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杨恩赉Mgr.Cyrillus（Rudolphus）Jarre，是德国籍传教士。于一八七八年二月三日出生于德国特威Trier教区阿尔外勒Ahrweiler城。先在哈尔凡得Harreveld（荷兰）和巴得蓬城paderborn方济各会院攻读了中学和神学课程。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哈尔凡得城加入了方济各会，一九〇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巴得蓬城晋升了神甫，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奉梵蒂冈的派遣来到山东。开始在武定府（今惠民县）姜家楼、蒲台县丘李庄任本堂神甫，后来又在济南市洪家楼修道院教了一个时期的书。由于他在此期间忠实地执行了梵蒂冈的反动命令，获得了他的主子的赏识和信赖，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间，又被罗马方济各总会召回梵蒂冈，提升为安多尼大学和传信大学教授，在安多尼大学专为派给中国的传教士讲授欺骗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传教法”。
  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占据天主教济南教区主教位子的帝国主义分子瑞明干Mgr.AdalbertSchmucker死后，一九二九年五月梵蒂冈选中了这个既能忠实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又对梵蒂冈无限忠诚、号称在中国“传教有方”的杨恩赉，委任其为济南教区主教之职。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杨恩赉在德国特威城接受了包瓦赛Mgr.Bornewasser主教为他举行的祝圣主教典礼，九月下旬第二次奉梵蒂冈派遣来到了山东省济南市，并且占据了天主教济南教区主教的职位。一九四七年又晋升了天主教山东教区总主教。直至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死于济南。他两次来山东居留时间，达四十一年之久。
  从外表看来，杨恩赉是一个“道貌岸然”、“不问政治”、“热心敬主”的人，平时谨言慎行，生活有规，晨兴四时即起，进堂行默想、念日课、拜苦路、做弥撒，经常给神甫们辅祭；平日总是深居简出，很少与教徒接见。因此常被教徒誉之为“热心俭朴的好主教”。但这一切都是假象。下面让我们扯下他披着的宗教外衣，看看他在我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杨恩赉是天主教济南教区最后的一个德籍主教。在曹州教案（一八九七年）发生以前，控制山东天主教教务的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所以能够接替法国和意大利控制山东天主教教务，是与德帝国主义侵占我胶州湾紧紧联在一起的。
  杨恩赉第一次来华，历时达十七年。在此期间，他披着宗教外衣，打着传教的招牌，到处搜集我山东的民情、风俗习惯等情报，向德国领事馆和德国总方济各会院汇报，并经常参加德国领事馆召开的有关会议，研究侵略我国的对策。他经常以“超政治”相标榜，不要人们过问政治。要教徒“忍耐、再忍耐”，事事都要“听命天主”，要立“善功”。他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传教，而是以此来麻痹教徒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意志，阻止人们同帝国主义侵略作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出兵攻打青岛，危及德帝国主义在我山东的特权时，这个以“超政治”相标榜、道貌岸然的天主教神甫，便脱去了袈裟，拿起武器，跑到青岛充当德军后防医院的连长，为他的祖国和皇上威廉二世尽忠效劳去了。
  杨恩赉第二次来华，因为有了主教的官衔，进行罪恶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手段也更加阴险毒辣，直至成为人民的死敌。他就任主教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美国召来了亲美分子舒迺柏AlphonsusSchnusenbergg.Deleg.gen.O.F.M.en.Chine（外号舒大头、德籍神甫），并委以天主教济南教区参议、男女修会监督、若翰总修道院院长等数要职。继而又被选为方济各会会长。①杨恩赉之所以如此慷慨大方、甘愿将教区的许多大权交给舒迺柏，其目的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继续扩张，侵略的魔爪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当时的梵蒂冈也转移到依附美帝国主义方面，把原来反对天主教（美国宪法曾明文规定：不应与梵蒂冈建立外交使节）的美国帝国主义，当成了主子，并勾结在一起共同进行反苏反共。舒迺柏该时已在美国住了四年，他同美国政府、大财阀、教会的上层人物——主教们，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并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杨恩赉将他召来中国给以许多重要职务，正是为了梵蒂冈配合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舒迺柏来到济南后，同杨恩赉狼狈为奸、勾通合谋，于一九三〇年继续执行了前任主教瑞明干划分周村教区的计划。他们勾结美国芝加哥方济各会院来济南，并确定周村教区为美籍主教、神甫管理的教区。不仅如此，舒还从美国拉来了男、女修会，让他（她）们管理教会学校（懿范女中、黎明中学等）和教会医院（如若瑟医院），办“仁慈堂”等等，为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大开了方便之门，使山东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基地之一。从那时起，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也就借着宗教外衣的掩护，一伙一伙络绎不绝地爬进山东内地来了。舒迺柏把他们招引到山东内地不久，便把济南五里沟教堂（现在的济南市立第二医院）名义取消，扩建了由美籍修女管理的若瑟医院，把懿范女子中学和海星小学（现在的济南市高都司巷小学）交给美籍方济各会修女管理，把德育中学、黎明中学和黎明小学交给美籍玛利亚会男修会的修士舒隆德Bro.Herman J.Schlund管理，把洪家楼的“仁慈堂”交给美籍无染原罪会的修女管理。不仅如此，连远离济南的泰安、德州、周村、聊城、武城县十二里庄、惠民县姜家楼、蒲台县丘李庄，以及其它较大的城、乡、镇，几乎都有美籍修女办的诊所和学校。那些号称“文明”的美国人，野蛮极了，他（她）们对学生抬手就打，动不动就进行体罚。一九三二年德育中学的学生，因实在受不了他（她）们的欺侮与压迫，群起反对，闹了学潮。还是那个被杨恩赉赏识重用的舒迺柏，勾结济南市警察局局长王恺如，派兵前往镇压，大雪寒天之际，立即将七、八名领头的学生赶出了校门。舒并且威胁学生说：“我有朋友王恺如”。
  此外，舒迺柏来济南后，还请来了一个加拿大籍的法国神甫文都辣（法国原名白劳杆）P.BonaventuraPcloquin和一美籍神甫傅德辉P.Edwinus（Alphonsus）Fochtmano.f.m.，在济南创办了一份光华日报（附英文版），专事反共宣传。以后又拉来一个比利时籍神甫牟作梁P.JoanBerchmansMoris，专门编写反共小册子，如《神职杂志》（拉丁文版）等。一九三六年请来蔡宁Exc.Mgr.MarioZanin（梵蒂冈驻北京公使，意大利人，总主教）和战犯于斌（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两个反共头子，到济南进行反共演讲。蔡宁曾到洪家楼大、小修道院、懿范女中和德育中学进行演讲，由于斌和董文隆（中国籍神甫）作翻译。于斌到济南杆石桥外第一中学（非教会学校）作过推行墨索里尼法西斯政策的演讲，并且还在教徒中组织了“公教进行会”，作为教徒群众的基层反共组织。总之，舒迺柏被杨恩赉招来济南后，罪行累累，擢发难数，而罪魁祸首则是杨恩赉。因为，舒迺柏的罪恶活动，都是在杨恩赉的授意和支持下进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当时，除亲日卖国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外，全国人民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誓死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国土。可是杨恩赉却通过舒迺柏①从日本方济各会调来一名日本特务、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并精通日语的德籍神甫富来士P.Flesch（在日本教徒群众中是个臭不可闻的家伙）。一九三八年富来士到达济南，杨恩赉如获至宝，奉为上宾，并在济南市经七路小纬二路公义里南首路西一座小洋楼上，为富设立了办公室和宿舍，特许他不住教堂。为了掩护富来士的特务活动，对外称富的住所为“日本天主教堂”，并秘密委任富为总堂“主教府”的外交。自此，杨恩赉和富来士就幕前幕后一唱一合的同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搭上了钩，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充当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国际间谍。
  经杨恩赉一切安排就绪后，富来士就按照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和要求，开始从事间谍活动。他一方面借组织德籍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到总堂“主教府”（济南市将军街三十五号）集体学习日语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通过住在乡村的神甫（主要是德籍神甫）刺探各地八路军的活动、装备等军事情报。经常向他提供情报的有泰安城内本堂神甫满扶德P.Manfr.Lodden-koetter（德籍）、泰安县羊栏沟本堂神甫马丕显P.Math.Moell-ersmann（德籍），还有齐河、禹城的苏国光P.Adalbert Sh-ore（德籍、神甫）、柯树德P.JanuarGrewe（德籍、神甫）和郭宗言等。满扶德和马丕显二人，经常亲到济南（或用德文信件）汇报伪“黄泉清乡大队”搜集的有关泰（安）、莱（芜）边区八路军活动的情况，苏国光、柯树德和郭宗言等，则经常向他汇报禹城、齐河一带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一九四二年春节后（约在旧历正月初十），苏国光约赵子平（中国人、神甫）拜访富来士，寒暄后，富来士就叫苏国光为翻译用德语向赵子平问话。首先问赵“临邑地区八路军怎样”？①赵子平向他说：“八路军扩充的很快，也很厉害，去年（十一月一日）‘抢’了临邑县曹家寨和刘家寨两个堂区，以后又‘抢’了禹城县的韩庄天主堂（纯属诬蔑）”。苏国光又代问：“那里的头目是谁？”赵对他说：“有路虎子（大队长）、徐县长，还有十八团赖营长，都很厉害。当地县大队、区队（均汉奸队）和日本军队也不敢经常出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禹城县韩庄被八路军围攻了一次，柯树德向富来士报告说：陵县八路军的路虎子、赖营长十分厉害。富来士把这些情报都及时报告了日本特务机关。因此，日本侵略军便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在临邑、陵县边界地区进行了一次大围剿，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血债。
  富来士不仅利用各种卑鄙手段搜集和刺探八路军的情报向日本特务机关汇报，而且还到处进行宣传，说：日本国小人多吃的不足，应该到中国来找吃的，中国人没本事、没势力，日本人来将中国治理一下也好。如此等等，积极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
  杨恩赉与富来士为了表示对轴心国的“亲善”，便积极策划召开所有在山东的德籍主教会议（以后教会内都称这次会议为五大主教会议），商讨如何为轴心国服务的问题。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便于一九四一年在济南日本最高司令部召开了山东天主教会德籍主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主教济南教区主教杨恩赉、青岛教区主教维昌禄Mgr.GeorgesWeigS.V.D.临沂教区主教万来宾Mgr.CharlesWeber兖州教区主教舒德禄Mgr.Theodorus Schu和菏泽教区主教何芳济Mgr.Francis-xa-vier。富来士担任翻译。这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会议内容没有宣布。不过从会议后他们的布置中可以看出，主要是策划与日本侵略军进行全面勾结与合作，以及如何为“轴心国”效劳的计划与措施。会后不久，杨恩赉就向各地教会发出命令，令各地神甫与日伪军政机关进行合作，经常与日伪“新民会”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为日军搜集情报。这道命令实质上是一篇供词，它暴露了这群帝国主义分子狰狞的真面目。不过杨恩赉的这一着棋没有得逞，因为各地神甫知道，若按照这个命令去做，那就必然要在共产党人面前原形毕露，暴露自己伪装的身份，因而大多数中国籍神甫都表示反对。杨恩赉这条老狼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二计。接着又策划叫富来士接管黎明中学，赶走当时的中国校长郭传道（神甫），为富来士提供进行反共宣传和进行特务活动的基地。黎明中学是教会学校，校长人选本可以由杨恩赉这个主教随意撤换和任命，只要他下一道命令撤免郭传道、调富来士上任即可，但这只狡猾的老狼，为了不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和反对，没有采取直接手段，而是叫富来士借日本特务机关的势力自行出面办理。在他的策划下，富来士自己到了黎明中学，自称是该校的校务长（即校长），还故意制造气氛，扬言日本宪兵队要找校长郭传道，利用日本宪兵队将郭传道的亲信——黎明中学的校务主任夏永平，叫到宪兵队威胁说：“你们学校里有八路军，你知道不知道？”这时黎明中学的气氛十分紧张，校长郭传道吓的要死，无奈只得去找主子杨恩赉求救，而杨恩赉却伪装不知此事，还故意装出一副惊慌失措、悲天悯人的样子，对郭说：“你快逃到别的堂口去吧，但不要告诉我去处，免得宪兵队问我时把你的去处暴露出来”。郭传道一听大失所望，又再恳求另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当时的副主教爱圣弼P.WillibrordusEschenbuscher（德籍），结果得到的也是类似同样的答复。郭传道本已被富来士的威胁吓的不知所措，又兼主子们不肯搭救，真似丧家之犬，无地容身。最后只得跑到大汉奸苗兰亭家去求救，次日苗兰亭即用小汽车将郭送到火车站逃往禹城县韩庄去了①。郭的亲信夏永平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以后，也不辞而别，逃往他乡。郭传道和夏永平被赶走以后，富来士便窃据了黎明中学，操纵了黎明中学的全部职权，把该校变成了他进行特务活动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合法基地。
  富来士窃据黎明中学校务长之后，杨恩赉又于同年十月底最后一个耶稣君王占礼日，借口庆祝日本帝国主义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假该校操场亲自召集住济南市的天主教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和部分教徒群众，以及洪家楼大、小修道院的修生、音乐队、各堂口的音乐会和一部分教会学校的师生等一千余人，举行大会。日本侵略军和宪兵队的头子、伪省府和伪新民会的大汉奸，如唐仰杜等，也被请参加。杨恩赉为这个臭名远扬的“庆祝大会”，亲自举行了大礼弥撒，并求“天主”“助佑”日本帝国主义“国运昌盛”。无耻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歌“功”颂“德”，大肆赞扬日寇屠杀中国人民、奸污中国妇女的所谓“仁政”，说：“这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好处”。他要全体神甫和教徒群众，对日寇的侵略政策及其所谓的“正义的管理”，“表示无条件的服从和支持，要热烈拥护‘皇军’的‘安民措施’，要衷心拥护‘大东亚和平秩序，保证大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要‘安份守己’，与‘皇军’携手合作，要随‘天主的圣意’当‘良民’”。最后甚至还要所有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参加日伪组织——新民会，以“保证顺利实现日本皇军大东亚圣战的目的，建立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此等等。
  杨恩赉的演说大大博得了日本特务机关和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汉奸们的喜欢。但杨恩赉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进一步取得日寇的欢心，一九四二年他又积极支持和利用当时的日特组织“天主公教青年艺术义塾”（化名公青艺塾，下同）进行反革命活动，并派遣德帝国主义分子林民乐P.AbundiusRiethmueller到该特务组织内任指导司铎（即随军神甫）。
  “公青艺塾”的前身，原系泰安县黄泉据点的反动清乡队，队长是张传伟（化名张义鹏、羊栏沟天主教徒），最初是德帝国主义分子、羊栏沟本堂神甫马丕显指挥张传伟搞起来的。约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期间，马丕显又会同满扶德通过富来士与济南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复又与泰安城日本宪兵队长苏水，取得了直接联系，经他们同意，将清乡队改名为“泰北剿匪司令部”（日本特务机关称之为剿共班）。但此后不久，他们考虑到这样明目张胆的搞法，可能影响在解放区进行隐蔽的反革命活动，于是便想到给这个反革命组织挂上一面宗教的招牌，既可鱼目混珠、站得住脚，又可方便吸收各地区天主教青年教徒，参加反革命活动。所以又指示张传伟将“泰北剿匪司令部”改组成为“天主公教青年艺术义塾”。这就是“公青艺塾”的来历。
  “公青艺塾”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在济南还设立了训练班。训练班地址是经过杨恩赉精心选择的，就在前齐鲁大学西邻中段的一幢小楼房里。
  这个特务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在泰安一带进行反共活动的青年天主教徒，并利用他们在泰安黄泉一带抢粮、刺探八路军情报、杀害解放区党政军干部。黄泉一带的群众现在提起他们来，还恨之入骨。训练的内容，纯系造谣污蔑，他们说：“共产党杀神甫、烧教堂，捉住神甫把舌头钉在桌子上”。训练方法是利用宗教上的一些所谓“教义”和术语，鼓动特务们的反共的勇气与决心。如叫他们坚决做“耶稣的勇兵”等等。但是，不管他们如何改头换面，也不管活动方法如何狡猾，还是逃不出失败和灭亡的命运。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和日本鬼子的无条件投降，这个特务组织也最后滚出了泰北地区。
  日寇投降后，杨恩赉并没有放松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见日本帝国主义已不能依靠，就立即向美帝国主义靠拢，设法和蒋介石匪帮建立联系。他一面指使中国籍神甫梁士琦勾结战争罪犯于斌，向蒋介石匪帮拉关系，一面与三人小组①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联络。当时有一个在济南开设沈大夫医院（原名德华医院）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德国领事馆特务沈施博Dr.AntonSheer（德籍天主教徒以开医院为掩护而进行特务活动），他的“医院”正与美国领事馆隔马路相对，在反共的共同目标下，沈施博很快就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搭上了联系。杨恩赉见机不可失，也立即采取措施，通过管理“若瑟医院”的美国修女，勾通沈施博，将“沈大夫医院”改为“若瑟医院”的“附属医院”。这样沈便由战败国的亡国奴，一变成了美国势力控制下的医院的大夫；由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由德帝国主义的特务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特务。从此，沈施博就自由出入于美国领事馆和天主教“主教府”之间，横行无阻。这个双料特务在和杨恩赉勾结起来之后，也进行了不少的罪恶活动，如他利用三人小组的飞机送走了臭名远扬、罪大恶极的日本特务富来士，和在“主教府”潜藏了很久的一个日寇参军——山口（神甫）；又跟随三人小组一同乘飞机刺探了从济南到泰安沿铁路线的解放区军事布防的情报。
  杨恩赉在德国成了战败国以后，曾一度垂头丧气、忧心忡忡，担心亡命之徒保不住济南教区主教这个“宝座”。但在找到新的靠山之后，便又得意忘形起来。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国际间谍雷震远P.VincentLebbe（比利时籍神甫）和国民党军统特务陈镇华，在北京皇城根小学成立一个反共武装特务组织“天主教公教青年报国团”①重新作了安排，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参加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均系天主教内反动的神职人员和反动的青年教徒。）它的对外名称一是“民众建国协进会”，一是武装番号“华北民众自卫总团”。雷震远自任会长兼总团长，陈镇华任副会长兼副总团长，刁化仁（军统特务）任秘书兼参谋长。成立之初，有武装人员二百名左右。同年九月十四日，雷震远和陈镇华等持郑介民给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和省府主席何思源的介绍信，带着来山东建立分支机构的预定计划和二百万元的开办费，偕同译电员方铁砧（化名陈涛、陈镇华之妻），乘飞机自北京飞抵济南。经与王耀武和军统局山东省府调查室主任许先登密谋后（内容不详），雷震远便到“主教府”拜见杨恩赉。杨见雷身着军装，过分暴露，恐与之详谈被人识破自己的伪装，暴露了反革命的马脚，当即“声色俱厉”地将雷震远“赶”出了“主教府”。但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雷震远走后，杨恩赉立即安排与雷见面密谈。他以养病为名住进了“若瑟医院”，马上命医院德籍神甫吴思德P.Dagobert（Casparus）Voss，指示雷震远穿上神甫的黑色长衫，借看病人为名，到“若瑟医院”与己见面。九月十八日雷震远按照指示，穿着神甫黑色长衫，偕同陈镇华一同到了“若瑟医院”二楼八号病房与杨举行了秘密会谈。在雷、陈说明来意后，他非常高兴，当场同意了在山东天主教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全部计划，而且还指定反动神甫梁士琦、刘静山、郭传道（日寇投降后富来士逃走，郭又被调回济南重任黎明中学校长，并沦为反革命分子）等骨干分子，协助雷、陈进行筹组。二十日上午九时，雷震远和陈镇华到前黎明中学与郭传道和刘静山取得了联系，同日晚八时，雷（震远）、陈（镇华）、梁（士琦）、郭（传道）、刘（静山）等集会，进行了具体商讨，并当场决定以梁士琦、郭传道、刘静山、刘玉书（教徒）、王树铭（教徒、已死）、樊步阶（教徒、已死）、王文卿（教徒）等为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发起人；确定反革命组织的对内名称是：“山东省天主教济南青年建国协进会”（化名公济青），对外的公开名称为：“山东省民众救国团”；制定了“章程”，决定了吸收成员的条件；推定刘静山和郭传道为协进会正副主任，雷震远和陈镇华为正副团长，并由陈镇华代理会务。经过这样一番紧张密谋之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这个以天主教会反动神职人员为核心的反革命组织，便在济南市四里山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在“山东省民众救国团”团部之下，还设立了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及济宁等五个分团，此外还决定以济南为中心向历城、泰安、肥城、齐河等地发展，联络这些县的反动天主教徒，筹备成立各县区团，以便扩大活动范围。
  参加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骨干分子有梁士琦、郭传道、郭宗言、王德芳、孙慕圣、刘静山、李荩臣（以上均系神甫）和王学义、樊步阶、王文卿（均教徒）等。他们为了对外工作的方便，还特设了一个“工作委员会”，由刘静山充当主任，王学义充当副主任。为了掩护反革命的身份，从事更多的阴谋活动，杨恩赉没有公开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
  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之初的一切活动，都是绝对秘密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刺探共产党八路军的军事、政治情报，向军统局汇报。
  一九四七年三月，这个反革命组织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进行了改组。工作委员会改由梁士琦任主任，陈镇华任副主任（正副团长仍由雷震远和陈镇华分别兼任）；原设之各分团、区团一律撤销，改设情报、宣传、总务三个科。同年五月又将三个科改为三个组，同时又设立了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四个通讯组，委了二十多个县的筹备主任，企图大量发展组织，进行更多的破坏活动。工作委员会也改成为参议会。但任务不变，仍以搜集情报、进行反共宣传为宗旨。
  经过两次改组，收买的反动分子大有增加，截止同年11月已有所谓团员二、三百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逃亡地主、恶霸和还乡团分子）。随着人员的大量增加，他们在组织上又作了第三次的调整，除增设了七十七个支团部以外，又将原来的一、二、三组恢复为一、二、三科，原参议会也恢复了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原由梁士琦担任的委员会主任和由雷震远兼任的团长，改由吕文都（神甫）充任，各科的任务也作了重新安排，第一科负责督导各县筹备委员会开展“业务”；第二科负责情报与宣传；第三科负责总务。
  一九四八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崩溃，这个反革命组织看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为了长期负隅顽抗，乃于同年六月进行了“应变部署。部署是由陈镇华一手办理的，他从该反革命组织中挑选了一伙反共顽固分子，组织了鲁东、鲁西、鲁南、鲁北四个秘密工作联络组。鲁东组由李荫亭任组长，董聘卿任副组长；鲁西组由许尊五任组长，王秉章任副组长；鲁南组由邵方环任组长，武子端任副组长；鲁北组由李筱锋任组长，单东乙任副组长。对外名义是：“民众救国团工作联络组”，负责与各县筹备委员会进行联络，实际是军统特务组织的一部分。其任务是专门为山东省府调查室和第二绥靖区二处等军统特务机关，调查搜集解放区的各种情报。所得情报除随时送达上述两个特务机关外，并抄送雷震远一份，由雷震远译成英文用密码发给驻香港的美国间谍机关。他们搜集情报的方法：一是用金钱物资利诱一部分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来往于解放区进行调查；二是利用潜伏在解放区的所谓忠实“教徒”，以及其它特务分子进行刺探；三是利用从四乡逃来的地主、还乡团和反动投机商人等提供的材料。
  他们不仅搜集情报，而且也组织武装。一九四六年该团的骨干分子孙慕圣，就勾结蒋匪历城县县长岳伯芬，在历城一带以掩藏在天主堂内的地主恶霸分子为主，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武装工作队”；鲁西分团正副团长李荩臣、曲化民和鲁南分团团长王德芳等，也在肥城、济宁一带，组织有一百三十多人的反革命武装。这些反革命匪徒，都从济南城防司令部或其它特务机关领有武器。不仅进行武装侦察，并且还经常不断地到解放区进行骚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由岳伯芬和孙慕圣领导的那支三十多人的所谓“武装工作队”，而后干脆改名为还乡团，随泰安流亡县政府流窜于泰安、新泰、莱芜一带，大肆进行倒算破坏，欠下了解放区人民累累的血债。
  一九四八年八月济南市解放前夕，这伙特务分子在蒋匪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指示下，又作了紧急应变布置。毛人凤亲委陈镇华为“济南特别潜伏站”站长，陈镇华又在“山东省民众救国团”内选拔了尚未暴露或不易暴露政治面目的所谓“基干团员”十一人，组成了由蒋匪保密局直接领导、以陈镇华为首的“济南特别潜伏站”，并设立了由陈镇华直接指挥的四个“潜伏组”，分别潜伏在德州、临清等地，阴谋长期进行破坏活动。同年九月济南解放，陈镇华初以永年烟草公司为掩护，继又以五十两黄金开设了一个“开源商行”，以商人面目出现，掩护其特务身份，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在此期间，陈曾亲到南京向毛人凤汇报过济南潜伏站的活动情况，他由南京回到济南后，又将该潜伏站扩大到二十一人，并增添谷敬之为副站长，架设了一部电台，直接与毛人凤通报。对原来的四个潜伏组也进行了调整，同时又新增设了泰安、潍县两个情报据点，企图进一步扩大破坏活动。但是，他们这一小撮特务分子，终究逃不出人民的法网，最后终于被人民的铁拳所粉碎了。
  配合上述反革命组织的罪恶活动，隐藏在幕后的帝国主义分子杨恩赉，还犯下了屈指难数的罪行。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不少地主、地头蛇、反动富农，纷纷跑到济南，企图等待东山再起。杨恩赉见到这些反共反人民最坚决、最顽固的亡命之徒，可以为自己反苏反共效劳，便趁机下手，取得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同意，在济南市东郊洪家楼成立了一个“难民收容所”，扛着这面“慈善”的招牌，对他们大加收罗。并派遣神甫方怀仁和王克恭、教徒李振甲和魏莲芳等组成“难民”生活管理小组，负责为他们安排生活。从四六年冬到四七年春，这个“难民收容所”共收容所谓“难民”四、五百人之多。
  一九四七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向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被杨恩赉收容的这伙所谓“难民”，都变成了杨的反共工具。杨通过教会内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山东省民众救国团”，将他们组成还乡团，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领到了枪支子弹，以恶霸地主武方正等为首的这伙所谓“难民”，便狐假虎威地“还乡”到东平、平阴一带解放区屠杀人民、反攻倒算去了。
  一九四七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发动的重点进攻，眼看就要被解放区的军民彻底粉碎，一向反共反人民的杨恩赉面对着必将最后失败的命运，一方面焦急万分，同时还企图作垂死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国民党的少将军官刘静澄进行了例外的露骨的勾结。刘静澄是奉范汉杰（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的指挥官）派来济南活动的。当他向杨说明是从范部来济，计划组织天主教反共分子成立一个师的反革命武装部队的来意之后，杨心花怒放，立刻答应，并对刘说：“你可以在我的教区随便招兵，请梁神甫（梁士琦）给你介绍其它的神甫帮你的忙，招好了兵我给你派‘随军指导司铎’（即随军神甫）”。不仅如此，杨还特许刘静澄使用洪家楼德育中学校址，作为反革命兵营。
  得到杨恩赉的允许和支持，刘静澄和梁士琦便积极活动起来，首由梁将刘静澄和刘启杰（国民党营长，同刘静澄一道来济）介绍给临清教区流亡在济南的神甫吕庸（又名吕贵成、现在香港）、冯盛泉（现在台湾）、李玉符等人，并以济南市经五路纬五路妙法里天主教小修道院院址，作为召兵的办公地点。他们先收容了在齐河一带的散兵游匪，继而又派刘启杰到平阴县胡庄一带，通过胡庄的本堂神甫高永端、高永楷和马庄本堂神甫郭衍忠的弟弟（姓名失记），到处收罗，不久便招到约三百余人，组成了一支反革命武装“九九九”部队。由杨恩赉派万凤程（中国籍，神甫）为“随营指导司铎”，并让他们在德育中学进行就地“培训”。
  这支反革命的天主教“九九九”部队，在洪家楼德育中学训练了约两个月，官兵纪律败坏，无恶不作。在此期间，杨恩赉还曾利用他们向经七路公信里私营“森林木厂”借口增加房租进行敲诈，并以强力迫迁了公信里的住户，给居民造成经济上的很大损失及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由于和王耀武的驻军发生摩擦，终于被王耀武的城防司令部缴了枪。委刘静澄另行成立一支反革命部队——“山东省青年教导总队”。但这支反革命武装寿命很短，在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予以歼灭了。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大举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总崩溃，杨恩赉觉察到依靠国民党已无望，但又不甘心放下屠刀，因此便极力向美帝国主义讨好，企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继续与中国人民顽抗。这年一月间，他听说从美国派到中国一名国际间谍——乔治（捷克籍、神甫）就叫梁士琦同雷震远商讨，通过战犯于斌，邀请乔治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同月，雷震远同乔治这两个帝国主义国际间谍即一同来到济南，杨恩赉喜不自胜，特为在“主教府”东楼二号房间为他们安排了住所，待为上宾。乔治来到济南之后，首先拜见了王耀武（山雷震远作翻译），以后就天天外出作反共“演讲”。讲演的地方有：反革命武装特务组织“山东省民众救国团”、教会学校《黎明中学》、《懿范女中》、《齐鲁大学》等处。内容主要是诬蔑苏联。通过这个国际间谍反苏反共的罪恶宣传，当时确曾欺骗了一些人，在一部分教徒中曾引起了恐苏和反苏的情绪。
  同年五月，美国驻华特使魏德迈Wedemeyer来济南视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防御工事，王耀武亲自带领一批政客、官员等到机场欢迎，本来未通知杨恩赉参加（因其系战败国人），但杨闻讯后立即找了一部汽车，与梁士琦匆忙赶往机场去和魏会面，并在机场上进行了会谈，而且谈的很投机。当时魏指示杨说：“济南不可守，八路随时可以进城，你要做好善后打算”。又诬蔑说：“苏联红军把东欧的修女都奸污了，你最好把修女们都送走”。最后并要杨“把济南教区在解放区的各教堂现作何用，一一登记注明造报清册”。杨梁听完魏德迈的话，便将从解放区搜集的各种情报，一一向魏作了汇报。以后魏又向杨梁面授了机宜。杨接受了魏的指示回来后，立即策划了一个“应变计划”。规定首先把济南教区所有中、外籍修女限期全部送走；部分中、外籍神甫及有显著反革命罪行不能隐蔽的个别神职人员，随战争形势南迁；外籍老年神甫一律遣送回国，修生修士一律迁往澳门；余者全部留在济南继续进行活动。这一套计划的安排，总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反共势力，准备东山再起。这一点杨恩赉曾对被迁往上海的神甫王德芳说过：“你们都在这里不行，上海可能解放不了，一旦国民党打回来，你们还可以再回来，就是这里的神甫全被杀光，有你们在，仍可继续“传教”。这段话不长，却完全道出了他的狼子野心！
  “应变计划”确定后，自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起，一方面利用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分别将上述人员和重要物资送往南方或海外；一方面积极动员当时住在济南的各堂口的神甫，为王耀武的绥靖公署和美国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当时负责收集和转送情报的人是德籍神甫米鼐P.TarsiciusMine，各堂口的神甫提供的情报，均交给他用打字机打成两份，分别交给王耀武绥署和美特机关。另外，为了准备反攻倒算，杨恩赉还指示徐步诺将教会的房地产契约，全部送到照像馆（现在的明湖照像馆）拍成照片，派人送往香港坚民地道70号保存起来。
  一九四八年五月，坐镇济南的战区司令长官王耀武，为了作垂死挣扎和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计划在济南市东郊洪家楼，修筑防御工事，因此便亲自到该处进行视察。杨为了讨好王耀武，在得知王去洪家楼之前，通知全市所有天主教堂的神职人员，到洪家楼为王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在方济各会院摆设了丰盛的宴会。会后，王和全体神职人员拍了照，然后由杨、梁等陪同，对洪家楼大修道院、小修道院、方济各会会院、德育中学和懿范女中等，进行了实地视察，稍事休息，杨又请王向懿范女中的学生讲了话，才各自分手。
  同年七月十日，王耀武特约杨恩赉到绥靖公署开会，随杨同去的有郭传道和董文隆（中国籍神甫）二人，他们被领到王的密室，王指着墙壁上的军用地图，向杨等详细述说了解放军包围济南的形势，和国民党的防御打算，并说：“如果共军从东边攻打济南，洪家楼就成了必经之道，因而那里也就成了国防重地，为了保护济南不被共军占领，为了保护宗教和教会财产，打算用洪家楼天主堂修筑防御工事，您意下如何？”杨听了之后，立即眉飞色舞地表示说：“你的计划我完全同意，洪家楼所有的房屋和土地，你可以随便使用，一切由你看着布置好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农历八月十五日），解放济南的战役开始后第三天，国民党宪兵队长于××（名字失记）要求杨恩赉派神甫到宪兵队去帮助鼓励士气，杨立即派张学圣、赵子平二人去作鼓动演说。但蚍蜉难撼大树，臂不能当车，在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的打击下，济南终于解放，国民党在济南的统治也宣告结束。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分子杨恩赉却并没有死心，他看到当时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安民在大街上张贴的布告中，有“保护教堂庙宇”、“宗教信仰自由”等有关宗教政策的条文，认为有机可乘，就又策划了一套进行“地下活动”的计划。他将留在济南的中国籍神甫，分别派往乡下，指示他们借“传教”为名，到乡下潜藏起来。当时派遣情况如下：赵子平被化装成农民，派往临邑县去“下会”；董文隆被化装成农民老头，派往东平县一带，进行昼藏夜出的“地下活动”，董在一个教徒家的驴棚内潜藏了一、二年之久；王克恭被化装成医生，派往德州一带活动；王瑞生被化装成卖野药的，派出去周游四乡。这些被派遣下乡的神甫的任务，一是观察解放后教徒的思想动向，看他们的“信德”是否还巩固，以便根据情况采取对策；二是通知教徒以后不要跪弥撒，以免引起共产党反对，但必须“热心”望弥撒；三是进行反共宣传。他们诬蔑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假的，说“共产党将来要先杀神甫、后抢教堂、再捕教徒”，“共产党是先甜后苦”等，煽动教徒仇视和反对共产党。三条之中最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
  杨恩赉在采取和实行上述计划的同时，还策划了一个更阴险的计划。这就是命全体神职人员都学医生，以便将来披着医生外衣、打着“救死扶伤”的招牌，进行更隐蔽的反革命活动。当时方怀仁、董泮池两个神甫被派往《若瑟医院》，其它神职人员则集中在“主教府”请李伯公（天主教徒、现在济南市历下区医院工作）专教眼科。杨恩赉对此很得意，并说：“神甫们以医生身分来掩护自己的反共行动，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是顶好绝妙的办法”。
  为了笼络教徒，为了贯彻反共计划的方便，他还提出这样几条规定：
  （一）凡神甫不能到的“堂口”，教徒与教徒结婚只要有会长和两个见证人作证，就可以举行婚礼。教徒与教外人或异教徒结婚，不用求主教“宽免”。
  （二）放宽神甫的宽免事项权。
  （三）神甫在共产党地区作弥撒，可以不穿祭衣，不用祭具，只用小麦面饼和葡萄酒即可，每天作弥撒的台数也不受限制，根据需要一天可以作一台，也可以连作数台，并且专门印制了短式（袖珍本）弥撒经本，发给每个神甫随身携带。
  （四）批准执行“上海教育联合会议”的一切决定。①
  一九四九年，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后，杨恩赉又下令将前遣往上海的全部中国籍神职人员调回济南，图谋增强反共势力，更广泛地进行反共活动。命令下达后，除王德芳畏罪由上海经青岛绕道逃往香港外，其它神职人员都陆续溜回了济南。杨在得知王德芳逃往香港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催王返济，原信如下：
  “王德芳神甫：听说你去了香港，我很生气，很不喜欢。你不是耶稣的勇兵，你是临阵脱逃的逃兵。如今共产党来了，正是我们勇敢作战的时候，你不配是耶稣的门徒。因此我命令你接到来信后三日内离开香港，立即回到济南。否则你就是被绝罚的，你的灵魂现在已经下了“地狱”，谁劝阻你，谁将同你一样被绝罚，听他们的话，就是听魔鬼的话。”
  这封短短的信，充分表现了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气焰的嚣张！
  然而，在革命人民的铁拳下，一切反动派的阴谋诡计，都是枉费心机，无济于事的。杨恩赉看到利用上海回来的神职人员扩大反共活动不能得逞，并且自己的反革命活动，也日益困难，于是又挖空心思地策划了另一个自己隐蔽到幕后利用中国人反对中国人的阴谋。决定：一、推举一个既精明强干、又忠实于帝国主义和梵蒂冈教皇的中国神甫任副主教，作为遮人耳目的傀儡；二、物色一个既能效忠帝国主义和梵蒂冈、又能表面伪装进步、暗地进行反共而不暴露的主教“继承人”，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自己退往幕后仍有人为帝国主义和梵蒂冈效劳。经过召集文质彬P.Hyacinthus（Josephus）Wilmes、徐步诺、吴思德（均德籍神甫）赵子平等开会研究，徐步诺提出让董文隆为副主教，杨恩赉最初坚决不同意，说：“董文隆虽然一再被‘深造’，但从罗马回国后任光华报社编辑、懿范女中校长等，均不称职，是个蠢材”。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会后赵子平又托田安邦P.Silverius（Franciscus）St.Martin（德籍、神甫）去杨处为董文隆游说，言“董在乡村对付共产党还有办法，反共也很坚决”。经过杨的反复思考，除了这个在罗马留学、牌子高、作挡箭牌容易麻痹人、反共也还有些办法的中国洋奴以外，确实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因此最后便同意让董文隆来干副主教这个傀儡角色。但对于主教“继承人”一缺，杨思虑尚多，一时还定不下来。被确定为副主教的董文隆，此时尚在东平县乡间“传教”，杨便写信将他召来济南。董到济后，杨却又迟迟不交出副主教的职权，而只让董挂个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的空头副主教。但是不久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便在黎明中学发动学生召开反帝控诉大会了，杨见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自己，继续主教宝座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因而除了积极设法破坏黎明中学的反帝控诉大会以外，对主教“继承人也作了决定，第一继承人为文质彬（德籍），第二继承人为董文隆，第三继承人为刘静山，第四继承人为吴思德（德籍），第五继承人为王克诚，最后又将在乡间“传教”、“下会”有功的王克恭，列为第六继承人（最末席）。
  主教“继承人”确定以后，杨便立即下令召集住济南的全体教会神职人员，组织破坏反帝控诉大会：
  （一）要各堂口的本堂神甫多讲“第八诫勿妄证”的“道理”，用所谓“教规”、“教义”暗示教徒不要参加控诉大会，说：谁参加控诉就是犯罪，死后灵魂不得救。
  （二）命令张兰亭、董海宴（均中国神甫）等编写中文讲“第八诫勿妄证”道理的小册子，①发到每个教徒家中，阻止教徒参加控诉。
  一九五○年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中国籍神甫）发起了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这一爱国正义行动，很快得到爱国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的拥护，当时在黎明中学任教的部分爱国教徒，如：连秋航、钱金铎等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响应王良佐的倡议。杨恩赉对此十分气愤，他为了阻挠和破坏这个教会内的三自革新，又设法让董文隆打入当时领导这个运动的“山东省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后改名为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下同），充当坐探。并对董指示说：“三自革新委员会开会你必须参加，开会情况一定要向我作详细汇报”。董对杨也确实很忠诚，他一面伪装进步，一面又和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向杨汇报三自革新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但尽管如此，由于董和三自革新委员会接触稍为频繁了一些，仍然引起了杨的怀疑，甚至遭到“弃绝”的威胁。
  为了策划进一步的活动，一九五○年五月杨恩赉又召开了天主教济南教区参议会议员会议。在会议上他精心检选了曾在辅仁大学“深造”过的一批反共最坚决的、比较年轻的神甫，安排为参议会议员，作为他的反共羽翼。同时又重新安排了主教“继承人”，原第二继承人董文隆，由于失去了杨的信任，被从继承人名单中剔了出去，换上了张修清（中国籍神甫），第三继承人也改成了董海晏。另外，还委任了李霁天、张修清、郭传真（均中国人、神甫）等三人为助理主教兼副主教。
  这伙所谓主教继承人和副主教上台之后，猖狂已极，在杨恩赉的指挥下，到处进行活动。杨的忠实走卒李霁天，经常带着李同华、郝新野等十几个反动教徒，以到各堂口作弥撒为名，宣传反对共产党，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他跑遍了济南市所有教堂，对三自革新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杨对此极为满意，对李的“勇敢”，赞不绝口。另外，他们刚上台便主张立即弃绝董文隆。而阴险狡猾的杨恩赉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继续使用董文隆仍有好处，既可以借此笼络教徒，减少中国籍神职人员、三自革新委员会和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必要时又可以让董作自己的替死鬼。因此，依然让董充当了副主教的角色。
  此后不久，杨恩赉又宣布将账房交中国人管理。原由德籍神甫雷玉玺P.EugenLeerch担任的账房主任，委任中国神甫董海晏充任。这个洋账房，是掌管济南教区全部经济开支的机构，也是杨恩赉用以统治教会的重要工具之一，今天突然宣布交给中国人掌管，并不是他的本意，董海晏充任账房主任和董文隆充任副主教一样，也是有职无权。雷玉玺虽已免去了账房主任之职，却仍旧照样赖在账房不走，保险柜的钥匙也拒不交出，大小开支依然要经雷玉玺点头批准才能办理，董海晏说了根本不算。所谓交出账房，只不过是愚弄、欺骗中国教会人员、蒙蔽大家耳目而已。
  一九五〇年秋季，一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Mgr Antonius Riderri和华理柱MgrJamesEdwardWalsh，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扩大反共活动，将梵蒂冈在爱尔兰发起成立的反革命组织“天主教圣母军”，①搬到中国，在上海和天津成立它的分支机构②——“天主教圣母军上海分团（分会）”和“天主教圣母军天津分团（分会）”。杨恩赉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同文质彬进行研究，决定学上海、天津的办法在济南成立“圣母军”的组织。责成文质彬与天津“圣母军”分团的文贵彬MgrJeandeVienne（帝国主义分子）取得联系，李霁天也被从辅仁大学召回济南，经过他们的奔走联系，同年十月便从天津请来了一个肖永鑫（反革命分子）。肖以养病为名来济在若瑟医院住下后，立即到“主教府”拜见杨恩赉，商讨在济南建立“圣母慈爱祈祷会”（圣母军的化名、下同）的有关事项。据肖说这个组织的任务有如下七条：
  （一）向教徒进行反共宣传，煽动教徒反对共产党；
  （二）坚固教徒“信德”与发展会员；
  （三）发展新教徒；
  （四）曲解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破坏政治运动；
  （五）阻挠教徒子弟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组织；
  （六）张贴反动标语，进行造谣污蔑；
  （七）破坏三自革新。
  这个组织与教会的关系，据肖说：一、不脱离教宗，二、不脱离主教，三、在本堂神甫的指导之下进行活动。
  杨恩赉听了肖的这些介绍，大喜，同肖策划了一阵，便着人通知住在济南的全体神甫立即到“主教府”开会，会上首由肖永鑫报告了成立“圣母慈爱祈祷会”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宗旨及有关事项，继由杨恩赉宣布：在济南市各堂口正式建立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分支机构，并当场指定黎明中学和海星小学成立“晓明之星支会”，委赵子平为该支会指导司铎。散会后陆续在华洋印刷局（教会办）成立了“象牙宝塔支会”，委董海晏为该支会指导司铎；以传教姑娘为主成立了“无染原罪支会”，委赵子平为指导司铎（一个神甫可以兼任若干支会的指导司铎）。以后又在按察司街、胜利大街、陈家楼等各个堂口和齐鲁大学、方济各会堂成立了若干个支会，与此同时，又以经五路天主堂和将军街总堂（即主教府）为中心，分别成立了两个区会，由文质彬和司太白P.PaulinusStroer（德籍、神甫）分任指导司铎，董文隆被任命为高级区会指导司铎，负责检查和指挥各个区会和支会的活动。
  同年十二月八日，董文隆在经五路天主堂召开了各个区会、支会负责人会议，根据杨恩赉的意图，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破坏活动。会后他们便在全市疯狂地破坏教会的三自革新运动、阻挠教徒群众靠拢共产党、鼓吹美蒋势力、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制造和散布谣言，等等。许多教徒群众受了欺骗，被弄得疑神疑鬼，无所适从。不过他们的“好景”不长，正在他们兴致勃勃梦想死灰复燃、企图全面复辟的时候，人民政府颁布了取缔反革命组织“圣母军”的法令，给了这个打着宗教幌子的反革命组织以坚决的打击和彻底的清算。一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分子杨恩赉，也在一九五一年和其它反革命分子同时被依法逮捕，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后来因病在狱外就医，于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病死于济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①方济各会会长必须经会士选举、经德国方济各会总会批准，按天主教规定：方济各会得操纵教区，济南教区即隶属方济各总会代管。 ①该时舒迺柏已晋升远东方济各总会长，驻在我国的湖北省汉口市，有权从远东各国方济各会调用他所需用的人员。 ①赵子平在临邑县充本堂神甫。 ①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富来士逃走后，郭传道又被调回黎明中学，重新充当了校长。 ①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时颁布停战令，为了执行这个命令，同日又由国、共、美三方面代表在北京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并设立了若干个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亦即三人小组。 ①一九四六年二月国际间谍雷震远和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戴笠密谋，在北京建立天主教的反共武装部队，并拟定了详细计划。由于这个计划随戴笠堕机毙命被毁，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雷震远又和郑介民（接替戴笠的军统负责人）重新作了安排，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参加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均系天主教内反动的神职人员和反动的青年教徒。 ①上海教育联合会议是以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为首，以战犯于斌和陈哲民为帮凶策划的。于一九四八年初在上海召开，参加这个会的有全国各地天主教的“主教”，和各个教区“办教育”进行文化侵略有经验的神职人员或教徒，济南教区参加会的有杨恩赉和郭传道。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在全国各教区的教会学校内如何进行反共活动的罪恶计划。黎培里亲自主持了这个反共会议，战犯于斌在会上作了如何进行反共宣传的讲话，最后并宣布了黎培里的反共指示。 ①主要内容是“勿妄证人”、“勿说别人的不是”、“勿坏别人的名声”等。 ①“圣母军”化名“圣母慈爱祈祷会”。 ②总部设在爱尔兰，分支机构有分团、区团、支团（也叫分会、区会、支会）之别。区团是教区一级的组织，支团是各天主教堂口的组织，也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最基层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