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公理会——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得力工具
  公理会是基督教里一个较大的教派，发源于十六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时，在当时是反对封建皇帝和国教压迫的激进派。到了美国之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用，在美国相当发达，是美国基督教里最早组织海外布道会的教派。一八一〇年成立了一个海外布道会，号称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for Foreign Missions。它的发起、成立和工作特点，都是为美国对外经济文化侵略服务的。美国商人柯立芬（D.W.C.Olyphant）①在中国从走私赚得许多黑钱之后，鉴于英法各国传教士在亚非各国从事侵略工作，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渗透起积极作用，乃回国向公理会的海外布道会建议，从速派人侵入中国。一八二九年柯立芬认捐了一个传教士的一年薪俸，并让他来往中美之间的走私商船，免费护送传教士。一八三〇年美国公理会便派裨治文（E.C.Bridgman）和雅裨理（David Abeel）来华，从事所谓“开导中国人的思想工作”，组织了一个“广智会”，这就是后来上海广学会的萌芽。一八三二年裨治文在华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第一卷里便供认该刊的任务是：“正当基督教国家（应读作殖民国家）开始考虑同这个帝国的关系的时候，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①
  为了支持裨的工作，美国公理会给予了巨大的物质支持，从美国送来的不仅是一套齐全的印刷设备，还陪送来一个年青的神学毕业生——卫三畏②（卫三畏全名是：撒母耳·威尔斯·卫廉士。（SamuelWellsWilliams））。卫的父亲本来就是开印刷厂的，所以卫三畏对于印刷可以驾轻就熟。他到广州后除从事印刷外，还致力于收编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情报，先后出版了多种中文课本、辞典和一部《中国通论》，承担了美国侵华先遣队的工作。一八五三年起他即任美国侵略军的翻译，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天津北京条约签订时，他以译员身分擅自在条约里添入“传教宽容条款”。由于他祸害中国有功，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赏识，使他官运亨通，由译员升任公使馆秘书，在美国公使馆干了二十多年，先后当过九次代办。还有一个侵华的医生彼得·伯驾，自称是用了一把外科手术小刀，打开了中国大门的，也是公理会的传教士，也都是最蛮横无理的侵略强盗。
  二、以救灾作为传教的手段
  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由天津进攻北京，战火还在燃烧，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即坐英法联军的军需给养船来天津活动。一八六二年夏，卫三畏便以侵略军译员的身分进驻天津，非法买到天津仓门口的房院一处。接着山嘉利、江代德、马维廉①三对夫妇也先后侵入，他们在天津落脚之后，便企图侵入内地。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山东遇到大早灾，山嘉利、明恩溥、博恒理、谢卫楼②等人，见有机可乘，便以办理救济为名，接踵而来山东，广泛收买人心。
  明恩溥追忆他在运河旅行的经历时曾这样说：
  “救灾（指收买人心——作者）结束后，显然我们进到了一个传教的崭新时代，中国人对洋人的偏见已经大部被压下去了”。③
  三、大量发展教徒
  传教士所谓“新时代”就是他们通过所谓救济，在十二个月的时间内，骗得一百五十余人入了教。
  他们为了扩充在山东的势力，美国公理会乃于一八八〇年正式决定：以庞庄为据点，派明恩溥和博恒理二人驻扎，并在庞庄寨里占地建房。一八八二年洋人住宅落成，于是他们便携眷从天津搬到庞庄居住，这是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第六个据点，①也是它在中国农村里所占据的第一个传教士驻扎地。博恒理在美国学过两年医学，便在庞庄行医，起初也谈不上有什么设备，一八八四年裴智理医士由保定调到庞庄后，才计划修建医院平房。此后卫三畏又把他的字典的版权赠给了公理会，公理会又以该字典的收入拿到庞庄盖医院，于是“卫氏医院”（以卫三畏命名）便在庞庄建成了。一八八六年又建成了教堂，所用建筑材料和劳动力，都是从本地教友剥削来的。建立教堂是由第一个本地信徒侯圣清主持，堂的形状是中西合壁五间中国大房子，在山墙上建筑了一座三层钟楼，钟楼顶上还树上了一个石头的十字架。
  各村庄教会的发展，可以下列二处作为典型的例子。
  （一）建立恩县史家堂：据明恩溥说：“那里（指史家堂）是一个绝对异教的村庄，群众也都是异教徒。（一八七七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的道理”（《公理会七十五年》）后来由于收买了一个道士朱连科，非法霸占了全部庙产和二十多亩土地，继又骗取二十个人签名加入教会。洋教士也知道这种做法必然会引起群众的不满，于是又迫使村绅们“签立合同以作永久凭证”。公理会霸占庙产后，即派吴凤仪前往，一面教书，一面传道。在该校毕业的学生有王书田、朱茂林等人。王书田（多文）多年来即在德州公理会担任牧师职务；朱茂林则是朱连科的儿子，朱连科去世后，即由他管理学校和教会。②（《德县基督教公理会五十年史略》，一九三二年出版，以下简称《德县公理会五十年》。）
  （二）平原县的李炉庄村长朱光魁，于一八八三年去庞庄看在医院里治病的友人。明恩溥得知他又是村长，又是文人，（据称李的“天资毅力为全村冠”）乃热心招待，临走送他圣经一部和其它几本宣传宗教的书籍。朱光魁信教之后，便在村中发展教徒四五十名，并将地基一段、北房三间、门楼一座，捐给了教会。该村教徒董万清因不参加村里祭祖活动，被告到县里，县长钱心润把董万清和朱光魁都票传到案，责打一番。但由于教会有洋人势力不久即翻了案，县长因此撤职，朱光魁从此便更加狐假虎威，成了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忠实奴仆。
  四、德州教案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博恒理勾引德州教徒吴长泰，骗取寡妇吴夏氏的产业，引起德州官员和群众的极大不满。传教士便把案由转到北京美国公使馆。当时美国公使馆“参赞统理全权事务大臣”何天爵，便派了天津一个姓苏的领事带着一个姓德的翻译为办理“济南教案”到了济南，往返两次都经过德州，要求州官“查办”，德州知州利用群众的反抗情绪，两次都没给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好脸，并当众宣称：“我在此一年，至于十年，必使洋人来此不能得安”。那个苏领事因得不到要领，便恼羞成怒，扩大其辞，向公使回报说：在德州受到了“三百余人参加，为时甚久”的“辱骂欺凌”；“在一点半钟时间内，被人从城南打骂至城北”。又说这种“被欺，系由于州官与该处‘恶人’早有定意”。还说州官没有“出迎”，称领事为“老先生”、“老兄”等，都是“违约之事”，连州官出示禁止剪辫子的谣言，也都成为“忿恨教士与奉教之民”的口实。美国公使根据这个片面的报告，便三番五次照会清室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乘机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将州官“撤任”，并指名要“认真责惩”无辜群众。最后竟恫吓说：“本（美）国委员因公路经该州，系为人所共悉，竟有此等不合之事，非特欺辱委员，直系欺辱本（美）国。按万国公法之议，应惟贵国是问。贵亲王虽已曾咨行山东巡抚办理，请知此要案，本国所以议办者，乃与贵国，非与山东巡抚。若于本国官民被欺.均由该州主谋之案，贵国弗予之以应得之咎，本国必以办法为未妥。本署大臣自再请贵亲王按向来秉公办事之法，不再迟延，以全本国之体也。”①虽然清政府慑于美国的威胁，将该州官“撤调”，但由于人民的义愤，终于迫使美国传教士当时不敢侵入德州。
  五、占领临清
  德州占不成，公理会乃于一八八五年成立委员会，研究扩充计划，决定选择卫河和运河汇合处的临清州，作为在山东的另一据点。并当即指派金发兰带领一队人马坐船南下（按临清在当时乃“水陆码头，商贾云集之区”），到达临清之后由于群众反对，购地修房一事被迫暂停。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公理会又增派一个文医士到临清，企图通过行医，打开布道之门，但住了一年，没有结果，乃转赴山西。一八八八年十月公理会又由保定调来个秦恒瑞，金、秦二人又到临清，这次因为请了任国范作中人，终于骗买了果子巷路南焦姓宅房一段（为传教士住宅），当年十一月又于后铺街乾河南崖，租得云姓宅房一段，房十余间（作为药房）。秦恒瑞的妻子是个医生，在天津时曾为李鸿章的老婆治过病，秦本人也在美国学过两年医学，便在临清找了两个中国助手（周汝泽、刘风歧），开起医院和药房。一八八九年又在席厂街路西购买空宅基数段，修建了东西两座中国式的大厦作为西人住宅，五间礼拜堂可容八十人；此外又建平房数十间，作为谈道所、学校和中国传道人员的住宅。教堂周围修了院墙，雇用的看门人对群众十分凶狠。一八九〇年又再次增派魏格纳（医士）夫妻来临清，除施医外，也作布道工作。加拿大长老会史雅各①（医士）也曾一度在临清等候时机，前往河南省彰德府活动。临清城里忽然增加了这几个外国人，颇引起人们的注目。他们也尽量招摇，勾结拉拢官府以壮声势。一八九八年公理会又购买席厂街路东宅房数段，合成一个大院，建平房二十余间，将医院药房和男校迁入。不过他们并不满足于在临清一地的活动，除在临清买地建房、设堂布道愚弄人民外，还积极往四邻各县村庄发展，计先后设立支堂十三处。②当然相信他们的并不多，因此，在庚子年以前被他们愚弄信教的总共还没有一百人。③
  据临清第一任中国籍牧师王景灏（灵泉）说：当时前来信教的，多半是因治病而来。到四乡活动的教徒，也经常引起群众的不满和讥笑，如传教士利用香火最盛的四月庙会，进行传教，就引起群众的恶感。有个和尚还曾领着一部分群众进行了反对教会的示威！六、文化与经济侵略
  公理会向来就重视文化侵略工作。传教士在庞庄住下来不久，即在教堂外边借了一间房，找了一个教员，招集了几个教徒的子弟，办了一个教会学校。以后又骗取了村绅们的信任，同意将庞庄寨里的一个破庙（村中义学故址）改作校址。最初办的学校，性质和私塾差不多。一八九五年学校由北通州协和道学院毕业生张风祥负责，并聘平原张甲乙协助，始成为两等小学，但学生人数仍然不多。一八九七年虽然增加了班次，学生也不过四十三人。
  公理会办学很注意招收女子。早在一八八二年博恒理的妹子博美瑞来到山东之后，就企图办女学，以后也真的就招收了几个女生，办起了所谓女子教育。
  公理会不仅进行文化侵略，也进行经济侵略。当时外国资本主义需要向外推售商品，这一批深入我国内地的传教士，都是经济侵略的先锋，千方百计地要使“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上占优势”（明恩溥语）。一八九〇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新教传教士会议上，明恩溥的老婆便吹嘘过她以传教为名推广商品的经验。为了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他们的确费尽了不少的心机。
  七、破坏义和团运动
  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教会到处进行文化、经济侵略，欺压群众，无理干涉我国内政，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揭竿起义，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反对洋教、反对官府对外屈辱的革命风暴。
  庚子年前夕，义和团领导人朱红灯率众起义，在平原县一带把清朝官兵打得落花流水，声势浩大。虽然反动派尽量缩小那次起义的重大意义，称之为“平原教案”，但在事实面前也无法否认农民武装起义的真正原因，乃由于“连岁歉收，贫民无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势，借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穷民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必不容若辈之剥削，遂至事起仓卒，纷争不已。”①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起来清算教堂的罪行，向教士们示威，扬言要驱逐教士、焚烧教堂，以泄心头之恨，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公理会传教士如明恩溥、博恒理、金发兰等之类，看到人民风起云涌的起义运动，吓得心惊胆战，“叹息痛恨”之余，则千方百计企图扼杀我国人民的爱国正义行动。在明恩溥的带领下，这一群传教士如同疯狗一般，到处乱吠，血口喷人，他们控告山东巡抚毓贤、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县令李恩祥、夏津知县屠乃勋、恩县秦应逵等，“惩办拳民不力”，应即撤职查办，要求另派屠户，残杀义民。明恩溥还亲自执笔为报纸写社论，狂妄叫嚣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应联合起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诬蔑义和团运动是“毁灭性的火灾”，“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指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于连将来的侵略努力范围也就没有了”。②
  为了维护保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明恩溥之流还捏造谣言，夸大形势，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下列电报，要求武装干涉。电文如下：
  “拳匪叛乱在直隶山东迅速发展，抢劫、纵火、暗害、戮杀教徒、驱逐洋人有增无已，除非四国公使联合施用压力，则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几乎绝望”①。
  其实事实并不如此。庞庄传教部周年报告里明白指出：“虽时有可布之恐惧，然丝毫无生命之伤害。”临清传教部报告里也说：“约三分之一的基督徒蒙有损失，总计亦不过四百三十余元，个人之伤害未见发生”②。
  群众的愤恨，完全是由于受压迫欺凌而自发起来的，即以恩县的管庄为例，该村居民七十余户，除去姓王的一家独门外，其余都是姓管的，本来全村十分和睦，但一八九六年成立教会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分子的离间，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便逐渐对立起来，义和团运动一起来，该村的武秀才管东汉，便率领具有自发地反帝思想的农民，将管庄、看水庄、毛王庄、贺家屯等处的教堂拆毁或焚烧。扛子李庄的李长水也联合肥城朱红灯率领群众百余人到李炉庄示威。虽然《德州公理会五十年》里扩大其词说教友“被抢或被讹诈者难计其数”。然事实并非如此，如庞庄的教产就完全未受损坏。不管洋教士怎样疯狂的破坏义和团运动，但他们都被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一九〇〇年六月中旬临清庞庄的传教士，不得不请求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兵护送他们到济南，再由济南会同其他各国传教士，坐船顺小清河逃到羊角沟，转到烟台去。明恩溥还剥下了宗教外衣，跑到北京，亲自参加撕杀，并筹划保卫使馆的武装挣扎。
  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卷土重来
  义和团运动被清兵镇压下去，帝国主义国家又强逼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签订后，公理会的美国传教士便卷土重来，他们除从“大赔款”（庚子赔款）里领取了一份不义之财外，还直接向山东巡抚袁世凯勒索“地方赔款”。据现在临清任牧师的彭百祥来信说：“金发兰仅为临清的房舍被烧，便讹诈了白银四万两”。连《公理会七十五年》一书内也供认说：“一九〇一年的头几个月，都是忙于为教友索取赔款”。
  公理会传教士一手拿着白银，一手仗着辛丑条约的保护，在内地耀武扬威，为所欲为。洋教士回来后，因临清无房可住，都先集中住在庞庄，策划索取赔款和重建各庄村教堂。毛王庄、看水庄、管庄、贺家屯等村的教堂就是以赔款重建起来的。《德县公理会五十年》就公开承认：“辛丑和议既成，与教会有关之损失，政府抚恤十分之三，由裴智理携来办理，教友之幸免流离亦赖有此耳”；又说：“袁庄教会之有教产始于庚子后，其教产来源为庚子赔款”。临清方面听到八国联军入了北京，也于一九〇〇年秋间派祁本深、周汝泽二人，去天津面见美帝传教士万卓志、明恩溥，“述明教会已往之经过情形及当时各家教友生活之困难，遂得抚恤银若干两，按照人口分予，以救急难”。
  《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一书里吹嘘说：一九〇一——一九
  〇四年是教会重建时期。德州方面教徒人数，达到了二百五十六人，分别住在九十个村庄里。九个村庄里设有教会小学，共有学生九十名。暑期里还设妇女训练班，计有三十七名妇女参加。八名学生受了洗。女子寄宿学校，组织了基督教勉励会。医院开始收费，住院病人住院时要交一笔款，出院时要求他们捐款①临清公理会的发展，也是十分突出的。一九〇一年金发兰回来，大量培植中国代理人。当时又由于天主教在我省各处横行，欺压群众，人民不堪其苦，不少人听了基督教传教士的欺骗宣传，想以基督教抵制天主教，因而不出数年教徒增至五百余人。一九〇五年美国传教士叶理士夫妇，高美玉（女医士）也来临清。一九〇八年公理会又派甘雅各等②来临清计划教会扩建事宜，甘雅各又从德州把“回民基督徒”云昆山请来帮忙。
  提起这个“回民基督徒”，德州的老年信徒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原籍临清，最初在德州开设饭店，以后知道洋人由天津来了不少钱，他便设法为洋人代办“汇兑”。起初只是以他在商界的关系，代洋人经手天津支票，由商人拿到天津兑现，购买货物回来，他从德州想法把铜子银元用大车往庞庄和临清送去。以后乃发展成为“山成玉”钱庄。为了取得洋人的信任，他就受洗入教。
  云昆山到了临清，为了向洋人讨好，便会同教会里的中国传教人如杨继祥、丁万成、温治兴等，不惜欺骗当地居民在城内香巷街迤北、南北街迤东一段，为洋人购买宅基土地一百六十余亩。接着便大兴土木，修建各部需用之楼房，到一九〇九年冬季，建成了可容四百余人的礼拜堂一幢、男学校讲堂和宿舍两幢、女学校讲堂和宿舍数十间，作为医院和药房用的瓦房十余间，此外还有专供帝国主义分子住的洋楼三幢。这样临清公理会就把布道、教育、医务三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内，教徒也增至六百名。传教士的人数一九〇五年只十一人，到一九一〇年便增到十七人（包括传教士的老婆）。
  传教士卷土重来的嚣张气焰，至今记忆犹新。临清市政协委员于明轩先生（现年八十四岁）谈到这么一件事实。他说：
  “临清最繁荣的地区，首推大寺街商场，场内历年以来就有不少说书的和演艺的，公理会也在该场内设立了‘讲道所’，他们竟然规定：每逢‘讲道’开始，凡说书演艺的都要停止活动，直等到‘讲道’结束后，才能继续营业，直接影响到艺人们的生计；尤其甚者，教会在场内‘传道所’的桌椅板凳，还得当地群众摊钱雇专人为他们看守，公理会则一毛不拔。至于那些‘讲道’的人，都是信口雌黄，任意辱骂其他宗教，实际上等于骂大街，群众听了之后，都嗤之以鼻。”
  九、移据德州
  上面讲到美国公理会早就垂涎德州，企图占为据点，只是由于当地人民的反对，他们的阴谋当时才未能得逞。庚子年后修建津浦铁路线路经过德州，这更使得帝国主义分子感到占据德州刻不容缓。
  当津浦铁路正在测绘地形的时候，那个“回民基督教徒”，山成玉钱庄经理云昆山，看到测量的旗子，木桩子打在德州东关，便认为铁路一定要从那里经过，乃以少数款项购买了一大片盐碱地，准备将来发一笔大财。以后，铁路从西边过去，没用上他的地，发财计划落了空。他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趁公理会有迁来德州的意图，便用请客游说的手段，把这一大片土地约计三百亩，一下子都转卖给了公理会。
  云昆山这一手既为公理会建了一功，又为自己找了个出路。从此以后教会人士对他特别信任，除让他经手大批教会公款外，教会职员个个都在他的“山成玉”钱庄里存款，希望得到他所应许的较大利息。但这个外强中干的“银行家”终由于周转不灵钱庄倒闭，存款无处兑付，教会职员没有一个不受他坑害的。
  美国公理会买到了这一大片土地之后，即称之为“东地”。于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兴盖了男学校教学大楼一座，宿舍楼两座，女校洋楼三座，洋人住宅楼房六座；医院方面也建了一座三层大楼。楼分左右两部，左边是博济女医院，右边是男医院，仍然保留那个侵略分子卫三畏的臭名，称之为卫氏男医院。从设备来说，当时在“直南鲁北殆无其匹”。为了建筑学校，传教士还将庞庄学校大楼完全拆掉，将砖瓦门窗等材料运到德州使用。男校起名为“博文中学”（纪念博恒理），女校起名为“卫氏女子中学”（纪念在庞庄创办女校的卫曙光）。一九三〇年为了在山东教育厅办理立案手续，这男女两校合并成为一个“博文中学”，共有学生一百余人，由王元信任校长（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传教士被送进了集中营，学校停办）。据称医院、学校、教堂的全部建筑费用原计划七万八千五百美元，以后不够，又追加了四万美元。
  这一片房子盖起来后，公理会仍将原来无名的“东地”正式起名为“三育村”。
  十、文化侵略的加深
  庚子年后美国公理会在进行文化侵略方面，更加深入广泛，他们为了选送山东学生到公理会在通州所办的“大学”受教，培养为他们服务的较高级的代理人，乃将庞庄原有男学校提高程度，扩建了一座两层大楼，正式定名为“崇正学馆”，“改行四年中学制”，并附设小学。女校也改名为“培贞阁”，程度也由蒙学改为两等小学。但两校仍然着重在宗教的传授，宗教课程如《福音合参》、《旧约历史》等都是必修科。新添课程有英文和科学常识。后来在教会工作的李福祥、管万学，医务方面的侯恩成、郭鹤龄（寿仁）、任淑贞，搞教育的朱登瀛、王元信（诚斋）等，就都是被他们“深造”出来的。随着公理会的活动中心由庞庄转到德州，原来在庞庄开办的医院和学校，也都搬到了德州。为了造就亲美崇美的高级知识分子，明恩溥还于一九〇六年专程回美国一趟，亲见美国总统梯奥道斯·罗斯福（老罗斯福），条陈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用来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明恩溥的倡议和努力之下，美国有些大学竟然来中国设立了“分校”。例如欧柏林大学，便把山西的“铭贤”作为该校在中国的“分校”，简称为“在中国的欧柏林”，湖南的“湘雅”称为“在中国的雅礼”。美国公理会在埃阿华洲（省）所办的格林尼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也效尤“欧柏林”“雅礼”的先例，伸一手到山东来，把德州的博文中学变成为“在中国的格林尼尔”的势力范围。
  其具体办法有三：一、由格林尼尔学院提供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的部分经费；二、由格林尼尔学院派遣该院毕业生来德州任教，除派正式传教士长期在博文工作外，还按年选派短期教员；三、格林尼尔学院酌情吸收博文的毕业生或教员赴美留学。
  在山东的公理会，得到格林尼尔学院的财力和人力支援之后，便把侵略触角伸向济南的齐鲁大学（以下简称齐大），成为齐大的合作单位之一。并自一九二〇年起派遣传教士麦美德（女）、夔德文、山理等三人在齐大任教。一九三〇年又派伍乐福到齐大任总务主任。在经济方面，他们除负担麦美德等三人的年薪一万一千六百零六元外，还负担一个中国籍教授的薪俸一千四百元，和经常费一千元（这些款项公理会差会和格林尼尔之间，具体各负担多少，没有人知道）。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美国在齐大的势力。
  有了上述的安排，博文中学的实权便完全落到了格林尼尔的手中，如该学院的毕业生韩爱瑞、芮义德、梅克仁等，一直握着校政不放。先后来到博文作短期教员的除步士曼（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查福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费思仅（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等单身汉外，还有两个女的。这些美国青年，大学才毕业，中国话又不会说，又没有教学经验，除勉强教英文外，就是以美国生活方式在学生和教职员中间，散布崇美思想。至于中国教职员赴美留学者仅侯学成（绍孔）和王元信二人（侯学成乃庞庄第一个教徒侯圣清的孙子，到了美国之后，除在格林尼尔住一年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王元信自一九二九年返国后即一直任博文中学的校长，到一九四一年该校被日寇强占，学校停办时为止）。
  在公理会把侵略触角伸进齐大，并继续扩大博文中学的同时，各地教会小学也有了新的发展。“义和团后，凡成立正式教会者，多相机成立小学”。不过时间不长，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由于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危机），从美国来的补助费突然由减少到中断，加上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私立学校一律立案，公理会的小学停办了不少，一九三一年统计，德州公理会所办小学概况有如下表：
  以上十处小学只有德州南关和庞庄是完全小学，为了吸收农村的学生还酌收少数寄宿学生。临清方面的小学情况也和德州相仿，一度曾随着支堂数目的增加由十三处增加到二十处，不过规模都很小，一个小学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小学生，最多的也不过几十名。以临清为例，一九〇五年叶理士夫妇卷土重来，在果子巷办的小学，只有男生二十余名、女生十三名，教员也只有两名；一九〇八年搬到养济院邱家胡同路北（宅房二十多间），虽然又招收了三十余名住堂学生，而教员仍然只有梁宝玫、贺启兴二人。至于男女学校校长，换来换去都是美帝分子。直至一九二七年“南京事件”发生，传教士仓皇逃跑以后，才不得不请由中国人石峻柱为男校校长，刘春香为女校校长（后来为了应付立案，将育英男校和育贞女校合并名培真小学，分高级三班、初级六班，石峻柱仍任校长，刘春香改任教务主任）。一九三四年由于美国来款减少，学校改为初小，由董事会请陈敬亭为义务校长，靠募捐来维持。一九三五年只有教员一人，学生四十多人。
  公理会在临清没有办中学，却办了一所培训农村教会人员的“学道院”。一九二二年由怀雅德创办，以后由中国籍牧师王灵泉为校长，为了“纪念”美帝分子叶理士称为“叶氏学道院”。公理会十分重视“学道院”的发展，先后派遣穆一静（女）、卫克思，为专任教员，卫且兼任副校长，掌握实权。“学道院”的经费开支，除由差会每年拨给三百五十美元外，还由传教士向美国直接募捐，有一个叫韩德森的，一次便捐了美金三千元；夏威夷公理会还应许每年捐助一千美元。不过自一九二四——一九三五十一年间，该院也只毕业了六班学生（共四十八人）。
  公理会的文化侵略活动，并不仅限于学校。还在美帝的直接控制下，大量创办所谓平民教育（以后又增设注音符号班），推广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读物”。这种所谓平民教育，主要是向农民灌输改良主义思想，阻止农民参加革命。据一九三二年统计，仅临清一区便成立有初级识字班三十七班，学生一千一百多人，得毕业证书者（即读毕平民千字课四册）五百余人。各班义务教员和董事、管理员等共一百二十八名，所占的村庄达三十二个。
  十一、传教士的暴行
  传教士都是披着羊皮的狼，表面道貌岸然，实际都是干的罪恶勾当。仅就他们的主要罪行例举如下：
  （一）公理会和其他教会一样，在山东也是以办理所谓救济起家的。据旧博济医院院长郭寿仁（鹤龄）老大夫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冀、鲁、豫、陕、甘五省遇上大旱灾，华洋义赈会见有机可乘，便在冀南邯郸设立了赈济总部，以公理会传教士德福兰（时任博济医院院长）为总管，另一美帝分子塔德为总工程师。他们以“以工代赈”的名义，廉价招集许多灾民为他们修筑了德县至临清、德县至郢子口、平原至恩县、恩县至高唐等几条公路。这不仅更加便利了他们的经济掠夺，而且也大发了一笔灾荒财。
  （二）美国人道德败坏、品行恶劣的程度也令人发指，有一个伪装宗教人员的美国军人，竟然在车站上公开强奸中国妇女，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恨。直至群众在街上张贴招贴，才吓得那个美国人挟着尾巴逃跑了。
  （三）自最早来到我省的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起，到最后滚出中国的怀雅德、饶秉森、林兴瑞（女）等为止，都毫无例外地在中国收集情报，并“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献计献策。一般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之坏，是与传教士的歪曲宣传分不开的。明恩溥夫妇自到内地之日起，即一刻不停地收集各种情况，随时寄登天津、上海的英文报刊。一八九〇年他把几年来为上海字林西报写的一系列恶毒咒骂中国人民的所谓文章，编成一本厚达三百多页的《中国人的特点》（ChineseCharacteristics）。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二十六个所谓特点，如说“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理智混乱”，诬蔑中国人“没有同情心”，“没有诚实”等等。把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下所受的痛苦，做为讥笑的题材，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穷困无比，中国人什么都吃，什么地方都能睡，只要给他们一点点钱，如一天两分钱，就什么都可以替你干。”说“中国文化是自私的、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人民的道德堕落、贪污腐化达于极点，以致不能够看守自己的海关，需要换上忠心耿耿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新品德，需要‘基督教文化’，需要良心”，如此等等。明恩溥所指的基督教文化不是别的，乃是把中国变成为象香港那样的“模范殖民地”。
  这本书一出版，就把一个不学无术的明恩溥一变成为英文报纸的专栏作家。辛丑条约签订后，他重返庞庄，继续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又编凑了两厚本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书——《中国在抽搐》（ChinainConvulsion）也有译作《中国在动乱中》。狂妄咒骂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为大动乱，嘲笑中国人民赤手空拳英勇斗争为“打痉挛”、“抽搐”（Convulsion）。但对侵略者和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却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明恩溥离开庞庄以后，在内地的公理会传教士都承继了他收集情报的衣钵。据郭寿仁老大夫回忆，在直皖战事发生时每次他因事去车站，医院的护士长、美帝分子苏文瑞，总是再三地嘱咐，要留心看看车站驻有什么军队和军队移动情况。《华北明星》（英文报）经常登载的有关鲁北各县、乡村生活、土匪绑票、民不聊生的所谓新闻，都是苏文瑞日日夜夜根据见闻所及，用打字机打印送出去的通讯稿。济南齐鲁神学院院长山理，每当乡下传道人见他时，他总是详细询问农村许多具体情况，如人口变化、生活现状、灾情如何、庄稼怎样等等。就是这个山理曾向韩复榘建议：要从速在各县安置电话、架设通话网，以利剿“匪”。山理的姊夫万卓志以研究华北鸟类为名，到处调查研究，曾向人们夸耀说，他所知道的华北鸟类是任何中国人都不能比的。并说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得多，因他所著华北鸟类一书出版后，很得到美国侵略者的赏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公理会的传教士又卷土重来，一九四七年怀雅德重到天津，以调查教会在抗战时期遭受的损失为名，继续收集各种情报。年届退休的林兴瑞甚至解放后还经常向信徒收集各种情况。
  惨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明恩溥、万卓志等，都曾参加过血腥屠杀义和团的罪行，饶秉森也曾当过兵。德县博济医院院长德福兰枪杀工友王国庆的惨事也是一个典型事例。
  按德福兰一贯欺压人民，在医院里作威作福，和护士长苏文瑞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一次医院保险箱内的钱不见了，德福兰便提着手枪自己守在箱旁，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一日医院佣工王国庆夜里走到那里，德喝令止步，王国庆拔腿便跑，跑到圩城上，德福兰竟开枪把他一枪打倒在地，跌到墙下，不久身死。德福兰枪杀王国庆的事件，激起了社会的公愤，舆论哗然，报纸上公开提出指责、抗议，要求法办凶手。但在治外法权保护下，德福兰被美国领事馆传了去，在济南住了一个时间，也就逍遥法外，一件杀人凶案也就不了了之，公理会只不过把他调换了一个地方。
  （四）以“公理”为幌子的美国传教士，实际上是最不讲“理”的；号称“自由”、“民主”的教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的御用工具，在教会中洋人独霸一切，经济从来不公开，至今还不知道每年究竟从美国来多少钱。但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无论美国来多少钱，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传教士挥霍掉，维持了传教士最豪富的生活。据《一九二六年德县公理会众议会记录》全年的预算分为四大部分，十七个项目如下：
  1.向美国总会请求恒款
  男布道部 美金2，000元
  教育部 美金600元
  医务部 美金1，300元
  德县小学视学员 美金500元
  共计美金4，400元
  2.向美国总会请求特款：
  德县小学房舍 美金3，000元
  三育村自来水 美金5，000元
  德县医生护士 美金2，200元房舍
  医院仪器 美金1，500元
  三育村电灯 美金3，000元
  共计美金14，700元
  3.向美国中女部请求恒款：
  女小学 美金500元
  女布道 美金1，000元部
  医务部 美金1，200元
  共计美金2，700元
  4.向美国中女部请求特款：
  女护士房舍 美金1，500元
  三育村电灯 美金2，000元
  服务女社会 美金500元人材
  模范幼稚园 美金2，000元房舍
  幼稚园教员 美金400元
  共计美金6，400元
  从以上预算表可以看出，公理会的经济来源有二，一是差会（总会），一是差会的妇女部（美国中女部）①。来款又有“恒款”（经常费）和“特款”之别，“恒款”数目有限，而“特款”却大大地多于“恒款”。据杨蔼堂牧师谈：这也是传教士愚弄中国人的一种手法，凡洋人赞成或要办的事，都有“特款”，凡洋人反对或不要办的事，则以“没有预算、没有办法”加以拒绝。再看两部“恒款”，总共只有七千一百元，而派到齐鲁大学去的山理、夔德义、麦美德（女）三人的年薪就是一万一千六百零六元，平均每人每年差不多四千元；而供给在那里工作的约计一百个中国人的事业经常费，才仅有七千一百元，即使事业费一文不花（这是假定），每一个中国人员的年薪也才只有七十一元。而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披上一件传教士的外衣来到中国，却可以住洋楼，雇用三至七个仆婢，过着资产阶级贵族的生活。
  还应该指出，以上所说的“特款”，也仅是洋人认为可以向中国人公开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他们还有什么“洛克裴勒专款用在医院”，什么“贝特斯专款用于布道”。传教士个人也都有“特款”，他们都向本国招摇撞骗，盗卖有关中国情报，骗取“特款”，作为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作威作福的资本。
  十二、政治欺骗
  公理会不但在教会组织上吹嘘美国式的“民治”，而且还以宗教教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
  历史事实证明了公理会在中国所努力谋求的，乃是使中国殖民地化；所进行的活动，是文化和经济侵略；所谓“公道”、“公理”、“和平”也不是别的，乃是要中国人民接受帝国主义的统治。
  早在一九〇七年美国公理会的政策计划委员会，就派代表团来中国各据点视察，回国后向差会明白表示：传教士在中国发展教会的成绩完全是不平等条约所赐给的。该会报告书里说：第一个来华传教的“马利逊博士从一八〇七年起，七年工夫才有一个人信教，以后又费了三十五年，才得到六个教徒；但从一八六〇年以来全国的教徒人数，每七年便增加了一倍。传教士的人数，每十年便增加了一倍。”
  历来的传教士都还是把它当作护身符。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由于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日益强烈，公理会的传教士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狐狸尾巴，把自己伪装成中国人的朋友，于是便在一九二四年秋季“以个人的身分”向在华美国公使发表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说他们的任务是引人进到基督里，因此希望不要用军事势力，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财产等等。
  美国公使舒曼（Jacob Gould Schuman）接到该项申明后，立即给公理会的传教士一封复信，重申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逻辑和侵略立场。他说：
  “问题的本身，便是一个真正的困难。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在华美国公民都必须按照条约①规定予以保护。”
  本来公理会传教士的上述申明，不过是欺骗中国人民的一种手法，当时公理会在华北有一百三十多名传教士，而敷衍签名的仅二十人，经过美国公使这一指点，他们立即表示公使那种蛮横至极的立场是“很友好并且同情”的正确态度。有一个老年传教士公然说：“这一声明的提出在时间方面说是早了五十年”。一九二五年全国人民抗议五月三十日上海英国巡捕屠杀中国人事件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到处掀起了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的浪潮。形势的发展使得传教士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的不足恃，再拖下去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不利。一九二五年秋，公理会的美国传教士又再度假惺惺地声明说：
  “他们看到中美两国所签订的条约中某些条款阻拦了他们实现基督教的本来目的，希望能够将美国最好的国民精神，尊严、公正的原则也能以在中国表现出来。”
  不要认为他们真是这样，这只不过是新形势下以退为进的新花招。它的总精神是始终一贯的，是“忠于美国的侵略政策的”。一九二七年南京下关侵略者的炮声一响，在内地的所有美国传教士，又都集中到沿海地区美军军旗下边。山东公理会传教士中的妇女小孩一接到领事馆的电报，立即逃跑，其他人员也仓卒于十天内挟着尾巴从内地逃到了沿海地区，继续在中国沿海地区捣乱。
  十三、公理会的组织及其在山东的发展
  公理会的“公理”二字乃是由英文Congregation（“信徒群众”一字的意义译出来的。在广东也有根据该字谐音译作“纲纪慎会”的。该会极力标榜“自由”、“平等”、“民主”，但在中国的公理会，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以前，一切都是由美国传教士独断独行；庚子年后虽在名义上组织了一个没有信徒代表参加的“中西职员会”，而实权也仍是操在“西”教士手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他们通过的各地人员部署方案，也具体反映了这个特点。按照这个方案：
  （一）外国人方面：各个据点至少应有两名按立的牧师从事一般活动。第三名传教士也可以不是牧师，从事教育活动；还要配备三名女传教士，从事妇女布道和女子教育；至少还应有一名医士。
  （二）中国人方面：各个堂会应有牧师一人，尽可能从事直接的布道工作；各个外堂应有传道先生和助手各一人，男女教员若干人，一名或数名女传道，一名医士和一两名医务助手。
  一九一四年六月，公理会召集了一个由中西人员组成的“大会议”。在华北的公理会八个据点（天津、北京、通州、汾州、太谷、临清、庞庄、保定）都派人参加了会议。临清方面参加的有中国人四名，美国传教士一名；庞庄方面有中国人三名，美国传教士四名。会议选举了中国籍牧师李本源（北京）和美国传教士山理为会长。据称这是教会“民主”的第一声，是“别的差会所不敢从事”的“崭新创举”。大会通过了各省设“省议会”，每年开三省联会一次。每省举代表三人，草拟了公理会的“宪法”，作为各省议会的“示范章程”。当时通过的所谓“宪法”要点如下：
  （一）名称——山西、山东、直隶三省公理会。
  （二）宗旨——促进三省教会的布道、教育与医务各项工作。
  （三）组织——华北公理会董事部下设三省议会，省议会下设八个众议会。
  众议会的产生与任务：众议会议员由各堂选举之，但却规定凡按立的牧师、大中学校长、中西医士、正式传道员、中学毕业的女布道员、任职十年以上的女传道员，均可按其职务参加会议。这样一来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们便都一律成为“当然议员”了。凡对美国人有利的事，是没有通不过的，因为他们除有了二分之一的代表外，还有一些当然议员。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伎俩而已。
  省议会代表由各众议会指派，每年四月开会，讨论批准或否决各众议会所提出的问题。省议会三分之二代表所不能同意的问题，可呈华北董事部解决。
  华北董事部——各众议会提名中西委员各一人，由省议会通过，委员任期两年，每年五月开会。任务：决定预算，人事调动等。
  一九一五年五月四一六日华北公理会董事部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山东方面参加的人有贺绳长（中国籍医士）和山理（美国传教士）代表庞庄；丁韶九（中国籍教员）和叶理士（美国传教士）代表临清。这种组织初看好象是“平等”的，实际上仍然是洋人至上，中国人仍然没有任何实际权利。
  一九二七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美国公理会进一步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手法，一方面取消省议会，使公理会各分支机构与华北的总机关有更直接的联系，便于控制；一方面抬出“中国教会”这块招牌，说各区所办的教会及其所有费用均由“中国教会”负责，差会则退居幕后，改名为“促进会”。但有关教育、医务和培训布道人才方面则均由差会负责。假若以为差会的意图果真是促进中国教会的自立自养，那就完全错了。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间，临清的中国籍教会人员，为了实现自立，组织了一个“华人事主会”，德州方面也曾组织过“自立会”。这无论从公理会的“特点”和促进会的“目的”来说，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些努力都横遭传教士的无理阻挠，最后竟以撤退临清传教士进行威胁，故一九二七年以后临清便没有了传教士，留在德州的传教士，数目也不多了。
  美国公理会在山东的发展，据《临清公理会五十年》上说：可分为“建设、变乱、中兴、转变和衰弱时期”。所谓“变乱”、“中兴”乃是指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情况而言。兹将历年公理会在我省所设支堂分列如下：
  1.德州（县）众议会的支堂：庚子年以前设立的正式教堂有：庞庄、恩县、史家堂、毛王庄、旧城、葛庄、华家寺、管庄、李炉庄、看水王庄、高唐、袁庄、贺家屯、夏津。设有布道所的村庄：第七屯（德州南）、胡庄、牛庄、南小屯、孟庄、腰站、辛盛店。
  庚子年后发展的正式教堂有：德州（县）、黄河涯、刘五庄、平原、郑家口，和河北省故城、吴桥、景州。设布道所的村庄有：刘庄、栾庄、郭庄、沙王庄、避雪店、库庄、将军寨、张仕家、盐厂、胡官屯。
  2.临清众议会的支堂有：临清、清平、中孟村、明王官屯、夏津、第九营、东昌（今聊城）、堂邑、东南王家、月河村、郭家关帝庙、夫人寨、徐申寨、博平、茌平、邱县、辛店、贺钊镇，河北省的威县、邵固镇、柏悦村、固献村，广宗的葫芦镇、清河的北油坊镇。
  历年公理会在山东的教务发展情况，根据手头材料列表如下：
  [=此处为表格页=]
  一九二七年之后随着美国帝国主义经济危机加深，教会来款由减少而中断，传道人员改业，支堂关闭，教友减少，公理会在山东的衰弱时期也就出现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英美传教士都被关进了集中营。至此公理会在山东仅剩下了德州、临清、平原三处教堂，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们虽又卷土重来，幻想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恢复他们失掉的乐园。但是不久中国人民便推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他们在中国作威作福的历史，他们也一个个挟着尾巴滚出了中国的国土。
  附录
  美国公理会派来山东的传教士名单
  恩县庞庄
  明恩溥（Arthur H.Smith），原名阿瑟·司密斯一八七二年来华，一八八〇—一九〇五年在庞庄。一九〇五年后调通州专任文字工作。
  博恒理（Henry D.Porter），牧师兼医士，妻亦是医士。一八七二年来华。一八八〇年与明恩溥同时侵入庞庄，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逃回美国。
  博美瑞（Mary H.Porter），女，博恒理的妹妹。一八八二—一九〇二年在庞庄办女学房。
  裴智理（Albert P.Peck），医士，夫妻。一八八四一一九〇一年在庞庄。
  卫曙光（Ellen G.Wyckoff），女（卫大），一八八七—一九一五年在庞庄，任女校校长，后移驻德州。
  卫恩光（Helen G.Wyckoff），女（卫二），与卫曙光为孪生姊妹。后移驻德州。
  法福兰（Francis F.Tucker），医士，夫妻。一九〇二—一九一五年在庞庄，一九一六—一九三一年在德州，任卫氏博济医院院长。
  山理（Charles A.Stanley），夫妻，牧师。较早侵入天津的公理会传教士山嘉利之子，在天津生长，一九〇四—一九一五年在庞庄。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在天津任公理会总务部长，搜集中国古钱，勾结反动官吏。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在济南任齐鲁神学院教员、院长。
  林兴瑞（Lucia E.Lyons），女，一九〇五—一九一二年在庞庄，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在德州，一九四五年后到天津，解放后回美国。
  韩爱瑞（Arie B.DeHann），夫妻，一九〇九—一九一五年在庞庄，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在德州。美国格林尼尔大学毕业，主张格林尼尔大学资助公理会在山东办教育。
  苏文瑞（Myra L.Sawyer），女，护士。一九一一—一九一五年在庞庄。一九一六—一九三四年在德州，曾任护士学校校长。
  和爱卿（Mabel I.Huggins），女，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在庞庄，一九一五—一九二九年在德州。
  德州（德县）
  康爱瑞（S.H.Connelly），女，一九一三—一九一八年在德州。
  柏甘尼（J.Van Wie Bergamini），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在德州。任英文教员。
  莫家珍（Amy A.Metcalf），女，医士，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在德州。
  芮义德（Alice C.Reed），一九一六年来华，一九四一年被日军送集中营。
  麦利斯（Lee Miles），医士，夫妻，一九一六年来华，一九二二年去北京协和医院。
  夔德义（Lyman V.Cady），牧师，夫妻，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在德州，后去济南齐鲁神学院任神学教员，一九三六年因病回国。
  梅克仁（Paul MacEachron），牧师，夫妻，一九一六—一九二二年在德州任博文中学校长。
  安德逊（Esme Anderson），女，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在德州。
  步士曼（Arthur H.Buschman），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在德州。格林尼尔大学送来的短期英文教员。
  海尼格（Alfred D.Heininger），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继梅克仁任博文中学校长。
  柯（Mabel Craig），女，护士。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在德州。
  巴福德（Vergil Bradfield），夫妻。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任医院会计。
  玉嘉利（C.E.Ewing），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在德州，一九〇四—一九一四年调天津。
  潘乐意（Lois Pendleton），女，医士，后与华洋义赈会工程师塔德结婚。
  麻海如（Harold S.Mathews），牧师，夫妻。一九二二—一九三〇年在德州任教员，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任天津公理会和究真仰山两校的会计，一九三五年编《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史略》（英文）。控制中国职员思想，行动阴险。
  翟（Grace Jeune），女，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在德州。
  佟（Elizabeth Turner），女，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任短期英文教员。
  查福瑞（Forrest Chapman），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任短期英文教员。
  巴厚之（E.P.Parsons），医士，夫妻，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在德州。
  高（Helen Gallagher），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在德州。
  费思仪（Donald R.Fessler），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短期英文教员。
  敖远桥（L.M.Outbridge），牧师，夫妻。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在德州，后去山西汾州从事“农业实验”工作。
  万卓志（George D.Wilder），夫妻。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又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在德州。一八九四年来华，住天津、北京，曾参加镇压义和团的大屠杀，与山理的姐姐山马丽结婚。以研究华北的鸟为名，深入华北各地。
  李伯瑞（Bertha Prichard Reed），女，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在德州。
  饶秉森（Harold W.Robinson），牧师，夫妻。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又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在德州，一九四九一一九五〇年又来天津办救济和修理房子，并在北洋大学活动。
  郝思齐（Albert C.Hausske），夫妻，一九三二年来华。
  魏来德（Mark Wheeler），夫妻，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在德州。
  迪荷莲（Helen Dizney），女护士，一九三四年从太谷调来。
  临清
  金发兰（F.M.Chapin），牧师，夫妻。一八八四—一九〇四年在临清。
  文大夫，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在临清因发展不开，知难而退。
  秦恒瑞（Henry P.Perkins），牧师，夫妻。一八八〇年来华，庚子年前由保定转来，公理会在临清购地建房都是他经手。
  魏格纳（Edwards R.Wagner），医士，夫妻，一八八九—一九〇〇年在临清。
  甘雅各（James H.McCann），牧师，夫妻。由大名福音会转到公理会。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在临清扩建教会。一九一七—一九三二年在天津任公理会主计处主计。
  叶礼士（Emory W.Ellis），牧师，夫妻。一九〇五—一九一八年在临清，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在德州。教初级神学。
  高美玉（Susan B.Tallmon），女，医士，一九〇五一一九一六年在临清。
  胡叶美伯（Mrs.Mabel Ellis Hubbard），女，胡本德妻。
  一九〇七—一九一三年在临清。
  满德（Vinton P.Eastman），一九〇八—一九二四年在临清。
  郎耀英（Ethel Long），女，一九一三—一九二八年任女校校长。
  高玉德（Edith C.Tallmon），女，高美玉医士之妹。一九一一—一九二四年在临清从事妇女布道工作。
  罗厚敦（O.H.Love），医士，夫妻。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在临清。
  范乐德（Ruth Evely Van Kirk），女，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在临清。
  胡保仁（Paul Helliwell），医士，夫妻。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在临清。
  侯义龄（Ernest Holding），大名福音会创办人侯立定之子，一九一九—一九二七年在临清任育英小学校长。
  孔美德（Alma L.Cooke），女，医士。一九二〇—一九三三年在临清，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在德州。
  孟爱慈（Callie Munger），女，护士，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
  怀雅德（Robert B.Whitaker），牧师，夫妻。一九二二—一九三〇年，又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在临清，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卷土重来，在天津负责调查战时教会损失。
  蔡乐尔（Charles Siler），医士。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在临清。
  聂美丽（Valley L.Nelson），女，护士，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年在临清。
  梅慕德（Maude M.Mc Gwigan），女。
  瑞春生（Hugh L.Robinson），医士，夫妻。一九二五—一九三二年在临清，后去通州。
  穆一静（Alice E.Murphy），女，一九二五年起负责乡村布道。
  宓启明（Lucy I.Mead），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在临清。
  魏克思（Dean R.Wickes），夫妻，一九二六—一九三四年在临清。
  贝桂思（Grace M.Breck），女，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在临清，以后患精神病。
  吉培德（Lewis L.Gilbert），夫妻。一九二九—一九三四年在临清，后迁往德州，兼管临清。
  济南
  伍乐福（J.B.Wolfe），一九〇九年来华，一九二二—一九二五年任华北公理会工程师，一九三〇年左右任齐大事务主任。
  麦美德（Luella Miner），女，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在保定，一八八八—一九〇六年在通州，一九〇三—一九二三年任北京协和女子大学校长，一九二三—一九三二年任齐大教授兼女生部主任，一九三五年死在齐大。
  此外在济南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还有山理、夔德义二人分别见前庞庄与德州部分。

① 柯立芬一译阿利发， 所开的洋行，是当时在广州经营鸦片的九个美国洋行之一。 ① 陈原： 《近代史上美国的一支“和平队” 》， 《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 ② 卫三畏全名是：撒母耳·威尔斯·卫廉士。（SamuelWells Williams） ①山嘉利（C.A.Stanley）一八六二年七月从美国波斯顿出发，十二月到达上海。一八六三年三月到天津。江代德（L.D.Chapin）一八六四年来华。马维廉（Mark William ）一八六六年侵入天津。 ② 谢卫楼（D.Z.Sh ffild）e e 一八六三——一九一三年驻通州。其他有关在山东公理会传教士的洋名均见附录。 ③ 麻海如： 《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 Harold S.Mathews： SeventyfiveYearsoftheNorth China Mission，一九三五年。以下简称《公理会七十五年》 ① 在那以前， 美国公理会已从天津发展到北京、通州（通县）、张家口、保定， 并建立了有洋教士驻扎的据点。 ② 《德县基督教公理会五十年史略》， 一九三二年出版，以下简称《德县公理会五十年》。 ① 《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 下册，450—456页有何天爵致奕訢有关“德州教案” 的照会五件， 本段引语都是照会的原句。 ① 史雅各（J.F.Smith）一八八八年来华， 是加拿大长老会首批侵华的四名传教士之一。 ② 支堂地点见下第十三段。 ③ 《临清基督教公理会五十周年纪念小史》， 临清汶卫印刷公司印， 大约是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年出版。以下简称： 《临清公理会五十年》。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②明恩溥控告地方官的状子很多，以上控告地方官吏的状词都在当时的英文报刊公开发表，故意危言耸听，制造武力镇压的舆论。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四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社论《北方火灾临头》就是明恩溥亲自执笔写的。 ① 麻海如： 《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64页， 一九三五年出版。 ②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编， 第一分册， 一九五五年，上海三版，358页。 ① 《临清公理会五十年》， 3— 4页。 ① 《公理会七十五年》， 第五章。 ②除请庞庄的中国籍牧师贾乃真、王书田常来临清到各支堂设立学道班外，还请了杨继祥、杜延章、张呈祥、段振海、张万春、刘福禄、温治兴、丁万成、龚春福（通州牧师）、王风翱、王学杰、张治平、卢克宏、麻文英、刘玉麟、官保贞、杨泰来、贾廷文、崔守正、刘从周、张延福等二十余人作布道工作。 ① 德县公理会所设小学概况表抄自《德县公理会五十年》5页。 ① 美国差会为了调动妇女捐款的积极性， 多设妇女部。“美国中女部” 是美国公理会中负责对中国妇女传道的机构。 ① 指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