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约在一九三四年春，由于孙则让那一套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的乡村自卫训练办法，博得韩复榘的赞赏，因而孙又在鲁西菏泽开辟了新地盘，设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菏泽分院（自任分院院长兼菏泽专区的专员，以后将分院院长让给了陈亚三）。划菏泽县为第二实验县，在那里实验“乡农学校”制度。“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乡建理论中提出的所谓“乡村组织”两种形式的一种。两种组织形式是“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乡农学校”是通用于一般政治环境，即在乡镇保甲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办乡村建设的各种设施，但不能妨碍原来地方自治组织的各项规定。至于“乡学、村学”那是只能适用于研究院直属的实验县，因为实验县已取得了实验的权限，它能变更原来的地方自治组织，它可以用“乡学、村学”的办法来实验完整的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组织机构。而孙则让在菏泽搞的“乡农学校”就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他将“乡农学校”的权限无限量的扩大，集中全力搞自卫训练，并以自卫组织的系统掌握乡村中的全体成年农民，韩复榘所以欣赏这套办法，就是因为孙的做法符合了他的统治意愿。他天天在想如何扩充实力保障地盘，但因限于物力财力和编制，没法再扩充他的第三路军嫡系部队，现在这个办法用不着拿很多钱，就能将全县全专区到全省的壮丁组织起来控制在手中，作为他第三路军的后备军，因此孙则让的办法，便在很短时期内推广到整个菏泽专区，不久又扩充到济宁专区。
  在孙则让开辟第二实验县以后，河南帮梁仲华，当然也不肯示弱，也要找机会实验一下他的理想。于是他便联合了燕京、齐鲁等五个大学和晏阳初的平教会，拟了一套搞科学实验县的计划，经韩复榘批准划济宁专区为实验区，由梁仲华担任专区专员并划济宁县为第三实验县，调王怡珂去担任实验县县长。梁仲华虽是打着“乡村建设”的招牌、以联合五大学搞科学实验为号召，但骨子里是勾结燕大社会科学系的许仕廉、张鸿钧、杨开导和定县平教会的晏阳初等，搞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社会调查”为他们的中心工作。由于开办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山东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工作没有深入搞下去（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调查的性质可参阅费孝通写的“留英记”。载全国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自从开辟这两个实验县以后，研究院的三大派便实质上分裂了，曹州帮都到菏泽去了，河南帮都到济宁去了，剩下邹平这个老根由梁漱溟接受下来。梁漱溟自任研究院院长，王怡珂刚调走时邹平县长由院长自兼，邹平就完全照梁漱溟的理论来作实验了。由于邹平是最早划为实验县的，因此就叫做第一实验县。
  邹平研究院研究部的第一期学生已毕业，又招收了第二期，训练部已结业好几期了。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亦讲过两遍，他的解决问题部分，具体到“乡学、村学”的乡村组织上。该时他既要做这个实验，又要出外联系，为了不间断他的实验，于是又要我回任邹平实验县长，继续搞“乡学、村学”的实验，亦即是乡村基层组织形式的实验。
  我这次（约在一九三六年春）搞实验县与上次搞实验县不同了，上次是没有整个计划，仅仅是作点滴实验，这次是照研究院的计划去实验，“农村组织”，实验工作的中心是“乡学、村学”。干部的配备是：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完全从研究院和研究部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来担任。乡学辅导员是研究部毕业学生担任，村学的教员是训练部的学生担任，从上至下都是研究院一手训练出来的青年干部，有同一的理论认识，有统一的组织调配。这一次总应该干好了罢？事实却与主观愿望恰恰相反。
  “乡学、村学”应当怎样搞，梁漱溟写过“乡村学须知”一本小册子，具体到“学长须知”，“乡村理事须知”（乡村理事等于乡村长），“教员须知”，“学众须知”等，讲明了每一个人应当怎样干，其中心就是贯彻“伦理情谊为主，互以对方为重”的东方文化精神，去处理或解决农村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具体做法，先从村说起：第一步首先进行调查，弄清一个村的人和事，人就是有些什么样的人，弄清一个村搞一个村，弄不清就不动手。第二步选择声望较好亦即群众关系较好还有点学识或办事能力的人，看村的大小聘请七、八人或再多一点为村学学董，聘书是县政府发，都是名誉职（地方豪恶势力对此不够重视，因为才开始搞他们不懂将来会发生什么作用）。学董聘定以后，定期招开学董会酝酿成立村学，村学中成立四个部，儿童编入小学部，等于初小，为升学关系一切照规定办；中年以下妇女编入妇女部，只搞副业生产，如手工编织之类（由于邹平没有训练女干部，妇女工作基本上没有做）；成年农民编入成人部（这是主要的）；比较有知识的青年编入高级部。由于各村这部分人不多，村学单办办不起来，因此多集中乡学来办。成人部的课程是识字和传授农业常识，如种棉区即讲植棉，种烟区讲种烟烤烟及合作常识等。
  村学设“村理事”，等于原来的村长，但不是孤立的搞行政，而是在教育的形式下体现，譬如村中甲与乙起了纠纷，这个甲与乙总不外乎村学中某一部的学生，村理事可用老师的身分向他们劝说，如村理事搞不下来，还有学长（学长是“年高德硕”的老先生）。村理事是当家人，学长不正面当家，但能从中起调解作用，如果村理事有过于生硬的地方，学长还能纠正他，暗含着理事有执行权，学长有监察权，但不硬性明文规定，这就是梁漱溟理想中的妙用。此外还有村学教员，他是研究院派来的，他的主要作用是推行研究院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他有研究院的组织系统，研究院每当决定一种措施，必先对他们进行灌输，再通过他们带到村众中去。他们不但对学众起教育作用，并且对村理事和学长起辅导作用，因为他们得根据研究院的规划辅导理事和学长做好工作。
  乡学亦有理事、学长和辅导员，具体工作虽与村学有别，而其精神作用则完全相同。有了这样的组织，就可代替行政职权，如在全校开一个大会，就等于开了一个村民大会，在全校通过的事情，就等于全村人民通过。梁漱溟满以为将政治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纳入乡村学的师生关系中体现（名曰“师统政治”），再加上“伦理情谊为重”，“互从对方着想”等精神教育，事情就好商量，将“相对之势”转化为“相与之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事实上实验结果并行不通。
  关于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是搞植棉、养蚕、种烟、养猪等。蚕丝由于桑树问题没解决，仅在少数地区搞；种烟亦是部分地区搞，自己建立烤烟设备，自己运销；养猪是用波支猪杂交，发育很快，但是解决不了闹猪瘟，发展不大；因此，主要是大规模搞植棉，由于土壤适宜，产量、质量都好，自一九三三年开始提倡，到一九三七年几乎推广到全县。开始阶段是中国银行向我们贷款，所产棉花亦由他们收购，以后我们自己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建立了轧花厂、打包厂，便直接向上海运销。
  在植棉方面，一般说来棉农还是可以得到微薄利益的，但问题是富农和富裕中农才有资格种棉，贫农就没有资格种棉，结果是促进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解决的。此外还有棉粮争地的问题，最初我们是提倡种棉，由于棉花经济价值高，许多有地农民和富农将所有土地都种了棉花，这就出现了全县多数人缺粮的情况，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规定只能在核定限度内植棉，超过限度不给种子不给贷款，所谓限度就是除了种粮食够吃以外，多余的土地才准种棉，这就限制了贫农，便利了富农，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更加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所主张的那些伦理情谊也不灵了。
  邹平沦陷的那一年即一九三八年冬，有人建议我命令合作社将收存棉花全部烧掉，以免资敌，说这叫“焦土抗战”。我考虑至再，没有下这个命令，结果是全部资了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