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据冯先生自己说：甲午中日战争，他随军驻守大沽口炮台，中国战败，赔款割地求和，使他第一次感到日本的威胁。庚子八国联军攻陷保定，他亲眼目睹洋鬼子烧杀奸抢，尤其日本兵随意把老百姓当活靶子，瞄准射击，打中了便呵呵大笑，何等残暴，何等野蛮！从此他恨外国人，更恨日本人，一提到洋人特别是东洋人，便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同营兄弟给他取个绰号叫“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洋鬼子来了会用“洋药丸崩死他”。他回答：“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还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的图章，后来给人家写对联，有时也盖上这个图章。日本乘袁世凯阴谋称帝的机会，提出所谓“二十一条”，强迫袁氏接受。冯先生看出日本有“亡我国家，奴我民族”的野心。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想求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其不能不打倒恶势力赖以生存的日本帝国主义。”可见冯先生是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激于爱国热情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当然，在四十多年之前，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冯先生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但从他处理的几宗地方外交案件，也可看出他对帝国主义者的态度如何。这里我仅举两个例子。
  冯先生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兼常德镇守使时（一九一八年），一天几个日本海军来常德，守城门的冯军要检查，日兵大怒，逞凶打人，引起双方搏斗，三个日兵受伤。日本居留民会长高桥新二和日军舰长来见冯办交涉，首先要求监禁中国“行凶”士兵，然后再开谈判。冯先生问：“你们的根据是什么？”那个舰长傲然回答：“大日本海陆军刑法。”冯先生马上脱下一只鞋子，指着那舰长喝道：“你用日本军法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我中华民国，我要用鞋底打你的嘴巴，教训教训你！”那舰长无可答辩，反问一句：“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冯先生郑重地说：“维持治安的士兵有权检查任何人，不受检查的人，便是奸细匪徒。我们的士兵为执行命令，打伤几个匪徒，我要记他们一个大功。这就是我们的军法。”高桥进行威吓说：“看来，你是成心不想就地和解了。那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交涉。”冯先生满不在乎地说：
  “我冯某刚发出通电，反对段总理打内战，你不知道吗？好，你们快去找段总理吧！”接着，冯先生又正颜厉色地说：“一个巴掌打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才冲突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打人，我们的士兵为自卫才还击的。你们怎么不问问我们受伤的士兵应当怎么办呢？”这两个日本人看到道理讲不赢，威吓没有用，没有办法了，最后软了下来，商定双方互相慰问受伤的士兵，了此一场风波。
  又一次是冯当陕西督军时（一九二一年），有个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团长安德思和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行猎，获得两头野牛。他们回来后拜访冯先生，客气一番之后，冯先生问他们打猎关照过地方政府没有？安、高盛气凌人地回答：“我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用不着通知什么人。”冯说：“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你们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安、高诡辩道：“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是私自行猎？”冯说：“准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若是准许你们带手枪，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么？”安、高又说：“我们在中国已十五年了，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许打猎的。”冯驳斥道：“你们十五年没有遇到官府禁止打猎，那是他们睡着了，我却没有睡着。国家人民给我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你们不可！”由于冯先生大义凛然，使两个外国人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承认过错，请求原谅。
  冯先生常慨叹地说：外国人在内地横冲直撞，作威作福，哪里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实在太欺侮人了。他又说：我不懂什么外交，也不知道办得对不对。但是，我国先贤如蔺相如、苏武等不辱使命，为国争光，给我们留下了好的榜样。不象民国以来的那般“外交家”，只知奴颜婢膝，逢迎洋大人，什么丧权辱国的事都不在乎，还有点骨气吗？在那个崇外、媚外、恐外的年代，对于不法的帝国主义分子，侵犯我国的权益，冯先生能据理力争，反抗强暴，表现了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精神。
  一九三一年，冯先生驻山西汾阳。“九·一八”事变后，孔祥熙电冯先生：“日本将完全占领东北，国家要亡了，怎么办，请先生指教。”冯先生把电报给我看，并表示说：“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了，祖宗坟墓都不保了，还怕什么？我非打日本鬼子不可！”当时我非常赞同他说干就干的精神。冯先生乃离山西汾阳去南京，但结果大失所望。他看到蒋介石政府仍然奉行对日屈服的政策，为此异常气愤。又因他坚决主张抗日，随时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不久便托辞去泰山隐居。
  一九三三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冯先生偕我们去张家口。时长城战役已开始，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打得英勇顽强，深得中外好评。但热河的日伪军却得以迅速攻下了多伦等四县，直接威胁到张家口、绥远、山西。当时有人劝冯先生赶紧离开危险的张家口，到南京去，冯先生断然予以拒绝。这时，方振武、吉鸿昌等将军相继抵达张垣，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邓文等部也由热河省退入，大家会集一起商议对策，一致认为，蒋介石政府的退让政策决不会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止步，只有誓死抗击侵略者，才能守土保国。五月二十六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一面红色四方绒旗上绣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个黑色大字，在总部操场上高高升起了。大家一致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帅二十万爱国健儿，同日寇展开了浴血战斗。
  抗日同盟军总部就设在十年前冯先生担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兴建的原农业专科学校里，四周围有红墙。但经过十年来奉军、蒋军的破坏，学校已残破不堪。院墙内只剩下一组“品”字形的房屋，靠北边的两个“口”字房屋，一个“口”字是总务处的办公室兼宿舍，我那时担任总务处长，就在这里办公，并用布帘隔出一个屋角当寝室。另一个“口”字房屋是作为开大会用的礼堂。靠南边的一个“口”字房子，是总司令冯玉祥和参谋长邱斌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总部的大门是紧挨着总务处的房屋的，这三所房子的距离相隔不远，从总部大门前就可以看见总司令办公室的门口。“品”字形房的东面是一个大操场，用于训练。
  抗日同盟军经过两个月艰苦卓绝的血战，夺回了康保、宝昌、多伦、沽源四县。这是“九·一八”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地，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与鼓励，全军将士的杀敌斗志，更为昂扬。
  察东北的四个县收复后，蒋介石害怕抗日同盟军的影响扩大，便妄加冯先生以“破坏国策”的罪名，蒋党报纸诬同盟军为“匪”，并调十三个师勾结日寇“围剿”同盟军，其中包括“中央军”黄杰、关麟徵等部在平绥路南段堵击，其丧心病狂以至于此。蒋介石还离间宋哲元和冯先生的关系，唆使宋回张垣，赶走冯先生。蒋介石并以华北“最高职位”为诱饵，说宋如能搞垮抗日同盟军，他就让宋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主任，并且把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席，分由宋哲元、张自忠出任。宋哲元把蒋介石的这些阴谋转告了冯先生，冯先生当时考虑，如果自己把抗日同盟军坚持下去，不但危及宋哲元的地位和他个人的安全，而且单靠同盟军的力量无法抵挡日、蒋联合的夹击。冯先生的心情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一期间，同盟军将领鲍刚、张人杰、孙殿英、冯占海又先后被蒋介石重金收买，邓文将军于夜间宿营时惨遭暗杀，同盟会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后来发现蒋介石派了大批特务潜入张垣，连方振武将军的一个厨师也被收买了。内忧外困，逼使冯先生产生了放弃张垣抗战的念头。
  当时，吉鸿昌等将军坚持抗战到底，我们同去的朋友也反对放弃抗日的旗帜。我曾对冯先生说：“我们手里有队伍，为什么不干下去？就是败了，我们可以向蒙古草原撤退，还会有办法的。”冯先生倒剪双手，心情沉重的在屋里踱来踱去，听我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望着我问：“那谁跟我去啊？”我说：“我就是一个，你要是这样干，威信会更高，跟你的人多着哩！”可是事态的发展日益恶化，蒋介石进一步对同盟军分化瓦解和迫害，冯先生最后还是决心离开察哈尔，重返泰山。
  在决定退出张垣之前，冯先生曾召开军长以上的会议，谈到蒋介石的种种阴谋破坏，鬼蜮伎俩，他声泪俱下，悲愤欲绝。他分析了同盟军四周都遭围困封锁，内外困难很多，所以他不拟再坚持下去。与会人员中，吉鸿昌、方振武两将军慷慨陈词，力主抗日反蒋到底。他们说蒋介石的破坏与同盟军内外的困难，是当初就已经估计到的，如果今日怕这些困难，当初就不该来抗日。但是在场的其他将领，有的人不表态，有的人说一切听从冯总司令的决定，冯先生终于还是决定隐退了。
  闭会的第二天，由我负责召集了总司令部的中下级军官在总部礼堂开会，传达了冯先生的决定和吉鸿昌、方振武两将军的态度。我当时五内俱焚，痛斥蒋介石的不抗日而又不许爱国的军民抗日，以及蒋对同盟军的破坏，最后说到，全中国人民决不会允许蒋介石长此推行这种祸国卖民的政策。抗日同盟军的抗日种籽必将传播各地，发生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影响。
  不久，我又跟着冯先生回到了泰山。此后，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平素练兵以日本作假想敌的冯先生，的确仍时时想一拚老命，血战沙场，以身报国，无奈无权无兵，赤手空拳，徒唤奈何，而且因此吃尽了蒋介石的苦头。比如，“八·一三”上海抗战那一天，蒋介石发表冯先生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先生即写好遗嘱，出发前线，却不知道这里面有个大阴谋。一方面，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声势不可抵挡，蒋介石看到硬压不下去，乃故作姿态，调兵遣将，摆出要打仗的架势，并起用抗日将领冯玉祥，表示“真要抵抗”了，实际施放的是假抗日真投降的烟幕弹，借以迷惑欺骗人民而已。另一方面，自“中原大战”以后，冯先生虽隐居泰山，蒋介石仍然认为冯玉祥是他的一个大劲敌，随时在提防着他，决不让他再有任何机会掌握兵权。抗战前蒋介石所以拉冯先生当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因为这只是个位虽高而无实权的名义，实际是请君入瓮，借此把冯先生羁縻住。那么，这次蒋介石为什么肯任冯先生为第三战区统帅呢？除了上述的政治骗局以外，蒋介石还想重重打击冯先生一下。内幕是，上海前线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冯先生是调不动一兵一卒，也无权解决问题的。冯先生曾电蒋介石质问：“你直接指挥到基层部队，他们不接受我的命令，如此职权不清，如何作战？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伤病兵无人管，怎么办？”蒋介石对此一概不理不答。蒋玩的这个伎俩，既可贯彻他的不抵抗政策，又可让冯先生负战败之责，以打击冯先生的抗日声望。此即所谓“一石二鸟”的诡计。
  这还不够，蒋介石又来更毒的一手。当沪战失利，蒋介石立刻调冯先生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让他指挥他的旧部——韩复榘（山东）、宋哲元（河北）的军队。外人看来，冯先生重新掌握自己的队伍，一定有机会大显身手了，实则又是一个陷阱。当冯先生带鹿钟麟、石敬亭赴前方时，蒋介石即派蒋伯诚、肖振瀛分别密告韩复榘、宋哲元，说冯先生有以石（敬亭）代韩、以鹿（钟麟）代宋的打算，要他们提防冯先生拉他们的队伍。这种挑拨离间的手法，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识破，然而韩复榘、宋哲元却信以为真。因此宋称病请假，躲上泰山，表示消极的不合作，而老冯在河北前线想见一见小冯（代宋职务的军长冯治安），亦不可得。韩复榘则更为粗蛮，把冯先生派往前方活动的几个前西北军师长抓了起来，这等于对冯先生示威恫吓。正在这个时候，日寇大举南犯，宋部不战而退，一泻千里，由河北退到河南新乡。蒋介石便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消了第六战区。冯先生受到这样沉痛的打击和戏弄，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值此国难危急，大敌当前之际，蒋介石竟使出这种卑鄙手段，陷害抗日将领，真是一个奸险狠毒、亘古未有的大国贼。
  从此，冯先生凄然回到后方，除了有时蒋介石派他整训军队、视察国防工事外，就无一事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