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去莱阳乡师之初，有个名叫张冠吾的教师，是个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三青团全国七干事之一），曾经组织过无政府主义党。他利用学校的讲台贩卖巴枯宁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动理论，攻击马列主义，诽谤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时把学校搅得乌烟瘴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学校办好，进步的师生们团结起来，迫使他离开了莱阳乡师。听说他离开莱阳后即投靠了蒋介石，跑到南京的一个反省院当所谓教授去了。
  我担任了莱阳乡师的教务主任，还兼了两门课，即“农村经济”和“教育心理学”，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国民党教育部门印发的课本，但我揉合进一些革命内容，即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时的教育制度完全是旧式的一套，真正是“读死书”，“死读书”，禁锢了青年们的思想，加上前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许多同学虽然对社会不满和具有反抗精神，但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必须首先从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入手，而先进的思想不是自发形成，必须依赖于学习和灌输才能实现。为了做到这点，我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改革教学内容。除我在课堂上讲授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外，还团结了一批进步老师立志于教学的改革，象语文老师何其芳、王冶秋等，经常选用鲁迅的文章作教材，启发学生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树立斗争的信心。音乐老师瞿亚先教学生大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横扫了往日的靡靡之音，提高了大家的斗志。二是从外地征订进步书刊。如陶行知主办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永生》等书刊，计七十余种。开办了阅览室，让同学们有机会阅读进步书籍，不但增长了知识，而且开扩了视野，接受了先进思想。三是提倡学术讨论，并推广学习拉丁化新文字。每个班都办了墙报，成立了读书会，常常利用星期日以读书会的名义发起时事讨论会，讨论国家形势，收益甚大。由于在学校推广了拉丁化新文字，我曾动员学生用拉丁化新文字办墙报，使外行人无法看懂，借以在师生中宣传抗日，谴责当局的卖国行径。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教育界和绝大多数爱国青年是个很大的震动，许多人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我同进步老师一起引导学生们将爱国精神化为行动，并进而认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唤起民众，于是大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办墙报，写文章，还到附近农村宣传抗日，在师生中形成了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可喜局面。记得还请了位善于绘画的学生在学校的大墙上画了幅东北三省的地图，让大家不忘国耻。莱阳乡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够坚持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并继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使师生们的进步思想形成一股巨流，向黑暗势力发起冲击，并对胶东一带的抗日活动有所推动。其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一些进步师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曾受过党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归根结底是在党的影响下，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样一个局面。