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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泰康罐头食物公司，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制造和经营各种食品的综合企业，它于一九一四年在济南创立。最初名泰康号。一九二〇年成立无限公司，一九二四年改组为泰康罐头食物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二九年总公司迁移上海，济南改为分公司。在总公司迁上海的前后，还在青岛、汉口、上海设立了十个分公司。泰康公司从一九一四年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实行公私合营时，已有四十三年的历史。
  我在一九一六年进泰康号当学徒，以后当了资本家的代理人，先后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分公司担任经理。中间有两次短期脱离，最后在一九四四年离开泰康。公私合营以后又于一九五九年回到泰康。因此，对泰康的产生、发展情况有些了解，现就个人回忆到的和听到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供研究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参考。并望了解情况的人，提出补充和订正。
  一、泰康的创办和名称由来
  一九一四年初，青岛华德泰（日用百货商店）、万康（南北杂货糕点店）的资本主徐咏春、庄宝康来济南参观展览会，并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在了解济南的大体面貌之后，觉得济南为内地城市，又为新开辟的商埠，工商业有发展前途，认为在济南经营食品糕点有利可图，双方商定设店经营南北杂货和糕点，各出资金二千五百元。字号名称取华德泰的泰字和万康的康字定名为泰康号。由万康派乐汝成为经理，华德泰派一人担任会计。
  乐汝成是宁波人，曾在上海达生堂学徒，后在青岛万康作店员。这个人在万康时工作很负责，并且能钻研业务，因而取得万康资本家的赏识，被派来创办泰康号担任经理。
  资金、人事商定之后，便在济南市经二路北纬三路西租赁门头及作坊，并于一九一四年六月正式开业，是为泰康公司的前身。
  二、泰康号的初期经营
  泰康号开业时，济南糕点业还不发达，当时稍有规模的商店在城内有蕊香村、桂香村等六、七户，商埠仅有泰和祥一家。他们的资金、设备、经营范围，都比泰康号小的多。泰康号当时有职工店员十四人（经理一人，会计一人，糕点糖果工人四人，营业及勤杂八人），以经营南北海味杂货为主（如海参、鱼翅、板鸭、火腿等），糕点食品为次。起初经营的饼干是由上海进货，以后自己生产，也是手工操作，产量质量都不算高。
  泰康号五千元的资金，开业时用于租赁和修饰门面及购置家俱，即耗费十分之五、六，例如：在当时一般商店多为木板棉布门帘，而泰康则是弹簧玻璃拉门，柜台、架口也比较讲究，其目的是扩大影响，借此以广招徕，但由此也造成开业后流动资金的薄弱，周转困难。
  对于解决流动资金的困难问题，乐汝成一方面借助于钱庄贷款，一方面利用关系向外进行赊销。当时主要是利用青岛一部分商人在泰康寄存的货物来充实自己的经营。当泰康号正在进行筹备还没有开业的时候，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出兵胶州湾，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青岛处于战争状态，一部分资本家为逃避战乱，将货物运来济南，寄存于泰康。日寇占据青岛，时局稍事稳定之后，他们除将一批细货运回青岛之外，还留下一批货物委托泰康代销，乐汝成就利用了这批资金发展了泰康的业务。
  乐汝成对泰康号的初期经营，确乎没有辜负资本家的委托。每日早起亲自到市场上购买各种原料，了解同业的业务及市场情况，改进自己的经营，空闲时就站柜台招待顾客。泰康号在开展业务上确实花费了一些脑筋，为打开销路，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方法：
  （一）调查本市官、商、富户的住址，逐户登门拜访，宣传泰康业务并送上“赊购折子”，顾客可凭折取货，不付现款，到年节结算。
  （二）顾客购货时给予折让，以及馈赠各种糕点样品，请顾客品尝。
  （三）改进包装，力求美观。当时一般的点心盒子，都是本色木盒，而泰康则改用彩色图案盒子，因此，馈赠礼品的人，皆乐于购用，从而扩大了销货量。
  （四）讲究原材料的选择和花色品种式样的不断改进，始终保持质量，因而在群众中保持着较高信誉。
  这时蕊香村已经用土法制造水果罐头，乐汝成看到有利可图，也就进行仿制。后来，由于泰康在生产操作过程上作了一些改进，质量大为提高，销路激增，超过蕊香村，并且由门市零售开始作本市及农村零星批发，业务迅速有了发展。
  三、泰康被砸
  一九一八年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济南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影响和带动下，泰康号为了沽名钓誉扩大影响，赚取更多的利润，也参加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并在职工、店员的倡议下，拿出一部分饼干、汽水慰问过示威的群众；欧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纠集日侨万余人在济南开提灯庆祝会，并向中国人民进行挑衅性“示威游行”时，泰康号经理人又和其他爱国商民一道劝阻行人不看日本人游行。因此，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泰康号的仇恨。就在他们开提灯庆祝会的当晚八点钟左右，泰康号便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用木棍、砖石等将门窗玻璃全部砸碎。这一事件曾轰动一时，全国几家主要报纸（如上海申报、大公报等）都在头版新闻中报道了事态的发展变化。泰康号虽在经济上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在政治上却得到了很大好处，因此，被砸事件过后，泰康号顾客日增，门庭若市，经营业务更加发展起来。
  四、组织无限公司，扩大经营
  泰康号自一九一四年开业后连年获利，一九一九年又在济南院西大街开设了支店（后改为第二发行所），继续扩大营业，但企业利润却一直没有分配过，到一九二〇年改组无限公司时，又被全部转为资本。当时公司登记资本额为一万元，其中除原始资金五千元以外，其余五千元则全是职工店员几年来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利用企业改组这一形式，全部将其攫取。他们将一万元资金分作二十股，计华德泰占有九股四千五百元，万康占有九股四千五百元，乐汝成占有两股一千元。关于公司利润的分配，在章程中规定：营利作三十二股，股东得二十股，伙友得六股，经理得四股，公积金得二股。这样企业全部利润的百分之八十便为资本家所侵吞。企业改组，乐汝成除白白获得一千元股金外，并且一跃而为总经理，执掌了企业全部大权。
  泰康改组无限公司后，由于没有新的投资，流动资金仍感不足，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为了充实活动力量，扩大经营，当时采取了向银行借款、吸收社会游资及发行礼券等三种办法，增加了企业资金的周转。不过在初期主要依靠吸收存款，使用银行贷款较少。当时泰康的经常主顾多为富户、官商，吸收他们存款，双方皆有利可得。但在发行“礼券”以后，对吸收存款就不感兴趣了。当时社会上贿赂公行，馈赠送礼的风气很盛，泰康为了适应这种特点，首创“礼券”，这不仅便利了一般馈送，而且也大大便利了贿赂授受者双方。因而“礼券”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数目也逐步扩大。它既不要付出利息，更不受贷款期限的胁迫。发行“礼券”的数额，经常保持数千元到数万元，在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发行总额有时竟高达五万余元，这对泰康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直到公私合营后进行清理时，还有一些没有兑付的“礼券”。
  为了扩大经营，乐汝成利用人事关系，将人寿堂药店的房子顶了过来（即泰康现址），扩建了工厂，又从上海聘来了技师，修造了饼干炉灶，开始制造饼干，至此饼干一项便不再从上海进货。同时罐头生产也采用了机器，肉类、鸡、鸭罐头的生产也大量增加，销路逐步推广至胶济、津浦沿线，东到青岛，南至徐州，每年营业额已达到十余万元，职工人数增加到六、七十人，并经常雇用临时工一、二十人。一九二二年又在普利门里开设了第三发行所。
  五、泰康公司与上海食物公司的一场竞争
  乐汝成为人刚愎自用，心狠毒辣，素为企业同仁不满。一般职工在其压榨控制下，敢怒而不敢言，高级店员对他也多半是貌合神离。随着泰康业务的蒸蒸日上，乐汝成居功自傲，得意洋洋，更加气势逼人，因而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特别在泰康号改组无限公司时，乐汝成个人独得一千元股金，其他人员则一无所获，导致了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几个高级职员，如史梅棠等，都背着乐汝成在外筹集资金，准备另组企业脱离泰康。由于筹备工作进行的非常迅速，史梅棠等遂于一九二〇年在济南市经二路纬四路开设了上海食物公司。由原来泰康的会计张锡璋担任经理，史梅棠担任副经理。
  上海公司的开业，使乐汝成大为恼火，一心要趁上海食物公司基础还没有巩固的时候，将其挤垮。而上海公司也不示弱，于是双方针锋相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当上海食物公司成立时，我适值学徒期满，张锡璋等约我去该公司，我也有心离开泰康；乐汝成知道之后，就对我进行威吓利诱，他一方面利用所谓师徒、同乡关系向我训教“劝阻”，一方面以提升职务，增加工资相拉拢。我当时尚犹疑未决。有个老工人知道此事后曾对我讲：“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资本家没有两样的。”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因此，就留在泰康。然而心狠手毒的乐汝成，后来不但没有提升我的职务，没给我增加工资，反而还千方百计地想法迫使我离开济南，时刻提防我向上海食物公司泄露他的业务秘密。处在这种情况下不离开泰康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一方面与上海食物公司接好了头，同时也向乐汝成明确表示离开泰康。我到了上海食物公司，第二天，乐汝成就怒气冲冲地向我老家写信，捏造一些鬼话，让我父亲拍电报来把我叫回家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泰康，也是泰康与上海食物公司竞争中的一个片断。
  泰康与上海食物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开始时（即上海食物公司刚开业时），双方都采取“大减价”、“大赠送”的办法，进行宣传，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在内部管理上，上海食物公司首先实行提奖办法，按营业额千分之三提取奖金，鼓励职工开展推销业务。乐汝成知道后，则提千分之五作奖金，上海食物公司于是也跟着改为千分之五。但由于泰康公司基础较深，上海食物公司觉得单凭减价、馈赠、提奖等办法不能战胜泰康，必须出奇制胜，因而在一九二一年暗地派人去江西特制了一批印有“上海食物公司敬赠”字样的各式茶具、瓷器随货赠送，大受顾主欢迎。这一着棋，使泰康公司措手不及，在竞争之中显得略有逊色。接着乐汝成也如法炮制，不但在门市赠送，而且向较大的旅馆、货栈、工厂、商店赠送，极力扩大影响。乐汝成为了挤垮上海食物公司，还在暗中散布流言，破坏上海食物公司信誉，说上海食物公司资金薄弱不殷实。这样便使上海食物公司在银行借款、吸收存款上都增加了一些困难。另外，乐汝成还企图以高价购买上海食物公司所租用的房子，迫使其迁移。但由于上海食物公司与房主在租赁契约合同上已经载明租期为十年，如房主出售房屋，上海食物公司仍有权续租满期。乐汝成看到这一办法无损于上海食物公司，反而会使自己积压资金，因此，这一企图并没有实现。后来曾经人调解，双方协议取消减价、馈赠，如一方违犯罚洋五百元。虽然协议达成之后，竞争暂时有所缓和，但在当年春节，上海食物公司又单独减价，赠送礼品，抢了泰康不少生意。虽然乐汝成提出抗议，上海食物公司认罚了五百元钱，但在上海食物公司来说，罚五百元钱是有限数目，而所得的利润则大于罚款数倍。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是根本不讲什么信义的。
  几年之中的明争暗夺、勾心斗角是很激烈的，但在业务上仍然难分高低。后来上海公司觉得继续持久下去，不一定能战胜泰康；乐汝成也意识到挤垮上海公司不可能，继续竞争，必两败俱伤。于是上海公司经理人便主动约乐汝成在大明湖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一、对减价、馈送，双方应采取一致行动；二、互相之间不挖职工。至此两个公司的剧烈竞争告一段落。
  六、改组有限公司，向外埠扩展业务
  泰康公司的继续扩大发展，使企业主徐咏春、庄宝康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看到泰康年年获利，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又对乐汝成的独断专行有所不满。更担心万一亏赔，股东得负无限责任，而且还必将波及华德泰和万康的财产。因此，又增派会计来掌握泰康财政大权，监视乐汝成。但是乐汝成一手独揽，根本不让派来的人干预他的经营实权。不但如此，他还有意识的提出一些困难问题进行刁难，直至迫其离开济南。在此情况下，企业主不得不于一九二四年将泰康无限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此次登记资金总额为银元五万元，除原有资产升值，并将职工应分未分的红利发给股票外，还在济南、上海等地吸收了一些新股本。由于企业改为有限公司，便解除了徐、庄两资本家怕波及老本的顾虑，资资矛盾，也暂时趋向缓和。
  资本力量充沛了，乐汝成便开始向外埠寻找新的市场，于是一九二五年便在沧口设立了分厂（主要制造水果和牛肉罐头），一九二六年又在青岛设立了第四分公司，并派我去担任经理。我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食物公司被乐汝成拉回泰康担任第二分公司经理的。乐汝成经常这样讲：“如果一个人离开泰康在另一企业能干上三年，这说明不是这个人没用，而是我用人不当，因此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拉回来。如果在别的企业也干不长，那就不用问了。”正是这样，我才又被拉回泰康，并又去青岛筹备第四分公司的开业，而且担任经理。青岛泰康开业以后，由于资金力量不充足、企业基础薄弱、社会联系不广泛等等方面的原因，在业务上始终不能与万康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乐汝成又认为我无用了，并说“有柴米才是夫妻，能赚钱才是伙计”，于是我又于一九二七年第二次离开了泰康。
  七、泰康公司的阶级关系
  泰康公司在济南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什么明显、公开的阶级斗争，但阶级矛盾是存在的。乐汝成使用了种种威胁、利诱办法，统治着职工群众，而且还收买了一些上层店员与工头，以加强对职工的统治。
  泰康的职工、学徒在进店时都没有什么合同、契约。从表面上看好象比一些封建性浓厚的工商企业在职工进店时订立合同、契约的要好一些，但实际上职工、学徒的职业，更加没有保障，资本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任意辞退职工。乐汝成在济南时，一年之中有三次（五月节、八月节、春节）找职工个别谈话，他认为不满意的人，往往在这时被解雇，因此使得职工、店员经常处于失业的威胁之下，不敢向资本家进行公开斗争。此外，乐汝成还在企业中安置了一些亲信人员，并通过他们考查职工的动态，对职工进行压制。一九六二年退休的老工人孙玉珊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乐汝成专制的厉害，工人们见到他就害怕，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砸锅（被解雇），那时只有老老实实干活，哪里还敢公开进行斗争。”
  乐汝成除了高压手段之外，还利用各种办法利诱、笼络职工，例如：给予比其他同业商店稍高的工资，实行按营业额提奖，实行所谓“分红”等等，给职工群众造成一种错觉：好象“离开泰康到哪个企业也拿不到‘那么多’的钱”。所谓“分红”就是发给职工不同量的股票，使他们与企业发生经济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劳不劳资不资的地位，更加便利于资本家的控制、分化和剥削。
  乐汝成对工人政治上的迫害，也极为恶毒。一九二八年上海厂成立工会后，乐汝成就积极进行分化、挑拨，当时我曾参加了工会，他私下对我讲：“参加那个干什么！不要跟他们胡闹。”我离开上海后听说，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上海厂的工会就为乐汝成挤垮，工会主席也被迫离厂。抗战胜利后，据说他还曾勾结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开黑名单一次逮捕了六、七十名工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成立的职工联谊会，也为乐汝成的亲信所操纵。只是到了解放后，工人们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联谊会，成立了真正的工会组织。
  八、总公司迁沪与扩大再生产
  泰康公司的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继续寻求新的市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设立了“泰康食物公司上海办事处”，大量采购商品原料和推销济南、沧口等厂出产的产品。次年（一九二七年）又在上海制造局路修建了“泰康公司上海分厂”，与此同时，还在南京路设立了门市部。当时，上海分厂主要生产鱼类罐头，如凤尾鱼、黄花鱼等，运销济南、青岛等地。
  一九二九年泰康公司总机构由济南迁移上海，再次招股增资，资本总额达到十万元。济南改为分公司，由总公司分配资金三万元。总公司迁移上海后，企业管理权更加集中，财产支配权完全集中于总管理处，各地营业情况、销货数量要每日上报，年终盈余也要如数上解总公司。各地人事调配，也完全由总公司决定。
  乐汝成鉴于泰康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再生产的必要，又决定在产品制造上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因此，于一九三〇年以三万元资金向英商订购了制造饼干的全套机器设备，并聘请了英国技师，签订了两年技术传授合同，新建了厂房。机器订妥之后，又增添职工一百余人。由于采用了机器生产，一九三一年第一批福字牌罐头饼干出厂，质量很高，可与当时的舶来品媲美。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各界人民为了支援和慰问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大量购用泰康的饼干、罐头，同时，泰康又接受了军用加工生产，产量虽不断增加，但仍是供不应求。淞沪战事结束后，泰康公司的产品，便开始远销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尼拉及南洋群岛等地。
  另外，随着蒋介石匪帮大举向江西红军根据地进行连续围剿，乐汝成还勾结了蒋匪军的一个军长（名字想不起来了），用贿赂（在罐头内夹带黄金、现钞）的办法，搞到军用加工生产，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继一九三〇年设第五分公司以后，又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相继开设了第六、七、八分公司，一九三四年在汉口开设了第九分公司，一九三六年又在上海开设了第十分公司。
  乐汝成为了进一步拉拢和依靠流氓为自己撑腰，首先叫他的兄弟乐宝成（上海二厂厂长）认大流氓黄金荣为师；一九三六年又将自己亲生女儿嫁给上海的一个流氓头子金廷荪的儿子为妻。他为了取得其亲家的欢心，还尽最大力量为其女儿制备上好的嫁妆，大肆铺张。虽然金廷荪并没有看到眼里，但乐汝成却觉得在社会上多了一层保障，得意洋洋，在企业里也更加作福作威。为了进一步把持企业，还让他的兄弟、女婿、外甥等亲属、亲信，分别担任了经理、厂长等重要职务，真可谓“一人得道，全家升天”。
  九、济南分公司的衰退及其再度兴起
  总公司迁沪以后，济南分公司经理与工厂负责人各自为政，互不服气，资资矛盾的斗争，使企业业务受到极大影响，产品积压，营业逐年下降。乐汝成有鉴于此，又决定将我从上海第五分公司与济南分公司经理人对调，重整济南业务；恰好我也正不愿意在上海受乐汝成的直接管辖，所以又在一九三三年回到济南，担任了济南分公司的经理。
  我回济南以后，首先处理了积压变质的一些商品，整顿调整了内部机构，扩大了业务宣传，不久又使济南分公司的营业有了好转。
  我掌握济南泰康业务，主要是依靠一周一次的“业务经营研究会”。济南泰康的业务再度兴起，“业务经营研究会”起了重大的作用。
  “业务经营研究会”的组成人员是：经理、会计、高级店员、工厂厂长和工头。这个会不仅研究市场情况、群众反映、商品销量、各种产品花色式样的改进，而且也是研究如何控制工人，增加剥削，笼络、收买高级店员和工头的会。每次会后，都要吃喝一顿，借以更多的利用他们发展业务。
  通过“业务经营研究会”分析市场情况之后，增添了外埠推销员，向附近各主要县市城镇开展了推销业务，因而销货量有了很大的增加。
  恢复发展业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逐步扩大商品品种，开展多种经营。济南泰康经营的各种食品，逐步达到一千七百余种，各种罐头、饼干、糕点、烟（不仅有名贵的纸烟，而且还有各种雪茄）、酒不断增多，而且还有许多舶来品（进口商品），南北山珍海味、名贵干鲜果品也应有尽有。此外，还有许多各地的名产小菜，这种经营方式，是很受顾客欢迎的。
  一九三四年以后，泰康还设立过冷食部，对冷食部的经营除做到对顾客态度和蔼、招待周到（达到多赚钱的目的）和讲求各种冷食质量以外，还兼办外送业务，备有“冷食券”，并给顾客以优待，如冰激凌每客一角，而一元钱则可购十二个冰激凌券。所以冷食部开业后，总是拥挤不堪，每天营业额达到三几百元以上。
  我在经营泰康的过程中，在对付职工群众方面，采取了与乐汝成不同的策略。乐汝成对职工是采取高压政策，经常用威胁的口气进行训教，常对职工说：“要好好的干，不然离开泰康就没有饭吃”。我采取的方法则和乐汝成不同，不是威胁，而是利诱，是鼓励他们好好干，赚了钱多分点红，将来有条件自己可以另立企业，当自东自掌的资本家，免得受别人的气。策略虽然不一样，目的则完全一致，都是为了使职工老老实实承受剥削。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每当年终，我都提出一部分盈余分给职工，借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好好为资本家拚命。
  济南泰康的业务，经过一番整顿之后，次年就获利两万余元，加上随后又进一步扩大了鸡、鸭和肉类罐头的生产，营业额直线上升。例如：一九三六年仅仲秋节一个节日，月饼一项即销售八万五千余斤，而在同时销售的其他食品如：火腿、板鸭、洋酒、罐头、糖果等，更大于月饼数倍。这一年上缴总公司的利润达到四万余元。济南泰康又再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济南泰康虽然连年获利，但同时也受着统治者的压榨和摧残。“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韩复榘用尽千方百计搜括民财，在他溃逃前夕，硬摊派给泰康六百多两大烟土，一次就敲去五千余元。
  十、日伪统治下的泰康公司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前夕，我们就估计到泰康企业将有一场严重的灾难，于是便打算作适当收缩，让一部分青壮年职工离店还乡，留下一部分人应付临时局面。事实果然不出所料，日寇侵入济南的当晚，即闯进泰康抢走许多罐头、饼干、烟、酒，次日泰康的门市、工厂、库房全都驻满了日军，毁坏焚烧、胡作非为、尽情糟踏。到第三天特务机关翻译更给加上“对抗皇军，拒不开业”的罪名，勒令限期开业。一个星期之后，日军方陆续离开，这时泰康已经被糟踏的不象个样子了。
  复业之后，批发业务完全停止，门市营业亦寥寥无几。但帝国主义对济南泰康的摧残，依然照旧，流氓、特务的敲诈、勒索，无名恫吓信等等，也接踵而来。几次的“治安强化”运动、“物资自肃自戒”运动，使泰康已频于破产的境地。
  为了苟且偷安，寻找“护身符”以保存企业，我结识了钱宝亨和柏俊生这两个流氓头子，认他们做了“老师”，一年三节两寿按期馈送厚礼，求他们撑腰，以壮自己的声势，堵挡流氓腿子的勒索。虽然如此，但仍没有避免日寇的蹂躏，我三次被“泺源公馆”（日特机关）传讯扣押；一九四〇年日本兵又公开在泰康进行抢劫；一九四三年日寇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借口查“暴利”、查“囤积”，大肆逮捕所谓“经济犯”，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和敲骨吸髓的掠夺，我又再次被关进日本宪兵队半个多月。后来通过柏俊生的奔走，才被释放，结果是被罚“暴利”八千元，将所谓“囤积”货物，全部没收充公。济南泰康遭此抢劫，虽荡然一空，但日寇仍不准歇业，因此只有求援于总公司拨款，苟延残喘，以维残局。
  处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的泰康总公司，与济南分公司则截然不同。上海市虽在日寇统治之下，但因泰康总公司及各分公司、工厂均设在外国租界地，不仅没受到战乱损失，业务反而更加繁荣，而且还于一九四二年左右将泰丰公司挤垮，购买了泰丰的全套机器设备，在菜市路设立了第二制造分厂，继续扩大再生产；一九四三年又再度增资为五十万元。职工总人数（包括各地分公司）也达到千人左右，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食品工业企业。当然在日寇侵占下的上海，泰康总公司经营业务所以能够更加繁荣，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工厂、企业设在租界地，没有受到战乱损失，而是在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历史上曾经一度参加过抵制日货的泰康公司总经理乐汝成，在日寇侵占上海之后，便完全丧尽了民族气节，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他不仅勾结特务流氓，而且还聘请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充当了公司顾问、翻译，并大量接受日本帝国主义军用生产订货，积极为日本侵略军充当帮凶。因为取得了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才有了泰康的所谓繁荣。
  济南泰康被日寇掠夺事件发生后，我去上海总公司汇报，不但没有得到乐汝成的同情和安慰，反而受到冷讽热嘲。我觉得无法再继续干下去，一怒之下便向乐汝成提出辞职，让他在同年仲秋节以前派人到济南接替我的工作，于是我又第三次离开了泰康公司。
  继我接替济南分公司经理职务的是董振甫，董来济之后，乐汝成由总公司拨来二十五万元（伪联银券）货品，恢复济南业务。该时日寇已面临最后的崩溃，对一般行业经济上的控制，已有些力所不及，而董振甫在业务经营上又大胆泼辣，他利用跑单帮的在青岛等地走私贩运红白糖（当时为日伪统制物资）及海味杂货，获得不少利润，半年之后，便将二十五万元（伪联银券）货款，如数汇交总公司。此后不久，乐汝成又汇来一百万伪联银券，充作济南泰康的流动资金，因此济南泰康分公司的业务又逐渐有所恢复。不过由于日寇的严重掠夺，市场购买力的日益降低，整个工商业的日趋萧条，济南泰康分公司当然也不可能独自繁荣，只不过维持残局而已。
  十一、国民党敲骨吸髓，乐汝成抽逃资金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由于蒋介石匪帮积极推行反革命的“戡乱”政策，大规模发动内战；横征暴敛，苛捐杂税，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遭受日伪八年摧残的济南泰康，盼望胜利后，能够得到重新发展业务的机会，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沉重捐税负担，交通阻隔，市场缩小，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再加上董振甫在企业管理上完全效法乐汝成的高压手段，导致劳资矛盾日趋尖锐（一九四七年董振甫去上海、济南泰康职工联谊会成立时职工联名写信去总公司痛斥董振甫的压制行为，董见风头不对，坚不回济，总公司又改派济南分公司会计顾久华担任了经理），泰康业务便逐步下降，最后只能勉强维持门市了。
  从抗战胜利到济南解放这三年之中，国民党的敲诈、摊派，花样百出，举不胜举，除了正式规定的捐税之外，还巧立名目，进行公开掠夺：
  （一）有一次泰康欠下了一期“自卫自治建教经费”的摊款，国民党竟然在一天早上派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六、七十人），将泰康四面包围，大门上锁，进屋之后先查户口，再查房间，又查各样商品、原料存货数量，最后查价格、账目，从早上八点翻箱倒柜一直闹到晚上六点，结果给加上了九个罪名：如户口不符，违犯治安条例；房间不符，偷漏捐税；货品不符，有隐匿资金，有账外经营；价格不符，有意偷税，如此等等。结果是摊派照缴，额外又处罚比原欠摊派经费多十倍的罚款。
  （二）经常的出工出伕，已经造成企业的严重负担，而后来又摊上出“商团”团员和“义勇警察”，对所出的人，不但要供应他们的食宿，而且各种名目的花费，都要企业负担。济南解放前夕，两个担任“义警”的店员，为了保全生命，双双逃走，防守司令部硬说是泰康放跑的，一定要泰康交出人来，否则即以军法论处。泰康无奈又只好托人疏通花钱贿赂，免于追究。
  （三）国民党绥靖区的官老爷们经常“光顾”泰康，他们买货当时不付款，总是在第二次买货时才付给第一次的货款，在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所得已了了无几，为了向他们要钱时能够早给一天半天，还得给他们搞好“关系”，一年三节还得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礼。
  国民党反动派多方面的压榨、掠夺，本已使济南泰康陷于严重的困难，但正在这个时候，乐汝成又从济南分公司抽走了一大笔资金。
  济南解放前夕，乐汝成指示顾久华，速将商品变价处理，将资金汇寄上海囤货，顾久华接连两次向上海总公司汇去伪金元券一万元，这个数字占济南泰康流动资金的百分之七十左有。其实乐汝成抽逃这笔资金，并不是在上海囤货，而是另有阴谋企图。据说当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乐汝成看到大势已去，就利用与蒋匪帮的关系，搞到了运输船只，将泰康公司的贵重商品，装了一千多箱，运往台湾，乐汝成及其眷属，也同船潜逃。
  济南泰康因遭受国民党匪帮的残酷压榨，又为乐汝成抽逃了大部分流动资金，所以到济南解放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十二、泰康公司获得了新生
  济南泰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又加上乐汝成抽走了大批资金，到济南解放时，整个企业已陷入瘫痪状态。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后，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和照顾，国家银行经常给以贷款，国营经济给予长期加工生产任务，泰康的业务才逐步恢复起来。一九五六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济南泰康实行了公私合营，结束了四十余年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最终获得了新生。
  （济南市工商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