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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济阳县原七区白桥北大吕家人（现商河县白桥乡）。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二年。一九三八年从事抗日工作。当年入鲁南八路军军政干校学习。学习期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九年参加冀鲁边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下简称挺纵政治部）。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志任命我为济商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符主任当时对我说：“为了打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这两个战略地区的联系，在黄河、徒骇河之间建立一个小的战略根据地。”符主任还说：“在敌、伪、顽、匪的夹缝里开展工作，工作是艰苦的，但你们只要肯积极努力，是能够逐步站住脚跟并取得胜利的。同时，我们也一定会很好地支援你们的工作的。”听了符主任的谈话，倍受鼓午，表示坚决完成任务。符主任最后说：“将来成立济阳县政府，你准备任县长兼支队政委。”这时，商河已建立了商河县政府和商河支队，经常在商河北部活动。商河东南部的四、五两区，即岳桥和龙桑一带，尚未开展活动。为筹建济商工作委员会，符主任把商河东南的四、五两个区划给我们，还给配备了几名干部和几支折腰子短枪。这样，我们就以济商边区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济商边区活动起来了。
  开始，我们是在徒骇河北岸的一些村子活动，逐渐向济阳地区开展。这个地区盘踞着一个孙王旅。旅长是孙唐臣，是当地最大的土顽。他没有政治头脑，也不知建立政权，只知抓枪杆子弄钱。名为抗日，实为祸国殃民。他虽然接受省顽刘景良的编制，但因刘景良经常盘踞沾化一带，对孙王旅和这个地区都是鞭长莫及的。在这个地区的工作，开始是以秘密方式。靠一些亲友、同学、同事的关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进行的比较顺利。因此，商河四、五两个区的抗日区政府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之后，我们以这两个区为基地，逐渐向济阳的七、八两区开始了工作。就在这时，济阳八区（仁风）的赵团，发生了内部矛盾。副团长赵学信和我原有交往。他和我秘密取得联系，他要从赵团挖出一部人和我一块干。为此，我带他到主力部队去了一趟。经请示领导同意，委任赵学信为济阳县大队长。这时，商河南二区（即四、五两区）的区政权已能站住脚根，独立活动了。组织上让我把这两个区交给商河县政府直接领导，由我另建济阳县工作委员会。
  一、济阳县工作委员会酝酿阶段：
  这时六区（曲堤）的刘程远团，七区（白桥）的高占亭团和八区（仁风）的赵秀芳团，都已归属省顽刘景良。而且也都拿出一小部分武装充当伪军，设立伪区公所。其大部分武装则隐避分散，搞所谓曲线救国。从表面看，他们都打起日本旗，当了汉奸。在他们统治的地盘上开辟工作，似乎象虎口夺食。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慑于八路军的强大威力，对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党派活动，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且由于他们腐化没落，扰民害民，总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则相反，因为第一，我们高举抗日旗帜。不扰民，不害民，和群众打成一片，必然受到群众拥护。第二，我在这带当教员时，结识了不少上、中层人士。他们对我印象尚好。第三、前段在高团的活动中，争取了一部分进步力量；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这些人和高团我的一些支持者，一旦需要，都会为我出力。第四、八区赵团的副团长赵学信已投靠我们，被任命县大队长。第五、最重要的是有党的领导和主力部队的强大支援。
  通过对以上情况的分析，我对组建济阳县工作委员会充满信心。于是要求领导再给配备几名干部。并把送去学习的一些青年，派回本地工作。领导很支持，接着派民运部的马东昌同志来作我的助手，派老红军廖保兴同志来当济阳支队的参谋长。此外，还派民运部干部尹震、李玉庚和当地学习的青年杨好廉，杨春山、于在清、付怀伦等同志来参加济阳工委会的工作。与此同时，另派纵政锄奸部长匡根山、民运部副部长史甄同志率曾支队（老五团）二营和乐陵支队、商河支队逐步向南活动，以声援我们开辟新区的工作。
  这段时间，虽是秘密活动，但我的家已成了一个活动据点，不分昼夜，人来人往。家里人们也不厌其烦地为我的工作服务。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在三九年农历八、九月间的一个夜里，挺纵政治部侦察队长赵月吾来叫我的门，告诉我“四一四”（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的代号）来了。真使我喜出望外，马上跟他去迎接。到了村北的场上，见到了符主任。他正拿着手电筒，伏着身子看地图。他问“这是什么村？”匡部长说：“是大吕村。”符主任马上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们住在这里，以后怎么再让他们隐蔽下去？”说完，符主任到了我家，谈了些情况，然后安排了部队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突然报告：“从东边来了一批人马，大约有百人左右，正向这村进发。”符主任问：“是什么队伍？”我说：“从东边来不会是好东西，肯定是些坏蛋，快让部队作战斗准备吧！”符主任马上下达了命令，让部队隐蔽埋伏，待敌人进入包围圈，彻底消灭。营长齐丁根立即作了战斗布署。这股伪军就是仁风的赵团，骑马走在前面的是该团的团长赵秀芳，他是率领汉奸队来抓我的。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我和廖参谋迎上前去，伪团长赵秀芳很神气地下了马。我们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假装欢迎说：“弟兄们辛苦了！”接着把匣枪亮在他的胸口，“不准动！动就打死你！”赵秀芳马上惊慌失措地说：“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从仁风来这村抓差办案的。”我们说：“谁和你误会，我们是八路军。赶快让你的部队放下武器！”这时我们的部队从四面八方端着步枪、机枪逼近了敌人，骑兵连也迅速地朝着敌人的来路包抄过去。就这样，一枪未放，一百来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当了俘虏。
  太阳出来了，村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跑来看热闹。但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有的说：“仁风这些汉奸为什么就这么可巧地来送命呢？”也有的说：“八路军这股天兵天将怎么就算准了他们会这天来呢？”大家议论纷纷，喜笑若狂。
  部队把俘虏全部带到村东头的庙前。符主任对我说：“你这个八路军再也隐蔽不下去了，就出面给俘虏们去讲讲话吧！”我站在俘虏面前，刚一开始，这些家伙中就有认识我的老同学，向我磕头求救，但很快被战士喊住了。我对他们讲：“我们是八路军，是抗日救国救人民的队伍。你们不要害怕，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是不杀俘虏的。你们要老老实实地交待罪行，接受教育，听侯处理。”指出他们卖国投敌，为虎作伥的罪过之后，还晓之以抗战救国的道理。教育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讲完话后，部队把俘虏带走。
  全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说，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部队。纪律好，又能打仗。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做了最好的饭，送给部队。还主动给部队缝补鞋、袜洗衣服。我们一家，因为化险为夷，更是高兴。如果今夜不是部队住在这里，我们全家就遭大殃了。因此，从内心里感谢八路军。这一天，杀鸡打酒，请几位领导同志在我家吃饭。晚上，部队就转移了。
  这次胜利，虽然是一次巧合，但对我们建立济阳县工作委员会，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二、济阳县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1.组织概况：济阳县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主任，马东昌同志是我的助手，没有公开他的职务，委员会以下设组织部，由杨好廉同志负责；宣传部，田尹震同志负责；武装动员部，由李玉庚同志负责；总务科，由新培养选拨的李传告同志负责。于在清和付怀伦两位同志分别负责组建七、八两个区公所。县大队由赵学信同志任大队长，并由廖保兴同志协助他组建一个中队。杨春山同志派入乔营工作（后续及）。还有些同志分配到各个部门。同时，还吸收了一些平时经过教育和考验的“民先”队员参加工委，充任工作人员。济阳县工作委员会这个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机构，就这样初具规模地建立起来了。
  2.工作任务
  甲、发展武装。当时这是主要任务。因为没有枪杆子、实力，是难以生存的。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赵学信同志负责。他一方面招收一些爱国青年，参加县大队。一方面争取原来的部下，从赵团向这里拉人拉枪。那时赵团的一挺轻机枪已在赵学信大队长的掌握之中，随时可以带到我们的县大队。因为当时我们人少力薄怕保不住，没让他带过来。让他待机而动。
  为了发展武装，我曾带着符主任亲笔写的介绍信去城西北李会野村和济阳支队长李毓善联系。李毓善是个老农民会道门头子，有二百多人，一挺重机枪。经这次联系，认为这伙部队，地方性很强，他们离不开家，我们相距又很远，因此要求他们和我们汇合是不现实的。我们分手前，只要求他们在那边好好巩固发展，进一步扩大力量，待机汇合。
  关于武器，我们另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主力部队打了胜仗总是把缴获的武器发给我们一部分；二是我们在当地发掘。因此，我们的武装也在不断的增加和改善。到一九四零年四月撤离时，县、区武装已发展到百人左右。
  乙、建立政权。首先是筹建七、八两区的抗日政权。主要是于在清、付怀伦两人负责。因为七区是县工委的根据地，又是在李玉庚同志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筹建工作进展较快。我七区政权的筹建直接威胁着高团的利益。因为他们已有一个伪区公所。于是他们就派人来商谈，提出共同建立，他们的意思是派几个人来参加我们的抗日政权。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伪区公所，打起日本旗，不能共同建立政权，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这样关系就有点紧张了，只是表面上表示进步，给我们点子弹、给卖油印机等。
  丙、发展党的组织。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是在三八年发展“民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九年在这里建立济阳工委之后，“民先”这个组织已停止发展。对“民先”组织成员，择优发展党员。当时杨好廉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是济阳简师的学生，在城西北靠近临邑县的地方有些同学，他参军前在那里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比较熟悉，济阳工委建立后，他经常到那个地方去做发展党的工作。直至王海亭家事件他被捕的那天，还是刚从那个地方回来。
  那时的党员，人人都积极地做发展工作。可以肯定地说，那一时期的党组织是有相当发展的。遗憾的是，了解情况的同志已大部去世了。当时负责组织部工作的杨好廉同志在王海亭家事件中被捕，后光荣牺牲。他所掌握的一些登记材料，也在这次事件中丢失。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我记的党员名字有：南乔家的乔同昌，大占家村吕念福（牺牲），南宋家村宋法和（牺牲），当时的总务科长李传诰。
  三、初建时期的一次严重打击。
  济阳工委成立后，同志们就大刀阔斧地活动起来了。我们力量虽小，但是后台硬，特别是大吕家战斗的胜利，使周围的地方团队都对我们非常敬畏。他们都主动和我们联系，起码做到和平共处，互不干扰，经常有来有往。前面提到的六区的老区长刘程远也主动和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领导。因之，我们也就想趁势组建六区抗日政权。总之，各方面的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
  我们的工作越是进展得顺利，就必然越使日本鬼子感到不安。鬼子为了限制乃至消灭我们，已在离我村二十五里的曲堤安了据点，并成立了伪区公所。伪区长刘向谦也在离我家五里地的白桥安了据点。维持会长、汉奸头子白玉亭（刘营子村有名的大土匪）也在我村北边的乔家安了据点。他们曾三次对我剿家，封门变产。家里人东奔西逃，流浪到亲友家去了。这时，日寇为了抓到我，把我村的抗日村长吕念福绑到白桥的鬼子据点，严刑拷打，要他说出我的名字，可是吕念福同志至死也不承认有我这个人（当时我己化名为杨健农）。结果，吕念福同志被鬼子活活打死了。
  以上这些，都还没有影响我的活动。使我受打击最严重的是王海亭村被日寇袭击事件。王海亭村在曲堤以北十多华里处。工委会在这里住了几天。这天我因到黄河以南联系工作而未在机关，可巧就发生了这个意外的不幸事件。我从黄河以南回来时，正是黄昏，刚进村就有人往外跑，说是“鬼子”来了！我听了就拚命地往机关里跑，正和从机关里跑出来的人撞了个对面。他说：“赶快跑！鬼子进院了！”我就被拉着跑出来了。情况是从曲堤来了一汽车鬼子，我们的同志太麻痹，哨兵看见汽车灯还说是出了月亮，鬼子的机枪和小炮响了，还说是娶媳妇的呢，结果受了很大损失。哨兵被打死了，杨好廉同志也刚因从临邑那边回来在屋里睡觉，被鬼子抓去了，我的勤务员小乔也被抓去了。其他同志虽然突围跑出来，但枪支丢失了一部分，文件材料全部丢光。第二天集合起来，群众情绪低落，我也因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又从未经受过这样的挫折，也有些灰心。特别是杨好廉同志不几天就被敌人惨杀，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又是我的表侄，我当时真是痛不欲生。但又一想，我不能灰心丧气，要振作精神，不然就对不起烈士，对不起众位同志，更对不起党的委托。于是又下定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同志们进行动员。振作精神，重整旗鼓，为死难烈士复仇。
  这次事件对我是一次严重考验。对这个新生的单位——济工委，也是一次严重考验。大部分同志自动回来了，继续工作。也有一小部分胆小鬼，趁此回家，脱离了革命。但我们的工委经过重新整顿之后，确实更团结更坚强了。我们由原来的五、六十人，很快的发展到百人左右。那些经不起考验的胆小鬼，就自然地被淘汰了。
  四、主力部队几个主要的战斗
  主力部队自从在我村首战告捷，生俘伪团长赵秀芳以下官兵百余人之后，主力部队就经常过来活动。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当时的部队一个星期不打仗，符主任就不高兴。有时我回部队汇报，他就问最近部队打仗了没有？如果没打仗，他就马上写信批评。要部队主动找仗打。这样，一方面可以锻炼部队，提高战斗力，积小胜利为大胜利；另一方面，就是震撼敌人，扩大政治影响。那时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独当一面的能力，主力部队往往采取分散活动。且因平原的特点，敌人据点星罗棋布，不适宜大部队集结。因此，挺纵政治部和司令部除大的节日和重要会议汇合之外，经常不在一起。政治部主要在冀鲁边区南部活动，符主任有时亲自带部队过来，大部分时间由锄奸部长匡根山和民运部付部长史甄带领老五团二营和地方部队过来。为了反映这一时期主力部队作战情况及其重大的政治影响，现选择几个主要战斗介绍如下：
  （1）仁风战斗——火烧潘家楼，活捉伪军头子“神枪徐四”。
  继大吕家战斗之后，部队很想抓住战机再打几个漂亮仗，以扩大影响。仁风镇是济阳城东北的一个重镇，是八区伪区公所的所在地。从来这里就是城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战以前，国民党在这里经常有公安分局驻扎。除县立高小，城外第一所高小（仁风高小）就设在这里。我在这里上高小时认识了不少的人。
  仁风西街大地主潘秀芳刚修起一座砖瓦结构的三层大楼。这座楼在城东北要算唯一的高大建筑。因此，仁风的伪军头子，神枪徐四看中了它，以这座大楼为中心，在这里安了伪军据点。正好，我们的主力部队也选中了它，想趁鬼子尚未在这座大楼安设据点之前把它拨掉。
  主力部队打这个仗，有很多有利条件：
  首先，这些伪军中有个副官，小名叫“狗胜”（大名记不清了），是我在仁风高小时的工友，我们关系不错，他听说我当了八路军，主动向我靠拢，经常出来给我送情报，传消息。因此，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情报。第二，我们县大队的大队长赵学信的家就在仁风。此外，县大队干部、战士家在仁风的也不少。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对仁风据点的敌情、地形、兵力配备、岗哨位置以及他们的生活规律，都了如指掌。第三、部队的侦察人员和指挥干部也亲自化装潜入，把所需要的情况，一概弄的清清楚楚。
  在一个严冬的夜里，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一个远距离的奔袭，人不知鬼不晓的地进了镇门，摸了岗哨。部队涌进了据点，汉奸们还在熟睡。部队上了楼，他们还认为是换岗。就是神枪徐四的住房由于事先搞清了，也没费什么劲，就把他活捉了。一个驻扎着二、三百伪军的坚固据点，就这样速战速决地拔掉了。为了消除隐患，不让鬼子在这座楼上安设据点，部队在撤出之前，就把这座大楼用火烧掉了。
  这是一次伤亡很少，收获很大的战斗。在当时，对威慑敌人，争取友军和开辟新区的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因此，广大群众把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传说得象天兵天将一样神奇。
  （2）陈、罗庄战斗，消灭一汽车鬼子兵。
  陈、罗庄是两个村子联在一起的，所以本地一般叫陈、罗二庄。它在仁风以北十五里处。村北就是徒骇河。一九四〇年春节后的一个夜里，我军进驻了这两个村子。第二天一早得到情报，鬼子今天来仁风以北清乡。自从我军拔除了仁风伪据点之后，县城的日寇就来了一个小队进驻仁风。这天，由县里来的一汽车鬼子经过仁风，一直向北驶来。我军为全部歼灭这伙日寇，在村南进行了兵力布署。上午九点许，一辆满载鬼子的汽车飞奔而来。进入我军伏击地带时，我军立即开火。一个排子枪，把敌人的汽车打坏了。鬼子惊慌万状，立即下车，以汽车为掩体，负隅顽抗，死守待援。敌人一挺机枪，一门小炮，不断地组织火力，向我还击。当时我们的主力，也仅仅是一个连（代号五小队）。接火之后，因为是开阔地，相距不满千米，很难接近敌人。长时间的形成对峙局面。在指挥所里不用望远镜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指战员，为了全歼这些万恶的日寇，不顾鬼子密集的炮火，顺着麦垄匍匐前进，有的同志就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符立庄（属七区），这里有一个伪据点，我和里面的伪军很熟。为了解敌情，就带了几个侦察队员，坐在他们的电话机旁，听他们的电话。县里来电话说：“皇军在陈罗庄遇八路军伏击，你们赶快增援！”这边答复：“我们马上就出发！”等了一会，县里又催问：“你们增援了没有？”这边答复：“已经增援了，中途遇到八路军阻击，请皇军快派部队增援！”县里说：“请原谅，这里实在派不出去！”
  通过听他们的电话，看出这里的伪军因害怕八路军，不肯出兵增援。另一方面，伪军也确实不愿为鬼子卖命，他们长时间的这样来回扯皮，为的是按兵不动。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指挥所。
  战斗持续到黄昏，鬼子基本上被完全消灭了，只剩下一两个鬼子老打冷枪。直到最后打扫战场，也没抓着一个活鬼子。我军也有相当伤亡。
  这次战斗，敌人死亡的具体数不详，约有四十多人，剩下一个活鬼子，可能是被打“懵”了，趁着黑夜，顺着骇河大堤向西走。拂晓时与李团乔营的乔正文走了个对面。乔把鬼子打死，缴获了一支大盖枪和一具望远镜。
  （3）连五庄战斗。消灭孙五旅，活抓旅长孙唐臣。
  孙唐臣是个老土匪，是孙五旅的旅长，也是商河最大的土顽，他归省顽刘景良所属。他在这里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把他消灭掉，对开展济、商、惠一带的工作，最为重要。
  孙五旅的主力是李光明团。李光明自幼家贫，讨过饭。后来当过土匪，但不搞女人，不吃大烟，为人较正派，人缘也可以。他是我本家的外甥。过去不认识，自我有了点名气之后，他主动和我联系，表示愿和我军靠拢。在这之前，他从未妨害我们的活动。因此，我也主动和他来往，关系搞的不错。后来经我介绍，他和我军的史甄部长相识，彼此往来非常友好。随之，部队之间也建立了友军关系。
  李团有三个营，人枪都较齐全。一营营长乔正修，是我的同学，也是李团的主力，又是我们的扬春山同志的亲戚，为了加强团结，并进一步掌握这支武装，就通过这些关系派杨春山同志到这个营当了副营长。李团的二营营长是七区高桥村人，叫刘闷子。李团的三营营长是尚学斌，河南人，行武出身。这人很不错，表示进步。听说过去曾接受过进步教育。和我关系很好，曾赠我一支手枪。
  李团，自团长以下和我们的关系都很好，于是我们就进一步商谈联合行动问题。结果，谈得很成功。此时，消灭孙五旅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军积极准备和组织歼灭孙五旅的战斗。孙五旅的旅部住在连五庄一带。为全部歼灭孙五旅，符主任亲自指挥这场战斗。李团全部带白袖标，和我军配合作战。只经一夜激战，全部歼灭了孙五旅的旅部，并活捉了该旅旅长孙唐臣。战斗结束后，部队驻到徒骇河北岸的尚家。我去看了一下孙唐臣，他被打断了一条腿，死一般地躺在门板上，大口吸着白面（毒品），阴沉着大长脸，一声不吭。
  这里附带说明：蒿子孙村战斗，乔营全军覆没的情况。李团因为和我军关系很好，是友军，就随我们逐渐进驻济阳地区，一九四零年春节后，雪已化完，但天气还有些冷。我们工委会住进了肖家庙。这村是在曲堤通往白桥的公路边。李团乔营驻在白桥以东的蒿子孙家。
  一天清早，突然从曲堤来了几十辆汽车和坦克，满载着日本鬼子，向着我们的驻地驶来。我们完全认为是来打我们的，立即组织机关部队，准备战斗。村子不大，我们人也不多，除严密禁止人员出入外，积极组织坚守，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敌人很快来到村头，我们紧握钢枪，准备投入战斗。可是敌人根本未停，直奔白桥而去。然后转向东北，随即包围了蒿子孙。接着，机枪、大炮响成了一团，敌人的汽车、坦克横冲直撞，绕着蒿子孙村转个不停。这时太阳刚出，我们相距七、八华里，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为乔营全体官兵的命运担忧。乔营官兵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下午两点左右。营长乔正修率部突围。他满以为只要冲出三里地就是大吕村，那里有徒骇河和浓密的村庄，可以周旋和隐蔽。可是只冲出一里多地，由于敌人众多，火力密集，突围失败，全体官兵，壮烈牺牲。士兵乔正文藏在一个粮仓里，敌人没有发现他，成了乔营的唯一幸存者。敌人走后，我马上进村去看，惨状目不忍睹。我军派去的杨春山同志，也在一个院子里英勇抵抗，用尽子弹，壮烈牺牲。
  这个营虽不是我们的部队，但确实是抗日的队伍，是我们的友军，他们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枪炮和刺刀之下，死的是光荣的。
  五、争取团结地方部队和各阶层的工作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抗战力量，尽量不树敌，不搞僵，上下层工作一齐做，以上层为主。首先争取互不侵犯，然后争取友好团结联合行动。当时我们的工委会刚刚建立，力量较小，工作开展的不错主要借助于主力军的威望和实力支援，不然，在日、伪、匪、顽的夹缝里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
  （1）李光明团：上文对其本人和部队情况以及与我军联合行动、配合作战等，已谈了一些，在此不再重叙。这里主要谈我个人对这个部队的认识。根据当时我们的友好程度和对这个部队的分析，认为：如果我们的主力不转移，我们的工作也不撤离，争取这个部队的一部或大部，是有可能的。理由如下：第一，当时这个部队地方性很强，没有被其他党派掌握，也末发现破坏抗日的活动。第二、他们已和我军配合作战，消灭了他们的旅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孙唐臣，这很明显是割断了他和当地土顽的联系。同时也表明了他和八路军合作的决心。第三、从未发生过和我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主要活动、生存地是商河县的四、五两区，即岳桥、龙桑一带。我们也在这两个区建立了抗日区分所，开展抗日工作。对此他们从未干扰破坏。从当时的实际行动看，关系是相当友好的。例如乔营进住济阳地区是为了配合和支援我们的活动，而不是象有人说的是为了消灭我们，那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他的主要矛盾是和高团。我们建立政权、发展组织，对他无甚威胁，也未发生矛盾。至于发展下去会出问题，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尚没有政治上的可靠保证，只是感情上的联系。听说后来李光明投敌了，解放商河城被我军活捉，把他枪毙了，这是他后来所作所为的罪有应得。
  （2）高占亭团、这个团实力较弱，归属省顽刘景良。高思想保守，不大敢干，地方性很强，未被其它党派所控制。他为了维护地盘实力，在我们建立七区抗日政权之前，就搞起一个伪区公所。因此，当我们建立抗日区政权时，就产生点利害矛盾，但未表面化。不过，我对他是有所警惕的。他胆子小，不敢轻易惹我们，因之一般往来尚正常。当时我们对这部分人的态度是：上层关系不放松，不搞僵，积极开展中下层工作。如当时高团的军需长王长庆和我是邻庄，自幼是同学，相处很好。直到我将要离开时，他特来向我送别。他对我说：“请你放心，家里由我负责保护，如果哪个胆敢危害你的家属，我就坚决干掉他！”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撤离之后，他常到我家问候。后来因为内部矛盾，被高占亭杀害了。再如刘曰胡是高团的特务连长，和我交往甚好。他几次表示要把队伍拉出来跟我干，我鼓励他好好干，等待时机。他说：“什么时侯需要我出力，尽管告诉我。”其他，不一一去说。总之，我认为高团无大作为，好了就和平共处。不好，时机一到，不是分化它，就是把它吃掉。
  （3）刘程远团：主要活动在曲堤一带。他为人比较正直，有作为，敢干，人称“小诸葛”。因为他是老区长，在当地有威望。他的部队成分较以上两团好，但同样也是地方性强，也没有什么党派活动。他主动和我联系，愿意接受八路军的指挥。我们之间虽来往不多，也未在实际上联合，但也没有利害冲突。我认为，如果不是情况变化，是有可能和我们联合的。
  （4）赵团：主要活动在仁风一带，也归省顽刘景良。我们撤离时。它已名存实亡，该团副团长赵学信早已成为我们的大队长，团长赵秀芳及其官兵百余人，在大吕家战斗中当了我们的俘虏。
  这个团我知道有国民党CC分子活动，就是我在仁风上高小时的最后一任校长，名叫于化沾，字熙春，我想搞掉他，当时还未来得及。
  （5）黄河南岸历城地区的小杨司令杨明章，家是地主，燕京大学的学生。他的人不多，武器很好。他主动找我联系，我和他面谈过，他想通过我找组织关系，他说和关向应有什么关系等。当时请示领导，认为和上级交通联络很不方便，一时难以搞清，先不要去管他。也由于隔着黄河，当时我们来往不方便。看来，他是个少爷公子，穿戴很讲究，招待我吃饭，也很讲究。见过一次面后，没再联系，据说后来他变坏了。
  （6）使我难以忘怀的徐锡山先生。
  徐锡山先生是白桥西徐家庄人，他是西医，自己开了一座西药房。我和他见过面，并无甚交。主力部队为了开展新区的工作，连着打了几仗，部队有些伤员，就交给我来安置。这里既不是根据地，又没医药，实在困难。但是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使伤员尽量减少痛苦，我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吃的问题不大，住的问题有困难。徒骇河以南敌人接连安了几个敌伪据点，监视着我们的活动。住在河南显然是不安全的。为了安全，只好把伤员安置在河北岸的杏行、党家、党家坊、尚家一带。这里是李团的活动区，距敌较远，且有两县县界之别。一般济阳的敌人是不过徒骇河的，只要李团不干予就没事。我们的伤员太苦了，由于伤口感染和恶化，他们坚强的忍受着巨烈的疼痛，实在忍不住了才喊叫几声，真使人心如刀割。
  对于红伤中医是束手无策的，我只好找徐锡山先生，向他请求帮助。我和徐先生谈了来意和目前的困难之后，徐先生慨然应允，并说甘尽义务，不收分文。这使我很感动。这时徐先生已年过半百，身体又很胖，行动已很不便。可是为了即早解除伤员痛苦，就马上和我骑自行车去看伤员。从这天开始，徐先生几天一次巡诊换药，风雨不误，使伤员的伤口愈合得很快。对此我过意不去，但当时又实在困难，只是口头表示感谢。
  徐先生因为是一个人开的小药房，人手少，资金有限，一般是不出诊的。他能在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不避艰险，不计得失，向我们伸出友谊和慈祥的双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撤离时，由于走的仓促，末能向徐先生致谢告别，成了我终身憾事。听说徐先生已经去世，在此特写一笔，望当地人士和后人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徐锡山先生永志不殁。
  六、主力转移，形势恶化，奉命撤离归建
  当时政治形势复杂，变化迅速。我军从整个形势出发，要求主力战略转移，也就引起了局部的变化。在一九四〇年的阳历四月（具体时间忘记了），忽然接到上级一封指示信，内称；“顽固刘景良部即将卷土重来，大举西犯，形势紧迫，请你迅速率所属机关部队北上与主力靠拢。”接信后，马上向干部进行传达，然后对部队进行动员。说明当前情况紧急，我们需要暂时撤离本地向主力靠拢。部队很快进行组织行动工作。当前，我们总以为还要待机重返呢。部队在徒骇河北岸的小乐家集合了一下，装了米袋子，准备了三、五天的干粮，就出发了。为了避免敌伪顽的袭击和干扰，采取了日休夜行的办法。到一地就封锁消息。用了三天的夜行军，终于到达目的地宁津、乐陵、德平的结合部簸箕刘家，与主力汇合了。史甄同志和我谈了当时的情况和任务。大意是：肖华、符竹庭两位领导同志带主力战略转移已到鲁西，这边留下部分主力，编两个支队。北边是津南支队，周贯五任司令，地方成立津南行署；南边成立鲁北支队，杨忠任司令，地方成立鲁北行署。随即进行整编，部队编入鲁北支队，济阳工委会和两个区的工作人员编入鲁北行署。第二天进行动员，会了餐。部队和工作人员就分别会编了。县大队长赵学信和宋法全两人因家庭有特殊情况，经领导批准，准予还乡。我和马东昌同志仍回民运部和史甄同志另作向鲁西转移归队的准备去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