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任命李先良与葛覃为接收青岛的大员，并委李为青岛特别市市长，葛为副市长；国民党中央鉴于李、葛资格相等，又特发表葛为青岛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李为副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安排是事出有因的。早在日寇投降之前，葛覃对青岛市长一职，就已垂涎三尺，日寇刚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就挽请山东同乡会元老丁维汾进行活动、推荐，将要成熟时，沈鸿烈又出面大力保荐李先良，结果青岛市长一职竟为李先良抢了去，葛覃反而居于李下，成了李的僚属。因此，李、葛便成了冤家对头。国民党中央所以发表葛为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一方面是为了敷衍丁维汾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和李、葛之间的关系，但结果李、葛二人仍势同水火，再加上李先良捷足先登，葛覃比李先良晚到青岛一个多月，在“劫收”上分赃不均，矛盾便更加尖锐，互相角逐，把接收青岛的工作搞得漆黑一团，接收变成了劫掠。现根据我的记忆，将其丑恶行为分述如下：
  一、李先良勾结敌伪接受贿赂的经过
  李先良在抗日战争期间系国民党青岛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并代行市长职权（市长由沈鸿烈兼任），因为日寇占据青岛，他便带领流亡政府的人马在崂山一带打游击。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青岛特别市市长，真是喜出望外。但这时青岛外围的游杂部队，对攫取青岛这一地盘，也都跃跃欲试；尤其盘踞在胶东莱阳的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师长赵保源，更是虎视眈眈，一向就想占领青岛。李先良深恐他们捷足先登，万一局面突起变化，就将无法善后，于是他就想出了一套利用日伪军队保全青岛的办法。
  该时青岛市区还完全在日寇军队控制之下，郊区重要村镇也大多由日伪军警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与日寇、汉奸妥协，暗令其各守原防地，不许任何游杂部队进入，青岛即可万无一失。李先良打定主意之后，就派遣临时市政府秘书战庆辉、科员张益瑶，先行入市，与日伪军警进行联络，并准备进市“接收”。战、张二人自知经验阅历不足，又要求加派前省府参议张衍学一同前往，主持大计。李先良当即同意，并指定张衍学为三人代表团团长。李交给这个三人代表团的任务，大致是：
  一、要求日伪军警各守原防地，不许八路军和其它任何游杂部队进入市内，听候“青岛保安总队”（队长高芳先，以下简称青保）定期入市接防；
  二、要求日伪市府各局处一律维持现状，确保青岛治安，维持地方秩序；
  三、对于执行上述“任务”“有功”的敌伪人员，将来可以不以汉奸论处。
  另外李又指示与日伪的交涉方针云：
  与日伪办交涉，固然要顾全国体，但也要权衡目前利害得失，不妨权宜行事，酌情应付，总以确保青岛安全为最高原则。但日伪军警必须向“中央军”（这里是指青保）缴枪投降，不得向任何游杂部队缴枪。
  张衍学等受命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农历）从崂山动身，当日到达青岛市内。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没有住旅馆，而住到和流亡市政府早有联络的、敌伪商会会长丁敬臣的家里。丁敬臣是青岛有名的汉奸，为人狡猾；抗战期间，他一面和日寇、汉奸秘密往还，另外也和国民党青岛流亡市政府保持联系，偶而还“捐献”一些经费和服装给李先良和“青保”，他所以两头献媚，据说是为了一旦日寇完蛋，仍可站得住脚。此次张衍学等住到他家，他认为是拉拢献媚李先良的绝好机会，所以对张（衍学）、战（庆辉）、张（益瑶）等三人招待特别周到，当天就叫西装店派人为他们三人赶做西服（每人一套），通知皮鞋店选送各样尺码的皮鞋，让张等试穿。第二天又派人去崂山为李先良和流亡市政府的高级官员量尺寸，订做毛呢新装，对其它人员，科长和秘书一级，每人给毛哔叽制服一套，普通职员和一般兵役给布料衣服一套。总之，上自李先良、下至伙伕、马伕，无不馈送、收买。表面看来，好象这是丁敬臣对“抗战”官兵的慰劳或贡献，实际上所需费用均是由伪商会摊派各商号负担，他自己则分文未出。
  张衍学等三人住在丁敬臣家里的消息，很快也为其它大小汉奸得知，他们为了脱去汉奸皮、进而混到市政府，也都想通过丁的关系，同张等勾搭。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都是“捐献”粮食、服装和金银财物。但张衍学为顾全官体，对汉奸们的贿赂概不接受（后被人称为愚夫子），张益瑶也比较老练，认为此等财物经手不得，因此也不肯招接，只有战庆辉敢于接揽。此端一开，便无法关门，整天弄得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据战自己说：所有汉奸们馈送的粮食、服装、财物，都是由他代开路条，由汉奸们自己派人送往崂山，交市府或“青保”自行验收，只有指名送给李先良本人的“礼物”，他才点收代转；统计由他点收代转的，有金银首饰五百三十多盒，小元宝三百八十多个。其中，送给李先良的老婆赵士英（外号小牡丹）的首饰，则就近交给李先良的表舅霍奉六代转。上述这许多贵重财物，大部分是丁敬臣和林警宇两个大汉奸馈送的。李先良对此极为满意，对战庆辉也非常信任。
  二、李先良进入青岛
  张衍学等到达市内的第三天，受李先良的命令，在汉奸市长姚作宾陪同下，与日寇驻青岛海军代表吉子、陆军代表荒木，开始会谈，经过两天的折冲，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结果完全符合李先良既定的基本原则。即一、日伪军同意各守原防，绝对不放“青保”以外的任何军队进入市区，决不向任何游杂部队缴枪；二、伪市政府照常维持现状，负责保持市内治安及社会秩序。联络日伪的任务既已完成，张衍学等便通知李先良择日入市，进行“接收”。李自忖，如果将全市防务同时接收过来，自己兵力不够分配，并且过于分散，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势必顾此失彼，于是就采取了分批接收的办法，自己先带市政府职员和“青保”一部分精干队伍进入市内，只控制市中心交通要道，警卫市政府周围一带；对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和郊区，仍责成日伪军守卫，并要他们加强兵力，特别警戒由莱阳去青岛的几个路口，防备赵保源部偷袭。
  李先良进入青岛市后，除了安排从日伪手中接防以外，并组织“青岛市接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是前流亡市政府的科长、秘书及其它重要职员，此外还有两个著名的大汉奸——丁敬臣和林警宇。丁敬臣因为通过战庆辉给李先良送了特种礼物，并被派作财政局长，接收伪财政局。当时张衍学等认为丁、林二人声名太臭，派作接收委员易招致社会舆论的攻讦，力劝李取销其接收委员的名义，李不仅没有接受张的建议，而且还认为张是愚夫子，办事不会通权达变，因此反把张的接收委员的名义给撤销了。
  三、战庆辉与李先良的破裂
  李先良进入青岛后，不知何故竟怀疑战庆辉借他的名义混水摸鱼，揩他的油，因此连一个接收委员的名义也没给战，这对战是个很大的刺激。战庆辉自以为对李立了不少的功劳，结果连个接收委员的名义也没捞到，因此气得要命，到处发牢骚，骂李先良不是东西，说李是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等等。战本是李先良左右的红人，在崂山时期，曾写过一本“怒吼中的崂山”，大肆宣扬李先良带领“青保”在崂山孤军抗战的“丰功伟绩”，对李确是捧了场；入青岛之后，又为李代收了不少财礼，到此红人反被疏远，当然要骂大街了。事实上战庆辉的贪污虽没有李先良的多，但也为数不少，据笔者所知，青岛一个汉奸开的“长虹咖啡馆”，并未经过正式接收手续，就被他私人接了过去，继续经营起来（战庆辉亲口对我说的），这个咖啡馆是青岛市唯一的西餐馆。
  战庆辉因为对李先良不满，后来竟投到葛覃的怀抱，李、葛之间互相角逐，战是一根重要的火棍。
  四、葛覃和孔福民抵青
  葛、孔二人原在重庆，为了在“接收”工作中发一笔横财，在捞得市党部主任委员（葛）和财政局长（孔）职位后，也迫不及待的于一九四五年底搭乘飞机飞来青岛。但是由于他比李先良晚到一个多月，油水已经早被李先良喝的差不多了，因而对李更加怀恨在心。正在此时，战庆辉又向葛“哭诉”了李先良的贪污和对他的“虐待”，便促成了葛覃对李先良的进攻。而战庆辉即被葛覃拉过去充当了市党部喉舌——《民言报》的编辑。
  孔福民原想在接收伪财政局时，大捞一票，那知到来一看，早被丁敬臣捞得干干净净，自己还得从丁的手中进行接收，气得要死；又闻葛覃说丁是托战庆辉给李先良送了三百多个小元宝和许多珍珠首饰，而当上的财政局长，便更为恼怒。于是他便一方面设法打击丁敬臣，一方面为葛覃策划攻击李先良，与此同时他还怂恿葛覃以市党部名义制造抓汉奸的空气（并不立即着手），让汉奸们自动到市党部送礼行贿，而扬言要抓的第一个汉奸便是丁敬臣（因为他是汉奸的首领，并已买通李先良）。葛覃为了解心头之恨，便欣然同意了孔的主张。“抓汉奸”的空气放出之后，丁敬臣果真吓毛了，急去找李先良求救；李因受过他的重礼不能不管，只好出面为丁说情。李强调丁在抗战期间曾经捐献过粮食、服装，“有功”于抗战，不能以汉奸论处；葛覃则坚持丁敬臣有功亦有罪，理应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为了丁敬臣应否以汉奸论处，这一对正副市长（也是正副主任委员），便当场决裂。李先良看透葛覃一定要抓丁敬臣进行敲诈，觉得丁万一真的被抓起来，自己也难免丢脸，因此，便暗嘱丁立即离开青岛，避往别处，丁见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以去沪就医为名，辞去接收委员名义，逃往上海。
  葛覃闻知丁敬臣逃走，对李先良便更加愤恨，他决心要搞臭市政府，搞垮李先良。为了达到这个阴险的目的，他竟不择手段，利用市党部主任委员的名义，强迫李先良把他带来的所谓市党部委员——马锡珺、邱瑞荃、张晓古、毕圃仙、王信民、孟佑之、赵士伟、路孟凡、熊复光、刘金钰等十余人，完全派作接收委员，借此把持接收委员会的权利与活动。李先良本来就才识不足，又为丁敬臣问题被葛一棍子打昏了头，再加上自己贪污受贿的一切真凭实据，都掌握在葛覃手里，因此便不敢再与葛覃据理对抗，对于接收委员会的工作，也只好放手不管。这批市党部委员，只有刘金钰、熊复光二人还顾点脸皮；其余都象饿扁了肚子的蝗虫，饥不择食，拚命地进行掠夺。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接收委员会互相推荐、互相提名，对拥有大量物资、油水丰厚的敌产工厂、公司、商店，一经接收委员会决定接收，便得交给他们去办理，于是接收委员会的实权，便都落在葛覃这一伙党棍手里了。这批党棍们劫夺物资所用手段的卑劣，作风的卑鄙无耻，简直到了有笔难书的地步，只要接收委员会决定某一敌产企业交由某委员去“接收”，就认为那个企业属于某人所有，别人不得过问。一般市民都骂接收委员为劫收委员，实在也不冤枉他们。
  五、葛覃带头抢占房子
  葛覃把接收委员会抓到手之后，也和其它党棍一样，广泛进行掠夺，他首先抢占了莱阳路三十一号最大的敌产大楼，作了他与刘巨全（葛妻）的私宅；孔福民一见眼红，也在齐东路四号抢占了一座敌产大楼，作了他和谭志先（孔妻）的私宅；李先良看到市党部主任委员葛覃领头这样干，也就依样画葫芦，急急忙忙抢占了江苏路二十七号的前日本领事馆（后改称日本涉外部）大楼，作了他与赵士英（李妻）的私宅。由于这一对正副市长（还有财政局长）带头抢占敌产大楼和好房，于是“中央”各部、会派至青岛的接收人员，以及在青岛的军政人员，也都相率效尤，纷纷抢占敌产房屋，有的甚至一个人抢占两三所，自己住不了让给亲友住。他们每抢到一处房产，便在门口钉上木牌，写上机关首长的名字，有了这块护身符，别人就抢不走了。最突出的是原驻青岛的伪海军，他们依仗枪杆子，竟任意圈定敌产好房子，并在门口派兵站岗，日本居民全被他们空身赶出，所有衣服、家具、财物，一律不准带走，甚至连年轻貌美的日本妇女，也被他们强行留下，不许离开。
  六、孔福民碰壁
  孔福民心狠手毒，他除了在齐东路四号抢占一座敌产大楼作了私宅外，又于广西路抢占了一个日本大公司的全部房产，作了财政局的办公室，一切布置就绪后，恰遇上伪中央行政院派程义法到青岛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李先良暗中告诉程义法广西路有几座敌产大公司，房屋很多，足供处理局作办公室之用。程义法到广西路查看，那座最大的敌产公司，已为财政局抢先占用了，别的房子都不能用，于是便立即找孔福民要财政局占用的房子，叫财政局搬到别处去。孔知道程是行政院派来的人，当然不敢公开违抗，只得捏着鼻子将财政局迁移到另一家敌产公司去。
  七、捉汉奸之谜
  葛覃虽然劫掠了不少敌产，并通过接收委员会委派市党部委员出面把持了许多敌产工厂、公司、商店等较大的企业，从中捞了不少的油水，但他仍旧不满足。根据战庆辉的揭发，他知道青岛的大汉奸曾向李先良送过大批珍玩珠宝，对此，他非常妒羡，因此便背着李先良与孔福民策划不经市政府而由市党部出面捉汉奸，进行勒索。
  他们原以为捉汉奸是一条稳稳当当地生财大道，那知事与愿违，汉奸们已看透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市党部放出来的虚声恫吓，根本不加理会。葛覃见此情形，恼羞成怒，下不了台，于是便假戏真做，真的动手捉起汉奸来了。凡被他们逮捕的汉奸，都被秘密监禁在德县路五号、广州路八号和金口路十三号。并派市党部委员谈明华和许少顿负责组织审讯。他们的所谓审讯，实际上就是严刑拷打，逼迫汉奸们拿出金钱财宝。汉奸们到此地步，看穿了市党部委员们的伎俩不过如此，也就咬牙硬撑，抱定要钱没有、要命随便的态度。结果，葛覃并未达到预定的目的，人人都说他们是化了装的土匪。
  八、李、葛的火并
  李、葛两人到任之后，便互相搜集对方的材料，准备撕拚，由于市府秘书战庆辉的倒戈，葛覃便很快掌握了李先良贪污受贿的全部材料，来了个先发制人，向国民党中央告了李先良一状；李先良对此并不甘示弱，也立即采取报复措施，将葛覃及其亲信马锡珺、邱瑞荃、孟佑之等在青岛接收工作中大抢大劫的无耻行为，以及葛覃营私舞弊的情形，向国民党中央全盘托出；不仅如此，李还勾通各外国驻青岛公团联名控告葛覃。国民党中央得知李、葛二人闹的太不象话，就特派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到青岛进行视察。这虽然对李先良有利，但李做贼心虚，还是吃惊不小，他知道沈鸿烈此来对自己关系重大，必须在其到青之前做好必要的安排，特别要设法堵住沈的嘴。于是便假借为沈的第三房姨太太金××（名字失记）祝寿的机会，托金氏的胞兄金蔼章秘密给沈送去了一批珍玩珠宝。沈得到这批财物，当然也就只好心照不宣了。
  沈到青岛“视察”，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间（在此之前他还到东北、平津等地转了一圈，这就给了李先良充分准备的时间）到青之后，在迎宾馆住了半个月，接见了不少人士，最后又约我和姜可训二人谈了话。我和姜将李、葛二人以及与其有关的其它人的情况，据实向沈作了汇报，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在我们二人看来，李先良和葛覃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贪污受贿难分轻重，其矛盾的症结所在，是正副市长之争，除非李先良辞职让葛覃当市长，或者将葛覃调离青岛，否则李、葛之间的关系，绝不可能协调一致。沈鸿烈了解了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之后，便离开青岛返京复命，不久，国民党中央就明令撤免了葛覃所任青岛特别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的职务，所遗社会局长一职，派曹沛滋继任，副市长一职，从此撤销。于是，李、葛火并的第一个回合，李先良告胜，葛覃失败。
  葛覃被免除副市长兼社会局长的职务后，对沈鸿烈和李先良更加恨之入骨，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第二手就是利用当时国民党行政院同考试院为省市政府人事机构编制问题，互相龃龉的时机，鼓动青岛市参议会提出紧缩市府组织、裁并附属机构的提案，并提议将市府人事处改为人事室；市党部的喉舌《民言报》也配合参议会，大力鼓吹市府紧缩编制、裁并机构的必要，制造群众舆论。葛覃这一手十分厉害，既将了李先良的军，也吓住了市政府的高级佐治人员。按青岛市府人事处直属国民党中央考试院铨叙部，依照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市府人事处有权监督和指挥全市各局处人事室，如果将人事处改为人事室，全市各局人事机构势必陷于指挥不灵、调度不便的瘫痪状态。因此，主管院部坚决不同意改为人事室，主张维持原编制；李先良也就以铨叙部不同意为理由，多方应付参议会。参议员们也了解这是葛覃被撤销副市长职对李先良的报复手段，因此，人事处照常不动，李先良也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葛覃看到二计不成，又想出第三条妙计，这就是设法利用军队的势力逼迫李先良下台。
  该时青岛的警备司令是丁治盘。丁的为人是野心有余而智力不足，葛覃认为这种人最易愚弄，于是就有计划地对丁进行拉拢，挑拨离间丁和李先良的关系，直至怂恿丁对李进行威胁，要李交出汉奸馈送的全部财物，犒赏驻军，慰劳将士。如前所述，李先良为了应付沈鸿烈的“视察”，已将汉奸贿赂的财物拿出一部分贿赂了沈鸿烈。现在难关已过，当然不甘心再将所余部分平白无故地交给丁治盘。因此，只在口头上虚词敷衍，东西却一直不肯出手，后来竟有置之不理的光景。丁治盘话已出口，无法下台，葛就进一步鼓动丁给何应钦拍电报，检举李的罪行，要求何转请行政院撤李先良的职。何应钦虽然没有干预其事，李先良得悉后却感觉情势严重，惶恐不安，于是也急忙致电沈鸿烈和陈立夫，恳托在中央代为转囨；沈复电云：此事棘手，当为相机进行，最好自行设法疏解；陈立夫则根本未予复电。李看到沈、陈二人均靠不住，几经考虑，便又决定借助外力挽救危局。原来李先良看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外交完全倒向美国，因此他到任之后，就尽力讨好美军美侨，不久便巴结上了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该时，为了应付葛覃，他就哭丧着脸婉求柯克给何应钦致电，对己表示支持。电文是李事先拟好草稿交给柯克拍发的，大意是：李市长在青办事周到稳妥，美侨和各国侨民一致满意；近来军人专横，欺压市长，请予制止。何应钦接电，认为事涉盟邦，关系重大，就立即将柯克的电报和丁治盘以前的去电，一并转呈蒋介石阅示，蒋看了电报立即写了一个手谕给何应钦，命“丁治盘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所部调往苏北‘剿匪’，青岛警备司令裁撤，防务着交山东省第二绥靖区主任刘安祺兼理；李先良贪污事件，另候处理”。蒋介石的这个命令一发表，李先良喜得笑逐颜开，葛覃却更加怒不可遏。他们二人同是国民党CC系，但为了争夺一个青岛市长的职位，拚命作困兽之斗；葛覃鼓动军人干政，固属不择手段，倒行逆施；李先良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竟借助于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抵制内争，开美国军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恶例，罪恶尤为深重。
  这是李、葛火并的第二个回合，仍是以李先良胜利，葛覃失败而告终。丁治盘被调离青岛之后，葛对丁已无所指望，于是又转而拉拢勾结刘安祺，继续进行倒李活动。
  刘安祺为人非常狡猾，手腕比一般政客都要厉害狠毒。他对李先良不是正面攻击，而是采取旁敲侧击的迂回战术，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他利用绥靖公署主任的职权，借口军事上的需要，故意把李先良起家所凭借的“青保”，无休止地东调西调，并横加压制，百般刁难。“青保”总队长高芳先常“穿小鞋”，憋气不过，一再向李诉苦、要求辞职，李则始终耐心劝慰，叮嘱高顾全“大局”，安抚部队，委曲应付绥区，不要引起误会，等等。高芳先也深知李先良的处境极为困难，因此，也只得苦心应付，委婉周旋，使绥区对于“青保”无懈可指；对于日常的一般困难，高都自己设法解决，并不告知李先良。如此，双方相安了半年多。
  葛覃见刘安祺一直不肯采取坚决行动，于是便又想出一条借刀杀人的绝妙毒计，他趁一九四七年底即墨前线战事告急的机会，建议刘安祺把“青保”调防至灵山卫，抵制逐渐向青岛近郊进逼的人民解放军，让解放军消灭“青保”。刘安祺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也乐于那样办，于是便依照葛覃的意见，命令“青保”开赴灵山卫前线作战。“青保”官兵闻讯群情大哗，一部分激烈分子主张先杀死葛覃，再袭击绥区，然后把队伍拉回崂山落草。高芳先得悉恐慌异常，火急密报李先良，并请示机宜；李先良闻讯也慌了手脚，除叮嘱高严加防范，尽力按抚部队，指出如果发生变乱“青保”必然被铲除，后果将不堪设想等以外，并亲自去拜访刘安祺，商量的办法，委婉说明“青保”系武装警察性质的队伍，并非正式陆军，其任务是保卫青岛市郊治安，维护社会秩序，一旦调离市区，诸多不便，希望绥区重新考虑，另作布置。刘安祺当时正因前方军事失利，情绪烦躁，心境极不平静，再加葛覃平日的离间，对李毫不客气地讥讽道：“‘青保’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任务，以及和阁下的特殊关系，我十分清楚，但目前军事第一，我军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万一前线不保，青岛一隅也未必能单独保住，将来安危利害，市府与绥区是一样的，如果‘青保’不服从命令，我只有军法从事。”李先良一听话不投机，知道没有转囨余地，内心十分恼怒，但为敷衍情面，还是勉强苦笑道：那么就听便吧。说完就立刻乘车回了市政府。心绪平静下来之后，想到此事不能决裂，万一激成兵变，自己也责任难逃，必须妥慎应付。因此，一面尽力安抚“青保”官兵，一面急电行政院坚决辞职，以便离开青岛，跳出火坑。辞职电报是他自己拟的，因内心激动，措词也很愤慨，主要几句摘记如下：
  “先良受命于青岛残破之余，三年以还，幸得地方安堵，中外融洽，无如痞子掣肘，武夫弄权，致良保国有心，尽忠无力，为此知难而退，恳电辞职。”行政院接到李的辞职电报，知道李在青岛确已干不下去，即予照准，并发表多年无法到任的大连市长龚学遂，继任青岛特别市市长，克日来青接事。
  李先良交差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任三年另一个月。他与葛覃二人，在青岛整整斗了三年，最后以李先良下台而告终结。

注：芮麟先生当时任青岛特别市政府人事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