动很方便，因为商号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军官，吃喝嫖赌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对于我有时三更半夜出入叫门，从不怀疑。
  有了住处以后，我便首先到陈鸾书告诉我的接头地点——商埠一大马路纬二路胶济铁路局职员宿舍周人良处，与周接头，周本是熟人，经他约会，我与当时国民党山东省负责人张维中、张丕介、葛覃三人见了面，他们说已接到通知，知道我到济南来的任务，于是向我简单介绍了当时济南的一般军政情况，并问我对军警活动打算怎样着手？我说刚到济南，情况还不了解，等摸到头绪再谈。约定以后会面地点，暂时仍在周处，因当时张宗昌的军警稽查处对铁路局宿舍，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加检查的。
  二
  我到济南的任务已如前述，主要是瓦解张宗昌的军队和警察。在军队方面，具体对象是张宗昌的卫队旅。到济南后始知纪晋昌原来干过的第二团仍驻青岛。我回济时曾请纪晋昌给卫队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房翰夫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他协助我在济治病。房是山东齐河人，我和他见面时，正遇他因事被撤职，于是我便利用他被撤职的一腔私愤，鼓动他投向国民党的北伐军，颠覆张宗昌。他反张的决心很大，并当即商定由他向卫队旅的中下级军官逐步进行宣传活动。
  对卫队旅的宣传活动，我和房翰夫曾作了详细地分析研究。因张宗昌是掖县人，卫队旅长祝祥本也是掖县人，在卫队旅中，掖县籍的下级军官很多，掖县同乡团体抱的很紧。而中上级军官除三个团长是张宗昌过去的老伙伴外，多数则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青年军官，这些人对三个老粗团长都看不起，但又无法挤掉。因此，便常拿来自掖县的下级军官出气，有时指桑骂槐，比鸡骂狗。而这些掖县籍下级军官无缘无故地挨了骂，就跑到卫队旅旅长祝祥本面前诉冤。祝祥本一方面尽量安慰这些掖县同乡；另一方面，因为张宗昌对东北讲武堂系统的人很器重，又不得不进行笼络。三个大老粗团长也知道东北来的这批军官看不起他们，就常常在张宗昌面前说坏话，可是张宗昌不听，反而对着东北来的这些青年军官说：“三个团长是草包，不要理他。”因此，上下级之间矛盾重重。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活动是很有利的。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利用他们上下级之间已有的矛盾，使其分化，对青年军官伺机宣传北伐军如何重视人才，不分南北军事学校出身的人，都一样看待，一样提拔，促使东北讲武堂系统的这部分人发生动摇。因为房翰夫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这方面的活动就由房来进行。
  在警察方面：我首先找到趵突泉派出所巡官孙应都（老相识），他原先是山东省议会的派驻巡官，我和他谈过几次话，他很同情国民党的北伐，通过他又联系了普利门派出所巡官（忘其名）和商埠一区警察署巡官牟黎卿。又由张维中介绍和正觉寺街城外一区警察署署长隋得功，通过隋得功又联系了城内一区警察署署长韩庆祥。这样，对济南警察的活动也有了基础。
  当时济南警察厅长袁致和（江苏人），是张宗昌的小舅子，济南全部警察的精锐是六个警察大队，约一千五百多人，在当时驻济军警力量中，除了祝祥本的卫队旅外，以这六个警察大队实力较强，所以袁致和把这六个大队一直看成是自己作官的资本，袁当时兼济南戒严司令，名义上这六个大队交济南戒严司令部参谋长王庆尧统率，实际上一直由袁自己掌握指挥。
  对袁致和警察厅的内部，是从两方面着手渗入的，情况也颇曲折。当时山东省议会被张宗昌解散后，正议长宋传典（益都县人，基督教徒，是买办资本家）和副议长陈鸾书（益都县人，地主资本家），彼此倾轧得很厉害。当陈鸾书去上海的时候，宋传典即向张宗昌进言，说陈及其同伙勾结南方党人颠覆山东。张宗昌听了宋传典的话，不问证据，就把陈鸾书同派系的两个主要人物房来鸣和祁锡璋（房是地主资本家，祁是官僚地主），诓骗逮捕，解到济南，押在警察厅临时看守所中（即现在院东大街山东省政协地址），声言以房、祁两人作质，陈鸾书回来就释放。房、祁两人是有钱的绅士，住在临时看守所里，所长张某（忘其名）对之很优待，除不准两人外出外，其他一切都很自由，亲朋可随时看望。这当然是钱能通神的作用。我与房来鸣的子侄是小学同学，又曾在地方上随房作过事。和祁锡璋也是熟人。我到济南知道房、祁两人被押，即借看望房、祁为名，时常到临时看守所去，时间久了，通过房、祁两人在这位张所长口中，得到袁致和警察厅的许多情况。另一方面，葛覃、张丕介两人也找到了一个济南地面很熟的帮会分子郭愚民，因为他和警察厅里的警察及杂役人员熟识，从他那里也得到了警察厅的一些活动情况。
  三
  由于对济南军警的瓦解活动都较顺利，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次接头会议上，推定葛覃、张丕介、张维中、魏华亭（即魏剑白）、周人良等五人成立了济南暴动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领导，统一行动。任务分配：葛覃负责政治活动；张丕介、张维中负责对工人学生的活动；魏华亭负责对军警的活动；周人良负责交通联系。开会时由葛覃作主席。工作中心是运动军警联合起来打倒张宗昌，其他各方面的活动，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决定等北伐军接近济南时起事。开会地点，仍暂定周人良处。但平时尽量避免到周这里来，一般问题由周人良向各人联系。
  在济南暴动委员会成立不久，王仲裕衔丁惟汾命由上海到济南，视察济南的活动情况，并传达南方消息。王特别告诉我必须抽身到青岛一行，因张宗昌的卫队旅仍有一团驻青岛，青岛方面的人急需展开对军警的活动，以便届时配合济南暴动。但他们对卫队旅方面插不进手，希望我去为他们接上头。因我在青岛护送学生出口时和卫队旅第二团来往较熟，我当然毫不推辞地接受了去青岛一行的任务。
  王仲裕到济南不拟多留，找到我后，即托我转知葛覃、张丕介、张维中等人会面，商得王仲裕的同意，在商埠纬五路泰丰楼饭馆以请客的形式，由我公开出面把葛覃、张维中、张丕介等人请在一个僻静的房间，进行了会晤。当时泰丰楼是一个大饭馆，我以直鲁联军军官的身份公开请客，是极平常的事，所以并没有人注意。
  我到青岛，住在东华旅社，按照介绍地点，和青岛国民党负责人王深林、丁振璜、鞠子明等会见，继又与在高密胶州一带活动的国民党负责人牛凌汉（字扶霄）、张某（忘其名）会见。当时祝祥本的卫队旅只有两个营驻青岛，由旅参谋长丁某（忘其名，江苏人）负责指挥。我找到原在卫队旅第一团当团附的邹鋐（字剑秋，济宁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和纪晋昌同班同学），见面后知邹是和老粗团长闹意见而停职在家。所以，一经攀谈，邹即乐意参加倒张活动。经过邹的联系，第三营营长李某（忘其名，大家都叫他李麻子）也同意倒张响应北伐军。我和邹鋐将这些情况介绍给王深林、丁振璜。高密方面，主要由牛凌汉、王立哉活动该县警备队和警察，作武装力量，准备夺取县城。大体上有了这个轮廓，王深林等即开会研究，决定也照济南办法，组成了一个胶东暴动委员会，人员由王深林、丁振璜、鞠子明、牛凌汉、王立哉（当时在高密未到青岛）等组成。
  一九二八年四月（具体日期记忆不清，可能是上旬或中旬），牛凌汉、王立哉等闻北伐军将到济南，即在高密率领当地警备队和警察等，武力占领县城，宣布独立，响应北伐。不料时间稍早，张宗昌还未离开济南，因而张宗昌即电令驻在胶东的旅长顾震，派兵一团驰往高密镇压。王、牛等只有少数地方武装，经顾震率一团兵力包围，寡不敌众，很快地被攻破县城，王、牛逃回青岛，高密县城复又为张宗昌的军队夺去。
  同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北伐军已接近济南，但张宗昌想依靠日本的帮助，保住胶东和青岛海口。所以对青岛很重视。驻青岛的卫队旅第一团第三营李营长，经邹鋐的联系，正准备起事，但事机不密，为该旅参谋长丁某侦知，突然下令第三营开到沧口沙河集合讲话，并事先布置了伏兵，等李营一到，即将李逮捕枪决，然后集合队伍讲话，宣布李通敌谋叛的罪状，该营军官见李已被杀，也不敢再抗。因此，青岛方面失此军力，暴动计划也未能实现。
  四
  胶东暴动委员会组成后，我即返回济南，仍从事瓦解军警的活动。不久济南暴动委员会开会，葛覃、张丕介两人提出，奉国民党指示，停止对张宗昌军队的活动，原因是北伐军对直鲁联军要全部消灭，不拟改编收容。因此我们对卫队旅的活动，必须停止进行，以免将来无法处置。但这种变更情况，不能泄露，以防对瓦解敌军不利。至于对警察方面，则要加强活动，以便到时维持地方治安。葛覃、张丕介都是国民党山东方面的负责人，又经过会议决定，我当然照办。
  为了加强警察方面的活动，我找城外一区警察署长隋得功，和他把济南的警察作了全面地分析研究。当时济南共有警察二千人（不包括袁致和的六个警察大队），城内设三个区署（一区在娘娘庙街，二区在督城隍庙街，三区在将军庙街），城外设三个区署（一区在正觉寺街，二区在朝阳街，三区在东围子里迎春庙），商埠设四个区署（一区在纬一路十王殿，二区在经三路纬五路，三区在纬八路，四区在纬九路），东北乡设一个区署（在大悲庵），西南乡设一个区署（在馆驿街），共十二个区署。分析当时的情况，一般警察没有枪支，一旦大军压境，作用不大，围子外的商埠四个区署和西南乡、东北乡两个区署尤其如此。因此，活动重点放在城内和城外（当时围子里叫作城外）的六个区署。城内一区署长韩庆祥和城外一区署长隋得功，都是从当警察一步一步升上来的老警界人物，同全市警察、警长、巡官、署员等都有些老关系，城内外其他四个署长平常是以韩、隋两人的马首是瞻的。从山东战局来看，关键在张宗昌是否坚守济南？而张宗昌坚守与否，关键又在日本是否决心支持他。因此，假定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如果日本在山东仍决心利用张宗昌，就一定用兵力支持他，张就会坚守济南。商埠一定让给日军，张守围子里。到那时张宗昌很可能把警察改装成兵，用以守城（因张宗昌的军队屡战屡败，兵源补充困难），如果那样，就利用这些守城的警察，作为内应的开城者。第二方案：假如日本不用兵力支持张宗昌，张就不会守济南，那就一面在城内制造骚乱，使张宗昌不敢久恋，一面乘机开放城门和围子门，引北伐军进城。这是针对当时改变活动方针后作出的计划。
  五
  一九二八年春，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率领残部在山东鲁南和鲁西南一带，继续同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抵抗北伐军。
  四月二十日后，张、褚的直鲁联军由津浦铁路线兖州、大汶口逐步北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残部由济宁一带败退，两军残部集结于泰安。张宗昌将他的白俄军队开赴前线，并亲到前线指挥，希望和孙传芳部在泰安一带坚拒北伐军。这时济南已呈现不安。
  四月二十八日，据张宗昌卫队旅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人讲，孙传芳的残部已全部瓦解，剩下的残余已退过黄河。直鲁联军在泰安溃败，卫队旅与张宗昌的其他部队狼狈不堪，已无战斗力，白俄毛子队也被打垮了。
  据卫队旅的消息，日本已决定派兵帮助张宗昌抵抗北伐军，要张宗昌坚守济南。因此，张宗昌对部下大吹其牛，说日军来后，就能把北伐军打回南方去。叫士兵不要丧气，要坚决守住济南。
  但是，山东省长林宪祖的家眷和省府一部分人员，当日乘津浦铁路火车逃往天津，张宗昌的眷属也有一部分随去。张宗昌督办公署的人员，出入匆忙，惶惶不安。因而城内和商埠的商店都收拾货物，有的关了店门，怕张宗昌的军队走时抢劫。
  济南南面仲宫一带，已为国民党北伐军占领。西面长清古城一带，已发现北伐军。
  日本军队有一部分自天津开到济南（据说是日本驻天津队长小泉的部队，一说是小永伍部队），驻经五路纬八路东日本开设的“济南医院”内，晚间有一小部队移驻经一路纬二路日本开设的“金水旅馆”内。据卫队旅的消息，张宗昌曾找驻济日本领事西田耕一，要求日本迅速出兵援助，这就是第一批赶来的日本兵。
  警察方面，已奉到警察厅长袁致和的命令，协助军队严厉盘查出入城门、围子门的人，以及严查形迹可疑的人。张宗昌的军事力量已到了不能自保的程度了。
  这时，我即将存在商埠周人良处的二号匣枪十枝，子弹六百发（是葛覃托人买的），用皮箱带到城里大布政司街健生公司楼上，我自己留下匣枪一枝，子弹百发，其余交给张丕介，由他分给有关人员使用。
  济南暴动委员会当日开会，分析战局情况和卫队旅方面的消息，认为张宗昌要求日本出兵援助，而日军已有一部分开到济南，这样，济南的争夺战恐不能免，尤其日军插手后，情况怕更恶化，为了使北伐军明了情况，迅速进入济南，以免日军大部队调来后更难应付，乃决定一面把内应工作布置好，一面再派人通知北伐军。内应布置，仍由隋得功负责开放南门和南围子门；由孙应都负责开放西门和普利门、林祥门。如日军在商埠阻挠，即引北伐军全部由南面进城。张宗昌督办公署和警察厅附近，由郭愚民负责布置扰乱。
  关于北伐军到济后的给养供给和各机关临时经济周转问题，原来是葛覃负责与商会联系的，据他说已找人和济南商会联系过，但是迄未得到确切的答复。当时开会决定再由我到商会接洽一下，以免到时措手不及。我考虑张宗昌眼看要倒，商人胆小怕事，不会有什么意外，为了防范万一，换上便衣，带上匣枪，一个人到城里富官街山东省商会，随便捏了一个假名说我是省长公署派来找会长的，门房领我见了一位李坐办，我也没问他的名字，等门房的人退出，我说：“我是国民革命军的先遣人员，请贵会预先准备一下军政机关到济南后的给养和经费，以免临时措手不及，中央银行票子运到就归垫。我现在毫无所求，请你放心，只是先来打个招呼。”我说完话，他呆了一会，强作笑容地说：“城里是山东省商会，商埠是济南商会，等两会商议后一定照办。”我说张宗昌还没走，你要小心，不要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到时误了事，那可很不好。他连说一定照办。我即告辞。以后北伐军进城，他们确实有准备地照办了。
  四月三十日，北伐军三面包围济南，南面进至十里河。西面进至白马山、腊山、大杨庄、段店一带。东面已到橛山、燕翅山。城内可闻炮声。
  据卫队旅消息：张宗昌知道自己的军队已无力守济南，乃与日军磋商，先让出商埠交给日军接防，由日军直接阻挡北伐军。日军同意后，张即令驻在商埠新庄一带的残部，大部分撤过黄河以北，少数撤至城内。因此，日军就毫无顾忌地接了商埠的防务。这就是张宗昌甘作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引狼入室，认贼作父的行径。
  另据隋得功的消息：袁致和的家眷及细软已去天津。警察厅内部混乱。随袁而来的署长吴富春、王育仁等已准备逃跑。袁致和视为唯一实力的六个警察大队，亦由济南戒严司令部参谋长王庆尧率领，渡黄河北去。
  济南暴动委员会开紧急会议，分析了上述情况，根据这些迹象，断定张宗昌已放弃守城，撤退的方向是天津。看样子很快就跑。因此决定，一方面再派人将情况通知南西两面的北伐军；一面告知隋得功、孙应都等，准备伺机开城门和围子门。葛覃等即准备欢迎北伐军的大会。济南暴动委员会开过这次会后就算结束了。其实，既无群众，又无行动，只不过作了一点中上层军警联系工作，根本不算什么暴动。
  四月三十日晚，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耕一和另一日本军人，分乘插有日本太阳旗的小汽车两辆到督办公署，和张宗昌密谈一小时，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午夜后，张宗昌及其亲信分乘汽车十余辆，最前一辆插有日本太阳旗作开路，后随卫兵大卡车数辆，由督办公署出西门驰向津浦车站，乘铁甲车过黄河后，把黄河铁桥炸毁，即向天津方向逃去。
  五月一日早三点多钟，预先准备好的警察在警察厅内鸣枪报信，城内一区城外一区即按预定计划把南门、南围子门、西门、普利门、林祥门等开放，在拂晓前，北伐军的第一军团刘峙的部队和第四军团方振武的部队进入济南城。
  至此，张宗昌这个督鲁数年而又罪恶深重的北洋军阀，便结束了在山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勾当。张宗昌虽然逃跑了，但他勾引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兽兵，却给济南广大人民带来了永世难忘的灾难，这就是举世皆知的“五三”惨案。关于“五三”惨案，已有不少人写过材料，故不再赘述。
  后记
  张宗昌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协助作战，因北伐军进展迅速，于四月三十日夜间包围济南，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城，当时日军虽号称三万人，但大部队没有集结赶到，张已逃跑，日军乃不得不转入直接与蒋军冲突。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刊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第二百零七页，章士钊写的“欧事研究会拾遗”一文中说：“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将到济南时，张宗昌原与日本关东军约定，日军改着华军服装，并肩御蒋，寻以服装备办不及，而蔡公时惨案突起，事乃中断”一节，时间和内容都与事实不符。第一，当时是民国十七年，不是十六年。第二，四月三十日夜间张宗昌放弃济南北逃，五月一日北伐军进入济南。蔡公时是五月三日被害，尔时张宗昌的军队三天前就逃之夭夭，北伐军已入城三天，并不是“北伐军将到济南时”，也不能说蔡公时之死而事乃中断了。第三，至于服装问题，日军由东北开来山东，尽可在张作霖处换上华军服装，何必待到山东再换呢？我认为原因是张宗昌没有能守到五月中旬，日本军队没有来得及大批调动，因而日军和张宗昌的“并肩御蒋”没有实现。日军乃不得不按照田中义一侵华内阁的侵华政策，自己对蒋军干起来了。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