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前言
  我参加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担任实验区主任兼邹平实验县县长，先后六年，中间曾一度请病假在研究院任秘书，病愈又回任邹平实验县长，到日寇侵入山东邹平沦陷为止。
  我所写的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录。至于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有他整套的理论专著，我不复述，但与实验工作有关的主要论点，须简单提一下，以便明确当时那样搞是为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由于手头毫无参考资料，亦无共事关系的人可资印证，仅凭个人记忆，对时间、地点、人名有时记忆不清，可能有错误之处，待后考证。
  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怎样产生的
  一九二九年韩复榘受了蒋介石的勾引，倒了冯玉祥的戈，取得河南省主席的地盘以后，他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蒋记国民党的统治下是吃不开的，为了不被清除，就要巩固自己的势力，除了依靠现有的枪杆（指他第三路军的嫡系部队），还必须在政治上拿出点主张来标榜一下，才能站得住脚。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如阎锡山是以“山西村政”为号召，李宗仁搞“乡村自卫”，冯玉祥曾利用基督教等等，五花八门各有一套。韩复榘就欣赏了梁漱溟的“乡村自治”，觉得“乡村自治”比阎锡山的“村政”还高明些，因此就在河南百泉办了一个“村治学院”（这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前身）。以梁仲华担任院长（梁是河南孟县大地主，北大毕业生），延梁漱溟主讲“乡村自治”。开办不久约在一九三○年，韩复榘调山东省主席，刘峙摄河南省主席，刘峙就将村治学院给取消了。韩复榘到山东后还不肯放弃这个政治号召，就邀同梁仲华、梁漱溟、还有河北大城县的梁式堂（冯玉祥的旧属，韩复榘很尊敬他），共同商讨“村治学院”在山东的再版。
  由于在山东搞，就必须有山东人参加才象回事，于是梁漱溟就介绍曹州帮的孙则让参加。孙是菏泽县人，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同盟会党魁王鸿一的学生，王是曹州人，民国初年曾任山东教育厅长，曾请梁漱溟演讲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又请梁到曹州去办“曹州中学”，王在山东地方派系中是有相当势力的，人称之谓“曹州帮”。孙则让就以王鸿一的派系关系参加了乡村建设运动。这时梁漱溟的“乡村自治”主张已发展为“乡村建设运动”，并选择山东邹平县为实验区，以后又设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将邹平县划为研究院直属的“乡村建设实验县”。这就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产生的简单经过。
  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内容、组织和人事
  梁漱溟在他写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书及办法概要”中说：“我们要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则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他所谓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非物支配人”。他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物役。他所理想的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伦理就是确认相互关系之理，互以对方为重，团体与分子间得一均衡，合作亦符此义”。他认为伦理情谊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几千年来赖以维系亿万人民相互间的生存关系；近百年来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赤裸裸的个人本位利害关系，摧毁了伦理本位的情谊关系，演成了固有文化总崩溃之局。因此他主张从伦理情谊的精神基础上，引进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并且先从农村着手，创造一个雏形的组织形式，叫做“乡村组织”，开出一个小小端倪，慢慢萌芽生长而开展为一个大的社会组织，来影响政治到控制政治。他说乡村建设运动亦即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老树上发新芽，是中国文化的发扬广大；人与人向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利害关系，还有超乎利害的精神关系。乡村运动者就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但它始终站在社会一面，“永不自掌政权”。他还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他认为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基础，农业方面可以徐图进步，工业方面由于国际竞争激烈迅速进步，势所不能，只有从农业入手，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然相缘相引而俱来，农业增产购买力亦自抬头，工业亦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迭为推进而产业乃日进无穷。大体上说这就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总之他既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亦反对社会本位的经济制度，他要实验他所主张的“伦理本位的经济制度”，要在农村中“开其端倪”，并用“合作形式”来体现他的“伦理本位的经济制度”。
  梁漱溟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他既不承认中国社会有阶级，又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本质是很反动的。当然他也有自己的打算，这就是以搞乡村建设运动大联合，来形成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外的第三种势力，也就是他自己的势力。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组织：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下设总务处，掌握行政事务。在开始阶段院长由梁仲华担任，副院长是孙则让，总务长是叶云表（河北大城县人，与梁式堂同乡）。研究院设研究部和训练部。研究部招收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研究生数十人，由梁漱溟自任研究部主任，主讲“乡村建设理论”，为期二年，目的是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高级干部；训练部则专门培养乡村建设工作基层干部，招收初中毕业或相当程度的学生，每期二三百人，一年毕业，由陈亚三担任主任（陈是梁漱溟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毕业，曹州人，与孙则让是一个派系）。训练部还有导师、班主任等若干人，分授各门课程，课程中主要是“乡村教育”、“合作经济”、“农业常识”、“农村自卫”等，项目很多，也常有变动。研究院附设一个农场，由于鲁溪担任主任（于是山东淄川县人，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农场的主要工作是畜牧、育种、试种美棉美烟等，并负责指导组织“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及棉花打包厂”。农场主任还担任训练部的农业课程。
  研究院设实验区主任兼邹平实验县县长，一九三二年开办之初是梁式堂的侄子梁秉昆担任，不久即由孙则让介绍朱桂山担任，到一九三三年梁漱溟又介绍我担任了该职。
  三、研究院的三大派系和内部矛盾
  我是一九三三年辞去河北东光县长，应梁漱溟之约去山东邹平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我参加乡建实验工作以后才发现研究院对外打着“乡村建设的旗帜”而实际上内部的主张极不一致，主要是三个派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三个派系就是参加组织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三个派别：一个是以梁仲华为首的河南村治学院派，一个是以孙则让为首的山东曹州帮，一个是梁漱溟及其门徒。梁虽是以“东方文化”为主体，以乡村建设为号召，但骨子里却是维护封建势力，他梦想利用反动统治的力量，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来左右政治，因此他对国民党是批评和利用，对共产党是表面上不反对，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又挖共产党的墙根。梁仲华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河南孟县大地主，在北京大学毕业，他看到当时的形势关着门在家是不行了，要在政治上有办法，在社会上有点实力才行，所以才结合河南的豪绅势力，在辉县办“村治学院”。他对梁漱溟的学说有相同的部分，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维护封建势力。不同之处是他并不赞成“东方文化、孔家哲学”。他很欣赏资本主义那一套把戏，也很善于耍手腕，斗心眼。他自认为比乡建派那些土包子有科学头脑，见识高明。他所以到山东来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村治学院”关了门，在河南不好立足，想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来安置一下他在“村治学院”散下来的旧部，等机会再回河南去。其目标是在河南而不在山东。因此他的封建地域观念最重，除了相信河南系而外谁也不相信。孙则让倒是贫寒出身，据他自己对我讲，他年青时是在家里拿了三吊钱（山东钱五百作一串，也称一吊，三吊钱约值银币一元）当路费，为别人拉着小车（手推的独轮车，前面有人拉绳）到济南的。由于王鸿一的培植进了学校，以后到日本去过一趟，据说是学合作的。由于他是王鸿一培养出来的，而且是依靠曹州帮的豪绅势力起的家，于是就成了曹州帮豪绅势力的代理人了。他的作风是法西斯的统治作风，讲现实，野心很大，利之所在不择手段，对于梁漱溟所标榜的“人生哲学”，他并不感兴趣，只是在维护封建势力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上，有其共同之处。孙则让在研究院当副院长是比较有实力的，由于他是山东当地人，又是曹州帮的代表人物，因此，梁仲华、梁漱溟等，遇事都要迁就他些。训练部主任陈亚三和孙则让是一派，他掌握训练部，每期培养几百名乡村干部，这批人到哪里，他们的势力就到哪里。他们除了一切为自己而外，就是一切为曹家庄（曹州帮的别称）。梁仲华曾当着陈亚三的面说：“曹家庄的人是天下为私”。这话说得很对。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而是在梁漱溟的乡建招牌下搞自己的一套。孙则让以后在鲁西搞研究院分院时，大搞法西斯式的“自卫训练”，但日寇入侵山东时，他却集合经过自卫训练的壮丁几万人，连人带枪跟着韩复榘逃之夭夭。我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环境中充当邹平实验县县长的。
  此外还有梁式堂和叶云表的大城系，不过他们的势力很弱，在河南帮与曹州帮两派的压力下，不久就退出了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除叶云表离开时搞了一个县长职位外，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安排了。因此这一系就不算一派。
  四、最初阶段的试验工作和乡村建设扩大影响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办到我去担任邹平实验县县长，只不过一年光景，但是县长已三易其人，这是因为：“乡村建设”的招牌挂出来了，研究院亦开张了，但到底怎样搞实验，却主张不一致。梁漱溟那时只有他的一套理想，还拿不出具体办法。梁仲华、孙则让则各有企图，意见也不一致。因此最初大城系的梁秉昆担任县长，没有搞出名堂，换了曹州帮的朱桂山，也仍然搞不下去，最后又换了我。我是刚参加进去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不清楚，对梁漱溟的理论和要求亦不甚了解，虽然在研究部听了一个多月的讲，因为仅仅听了梁漱溟讲“认识问题部分”，“解决问题部分”还没听到。所以也拿不出一套实验计划，只有零零碎碎的搞点“乡村教育”、“乡村卫生”、“乡村自卫”等工作。除了与南京卫生署和山东的齐鲁大学在县城联合搞了一个卫生院以外，再就是在农村中办了些识字班，在城里搞了个“自卫队”抽调农村壮丁来城训练，回乡成立农村自卫组织。此外还提倡过植棉、种烟，以后发展为生产运销合作社。如此等等。后来因下乡携带手枪走了火，将左腿打伤，须长时期医治，就辞去县长职务，到研究院去当秘书，借以养伤，遗缺由梁仲华推荐王怡珂担任，这是我第一次任邹平实验县长时的情况。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影响在扩大：我到研究院当秘书的时候，看到研究院内部的种种矛盾和韩复榘的作风恶劣，便对乡村建设的前途发生了疑虑，记得当时我曾向梁漱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我对乡村建设前途有怀疑！”梁漱溟答复我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原来意趣一致的，遇到事实又可能不一致了，天下事只可能因形势造形势，一处打钟多处应，虽然我们在此地搞，我们的目光却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事实上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农民问题，又哪能在一时一地得到解决的呢？”我听了这些话，觉得也只好这样搞下去。
  当时到邹平来参观的人一天天增多，有学术团体，有地方团体，也有些是同情我们的朋友，弄得我这个秘书变成大寺院的知客和尚，天天忙于招待来宾。有些参观的可能是代表进步方面的，他们问我：“你们对土地问题怎样解决？你们对土豪劣绅怎样办？你们谈社会改造怎样改法？”等等，这些问题很难答复，我只有照梁漱溟乡建理论上的看法回答他们，他们感到梁的理论很不切实际。来参观的人还有南京市长石蘅青，卫生署的金宝善，还有张治中、仇益山、张难先、蒋百里还带着些意大利人去过。当时石蘅青曾对我们说：“南京方面传说你们开会不挂总理遗像，不读总理遗嘱，你们应当留心。”甘乃光去参观时，正遇上梁漱溟有事去济南，我陪他谈了两天，他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提出许多问题来问我，如某些做法违反了中央规定，我答复的当然不能使他满意，他回到南京便在报纸上把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骂了一通。
  两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时间大概是在一九三四年夏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向渔、无锡教育学院高践四、华洋义赈会章元善、搞合作的于永滋、定县平教会晏阳初、瞿菊农，此外还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河南镇平的地方人士，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方面也派人出席了会议，会期不到一周。次年又在无锡开过一次同样内容的会。这两次大会的内容，由中华书局出版一本专书记载甚详，此不赘述。我只将它所起的影响谈一下。
  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为着搞乡村运动大联合，开会以前那几年，原来搞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职业教育的如上海职教社、无锡教育学院、以及一向搞识字运动的平教会、搞合作的华洋义赈会等，彼此联系很少，但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彼此联系加强了，感到不仅有联合起来的必要，而且还要结合政治。因此在会前他们就提出一个“政教合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不是邹平制造的，是南方朋友喊出来的，邹平亦接受了这个口号。不过大家接受这个口号的意图颇不一致，有的是为推行教育需要借助行政力量而提出的，有的是为推行政令，认为借用教育的形式比较易为人民所接受，还有的为避免政治属性的强制作用，认为将政治纳入教育机构来缓和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更为有效，尽管他们接受“政教合一”口号的意图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危害国民党统治，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他们也就不加干涉，这样不单能够提出“政教合一”的口号，而且亦能见诸实施了。
  乡村运动影响的扩大是当时的客观形势所造成的，在国际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日寇侵华，形势紧张；国内方面是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各据一方，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摆在人民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广大人民群众和当时进步的力量都趋向延安，一条是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所走的反革命的道路。梁漱溟的乡村运动就因适应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并在共同反共的行动中，与蒋政权一脉相通，因而也扩大了影响。
  五、三个不同的实验县
  约在一九三四年春，由于孙则让那一套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的乡村自卫训练办法，博得韩复榘的赞赏，因而孙又在鲁西菏泽开辟了新地盘，设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菏泽分院（自任分院院长兼菏泽专区的专员，以后将分院院长让给了陈亚三）。划菏泽县为第二实验县，在那里实验“乡农学校”制度。“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乡建理论中提出的所谓“乡村组织”两种形式的一种。两种组织形式是“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乡农学校”是通用于一般政治环境，即在乡镇保甲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办乡村建设的各种设施，但不能妨碍原来地方自治组织的各项规定。至于“乡学、村学”那是只能适用于研究院直属的实验县，因为实验县已取得了实验的权限，它能变更原来的地方自治组织，它可以用“乡学、村学”的办法来实验完整的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组织机构。而孙则让在菏泽搞的“乡农学校”就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他将“乡农学校”的权限无限量的扩大，集中全力搞自卫训练，并以自卫组织的系统掌握乡村中的全体成年农民，韩复榘所以欣赏这套办法，就是因为孙的做法符合了他的统治意愿。他天天在想如何扩充实力保障地盘，但因限于物力财力和编制，没法再扩充他的第三路军嫡系部队，现在这个办法用不着拿很多钱，就能将全县全专区到全省的壮丁组织起来控制在手中，作为他第三路军的后备军，因此孙则让的办法，便在很短时期内推广到整个菏泽专区，不久又扩充到济宁专区。
  在孙则让开辟第二实验县以后，河南帮梁仲华，当然也不肯示弱，也要找机会实验一下他的理想。于是他便联合了燕京、齐鲁等五个大学和晏阳初的平教会，拟了一套搞科学实验县的计划，经韩复榘批准划济宁专区为实验区，由梁仲华担任专区专员并划济宁县为第三实验县，调王怡珂去担任实验县县长。梁仲华虽是打着“乡村建设”的招牌、以联合五大学搞科学实验为号召，但骨子里是勾结燕大社会科学系的许仕廉、张鸿钧、杨开导和定县平教会的晏阳初等，搞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社会调查”为他们的中心工作。由于开办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山东处于紧张状态，他们的工作没有深入搞下去（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调查的性质可参阅费孝通写的“留英记”。载全国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自从开辟这两个实验县以后，研究院的三大派便实质上分裂了，曹州帮都到菏泽去了，河南帮都到济宁去了，剩下邹平这个老根由梁漱溟接受下来。梁漱溟自任研究院院长，王怡珂刚调走时邹平县长由院长自兼，邹平就完全照梁漱溟的理论来作实验了。由于邹平是最早划为实验县的，因此就叫做第一实验县。
  邹平研究院研究部的第一期学生已毕业，又招收了第二期，训练部已结业好几期了。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亦讲过两遍，他的解决问题部分，具体到“乡学、村学”的乡村组织上。该时他既要做这个实验，又要出外联系，为了不间断他的实验，于是又要我回任邹平实验县长，继续搞“乡学、村学”的实验，亦即是乡村基层组织形式的实验。
  我这次（约在一九三六年春）搞实验县与上次搞实验县不同了，上次是没有整个计划，仅仅是作点滴实验，这次是照研究院的计划去实验，“农村组织”，实验工作的中心是“乡学、村学”。干部的配备是：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完全从研究院和研究部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来担任。乡学辅导员是研究部毕业学生担任，村学的教员是训练部的学生担任，从上至下都是研究院一手训练出来的青年干部，有同一的理论认识，有统一的组织调配。这一次总应该干好了罢？事实却与主观愿望恰恰相反。
  “乡学、村学”应当怎样搞，梁漱溟写过“乡村学须知”一本小册子，具体到“学长须知”，“乡村理事须知”（乡村理事等于乡村长），“教员须知”，“学众须知”等，讲明了每一个人应当怎样干，其中心就是贯彻“伦理情谊为主，互以对方为重”的东方文化精神，去处理或解决农村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具体做法，先从村说起：第一步首先进行调查，弄清一个村的人和事，人就是有些什么样的人，弄清一个村搞一个村，弄不清就不动手。第二步选择声望较好亦即群众关系较好还有点学识或办事能力的人，看村的大小聘请七、八人或再多一点为村学学董，聘书是县政府发，都是名誉职（地方豪恶势力对此不够重视，因为才开始搞他们不懂将来会发生什么作用）。学董聘定以后，定期招开学董会酝酿成立村学，村学中成立四个部，儿童编入小学部，等于初小，为升学关系一切照规定办；中年以下妇女编入妇女部，只搞副业生产，如手工编织之类（由于邹平没有训练女干部，妇女工作基本上没有做）；成年农民编入成人部（这是主要的）；比较有知识的青年编入高级部。由于各村这部分人不多，村学单办办不起来，因此多集中乡学来办。成人部的课程是识字和传授农业常识，如种棉区即讲植棉，种烟区讲种烟烤烟及合作常识等。
  村学设“村理事”，等于原来的村长，但不是孤立的搞行政，而是在教育的形式下体现，譬如村中甲与乙起了纠纷，这个甲与乙总不外乎村学中某一部的学生，村理事可用老师的身分向他们劝说，如村理事搞不下来，还有学长（学长是“年高德硕”的老先生）。村理事是当家人，学长不正面当家，但能从中起调解作用，如果村理事有过于生硬的地方，学长还能纠正他，暗含着理事有执行权，学长有监察权，但不硬性明文规定，这就是梁漱溟理想中的妙用。此外还有村学教员，他是研究院派来的，他的主要作用是推行研究院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他有研究院的组织系统，研究院每当决定一种措施，必先对他们进行灌输，再通过他们带到村众中去。他们不但对学众起教育作用，并且对村理事和学长起辅导作用，因为他们得根据研究院的规划辅导理事和学长做好工作。
  乡学亦有理事、学长和辅导员，具体工作虽与村学有别，而其精神作用则完全相同。有了这样的组织，就可代替行政职权，如在全校开一个大会，就等于开了一个村民大会，在全校通过的事情，就等于全村人民通过。梁漱溟满以为将政治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纳入乡村学的师生关系中体现（名曰“师统政治”），再加上“伦理情谊为重”，“互从对方着想”等精神教育，事情就好商量，将“相对之势”转化为“相与之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事实上实验结果并行不通。
  关于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是搞植棉、养蚕、种烟、养猪等。蚕丝由于桑树问题没解决，仅在少数地区搞；种烟亦是部分地区搞，自己建立烤烟设备，自己运销；养猪是用波支猪杂交，发育很快，但是解决不了闹猪瘟，发展不大；因此，主要是大规模搞植棉，由于土壤适宜，产量、质量都好，自一九三三年开始提倡，到一九三七年几乎推广到全县。开始阶段是中国银行向我们贷款，所产棉花亦由他们收购，以后我们自己成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建立了轧花厂、打包厂，便直接向上海运销。
  在植棉方面，一般说来棉农还是可以得到微薄利益的，但问题是富农和富裕中农才有资格种棉，贫农就没有资格种棉，结果是促进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解决的。此外还有棉粮争地的问题，最初我们是提倡种棉，由于棉花经济价值高，许多有地农民和富农将所有土地都种了棉花，这就出现了全县多数人缺粮的情况，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规定只能在核定限度内植棉，超过限度不给种子不给贷款，所谓限度就是除了种粮食够吃以外，多余的土地才准种棉，这就限制了贫农，便利了富农，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更加加深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所主张的那些伦理情谊也不灵了。
  邹平沦陷的那一年即一九三八年冬，有人建议我命令合作社将收存棉花全部烧掉，以免资敌，说这叫“焦土抗战”。我考虑至再，没有下这个命令，结果是全部资了敌。
  六、总结经验提出两大难处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梁漱溟在研究部作了一次讲演，他提出“两大难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两大难处（原拟为两大苦处，后来又改成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这是一个矛盾。旁处的乡村工作，也许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在作一方面的或某一项的改良工作，本来就不说社会改造，可是我们要改造社会，既说社会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和依附政权。现在不仅接近政权，而且还依附于他。那还有什么社会改造可谈呢？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在无锡我们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乃至在定县开的年会，都可以看出其间乡村农民的代表差不多没有。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邹平定县是如此，其他地方亦难例外。
  上面所提的两个问题，不过举其大者而言之，其实不止此。仔细分析起来，我们的矛盾危机很多很多，例如乡村运动者，自己不能合而为一个力量，各有其来历背景，各有其意见主张，这个问题也很不小。连前两个问题合起来，亦可说我们的三大问题。此三大问题排例出来是：一、与政府应分而不分；二、与农民应合而不合；三、彼此亦不能合而为一”。
  以上是梁漱溟当时自己作的结论，亦是说的老实话，至于对三大问题如何解决，他根本就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七、邹平沦陷和汉口的聚会
  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寇侵占德州，邹平距黄河九十华里，与日寇仅一河之隔，梁漱溟为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已离开邹平几个月没有回来，研究院交由张俶知和黄艮庸主持，我则忙于应付兵差。此时研究院导师兼邹平实验县合作指导委员会负责人秦亦文（山东泰安县人以后才晓得他是CC分子），高唱要打游击战，陈亚三也从菏泽跑来，说是要去各乡学开会讲话，安定人心，我陪他走了几个乡，话讲的确实很动听，但讲过两三个乡以后，就又跑回菏泽去了。临走时并告诉我说：“看情况敌寇不久就要过黄河，邹平是首当其冲，你这儿力量单薄，最好将乡间自卫力量集合起来，带到鲁西归队廉泉（孙则让的别号），那里是有准备的。他说这话态度很严肃，至此我才明白他这次跑来的真意。
  情况变化的很快，邹平已听到炮声了，敌人要渡黄河。我们亦做了些准备。邹平县南部有小山，可以通往泰安莱芜大山，几年来就有“中央军”征调民伕做国防工事，据说是一道坚固的国防线，工事都是钢骨水泥的。因此我决定不去鲁西归队，因为我和曹州帮搞不来。敌人如果过河，我就将自卫武力带到山里与国防线取联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里，日寇便在齐东县的罗家圈强渡黄河，第二天清早就派飞机来轰炸邹平县城，炸了几个钟头，城内几处起火，我看情况紧急，便于是日下午带一部分干部及百余名警察退出县城，到城南三官庙集合，恰又遇上韩复榘的一部分溃兵将我们包围，要缴我们的枪，经一再交涉解围。这时我的秘书张伯秋已足部受伤不能行走，经研究院同学将他背到一个山洞去躲藏，我带一部分警察又转移到上下楼村。这天夜里敌寇就有钢甲车冲进县城。而大部队则逾过邹平向济南进犯。
  我在乡间几天后就得到消息，韩复榘在邹平沦陷的那一天就离开济南，所谓国防线根本没人看守。我在乡间一个多月走投无路，最后同张伯秋两人逃到济南，因为梁漱溟的朋友高子寿（伪组织的警察厅长），拉我当汉奸，我又从济南逃往天津，绕海道逃到后方，至此，邹平县的实验工作便寿终正寝了。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我到了汉口，该时梁漱溟、梁仲华、孙则让、黄艮庸、秦亦文等早已逃跑到那里了。大家见面都无多话可讲，情绪上都不好，相互间也都有些意见。孙则让对我没有带武装到鲁西归队不满意。我对他集合人、枪跟韩复榘逃跑也不满意。最讨厌的是秦亦文等高调派，他认为我同孙则让等没有运用武力和敌人打一下，为乡村运动者争点面子，很不应该，事实上糟糕的程度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只是互相责骂而已。
  对梁漱溟我也有意见，我认为他是我们的领导，在那种紧急关头，没有一点表示是不对的。这时秦亦文等又在鼓动梁漱溟搞组织，我很不以为然，几年来我就感到梁漱溟容易被别人利用，因此我便对梁漱溟说：“你只能做一个‘思想家’，不能领导行动。过去我们的组织搞得这样结果，还搞什么组织呢？”梁漱溟被我一瓢冷水泼得大伤脑筋，接着失眠症又复发了，便住到自来水厂养病去了。
  秦亦文等一伙野心家当然并不死心，仍然继续鼓动梁漱溟组织什么团体，我离开武汉后，听说他们终于同陈诚挂上钩，搞了一个“政治大队”的名义，秦亦文当了大队长，国民党发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及无线电台等物资，命他们去山东集合乡村建设研究院有关系的师生，做抗敌工作。梁漱溟同黄艮庸也一同随行，听说他们先到鲁西又到鲁南，还未及集合队伍，就遇上敌人的扫荡，结果带去的东西完全丢光，梁漱溟同黄艮庸几乎被敌人捉去，还是中共抗敌组织将梁漱溟一个村一个村的护送出来，才脱险回到后方。
  八、结束语
  我由河北到山东原来是想找一条光明之路，结果是由一条黑巷子钻到另一条黑巷子。解放以后经过多年学习，才渐渐明白一点，梁漱溟失败的根源，是他不承认中国社会有阶级，他反对阶级斗争，梦想用阶级合作的方式来改良社会问题，在邹平实验的结果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充满阶级矛盾的阶级社会里，不解决所有制问题，只想对农民的生产分配建立一个合理的组织形式，那是做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四川省重庆市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