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四十五年前，我是山东省立莱阳乡师第三级的学生，于一九三六年底毕业。在校四年，不仅学习了文化和乡村教育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校在党的影响下，大胆改革了旧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了先进思想的教育。通过各种活动，使我逐步认识了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从而促使我向往共产党，引导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务处安排增设了社会科学课程，教育学生懂得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王衷一（即王哲）老师亲自讲授农村经济学，他还借机给我们讲了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革命、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同时还讲了农村阶级斗争和中国的前途、青年的前途等，这对我接受进步思想有不少启发和帮助。当时学校图书馆订购了大量进步书刊，对学生的思想进步也起了不少作用。还有，学校有些思想进步的老师，对学生也有相当的影响。例如，何其芳老师，是我们的语文教员，他讲课和个别谈话时表露出一些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满，也有时借古讽今。他好写诗，记得在和我们离别时，他送给我几篇诗稿，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只准学生读书，不准学生救国的谬论，激励青年要为保卫中华民族而起来斗争。美术教员尚逵斋老师，常在他家里给我讲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的道理。这些都是使我不断接受一些进步思想的雨露。不仅如此，学校还推动学生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从实践中来锻炼提高学生对党对革命的认识。例如在韩（复榘）刘（珍年）之战以后，学校组织了师生要求当局赔偿损失的斗争以及和童子军教员、训育人员、亲国民党的学生的斗争等。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十月，校内爆发了师生抗日救国运动，对我教育更为深刻。当时，日寇侵华活动日益猖獗，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大声疾呼，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救国，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各地爱国人士、各种进步刊物都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何梅协定》以后，国民党政府卖国凶相毕露，广大爱国人民不畏强暴，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后，莱阳乡师在进步师生的组织推动下，组成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不仅在本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还组成若干小组分赴胶东各地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我和徐永绪（现名于武）、张泽高（现名张诚）同学为北路小组，沿烟莱公路到栖霞、福山县城和烟台市中等学校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记得在出发前，王衷一老师等嘱咐我们：要反复宣传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关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教师学生不能只知读书，不顾国家存亡，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抗日救国等等。我们携带着宣传品，骑着自行车，按计划到外地进行活动。当我们在栖霞、福山县城活动后到烟台时，韩复榘派出的反共清乡队到了胶东，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加上我们没有革命经验，照样到烟台中学与邴子鹏（后来知道他是莱阳国民党反动派骨干分子。曾在莱阳乡师任过训育员）洽谈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问题，当时他假惺惺地表示“赞成”，约好翌晨具体商办。当我们按时去找他时，他却借口有事躲开了。见他不在，我们就准备到东山芝罘中学去活动，刚出校门不远，就被穿黑大褂的特务逮捕，将我们押送国民党警察局，后被押送到海阳城“清乡司令部”。反动的清乡队对我们严加审问，因毫无结果，就将我们关进监牢。过了几天，又被武装解回莱阳，关在看守所。不久被学校保释。经过被捕中的几经折腾，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革命教育课，使我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的命运。当然，那时区别国民党和共产党，主要是从对抗日救国的政策上来看的。我们回校后，抗日救国运动已被反动派镇压，校内气氛极为沉默，师生们对我们被捕抱有不同态度，大多数师生表示同情，有些人还到宿舍热情慰问，鼓励我们不要灰心。但也有少数人，对我们很冷淡，见面远远避开，甚至还说讽刺话。当我们向全体师生大会介绍被捕经过时，其反映也是如此，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当时自己思想也一度感到苦闷。但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想来想去，只有找共产党，坚决跟党走，才有光明前途。我终于在一九三七年末，在牟平县崮头镇找到了党——牟平县委。先是参加了“民先”，继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跟党干革命四十多年。
  今天，当我回忆在乡师这一段经历时，深深地感谢母校对自己的培养，并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